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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毕业求职季。874万人，这是2020届毕业生的总人数，比2019届新增40万。2021届毕业生人数再增35万，总体规模已达909万，创历史新高。据央视财经报道，2020年，向国内岗位投递简历的归国人才数量较2019年增加33.9%。2021年春节后的第二周，由于考研成绩公布，更多应届生流向就业市场，求职人数预计同比增长143.1%。
找工作有多难？3位毕业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他们的求职故事。
几次想写这篇文章，但几次提笔又放下。为什么？她总站在我面前，连珠炮般地阐释观点，总把我的思绪打飞了。真没觉得她已经离世，但这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冯艾玲，我心中永远的大姐、导师。
2020年11月11日，我和司马南就“蚂蚁金服”问题聊天，在谈到金融底线时，我提到了一位老前辈冯艾玲大姐。当时我说：我们这代人得益于老一辈的教诲，比如我的老大姐冯艾玲就曾告诉我，搞金融，千万不要帮人跑贷款，千万不要给人荐股票，这是底线。我说，正是坚守这样的底线，尽管我们没赚大钱，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否则会怎样？
这段视频被冯艾玲大姐看到了，于是她对身边的儿子——盛雷说：这个钮文新是我认识的、在中国新闻圈里最懂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人。她还告诉盛雷，有时间你约约钮文新，来家一起聊聊天。
这是盛雷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也正是因為冯大姐有过“约他来家聊聊”的愿望，所以盛雷把母亲突发重病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那是新年刚过的1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短信中出现了盛雷发来的信息：“家母于12月30号下午三点半突发动脉瘤破裂（脑溢血）在小区门口摔倒，虽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救，并且在有关领导的关心下做了极大努力，但因期间发生二次大出血，所以无法手术治疗了，现在生命体征仅能维持几天时间了。”
盛雷和我见过一面，是冯大姐叫我一起开会，盛雷陪着母亲来到会场，冯大姐介绍我们认识，而我们彼此留下了电话。看到这段文字立即回电话给盛雷，我急切地问：“在哪家医院，我要去看她。”回答：“不行，疫情防护措施和ICU病房都决定了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包括我。”那该怎么办？最后约定，什么时候医院同意看望，立即告诉我。
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盛雷发来一张照片。冯大姐浑身插满管子，紧闭双眼，盛雷坐在身边泪如泉涌。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隐隐作痛。和还在悲痛之中的盛雷简单聊了一下大姐的情况，又问了问冯大姐老伴儿在疗养院（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情况，结果发现：除了对盛雷的“廉价安慰”，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而只能静候那个“心碎时刻”的到来。
人生无奈甚多，明知“恩人”不久人世却不得相见，这好像不只是无奈，而是真真切切的心痛。2021年1月21日，年仅69岁的冯艾玲大姐走完了最后一段路，撒手人寰。按疫情防控要求，唯有盛雷可以陪伴，而其他所有人都不能送行，以致冯大姐人生最后一程显得如此孤单。不过，我们都惦记着、遥望着，心中默默祈祷：愿大姐安息，愿大姐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您为之操劳一生的中国金融事业能够如您所愿。
和冯艾玲大姐30年交往，从未感觉她是官，而更是学者。尽管真坐下来长聊的时光寥寥无几，但每次都带给我深刻的教益。比如，在我们相识不久的1994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司副司长的冯大姐见到我，问我近况，我说专门搞证券报道了。于是她对我说：证券市场是信息综合性、敏感性最强的金融市场，所以要搞好证券报道，不能总是就事论事，必须要懂得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和所有金融市场的来龙去脉、因果逻辑，否则你的报道就会非常肤浅。
说实话，正是听了冯大姐这番教诲，我开始大量阅读，学习经济、金融方面的教科书和名家专著，总体感觉是：证券市场慢慢变小了，过去跳起来都不一定够到的市场变化，渐渐地可以平视了，再渐渐可以俯视了。也正是这样的变化，让我受益一生。所以在我心中，冯艾玲大姐一直都是导师的角色。
还有一次，那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1997年。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经济半小时》的委派，负责制作大型系列专题片《金融风暴》。该如何把握这部电视片的总基调？我给冯大姐打了电话。听我讲明情况之后，冯大姐非常激动，她说，这个好，有必要好好做个电视片。
于是，她应我之邀，在中央电视台西北角上的一家小餐馆、一张最普通的小餐桌上，和我聊了4个多小时。谈的内容非常多，从东盟的起源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再到美国基本国策的演变等，不仅帮我理清重要的历史脉络，而且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看清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必须要揭示历史，揭示“冷战”时期亚洲经济和金融格局的演变过程，看清美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国从中应当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正是冯大姐的这番教诲，让我在制作《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犹如绣花，一点一点地研究细节，一点一点地揭示真相，不仅要说金融危机背后在经济上所犯的逻辑错误，而更要深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是被怎样的专家、怎样的理论所误导。正是大量研究这样的问题，我的眼界好像突然打开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敏锐度突然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其中令我感到骄傲的是：第一，片中阐述了“开放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执行固定汇率制度，那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同时失去自主权”，这实际和日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异曲同工;第二，片中提出：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安全恐怕已经不是领土安全、军事安全，而应当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核心则是金融安全。
或许正是因为提出了上述两个重要观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责成办公厅向中央电视台索要《金融风暴》的解说词文稿。这是我的荣耀吗？其实，如果没有冯大姐4个小时的苦口婆心，也不可能有《金融风暴》的制作成功，而且也可能不会有我现在的工作成就。
我深切怀念冯艾玲大姐，不仅出于她对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帮助，而更因他们那种为国家默默奉献、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无私精神。据我所知，1994年之后，中国出台的大量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对人民币国际化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实际都是这代金融改革家在日以继夜地努力，他们是我心中一代真正的中国“金融台柱子”，相比于当下的学术浮躁，冯大姐更显得亲切而可敬。
清明节了，愿遍地春花为纪念冯大姐英灵而盛放，您安息吧！
找工作有多难？3位毕业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他们的求职故事。
几次想写这篇文章，但几次提笔又放下。为什么？她总站在我面前，连珠炮般地阐释观点，总把我的思绪打飞了。真没觉得她已经离世，但这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冯艾玲，我心中永远的大姐、导师。
2020年11月11日，我和司马南就“蚂蚁金服”问题聊天，在谈到金融底线时，我提到了一位老前辈冯艾玲大姐。当时我说：我们这代人得益于老一辈的教诲，比如我的老大姐冯艾玲就曾告诉我，搞金融，千万不要帮人跑贷款，千万不要给人荐股票，这是底线。我说，正是坚守这样的底线，尽管我们没赚大钱，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否则会怎样？
这段视频被冯艾玲大姐看到了，于是她对身边的儿子——盛雷说：这个钮文新是我认识的、在中国新闻圈里最懂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人。她还告诉盛雷，有时间你约约钮文新，来家一起聊聊天。
这是盛雷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也正是因為冯大姐有过“约他来家聊聊”的愿望，所以盛雷把母亲突发重病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那是新年刚过的1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短信中出现了盛雷发来的信息：“家母于12月30号下午三点半突发动脉瘤破裂（脑溢血）在小区门口摔倒，虽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救，并且在有关领导的关心下做了极大努力，但因期间发生二次大出血，所以无法手术治疗了，现在生命体征仅能维持几天时间了。”
盛雷和我见过一面，是冯大姐叫我一起开会，盛雷陪着母亲来到会场，冯大姐介绍我们认识，而我们彼此留下了电话。看到这段文字立即回电话给盛雷，我急切地问：“在哪家医院，我要去看她。”回答：“不行，疫情防护措施和ICU病房都决定了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包括我。”那该怎么办？最后约定，什么时候医院同意看望，立即告诉我。
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盛雷发来一张照片。冯大姐浑身插满管子，紧闭双眼，盛雷坐在身边泪如泉涌。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隐隐作痛。和还在悲痛之中的盛雷简单聊了一下大姐的情况，又问了问冯大姐老伴儿在疗养院（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情况，结果发现：除了对盛雷的“廉价安慰”，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而只能静候那个“心碎时刻”的到来。
人生无奈甚多，明知“恩人”不久人世却不得相见，这好像不只是无奈，而是真真切切的心痛。2021年1月21日，年仅69岁的冯艾玲大姐走完了最后一段路，撒手人寰。按疫情防控要求，唯有盛雷可以陪伴，而其他所有人都不能送行，以致冯大姐人生最后一程显得如此孤单。不过，我们都惦记着、遥望着，心中默默祈祷：愿大姐安息，愿大姐在天之灵能够看到，您为之操劳一生的中国金融事业能够如您所愿。
和冯艾玲大姐30年交往，从未感觉她是官，而更是学者。尽管真坐下来长聊的时光寥寥无几，但每次都带给我深刻的教益。比如，在我们相识不久的1994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司副司长的冯大姐见到我，问我近况，我说专门搞证券报道了。于是她对我说：证券市场是信息综合性、敏感性最强的金融市场，所以要搞好证券报道，不能总是就事论事，必须要懂得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和所有金融市场的来龙去脉、因果逻辑，否则你的报道就会非常肤浅。
说实话，正是听了冯大姐这番教诲，我开始大量阅读，学习经济、金融方面的教科书和名家专著，总体感觉是：证券市场慢慢变小了，过去跳起来都不一定够到的市场变化，渐渐地可以平视了，再渐渐可以俯视了。也正是这样的变化，让我受益一生。所以在我心中，冯艾玲大姐一直都是导师的角色。
还有一次，那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1997年。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经济半小时》的委派，负责制作大型系列专题片《金融风暴》。该如何把握这部电视片的总基调？我给冯大姐打了电话。听我讲明情况之后，冯大姐非常激动，她说，这个好，有必要好好做个电视片。
于是，她应我之邀，在中央电视台西北角上的一家小餐馆、一张最普通的小餐桌上，和我聊了4个多小时。谈的内容非常多，从东盟的起源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再到美国基本国策的演变等，不仅帮我理清重要的历史脉络，而且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看清亚洲金融危机的本质，必须要揭示历史，揭示“冷战”时期亚洲经济和金融格局的演变过程，看清美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国从中应当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正是冯大姐的这番教诲，让我在制作《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犹如绣花，一点一点地研究细节，一点一点地揭示真相，不仅要说金融危机背后在经济上所犯的逻辑错误，而更要深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是被怎样的专家、怎样的理论所误导。正是大量研究这样的问题，我的眼界好像突然打开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敏锐度突然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其中令我感到骄傲的是：第一，片中阐述了“开放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执行固定汇率制度，那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同时失去自主权”，这实际和日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异曲同工;第二，片中提出：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安全恐怕已经不是领土安全、军事安全，而应当是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核心则是金融安全。
或许正是因为提出了上述两个重要观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责成办公厅向中央电视台索要《金融风暴》的解说词文稿。这是我的荣耀吗？其实，如果没有冯大姐4个小时的苦口婆心，也不可能有《金融风暴》的制作成功，而且也可能不会有我现在的工作成就。
我深切怀念冯艾玲大姐，不仅出于她对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帮助，而更因他们那种为国家默默奉献、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无私精神。据我所知，1994年之后，中国出台的大量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对人民币国际化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实际都是这代金融改革家在日以继夜地努力，他们是我心中一代真正的中国“金融台柱子”，相比于当下的学术浮躁，冯大姐更显得亲切而可敬。
清明节了，愿遍地春花为纪念冯大姐英灵而盛放，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