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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非法劳工”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中国籍“非法劳工”的故事证明，他们在家乡时即已开始的对偷渡至大洋彼岸的梦想，注定是噩梦一场
2004年2月5日夜晚发生的英国莫克姆海滩中国拾贝工人溺死事件，再次震惊了英国社会。
在这次海难中，23名走投无路被迫拾贝谋生的华工，因海水涨潮、无处求援，而丧生于冰冷的海滩。英国当地媒体报道，这是自1988年苏格兰的派普艾尔法(Piper Alpha)油站爆炸案以来，英国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意外死亡。
但是，对于用尽千方百计、穿越千山万水、只想奔赴英伦的中国偷渡客而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灾难了。更为惨烈的是2000年6月的多佛港惨案。当时英国多佛港的警官们心情沉重地从一辆运送西红柿的货车车厢里抬出58具中国偷渡客尸体，那是一幕我们无法忘却的场景。
但是，两次灾难还是有所不同。莫克姆海难发生于英国大众的眼前，而不是在“非法劳工”入境时的港口，它就发生于英国国内的海洋采集业。这悲剧与英国大众的实体距离是如此地近，但它与英国的每日生活所标榜的规则，却似乎又距离如此遥远。不论英国社会试图如何解释此悲剧，也已不能够再假装视而不见。
英国最无保障、最脆弱的劳动力
和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劳工”十余天的朝夕相处，使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所遭受的社会经济剥削。他们是英国经济的一支看不见的生力军。他们的经济贡献占了英国GDP的6.8%。他们在英国的海产渔业、食品加工业、季节性农业、建筑业、旅馆业、餐饮业以及电子制造业里出卖他们的廉价劳力，每年为英国挣得巨额的收入。
在英国，外籍劳工(包括合法与非法)占总劳动人口的9%，也就是大约300万人。所谓“非法劳工”，据英国内政部2005年6月底的首次估计，有大约31万到57万人。但英国少数民族社区认为此数据过于保守。
关于“非法劳工”，目前在英国尚无法进行完整的人口统计。不过据各社区的综合估计，人数应在70万至100万人之间。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如非洲，亚洲，南美洲，中东，南亚各国，以及尚未划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其中，亚洲国家约占三成。
在亚裔劳工中，中国劳工人数最巨，保守估计达7万人。他们多数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周边地区(福清、长乐及其它市镇)，多来自这样的背景：无法抵抗市场经济下强势竞争的贫困农民；在基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以低薪维持生计的蓝领工人阶层；以及在当地缺乏就业机会的年轻人。在那里，20到40岁之间的可就业人口，不断地承受经济压力自然造成的社会压力，出国讨生活，成为许多人改善生活的必要途径。
由于福建省的来英人数较其他地区为多，英国内政部向来视福建移民为“假难民”。95%以上来自福建省的政治庇护申请皆被英国内政部拒绝。
这种偏见和被拒入境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福建移民被剥夺了正式进入英国的管道，导致他们逐渐依赖非法的蛇头地下组织来进入西欧，而这又更加造成移民单位对这个移民族群的阻挡和压制。
不过，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也有另一波中国劳工辗转来到英国谋生。他们是来自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劳工，主要来自这样的背景：国营企业关闭和大批裁员之下无法维生的工人，以及失业在家、前途渺茫的青年。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劳工通常是以学生或商务签证进入英国。他们在停留期间开始打工，并在签证到期后继续停留。
来自福建的无证劳工，由于通常必须通过偷渡方式入英，蛇头手续费高达16,000镑，福建人在英工作期间必受债务牵制。抵英后交清蛇头手续费者，仍需付还国内所欠的高利贷款。抵英后尚未交清手续费者，其在英工作则必由蛇头安排，蛇头掌控其劳动，以定期索债。
一般而言，福建劳工还债需要大约三年的不间断工作。
还债并非易事，因为华工在英工作完全无法保障其工作稳定性。主要原因是，不具身份的劳工只能从事低薪的、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人事变化大的工作。许多在农场和食品加工厂里工作的华工，必须在淡季里离开，去他处找寻工作。而更换工作意味着又要向工头交付一笔中介手续费，面对新的劳资关系和剥削环境。同时，这种临时性的工作给予资方极大的弹性，他们可以随时解雇、更换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华工拼命地挣钱、存钱、寄钱回家，但当老板随时不发工资时，华工是一点对策、一点抵抗力量也没有的。
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导致华工原定的还债及返乡计划不断地延后。许多福建劳工在英停留时间长达7年以上。长年无法返乡导致家庭破散。
虽然中国劳工之间在背景上有些区域性的差别，他们却有这样的共同点：身为无证工人，他们必须在孤立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求生，并就业于最为“三D”的行业——也就是最肮脏（Dirty)，最不受管制(De-regulated)，且最危险(Dangerous)的行业。他们是英国最无保障最脆弱的劳动力，承受最为严重的劳工权和人身权的侵犯。
虚幻的西方乐土
莫克姆湾海难发生三个月后，英国政府便宣布政治庇护的申请名额在9个月内削减20%。自那年5月起，政府更修订1996年的移民法第8条，从严设定雇佣劳工的查证手续，并从严惩治雇佣非法劳工的业主，以加紧打击“黑工”。
这在全国上下各个依赖外籍劳工的行业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包括华人餐饮业。仅仅在伦敦的华人餐饮业中，估计就有500多名无证劳工被解雇。福建籍劳工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解雇的第一对象。伦敦外大大小小的华人餐馆和外卖店劳工的大批解雇，更是无可计算。英国当局加强管制的另一结果是，所有外籍劳工，不论有无身份，皆易成为业主歧视和解雇的对象。
同时，由于业主未能事先通知劳工，亦无提供遣散费，这些劳工又无权享用英国的国家福利补助，导致他们被解雇后无处可去，求助无门。当时伦敦华人社团组织皆表示他们感觉无力，不知如何帮助华工。华工由于当初出国经费庞大，在挣够钱之前，无法返乡，许多人留落街头，不得不从事贩卖盗版光盘。而贩卖光盘是危险性极高的流动职业。华工每日忍受被袭击，被抢劫、被逮捕、被遣送出境的危险，在恐惧中混求温饱。
对于解决外籍劳工剥削的呼声，英国政府以制定《工头执照法》为灵丹妙药。而同时，全英各地工头剥削日益嚣张。莫克姆湾悲剧的长达7个月的审判的结果是，中国工头林良仁因误杀罪被判14年。案结了，英国社会也可自此遗忘它——意外，都可以成为过去。
同时，外籍劳工，尤其是“非法劳工”的剥削状况依旧。在莫克姆湾拾过贝的华工都知道，莫克姆湾悲剧决非意外，更不是“中国人的事”。中国工头亦非唯一的罪人。
事实的真相是，在英国，外籍劳工的劳工权和人身权，一直未能受到真正保障。外籍劳工在英国的种种非人道的生存及工作状况，自1980年代末早已被描述为“现代奴役制”(modern slavery)。那时，菲律宾籍劳工在欧洲各国从事家庭看护、清洁，和成衣加工等行业，经常受到无理扣薪或完全不给薪、雇主没收护照等恐吓行为。他们的权益在英国尤其受到蔑视。当时，他们无法更换雇主，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许多人逃离雇主而成为“非法劳工”。
这些菲律宾籍劳工在极大的阻碍下（当时移民劳工尚无任何国际规章的权利保障），在欧洲各国组织自身，争取权益。他们在英国通运工会(TGWU)和“卡拉杨”(菲律宾语“卡拉杨”意为自由)的组织下，从雇主那里赢得了一些基本权利。
今天，英国作为一个非常依赖外籍劳动力的国家，仍尚未有基本的法律架构来保障无证外籍劳工的权益。这些劳工唯一的权益保障，是《欧洲人权公约》被纳入英国法律后的人权法。英国作为“先进”的第一世界国家，至今却仍不愿引进最基本的国际法规来提供终止“现代奴役制”的基本条件。
缺乏保障的无证外籍劳工的基层结构，以及对外籍劳工基本权益的漠视，为英国的社会神话以及极右政治创造了宽广的发展空间。媒体语言日益种族化的趋势，及其对“外来者”的呈现，皆制造着极右政治的成功所需的社会无知。这样，英国社会与它的隐形劳动力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了。
今日，当“全球化”已被视为当然的国际商业术语，“非法劳工”的社会现实却倾诉着“全球化”的另一个故事。全球的自由贸易，仅仅带来了资本流通的自由，而非全球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全球的自由贸易以及它的国家与国界，迫使全球劳工被非法化。“先进”国家并以拒绝界定劳工权，且以保持劳工的非法性，来维持他们的贫穷。中国籍“非法劳工”——英国“非法劳工”之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的故事，即戳破了英国主流社会所标榜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和“公民权”的一切美丽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