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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碧莲院士年逾8旬,但人们发现,办公室里的她一点也没有老态,她快速地在电脑上给国外同行回信,快速地回答着来访者的提问,快速地指挥研究生做某项工作,还时不时地快速抄起电话接听并侃侃而谈……看着她满头的白发和敏捷的动作,人们不禁惊叹:这位杰出女性的生命力竟能如此绵长、鲜活、强劲,并且始终生机勃勃。肖碧莲的回答是,工作让她精力充沛,科研叫她忘记年龄。对她来讲,工作不仅仅是奉献,更是美丽的享受……
幕幕惨剧
坚定奉献终生的志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又一个妇女在生产她的第六个孩子时由于产后大出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凄厉的哭声震撼着年轻的肖碧莲。那时她正在大学本科学习的最后阶段进行临床实习,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无数同胞姐妹的病痛,甚至死亡,这一幕幕惨剧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无数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技术有限而身染疾病得不到救治,而且妇女们没有任何选择地反复妊娠、生产,由此带来的伤害给她们的生存增添了更多的危机。正是由于亲眼目睹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身心痛苦,为中国妇女生殖健康事业而奋斗成为肖碧莲为之奉献终生的志向。
此后,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忘我地工作。从事妇产科、生殖内分泌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之一。1980年和1987年她先后两次被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聘为科技顾问组成员,1986年被美国国际家庭健康主任委员会聘为高级顾问,1994年她被推选为首届工程院院士。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
首创低量口服避孕
赢得国际尊重
肖碧莲1923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1949年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受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姐姐的影响,22岁的肖碧莲就投身于中国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毕业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宏仁医院进行妇产科医疗和教学工作。在临床工作中,肖碧莲敏锐地观察到生殖内分泌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巨大影响,并于1956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第一医学院就读妇产科内分泌研究生。在学期间,她刻苦努力,用俄文所做的课堂笔记受到老师高度称赞,并成为同学学习的典范。195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60年回国,在上海仁济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开展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
1963年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联合组织对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她所在的实验室为口服避孕药的药理、临床研究基地之一。通过对国产口服避孕药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分析,肯定了其作用机理和临床效果。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常用的口服避孕药是大剂量的,妇女服药后的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头晕,同时对肝功能的损伤也较大。肖碧莲带领全室人员进行低剂量试验。她们发现,口服避孕药剂量减半同样具有抗排卵的作用,对肝功能的影响也明显降低。1967年,肖碧莲她们研制的口服避孕药通过国家鉴定并正式在全国推广使用。肖碧莲在科研上的探索并没有因此停止,她又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剂量的试验工作。她们证实,四分之一剂量的避孕药有效率同样达到100%!该项研究为我国首创的1号、2号低剂量口服避孕药研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至此,我国口服避孕药的剂量达到国际最低值,又能起到同样的避孕效果。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为广大育龄妇女免除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身心痛苦做出重大贡献。在当时这一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8年,在瑞士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口服避孕药合成化学家Djesassi博士说:“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低剂量的口服避孕药研究,而在中国,七八年前就已经使用上了。”从此,在国际生殖健康界,“中国”和“肖碧莲”的名字越发地引人注目与尊重。
让科学造福大众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为了寻求避孕方法的多样性和安全性,肖碧莲接着研究了中国妇女正常的月经周期血清中各项生殖激素的变化规律,在对北京地区近千名妇女月经周期和排卵率进行了6个月的观察和研究后,她们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数据。在此基础上,肖碧莲提出的“关于释放10甲基炔诺酮阴道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释放18甲基炔诺酮宫内节育器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特别是在猕猴实验中发现“避孕药能大量进入卵泡液中,其浓度高于外周血1.4倍”等重大发现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这些对避孕药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对照数据和新的依据,为国产1号、2号和长效避孕药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有了科学的避孕方法,但所有育龄妇女都会碰到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非意愿怀孕。意外怀孕后,妇女们只能去做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而人工流产对于妇女来说,既痛苦又损伤身体。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科学家,肖碧莲又在考虑另一个问题:计划生育手段怎样充分满足妇女们的需要?如何寻找更加方便可行的补救方法?
那是1995年,肖碧莲发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荷兰的人工流产率最低,在那里,紧急避孕已经成为其他避孕措施失败后的补救方法,而且在推广紧急避孕药的欧洲国家,也已经证明了紧急避孕的补救效果。肖碧莲等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她在1000多例的小样本研究中发现,妇女在同房后12个小时内,用10毫克米非司酮进行紧急避孕,成功率为85%。在那之后,全国30个点的4900多例研究证明了同样的结论。不久,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带动下,紧急避孕服务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上海自从开展紧急避孕服务后,人工流产率大幅度下降。在上海的普通老百姓中,知道可以紧急避孕的占28%!这个结果,令肖碧莲非常高兴。她说,让科学造福大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紧急避孕服务的意义在于预防,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紧急避孕方法是有效和安全的,而且使用简便。在计划生育中引入紧急避孕服务,通过门诊和非门诊渠道宣传、教育、信息传递方式推广紧急避孕,是国际上许多机构和组织推荐的方法。
肖碧莲除了参加每年度的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规划会议外,她还多次参加在欧、美、非洲、东南亚、澳洲举行的国际性专题研究会及重大学术会议,如世界妇产科大会、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论坛等。每次参加会议都积极介绍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科研成果等,让国外真实客观地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为争取国际合作开展计划生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广博的知识
令世卫组织官员折服
多年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肖碧莲仍然坚持对避孕药、避孕针剂的作用机理、药代动力学和临床内分泌学进行研究。
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成立五个计划生育科研所。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时身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肖碧莲同志,在与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进行谈判时,以流利的英语口语,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令在场的国际组织成员为之折服,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后她又亲自办理申请援助项目的种种纷繁手续,在短时间内即获得人口基金第一期350万美元的援助,使科研所一成立就得以用上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使我国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跻身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国家计划生育科研所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 肖碧莲任该中心主任。二十年来,肖碧莲借鉴国外科研机构的先进经验,积极向多个国际组织、基金会、财团、药厂争取了大量的项目经费,为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肖碧莲始终认为科研部门应当有相对独立的科研计划,包括近、中、远期各个阶段的计划,做到近期有安排,中期有准备,远期有目标。保证科研计划持续、循序渐进地开展。同时,科研成果要不断地反馈到实践中去。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肖碧莲多次参与对甾体避孕药具利弊的系统评估,精心指导临床实践,对研究适合中国妇女的避孕药具付出了全部心血,为避孕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技术条件。70年代她开始领导“卵巢功能及其调控”、“卵泡发育和黄体萎缩机理”等多学科联合攻关课题,提出了发展避孕技术的新途径。先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六五”、“七五”、“八五”攻关成果三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避孕、节育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至今世界上没有一种避孕方法是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全世界都面临着大量非意愿妊娠造成人工流产的难题,不安全流产不仅增加了社会负担,也导致相关并发症,直接威胁着妇女的健康。1996年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紧急避孕与着床研究讨论会。此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三个大型国际紧急避孕多中心研究课题开始启动,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肖碧莲院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在研究比较不同剂量的米非司酮,左炔诺孕酮和宫内节育器的紧急避孕效果时,她不辞辛苦、领导全国三十几个研究中心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改善我国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特别是减轻妇女流产痛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誉。
诲人不倦
希望更多的人后来居上
一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最需要的是什么精神?肖碧莲回答是献身和创新精神。她认为,我国目前生殖健康领域最缺乏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令她痛心的是,在这个领域内人才流失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她好不容易培养出的研究生,动不动就出国了,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她说,一方面要提倡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应该为献身基础研究的人才创造必要的科研条件和良好环境。
肖碧莲一直注重教学工作,早年在宏仁医院就积极从事妇产科教学工作。1960年回国后,在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为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建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后,她开始着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肖碧莲积极与国外联系,争取经费,送科研人员出国学习,鼓励他们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她对归国人员十分关心,多次主动将自己的科研经费拨给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帮助他们争取课题。肖碧莲善于把握全局,充分调动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年轻人主动承担科研任务,放手让他们独挡一面。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她鼓励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使他们在学术上尽快成熟起来。肖碧莲培养的许多科研人员现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技能,1979年肖碧莲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放射免疫测定的规范化工作,于1979年和1980年请国外专家组织放射免疫测定技术学习班,最早为国内引进了国际上刚刚起步的放射免疫测定技术,使我国的激素研究工作进入定量时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肖碧莲在积极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开展科学研究,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基层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在她1989年担任所长以后,连续五年面向全国各省的计划生育科研所举办每期一年的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此外肖碧莲还会同其他专家学者组织了多次专题学习班和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诱导排卵、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培养基础研究、男性节育技术、IUD新发展、多囊卵巢综合征、不育症、女性生殖神经内分泌等诸多方面,促进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尽快推向全国,造福于广大育龄群众。近年来,根据我国实际需要,她从国外引进了紧急避孕方法,组织学习班,并通过媒体向计划生育卫生系统和社会广泛宣传紧急避孕的意义,普及各种有关紧急避孕方法的科学知识。她在百忙中亲自组织科研人员讨论课题及相关文献,拓展大家的知识面,组织学习外语,加强听说读写能力,以利于更好地和国外研究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流。
她常说:年轻人的知识面要广,现在专业分得很细,有好处,但也有局限。比如有些学临床的,跟临床有关的报告才听,无关的根本不去听,这不好。不管与你专业是否有关,听了之后,对自己总会有益。曾有一位外国朋友,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这样讲过: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像胡萝卜,在一个问题上越钻越深;一种像卷心菜,知识越来越丰厚。但现在很多人只注意深而不注意广,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近几年,肖碧莲一边带研究生一边编译有关学术杂志,介绍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进展,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她主持与协和医院联合主办了有关生殖医学杂志,她还承担了国际知名《OutLook》(展望)、《Progress》(进展)及国际计生联医学通讯等的编译工作。她四处申请经费,努力寻找国际组织资助,就是要保证其中的一部分杂志能够免费送到县一级的计划生育领导干部手中,让他们了解新知识、新观念,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她说,中国那么大,她的这点材料分到下面像撒芝麻,但多多少少会“管点用”,只要有人能拿到这些“教材”,再在亲友中传播,她们多年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就是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一个小小心愿。
人格魅力为同行称道
从1970年开始,为了进一步了解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情况,肖碧莲带领实验室的同事们不辞辛苦,深入上海郊区和工厂,向育龄妇女发放药物,调查服药者的副作用,最后调查服药者停药后生育的孩子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上千人份的追踪调查。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每次采集妇女的尿样后,只能挤长途汽车带回实验室分析。她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一直坚持到现在,为同行所称道。
肖碧莲很早就意识到微机和互联网的作用,不断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她不依赖于助手,而总是自己独立完成各种计算机操作。她率先将《生殖医学杂志》联入因特网。自己也经常上网查询国际最新进展。作为院士她出于公心,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多次参加院士资格审评、重大课题申请和评奖。获得中华人口奖后,肖大夫将颁发给她的两万元奖金中的一万元捐给了生殖医学杂志,另一万元作为科研基金。
作为国际组织专家顾问,肖碧莲出国开会讲学都由外方提供经费,但她总是尽量节约开支,经常坐公交车或步行。将节约的钱购买仪器和实验用品。她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公私分明,私事从来不用所里派给她的车。生活简朴,根据她的条件完全可以雇佣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但她却常常骑一辆已用了多年的自行车去市场买菜。鉴于肖碧莲在学术上的造诣,很多人一定认为她是一个老学究,只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情趣。而事实上她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年轻时常在溜冰场上一展风采,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时会为她悠扬的钢琴声所吸引。
肖碧莲的研究所跟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很多,她经常被邀请出国开会,她感触:“人家对我们了解真的很少,其实有些方面我们的经验比外国丰富得多。”因此,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她都积极发言,耐心回答来自世界各地同行的提问。她常对研究所里出去的人讲:“出去并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开会,还要和人家沟通。”
美丽人生乐在其中
肖碧莲说,女性科学家最需要的就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耐得住寂寞的恒心。少女时代,肖碧莲就是优秀学生,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把很多优秀的男同学都甩在后面。被保送进了医学院后,她更是因加倍的努力而出类拔萃。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肖碧莲对待每一个课题,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苦苦孕育,又乐在其中。她的科研性质决定了她的研究课题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十几年,才会出一个成果,而某一方面的研究更可能几十年也不一定会出成果。但科学本身的魅力,以及它将对人类作出的贡献诱惑着肖碧莲,让她始终不敢忘怀自己的责任,显示了她作为科学家的高尚的献身精神。
作为女人的肖碧莲并非不懂得生活。她的家庭就是她工作之余的栖息地。她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像很多职业女性那样,下班后的肖碧莲也要买菜、做饭。
肖碧莲和孙女、外孙女住在一起,平日里不在家中便在实验室,但无论在哪里,她做的只有一件事———工作。周末、节假日大都和平常一样,很少外出。孙女、外孙女长大了,如果和同学出去,肖碧莲便来实验室。她说:“这里人少,清静。”
“孙女和外孙女从小就在我身边”,谈起孩子,肖碧莲面带慈祥,像所有的老奶奶一样,透露出兴奋,“生活上、学习上管管她们,外孙女学钢琴,因为我也懂点,我就带她去老师那儿,算是我的业余任务吧。”
作为对生活的调剂,几乎每年的暑假,她都到海边玩玩。她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她不怕太阳晒,常常是多半个暑假都在海边轻轻松松地度过。谈及游泳,她讲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的,学生穿体育制服,有时整整一个月停课排练全校的体操。现在想起中学的体育老师——他的脸被晒得黑黑的,我们都叫他‘茶叶蛋’。”说到这儿,肖碧莲禁不住笑了……这些都为她的科研工作提供了缓冲和休息的空间。
闲暇时,肖碧莲还有读一读英文原版小说的爱好,这培养了她的细腻和对人生的敏锐的感受。这或许是她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的前提之一,因为,科学家是爱人类、爱生活,并立志造福于人类的……
工作着的肖碧莲是美丽的,她从事的生殖医学也使众多男性女性们的人生美丽起来。
幕幕惨剧
坚定奉献终生的志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又一个妇女在生产她的第六个孩子时由于产后大出血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凄厉的哭声震撼着年轻的肖碧莲。那时她正在大学本科学习的最后阶段进行临床实习,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无数同胞姐妹的病痛,甚至死亡,这一幕幕惨剧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无数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技术有限而身染疾病得不到救治,而且妇女们没有任何选择地反复妊娠、生产,由此带来的伤害给她们的生存增添了更多的危机。正是由于亲眼目睹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身心痛苦,为中国妇女生殖健康事业而奋斗成为肖碧莲为之奉献终生的志向。
此后,她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忘我地工作。从事妇产科、生殖内分泌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之一。1980年和1987年她先后两次被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特别规划署聘为科技顾问组成员,1986年被美国国际家庭健康主任委员会聘为高级顾问,1994年她被推选为首届工程院院士。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
首创低量口服避孕
赢得国际尊重
肖碧莲1923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殷实的家庭,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1949年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受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姐姐的影响,22岁的肖碧莲就投身于中国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毕业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宏仁医院进行妇产科医疗和教学工作。在临床工作中,肖碧莲敏锐地观察到生殖内分泌在人类生殖领域的巨大影响,并于1956年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第一医学院就读妇产科内分泌研究生。在学期间,她刻苦努力,用俄文所做的课堂笔记受到老师高度称赞,并成为同学学习的典范。195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60年回国,在上海仁济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开展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
1963年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联合组织对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工作,她所在的实验室为口服避孕药的药理、临床研究基地之一。通过对国产口服避孕药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分析,肯定了其作用机理和临床效果。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常用的口服避孕药是大剂量的,妇女服药后的临床表现是恶心、呕吐、头晕,同时对肝功能的损伤也较大。肖碧莲带领全室人员进行低剂量试验。她们发现,口服避孕药剂量减半同样具有抗排卵的作用,对肝功能的影响也明显降低。1967年,肖碧莲她们研制的口服避孕药通过国家鉴定并正式在全国推广使用。肖碧莲在科研上的探索并没有因此停止,她又开始进行四分之一剂量的试验工作。她们证实,四分之一剂量的避孕药有效率同样达到100%!该项研究为我国首创的1号、2号低剂量口服避孕药研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至此,我国口服避孕药的剂量达到国际最低值,又能起到同样的避孕效果。低剂量口服避孕药为广大育龄妇女免除非意愿妊娠所造成的身心痛苦做出重大贡献。在当时这一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8年,在瑞士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口服避孕药合成化学家Djesassi博士说:“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低剂量的口服避孕药研究,而在中国,七八年前就已经使用上了。”从此,在国际生殖健康界,“中国”和“肖碧莲”的名字越发地引人注目与尊重。
让科学造福大众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为了寻求避孕方法的多样性和安全性,肖碧莲接着研究了中国妇女正常的月经周期血清中各项生殖激素的变化规律,在对北京地区近千名妇女月经周期和排卵率进行了6个月的观察和研究后,她们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数据。在此基础上,肖碧莲提出的“关于释放10甲基炔诺酮阴道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释放18甲基炔诺酮宫内节育器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特别是在猕猴实验中发现“避孕药能大量进入卵泡液中,其浓度高于外周血1.4倍”等重大发现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这些对避孕药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对照数据和新的依据,为国产1号、2号和长效避孕药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有了科学的避孕方法,但所有育龄妇女都会碰到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非意愿怀孕。意外怀孕后,妇女们只能去做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而人工流产对于妇女来说,既痛苦又损伤身体。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科学家,肖碧莲又在考虑另一个问题:计划生育手段怎样充分满足妇女们的需要?如何寻找更加方便可行的补救方法?
那是1995年,肖碧莲发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荷兰的人工流产率最低,在那里,紧急避孕已经成为其他避孕措施失败后的补救方法,而且在推广紧急避孕药的欧洲国家,也已经证明了紧急避孕的补救效果。肖碧莲等开始对此进行研究。她在1000多例的小样本研究中发现,妇女在同房后12个小时内,用10毫克米非司酮进行紧急避孕,成功率为85%。在那之后,全国30个点的4900多例研究证明了同样的结论。不久,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带动下,紧急避孕服务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上海自从开展紧急避孕服务后,人工流产率大幅度下降。在上海的普通老百姓中,知道可以紧急避孕的占28%!这个结果,令肖碧莲非常高兴。她说,让科学造福大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紧急避孕服务的意义在于预防,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紧急避孕方法是有效和安全的,而且使用简便。在计划生育中引入紧急避孕服务,通过门诊和非门诊渠道宣传、教育、信息传递方式推广紧急避孕,是国际上许多机构和组织推荐的方法。
肖碧莲除了参加每年度的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规划会议外,她还多次参加在欧、美、非洲、东南亚、澳洲举行的国际性专题研究会及重大学术会议,如世界妇产科大会、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论坛等。每次参加会议都积极介绍中国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科研成果等,让国外真实客观地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为争取国际合作开展计划生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广博的知识
令世卫组织官员折服
多年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肖碧莲仍然坚持对避孕药、避孕针剂的作用机理、药代动力学和临床内分泌学进行研究。
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成立五个计划生育科研所。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时身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肖碧莲同志,在与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进行谈判时,以流利的英语口语,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令在场的国际组织成员为之折服,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后她又亲自办理申请援助项目的种种纷繁手续,在短时间内即获得人口基金第一期350万美元的援助,使科研所一成立就得以用上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使我国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工作跻身于世界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国家计划生育科研所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 肖碧莲任该中心主任。二十年来,肖碧莲借鉴国外科研机构的先进经验,积极向多个国际组织、基金会、财团、药厂争取了大量的项目经费,为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肖碧莲始终认为科研部门应当有相对独立的科研计划,包括近、中、远期各个阶段的计划,做到近期有安排,中期有准备,远期有目标。保证科研计划持续、循序渐进地开展。同时,科研成果要不断地反馈到实践中去。她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肖碧莲多次参与对甾体避孕药具利弊的系统评估,精心指导临床实践,对研究适合中国妇女的避孕药具付出了全部心血,为避孕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技术条件。70年代她开始领导“卵巢功能及其调控”、“卵泡发育和黄体萎缩机理”等多学科联合攻关课题,提出了发展避孕技术的新途径。先后获得了国家计生委“六五”、“七五”、“八五”攻关成果三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避孕、节育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至今世界上没有一种避孕方法是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副作用。全世界都面临着大量非意愿妊娠造成人工流产的难题,不安全流产不仅增加了社会负担,也导致相关并发症,直接威胁着妇女的健康。1996年10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紧急避孕与着床研究讨论会。此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三个大型国际紧急避孕多中心研究课题开始启动,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肖碧莲院士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组织者。在研究比较不同剂量的米非司酮,左炔诺孕酮和宫内节育器的紧急避孕效果时,她不辞辛苦、领导全国三十几个研究中心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改善我国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特别是减轻妇女流产痛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赞誉。
诲人不倦
希望更多的人后来居上
一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最需要的是什么精神?肖碧莲回答是献身和创新精神。她认为,我国目前生殖健康领域最缺乏基础科学研究人才。令她痛心的是,在这个领域内人才流失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她好不容易培养出的研究生,动不动就出国了,而且常常是有去无回。她说,一方面要提倡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应该为献身基础研究的人才创造必要的科研条件和良好环境。
肖碧莲一直注重教学工作,早年在宏仁医院就积极从事妇产科教学工作。1960年回国后,在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国内第一个计划生育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内分泌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为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建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后,她开始着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肖碧莲积极与国外联系,争取经费,送科研人员出国学习,鼓励他们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她对归国人员十分关心,多次主动将自己的科研经费拨给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帮助他们争取课题。肖碧莲善于把握全局,充分调动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培养年轻人主动承担科研任务,放手让他们独挡一面。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她鼓励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使他们在学术上尽快成熟起来。肖碧莲培养的许多科研人员现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研究技能,1979年肖碧莲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放射免疫测定的规范化工作,于1979年和1980年请国外专家组织放射免疫测定技术学习班,最早为国内引进了国际上刚刚起步的放射免疫测定技术,使我国的激素研究工作进入定量时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肖碧莲在积极引进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开展科学研究,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基层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在她1989年担任所长以后,连续五年面向全国各省的计划生育科研所举办每期一年的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此外肖碧莲还会同其他专家学者组织了多次专题学习班和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诱导排卵、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培养基础研究、男性节育技术、IUD新发展、多囊卵巢综合征、不育症、女性生殖神经内分泌等诸多方面,促进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尽快推向全国,造福于广大育龄群众。近年来,根据我国实际需要,她从国外引进了紧急避孕方法,组织学习班,并通过媒体向计划生育卫生系统和社会广泛宣传紧急避孕的意义,普及各种有关紧急避孕方法的科学知识。她在百忙中亲自组织科研人员讨论课题及相关文献,拓展大家的知识面,组织学习外语,加强听说读写能力,以利于更好地和国外研究人员进行直接的交流。
她常说:年轻人的知识面要广,现在专业分得很细,有好处,但也有局限。比如有些学临床的,跟临床有关的报告才听,无关的根本不去听,这不好。不管与你专业是否有关,听了之后,对自己总会有益。曾有一位外国朋友,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这样讲过: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像胡萝卜,在一个问题上越钻越深;一种像卷心菜,知识越来越丰厚。但现在很多人只注意深而不注意广,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近几年,肖碧莲一边带研究生一边编译有关学术杂志,介绍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进展,为国内外同行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她主持与协和医院联合主办了有关生殖医学杂志,她还承担了国际知名《OutLook》(展望)、《Progress》(进展)及国际计生联医学通讯等的编译工作。她四处申请经费,努力寻找国际组织资助,就是要保证其中的一部分杂志能够免费送到县一级的计划生育领导干部手中,让他们了解新知识、新观念,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她说,中国那么大,她的这点材料分到下面像撒芝麻,但多多少少会“管点用”,只要有人能拿到这些“教材”,再在亲友中传播,她们多年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这就是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一个小小心愿。
人格魅力为同行称道
从1970年开始,为了进一步了解口服避孕药的使用情况,肖碧莲带领实验室的同事们不辞辛苦,深入上海郊区和工厂,向育龄妇女发放药物,调查服药者的副作用,最后调查服药者停药后生育的孩子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上千人份的追踪调查。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每次采集妇女的尿样后,只能挤长途汽车带回实验室分析。她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一直坚持到现在,为同行所称道。
肖碧莲很早就意识到微机和互联网的作用,不断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技能,她不依赖于助手,而总是自己独立完成各种计算机操作。她率先将《生殖医学杂志》联入因特网。自己也经常上网查询国际最新进展。作为院士她出于公心,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多次参加院士资格审评、重大课题申请和评奖。获得中华人口奖后,肖大夫将颁发给她的两万元奖金中的一万元捐给了生殖医学杂志,另一万元作为科研基金。
作为国际组织专家顾问,肖碧莲出国开会讲学都由外方提供经费,但她总是尽量节约开支,经常坐公交车或步行。将节约的钱购买仪器和实验用品。她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公私分明,私事从来不用所里派给她的车。生活简朴,根据她的条件完全可以雇佣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但她却常常骑一辆已用了多年的自行车去市场买菜。鉴于肖碧莲在学术上的造诣,很多人一定认为她是一个老学究,只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情趣。而事实上她性格开朗,多才多艺。年轻时常在溜冰场上一展风采,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时会为她悠扬的钢琴声所吸引。
肖碧莲的研究所跟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很多,她经常被邀请出国开会,她感触:“人家对我们了解真的很少,其实有些方面我们的经验比外国丰富得多。”因此,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她都积极发言,耐心回答来自世界各地同行的提问。她常对研究所里出去的人讲:“出去并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开会,还要和人家沟通。”
美丽人生乐在其中
肖碧莲说,女性科学家最需要的就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耐得住寂寞的恒心。少女时代,肖碧莲就是优秀学生,数理化成绩名列前茅,把很多优秀的男同学都甩在后面。被保送进了医学院后,她更是因加倍的努力而出类拔萃。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肖碧莲对待每一个课题,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苦苦孕育,又乐在其中。她的科研性质决定了她的研究课题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十几年,才会出一个成果,而某一方面的研究更可能几十年也不一定会出成果。但科学本身的魅力,以及它将对人类作出的贡献诱惑着肖碧莲,让她始终不敢忘怀自己的责任,显示了她作为科学家的高尚的献身精神。
作为女人的肖碧莲并非不懂得生活。她的家庭就是她工作之余的栖息地。她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像很多职业女性那样,下班后的肖碧莲也要买菜、做饭。
肖碧莲和孙女、外孙女住在一起,平日里不在家中便在实验室,但无论在哪里,她做的只有一件事———工作。周末、节假日大都和平常一样,很少外出。孙女、外孙女长大了,如果和同学出去,肖碧莲便来实验室。她说:“这里人少,清静。”
“孙女和外孙女从小就在我身边”,谈起孩子,肖碧莲面带慈祥,像所有的老奶奶一样,透露出兴奋,“生活上、学习上管管她们,外孙女学钢琴,因为我也懂点,我就带她去老师那儿,算是我的业余任务吧。”
作为对生活的调剂,几乎每年的暑假,她都到海边玩玩。她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她不怕太阳晒,常常是多半个暑假都在海边轻轻松松地度过。谈及游泳,她讲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的,学生穿体育制服,有时整整一个月停课排练全校的体操。现在想起中学的体育老师——他的脸被晒得黑黑的,我们都叫他‘茶叶蛋’。”说到这儿,肖碧莲禁不住笑了……这些都为她的科研工作提供了缓冲和休息的空间。
闲暇时,肖碧莲还有读一读英文原版小说的爱好,这培养了她的细腻和对人生的敏锐的感受。这或许是她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的前提之一,因为,科学家是爱人类、爱生活,并立志造福于人类的……
工作着的肖碧莲是美丽的,她从事的生殖医学也使众多男性女性们的人生美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