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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老太，韦君宜同志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领导，老社长。我1959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就被分配到人文社，特别是从1992年调到编辑部工作以来，就一直在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韦老太的韦君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韦老太的工作作风是真诚务实，诚诚恳恳，踏踏实实地为作家服务，为出好书努力工作。她认定作家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
开头，我在她直接领导下到京郊南口农场组织老知青用报告文学、散文乃至书信、日记等写年轻人在荒滩上如何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她把这本1965年3月出版的书定名为《我们的青春》，印了二十多万册。
同年9月，我受命到上海原荣氏申新纱厂组织编写的十来万字的故事集又出版了。据说这是按照刘少奇指示的、揭露资产阶级的意图搞的，还是由她终审并定名的《天亮之前》，到1966年印行三十八万册，还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
“文革”后，1978年韦老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全国部分作家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亲力亲为，在京西宾馆里坐镇，组织编写了《生活的路》（竹林）、《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冬》（孙颙）等小说的详细提纲，请茅公（茅盾）过目并到会讲话，还请来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和周扬同志到会上作报告。后来，上面提到的这几部小说和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陆续推出，打破了禁区，解除了禁锢作家的“紧箍咒”，发现、培养了文学新人，繁荣了文学创作。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她亲自组来了湖南莫应丰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和北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并在这两部长篇面临争议、批评时，一面顶住压力，一面做疏通工作，又劝说、帮助作者对小说作了必要的修改。为支持《沉重的翅膀》，韦老太亲自找了邓力群、胡乔木、张光年等同志，做了解释、疏通工作，又帮助作者认真对作品修改。最终，直接写“文革”的《将军吟》和备受争议的《沉重的翅膀》（删改一百多处，重写了三分之一的第四次修订本）都获得了我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
当然，作为社领导（从副社长兼副总编到总编辑到社长），韦老太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稿件的工作。如从废稿堆中找出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为得到平反的作家如丁玲张罗出书和预支稿费等等。她是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的编辑出版家。
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我们敬重、爱戴和崇仰的，是作为纯正、果敢、真诚、执着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韦君宜同志。
1986年4月21日，在北京查探北街2号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全国期刊编辑座谈会的筹备会正在进行。在座的韦老太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终于倒在了会场。由此到2002年2月16日中午，与病魔搏斗了十六个年头的韦老太、韦君宜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在《五月的鲜花》的音乐声中远行。
在这十六年里，她除了与病魔搏斗，还对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勉力用她的左手（右半身偏瘫）写下了纪实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
这三十多万字写了些什么呢？
概括地说就是写了我们党从延安时期起所犯整肃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极左路线错误，重点是延安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和“文革”的错误。
被“搶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主要是两类人：
出身好的、大户人家有钱人的子女为什么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他们理所当然都是国民党特务。
绥德师范的学生。老师出了特务，学生当然被发展为国民党的特务。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生背书似地上台交代：“我们女生组织的有美人计。二年级的是美人队。三年级叫春色队。我们的任务是……是搞美人计，口号是：你们的战场，是在敌人的床上。”
特务的年龄越来越小，“最后竟然出了小学的范围，出现了还没上学的六岁的小特务，这实在使人匪夷所思。”（见《韦君宜文集第2卷·露沙的路“抢救”运动第58页）
最后，弄到出身富有人家的崔次英、露沙等等当然都是国民党特务了。你没法解释家庭富有人家的子女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吃苦呀！
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看到这一切该在背后窃笑吧。
韦老太还在《思痛录》中回忆了胡耀邦、胡乔木、蒋南翔、姚依林等许多高层人士的“文革”经历，还列举了我们五七干校十四连和邻居中非正常死亡的一些人，如程穗、孙昌雯、刘敏如、谢思洁、金人、孟超，以及外单位的金灿然（中华书局）、侯金镜（中国作协）等十人。（见《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北京第4次印刷第309—317页）
这是十年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分之十。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每个死者及其家属有着怎样锥心的痛苦和悲哀啊！
由此，读韦老太的《思痛录》使我想起了荒唐的在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1970—1971年）
我在1969年9月（不允许大家在北京过国庆节）随出版社的基本队伍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先当连部秘书，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改当炊事班长，青年木工班长，直到被作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
我是怎么被“制造”成“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呢？
军宣队根据我们这一派头头屈打成招供出来的名单，便确定我是被“帮助”的对象。
怎么“帮助”？
在冬夜里，在未完工的半成品毛坯房里组织有两派革命群众参加的批斗。“帮助”我的有当时的连队指导员，也有一般群众。领头的要特别能折腾人。如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墙上撞;两个女的用尖指甲抠我的脸，其中一位还是延安老干部，我的顶头上司。
当然，一定是搞车轮战。整人的可以轮班休息，而我却几天几夜接连挨批（把火柴棍看成打人的大棒）和幻听（把批斗的吆喝声听成天籁之音）。
我最终熬不过也屈打成招：就认了吧。
这时，还得加上诱供：比如说问我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我说是某年夏天。便喝道：老实点，说具体点。便说是8月。问：哪一天？答：记不清了，大概是8月下旬吧。追问者：好，这还差不多。记好了，不许翻供！ 我就这样向全连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直到林彪坠机事件发生（1971年9月13日）军宣队也不管了，我才自己贴大字报给自己平反，并向全连致歉。
现在，我借“韦君宜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的机会再一次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职工郑重道歉！逼供信也好，诱供也罢，我都不该无中生有胡乱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欺骗了组织，欺骗了大家。
后来，我写了一副对联调侃自己：
红旗白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六十八岁（2004年）启治自嘲
是调侃，但也是含泪的自嘲。
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浩劫的“文革”，为什么我们党在领导我们为革命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呢？我想，说到底是极左思潮在作祟，是极左路线造成的。
可是，有过那么多饱含血泪的教训，为什么到今天极左还不能遏止呢？为什么至今还有人要为“文革”辩解、不愿意汲取教训呢？
有鉴于此，我想我们要特别感谢韦老太、韦君宜同志的衰年变法，勉力用她的左手为我们写下了她对历史的沉痛的反思，也感谢杨团、牧惠、丁宁、邢小群、孙珉等同志为编辑出版韦老太的《思痛录》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对韦老太的最好、最切实的纪念，就是各尽所能地和破坏党的革命事业的极左思潮、极左路线作斗争，使我们的党在斗争中变得更健康，更强大。
1936年魯迅先生病逝于上海。当时不在上海的郁达夫立即赶回上海来参加鲁迅的葬礼，并在10月24日写下了《怀鲁迅》一文。其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引自《鲁迅纪念集》第101页）
韦老太、韦君宜同志以病危之身奋力写成了纪实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病录》证明了她是纯正、果敢、真诚、执着的革命者和大写的共产党人。我们纪念她，就要认真努力地向她学习，用我们和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坚决斗争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懂得拥护、爱戴、崇仰韦老太、韦君宜同志这样杰出的真正的革命者的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如果我党有百分之十或只有百分之几是像韦老太这样纯正、真诚、果敢、执着的共产党人，如果我党有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党员能理解、敬仰、学习韦老太，那么，我党该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也就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中国一定会成为和谐民主法治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2018年3月30日以0.1的视力匆匆草就
4月2日改定
责任编辑：魏建国
韦老太的工作作风是真诚务实，诚诚恳恳，踏踏实实地为作家服务，为出好书努力工作。她认定作家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
开头，我在她直接领导下到京郊南口农场组织老知青用报告文学、散文乃至书信、日记等写年轻人在荒滩上如何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她把这本1965年3月出版的书定名为《我们的青春》，印了二十多万册。
同年9月，我受命到上海原荣氏申新纱厂组织编写的十来万字的故事集又出版了。据说这是按照刘少奇指示的、揭露资产阶级的意图搞的，还是由她终审并定名的《天亮之前》，到1966年印行三十八万册，还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
“文革”后，1978年韦老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全国部分作家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亲力亲为，在京西宾馆里坐镇，组织编写了《生活的路》（竹林）、《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冬》（孙颙）等小说的详细提纲，请茅公（茅盾）过目并到会讲话，还请来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和周扬同志到会上作报告。后来，上面提到的这几部小说和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陆续推出，打破了禁区，解除了禁锢作家的“紧箍咒”，发现、培养了文学新人，繁荣了文学创作。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她亲自组来了湖南莫应丰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和北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并在这两部长篇面临争议、批评时，一面顶住压力，一面做疏通工作，又劝说、帮助作者对小说作了必要的修改。为支持《沉重的翅膀》，韦老太亲自找了邓力群、胡乔木、张光年等同志，做了解释、疏通工作，又帮助作者认真对作品修改。最终，直接写“文革”的《将军吟》和备受争议的《沉重的翅膀》（删改一百多处，重写了三分之一的第四次修订本）都获得了我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
当然，作为社领导（从副社长兼副总编到总编辑到社长），韦老太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稿件的工作。如从废稿堆中找出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为得到平反的作家如丁玲张罗出书和预支稿费等等。她是值得我们敬重和怀念的编辑出版家。
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我们敬重、爱戴和崇仰的，是作为纯正、果敢、真诚、执着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韦君宜同志。
1986年4月21日，在北京查探北街2号一间简朴的会议室里，全国期刊编辑座谈会的筹备会正在进行。在座的韦老太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终于倒在了会场。由此到2002年2月16日中午，与病魔搏斗了十六个年头的韦老太、韦君宜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在《五月的鲜花》的音乐声中远行。
在这十六年里，她除了与病魔搏斗，还对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勉力用她的左手（右半身偏瘫）写下了纪实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痛录》。
这三十多万字写了些什么呢？
概括地说就是写了我们党从延安时期起所犯整肃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极左路线错误，重点是延安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和“文革”的错误。
被“搶救”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主要是两类人：
出身好的、大户人家有钱人的子女为什么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他们理所当然都是国民党特务。
绥德师范的学生。老师出了特务，学生当然被发展为国民党的特务。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生背书似地上台交代：“我们女生组织的有美人计。二年级的是美人队。三年级叫春色队。我们的任务是……是搞美人计，口号是：你们的战场，是在敌人的床上。”
特务的年龄越来越小，“最后竟然出了小学的范围，出现了还没上学的六岁的小特务，这实在使人匪夷所思。”（见《韦君宜文集第2卷·露沙的路“抢救”运动第58页）
最后，弄到出身富有人家的崔次英、露沙等等当然都是国民党特务了。你没法解释家庭富有人家的子女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吃苦呀！
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看到这一切该在背后窃笑吧。
韦老太还在《思痛录》中回忆了胡耀邦、胡乔木、蒋南翔、姚依林等许多高层人士的“文革”经历，还列举了我们五七干校十四连和邻居中非正常死亡的一些人，如程穗、孙昌雯、刘敏如、谢思洁、金人、孟超，以及外单位的金灿然（中华书局）、侯金镜（中国作协）等十人。（见《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北京第4次印刷第309—317页）
这是十年浩劫中非正常死亡的几千万分之十。冷冰冰的数字后面，每个死者及其家属有着怎样锥心的痛苦和悲哀啊！
由此，读韦老太的《思痛录》使我想起了荒唐的在五七干校的揪“五·一六”。（1970—1971年）
我在1969年9月（不允许大家在北京过国庆节）随出版社的基本队伍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连。先当连部秘书，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改当炊事班长，青年木工班长，直到被作为“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
我是怎么被“制造”成“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呢？
军宣队根据我们这一派头头屈打成招供出来的名单，便确定我是被“帮助”的对象。
怎么“帮助”？
在冬夜里，在未完工的半成品毛坯房里组织有两派革命群众参加的批斗。“帮助”我的有当时的连队指导员，也有一般群众。领头的要特别能折腾人。如揪着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墙上撞;两个女的用尖指甲抠我的脸，其中一位还是延安老干部，我的顶头上司。
当然，一定是搞车轮战。整人的可以轮班休息，而我却几天几夜接连挨批（把火柴棍看成打人的大棒）和幻听（把批斗的吆喝声听成天籁之音）。
我最终熬不过也屈打成招：就认了吧。
这时，还得加上诱供：比如说问我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我说是某年夏天。便喝道：老实点，说具体点。便说是8月。问：哪一天？答：记不清了，大概是8月下旬吧。追问者：好，这还差不多。记好了，不许翻供！ 我就这样向全连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直到林彪坠机事件发生（1971年9月13日）军宣队也不管了，我才自己贴大字报给自己平反，并向全连致歉。
现在，我借“韦君宜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的机会再一次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职工郑重道歉！逼供信也好，诱供也罢，我都不该无中生有胡乱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欺骗了组织，欺骗了大家。
后来，我写了一副对联调侃自己：
红旗白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六十八岁（2004年）启治自嘲
是调侃，但也是含泪的自嘲。
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到十年浩劫的“文革”，为什么我们党在领导我们为革命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呢？我想，说到底是极左思潮在作祟，是极左路线造成的。
可是，有过那么多饱含血泪的教训，为什么到今天极左还不能遏止呢？为什么至今还有人要为“文革”辩解、不愿意汲取教训呢？
有鉴于此，我想我们要特别感谢韦老太、韦君宜同志的衰年变法，勉力用她的左手为我们写下了她对历史的沉痛的反思，也感谢杨团、牧惠、丁宁、邢小群、孙珉等同志为编辑出版韦老太的《思痛录》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对韦老太的最好、最切实的纪念，就是各尽所能地和破坏党的革命事业的极左思潮、极左路线作斗争，使我们的党在斗争中变得更健康，更强大。
1936年魯迅先生病逝于上海。当时不在上海的郁达夫立即赶回上海来参加鲁迅的葬礼，并在10月24日写下了《怀鲁迅》一文。其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引自《鲁迅纪念集》第101页）
韦老太、韦君宜同志以病危之身奋力写成了纪实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回忆录《思病录》证明了她是纯正、果敢、真诚、执着的革命者和大写的共产党人。我们纪念她，就要认真努力地向她学习，用我们和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坚决斗争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懂得拥护、爱戴、崇仰韦老太、韦君宜同志这样杰出的真正的革命者的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如果我党有百分之十或只有百分之几是像韦老太这样纯正、真诚、果敢、执着的共产党人，如果我党有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党员能理解、敬仰、学习韦老太，那么，我党该会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也就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中国一定会成为和谐民主法治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2018年3月30日以0.1的视力匆匆草就
4月2日改定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