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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金一南，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著有《苦难辉煌》《心胜》等。党的十七大代表，曾获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防大学“刘伯承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撞击，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彭德怀和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
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意志，又提供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
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部党史，一部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给省部级官员阅读的《苦难辉煌》。这些话很大胆，对重要人物犀利点评，将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比较；行文却像聊天一样直白，像散文一样优美，像随笔一样自由，像演说一样热烈。人们早习惯了党史是一张严肃的面孔，到了《苦难辉煌》这儿，变得如此鲜活和生动。
这还是党史吗？有人质疑过。但党的总书记在读它，省部级官员在读它，年轻人也在读它——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此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一名“80后”拿出自己的《苦难辉煌》，交给记者索要金一南的签名，扉页上写着读后感：“一本每一字每一句都能触动‘萌点’的书，实在是可遇不可求，2009年8月4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评价是：作者怀有对中国革命史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从2009年出版至今，《苦难辉煌》卖了近200万册，金一南还因此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直言想不到：“想不到能有这么多读者。想不到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会看。如果我当时知道今天的结果，也许手一哆嗦，就写不出来了。”
“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追求自己首先富起来、家族首先富起来”
金一南年过六旬，军装笔挺，身姿挺拔，一开口就像天生的演说家，语言极富感染力。眼镜后的一双笑眼，流露出学者的持重与可亲，正符合人们对儒将的想象。这天还没有开学，但他案头已堆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他讲课，他为此写了6000多字的提纲。自从2009年7月24日走进中南海、给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讲课后，他一直是最受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欢迎的主讲人。
但金一南更愿意回顾那些平凡的日子。“动笔写《苦难辉煌》时，我是个团职干部。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书不难，出版社经常组织“剪刀 糨糊”式的写作班子。当时，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拼够资料就行，不超过20万字，3个月交稿。当时金一南已经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的笔记，但从没写过书，想借此练练笔，就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长期积累的感受喷涌而出，“要求不超过20万字，可我已经写了10万字，红军在江西还没出发，这不是小学作文说的‘跑题了’嘛！”3个月期限将至，金一南拿着稿子老老实实跟出版社交底：“对不住，写跑题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写吧。”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这个思路写下去！”
今天被形容为鸿篇巨制的《苦难辉煌》，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偶然上路。
走到这一步，金一南才下决心写一部自己心中的党史。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既非历史专业，也无文学建树，写党史的思路和别人大不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视野，引入共产党、国民党、苏俄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4条主线，做了详细的年表。“年表里列出了每一天这四方力量分别在做什么，形成详尽的横向比较，光是这几个年表就有200多万字。”
紧张写作期间，金一南犯痔疮，动了手术。出院后无法坐着写稿，夫人为金一南在地上铺上被褥，他就趴在地上对着“386”电脑写。“趴着写很难受，两三分钟脖子、手肘就酸痛难忍，可我就是停不下来。那时住房很小，经常是夫人在客厅看电视，我趴在电视柜旁边写书。”看着整天趴在地上敲键盘的丈夫，从来不爱照相的金夫人竟然鬼使神差，拿起相机，留下了金一南趴在地上写作《苦难辉煌》的珍贵照片。
这种狂热的写作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很苦，我一点不觉得。和笔下人物一起神游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无比快乐”。从1994年《苦难辉煌》最初动笔时，金一南是个团职干部，到2009年最终出版时，将近15年过去了，作为军职干部的他服役期也快届满。
出版时又出现问题。“50多万字的书、没有一张插图、字还这么小、印得密密麻麻，还是写党史军史，现在能卖出去吗？”出版社找来业内“大佬”咨询。来人简单翻了翻，说了一句“这样的书，也就六七千册”。他的意见让大家面面相觑：“要不先印几千册吧？保本就行。”没想到几千册很快卖光，加印，加印，再加印，还得加印……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不被看好的书就这样火了起来。不仅受到市场的好评，还获得高级干部的认可。有一次，金一南去国家发改委讲课，主持人是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介绍金一南时讲了个故事：“有位同志在机场读《苦难辉煌》，结果读得太入迷，把飞机误了，于是索性在机场休息室里看了7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这个同志，就是敝人。”金一南在湖南、湖北、吉林、江苏等地讲课时，省里的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告诉他，习近平同志推荐他们读《苦难辉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完书后，专门约金一南谈这本书。一位领导同志说，他是在福建一个小地方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翻开前言，就被深深吸引。听到这些，金一南也很感慨：“我真没有想到，原本为回答自己内心问题而写的书，会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认可。”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不怕战争，不会后退。和平和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牺牲尊严就可能换来和平；安全则是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天追求的是国家安全，不是没尊严的和平，这一点必须让日本明白。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一些人想得很功利。中日会不会发生战争？不会，我们就往前走走；会，我们就往后退。中国能打赢吗？能，我们就往前挤挤；不能，我们就往后退。这都是功利的算计。我们谈中日可能的冲突要特别注意，尊严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尊严从何而来？来自让对手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在中日之间，尊严比胜败还重要？
金一南：对。如今部分国人的行为让世界以为中国人很功利，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溜。这个印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有些国家会据此判断：只要我硬，中国就软。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战与不战、胜与不胜的争论，而是要展示自己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惜一切的气魄。这一点超越胜败。
环球人物杂志：中日对抗，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吗？
金一南：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日本首相安倍这样的反面教员，就太容易昏昏然了。对抗其实是种检验。中国到底行不行？哪里还不行？通过对抗一目了然。对抗也是种机会。解放军过去的一切荣誉来自陆军，海空军是我们的短板，而日本的海空力量是其优势。中日对抗，正好可以提升我国海空军的实力。虽然是被迫的提升，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国家能力的提升，靠嘴说没用，唯有靠实践牵引和推动。这种牵引和推动有可能使我们实现飞跃。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日、美、俄四国的战略关系是怎样的？
金一南：四国中，美日靠得最近。中俄靠拢一直是西方的噩梦，因为中俄靠拢产生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西方总会想方设法离间中俄。中俄想要恢复中苏同盟那种关系已经不可能，但双方靠近，能够彼此获得一个可靠的后备，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照顾对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俄是有默契的。
同时，美日同盟也并非坚不可摧。日本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核心就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对此很明白。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任司令托马斯·法格曾告诉我，每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纪念日，很多美国人会去夏威夷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参加纪念仪式，最早进去的1900多人，每人可以拿到一朵花投向大海，每朵花都系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名遇难官兵的名字。我问法格，有日本人参加这个仪式吗？法格说：从来没有。可想而知，两国内心深处至今埋藏着巨大的隔阂。
不盲目认为美日关系是铁板一块，同时维护好中俄关系，这是目前中国该做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民众和舆论始终希望解放军更强硬。但只要我们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其他国家就渲染“中国威胁论”。解放军如何应对这种矛盾？
金一南：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解放军的确发展了，但要走的路还长。现在有一些过分宣扬军队能力的言论，造成民众的期待值虚高。比如“歼—20”隐形战斗机、“运—20”大型运输机试飞后，舆论沸腾。但有多少人知道，它们形成战斗力要在数年以后？过分渲染我们能力的报道有害无益，也不实事求是。我们还是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多做少说，先做后说，只做不说。
至于其他国家要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军队必须产生威慑力，否则要军队做什么？毛泽东在1975年对海军做最后一次指示时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一句话胜过现在千言万语的论述！就是要让对方感到怕、感到威胁，才不敢放肆，才能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美国在塑造英雄，我们在推倒英雄”
在采访中，每当谈及中国军人的血性、基层军人的刚毅艰苦，金一南都会眼含热泪。从他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范围正是从国防大学到军事科学院一带，这里几乎云集了全军的知识精英。他们思维活跃，广泛接触社会思潮。金一南和这一大批军方知识精英对社会热点问题也形成独立的见解。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人担忧，中国人信仰缺失，中华民族精神缺失。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问题？
金一南：我认为是教育。讲两个我知道的事情。
一位在地方工作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他的小孙子在美国上到小学三年级回国读书，上学第一天回家就哭了。怎么回事？小孙子说：班上同学都在骂美国，我很生气，但又争不过他们。这个朋友十分震惊，没想到这个孩子在美国只读了3年书，爱美国爱得那么深。这就是美式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
黑龙江一位边防团长告诉我，中俄边境会谈，他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烈士陵园里，看见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围坐在一起，讲烈士的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这位团长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还有能在烈士陵园流泪的老师吗？信仰缺失、精神缺失，问题不在孩子，在老师。我们今天有多少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在公开场合诋毁狼牙山五壮士、诋毁雷锋、诋毁我们一个又一个英雄？
我亲身经历了美国人是如何塑造英雄的。麦克阿瑟在美军内部是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曾经给美国带来不小损失。现在不一样了。我先后4次访问五角大楼，麦克阿瑟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如今已经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的烟斗、软檐帽、手枪、钢笔，在五角大楼里到处可见。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有间麦克阿瑟办公室，我前往访问时，他们在“麦克阿瑟办公室”的牌子下贴我的名字，作了一天“金一南办公室”，告诉我“这是你在这里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们多少人在推倒自己的英雄。一个民族若背弃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除了成为个人利益至上的一盘散沙，还能有什么结局？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一个担忧是道德滑坡，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各种关系学盛行，人们生活于“在家吃饭不安全，出门办事得求人”的怪圈。 金一南：这是过分逐利的结果。我们以前过分强调市场，一切交给市场配置。这是一个误区。市场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向权看，就滋生了造假、人情和道德滑坡。
公平和效益是矛盾的，社会主义强调公平，资本主义强调效益。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力图让效益和公平结合。就算是美国，也有凯恩斯主义，也讲国家调节。行政手段必须参与市场的调节，避免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
出身将门的苦孩子
金一南对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金一南的父亲金如柏1930年在江西投身革命，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母亲郑织文，当年怀着一腔热血，从河南老家跋涉14天到达延安，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与金如柏结为伴侣。
1952年，金一南在江西出生，先随父母在昆明度过了童年，后举家来到北京。金家六姐弟中，他排行第五。虽然出身将门，但金一南没享受到父辈的荫庇。“文革”开始后，父母遭到迫害，他沦为“黑帮子女”，初中刚毕业就到小工厂当烧瓶工。在烟熏火燎的车间，金一南烧了3个月的瓶子，双手有6个指头被烫得发白，从蒸锅里端滚烫的饭碗，也没有一点感觉。
金一南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曾为完成一批紧急加工任务，连续工作36小时，手被划破了，就把血往裤腿上擦。直到1972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父亲获得平反，金一南才如愿参军。他先后做过无线电技师和军体教员，在基层当了12年兵。
1984年，金如柏去世，32岁的金一南被调回北京，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金一南，进了校办企业。厂子在大西北，那3年时间，烈日下的茫茫戈壁成了他最熟悉的景色。
1987年，金一南被分配到学院图书馆。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埋头自学军事理论知识。他无意间翻出一张表格“1936年世界各大国陆军实力比较”。上面记载，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再对比中日两国装备，中国陆军主力师的装备堪称世界先进水平，并非传统史料中所描述的“敌强我弱”。金一南有感而发，写下了《军人生来为战胜》一文：“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1995年，金一南写成22万字的《装甲战》一书，可惜送到出版社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最后书稿还被编辑弄丢了。由于这份书稿全是手写的，没留底稿，金一南痛心不已。
金一南在图书馆默默待了11年。直到1998年，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切尔克特第一次到中国国防大学访问，筹备会上，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员连切尔克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反倒是金一南对此人了如指掌。他向大家讲述了切尔克特的经历，把切尔克特近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和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还提供了从互联网上找到的切尔克特照片。校长很专注地上下打量着金一南，最后说：“下午2点之前，把你掌握的所有材料送到我的办公室！”
这是金一南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好几个教研室都想把金一南调去。最终，金一南进入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正式踏上军事理论研究的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年轻人要敢于被埋没”
讲起早年岁月，父亲是金一南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金如柏战功赫赫，金一南却一路坎坷，这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但金一南认为，这正反映了父亲那一代军人特有的个性。他向记者讲述了父子间的一段往事——
入伍第一年，金一南表现突出，武汉空军教导队让他试讲了一堂课，效果非常好。教导队领导决定把他留下来当教员或区队长，提前提干。金一南很兴奋，写信给家里报喜。未料到父亲很快回信，异常干脆：“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
父亲还找到武汉空军的老战友，让儿子马上归队。金一南就这样回到部队。教导队领导后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武汉空军司令部要打来这么一个电话。后来金一南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父亲说：“你才当了3年工人，当兵也没满一年，在基层时间太短，对基层还不够了解。只有从基层干起，你才能真正了解国家、真正了解军队。”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第二封信到了，这次是自我检讨：“让你回基层，从主观上看我也犯了错误，只想到让自己儿子经受锻炼，没有考虑到你首先是组织的人，首先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做过多干预。影响组织决定，也是我的错误。”
这封信让金一南感慨颇深。“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就连后悔，都不是对不住孩子，而是对不住组织。他1984年去世时，我只是个营职干部，而且服役期快满。从营职到团职到师职，我都是勉强赶上‘末班车’。”如今，金一南完全理解了父亲：“对父亲来说，没有中国革命，他可能永远是江西的一个贫农，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心里只有党，不会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留给我们的家风，就是‘做真人’。虽然一辈子受了不少委屈，但直到人生最后时刻，他都不允许身边人讲党和军队一个‘不’字。父亲那代人，是无法复制的。”
“那您自己做父亲后，是一个为孩子谋前程的父亲，还是一个摁住孩子去锻炼的父亲？”记者问道。
金一南坦然道：“我女儿不在军队工作，喜欢自我选择。不论她干什么，我要求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要多看看最贫困、最偏远的地方。”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金一南，有什么人生感悟可以告诉年轻人。金一南沉思片刻，说：
“我跟年轻人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做难事必有所得’。我大半辈子的经历就是做难事，迎接各种挑战。年轻人不要有太强的趋利避害的想法，要主动做难事，敢于吃亏，敢于被埋没。这个时代充满了机会，但机会来临时，还是要看自己的积累够不够深厚。
“第二句话是‘越是喧闹，越是孤独；越是寂寞，越是丰富’。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当周围熙熙攘攘、自己不得不随波逐流时，内心其实非常孤独，不知该何去何从；当离开喧闹的世界、自己独处时，才可以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时候内心最充实。
“如今的社会太热闹了，全民娱乐，唯独缺寂寞。就说我们今天搞科研，很多都是群众运动式的。做个课题，你一章我一章，最后一拼凑就完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课题组的成果吗？真正的好东西一定是个人的，是诞生于‘宁静致远’的过程中的。这个时代就缺摒弃喧闹的勇气。一个真正沉下心来、甘于寂寞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活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在随波逐流，一无所成。
“我一直记得在大西北看到的画面：茫茫戈壁，在烈日下，一个三角形的路牌，在地上投射出一块很小的阴影。3个去上学的孩子，就挤在这仅有的阴凉下休息。不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不曾了解今天的差距，就不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发达地区，享受一流待遇，却满腹牢骚，指手划脚，舍我其谁。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脚下这片土地。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听金一南讲完这段话，我们几位年轻记者注意到金一南办公室里的各种武器模型。茶几上两个模型是“歼—20”战斗机和“歼—31”战斗机；窗台上的模型是094型核潜艇；书柜顶上是99式主战坦克，会议桌上是“直—10”武装直升机……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想起了《苦难辉煌》里的话：“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寻淮洲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任军团长，22岁牺牲。邹容18岁发表《革命军》，20岁去世。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金一南，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著有《苦难辉煌》《心胜》等。党的十七大代表，曾获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防大学“刘伯承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撞击，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彭德怀和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
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意志，又提供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
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部党史，一部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给省部级官员阅读的《苦难辉煌》。这些话很大胆，对重要人物犀利点评，将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比较；行文却像聊天一样直白，像散文一样优美，像随笔一样自由，像演说一样热烈。人们早习惯了党史是一张严肃的面孔，到了《苦难辉煌》这儿，变得如此鲜活和生动。
这还是党史吗？有人质疑过。但党的总书记在读它，省部级官员在读它，年轻人也在读它——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此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一名“80后”拿出自己的《苦难辉煌》，交给记者索要金一南的签名，扉页上写着读后感：“一本每一字每一句都能触动‘萌点’的书，实在是可遇不可求，2009年8月4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评价是：作者怀有对中国革命史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从2009年出版至今，《苦难辉煌》卖了近200万册，金一南还因此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直言想不到：“想不到能有这么多读者。想不到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会看。如果我当时知道今天的结果，也许手一哆嗦，就写不出来了。”
“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追求自己首先富起来、家族首先富起来”
金一南年过六旬，军装笔挺，身姿挺拔，一开口就像天生的演说家，语言极富感染力。眼镜后的一双笑眼，流露出学者的持重与可亲，正符合人们对儒将的想象。这天还没有开学，但他案头已堆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他讲课，他为此写了6000多字的提纲。自从2009年7月24日走进中南海、给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讲课后，他一直是最受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欢迎的主讲人。
但金一南更愿意回顾那些平凡的日子。“动笔写《苦难辉煌》时，我是个团职干部。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书不难，出版社经常组织“剪刀 糨糊”式的写作班子。当时，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拼够资料就行，不超过20万字，3个月交稿。当时金一南已经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的笔记，但从没写过书，想借此练练笔，就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长期积累的感受喷涌而出，“要求不超过20万字，可我已经写了10万字，红军在江西还没出发，这不是小学作文说的‘跑题了’嘛！”3个月期限将至，金一南拿着稿子老老实实跟出版社交底：“对不住，写跑题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写吧。”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这个思路写下去！”
今天被形容为鸿篇巨制的《苦难辉煌》，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偶然上路。
走到这一步，金一南才下决心写一部自己心中的党史。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既非历史专业，也无文学建树，写党史的思路和别人大不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视野，引入共产党、国民党、苏俄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4条主线，做了详细的年表。“年表里列出了每一天这四方力量分别在做什么，形成详尽的横向比较，光是这几个年表就有200多万字。”
紧张写作期间，金一南犯痔疮，动了手术。出院后无法坐着写稿，夫人为金一南在地上铺上被褥，他就趴在地上对着“386”电脑写。“趴着写很难受，两三分钟脖子、手肘就酸痛难忍，可我就是停不下来。那时住房很小，经常是夫人在客厅看电视，我趴在电视柜旁边写书。”看着整天趴在地上敲键盘的丈夫，从来不爱照相的金夫人竟然鬼使神差，拿起相机，留下了金一南趴在地上写作《苦难辉煌》的珍贵照片。
这种狂热的写作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很苦，我一点不觉得。和笔下人物一起神游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无比快乐”。从1994年《苦难辉煌》最初动笔时，金一南是个团职干部，到2009年最终出版时，将近15年过去了，作为军职干部的他服役期也快届满。
出版时又出现问题。“50多万字的书、没有一张插图、字还这么小、印得密密麻麻，还是写党史军史，现在能卖出去吗？”出版社找来业内“大佬”咨询。来人简单翻了翻，说了一句“这样的书，也就六七千册”。他的意见让大家面面相觑：“要不先印几千册吧？保本就行。”没想到几千册很快卖光，加印，加印，再加印，还得加印……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不被看好的书就这样火了起来。不仅受到市场的好评，还获得高级干部的认可。有一次，金一南去国家发改委讲课，主持人是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介绍金一南时讲了个故事：“有位同志在机场读《苦难辉煌》，结果读得太入迷，把飞机误了，于是索性在机场休息室里看了7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这个同志，就是敝人。”金一南在湖南、湖北、吉林、江苏等地讲课时，省里的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告诉他，习近平同志推荐他们读《苦难辉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完书后，专门约金一南谈这本书。一位领导同志说，他是在福建一个小地方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翻开前言，就被深深吸引。听到这些，金一南也很感慨：“我真没有想到，原本为回答自己内心问题而写的书，会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认可。”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不怕战争，不会后退。和平和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牺牲尊严就可能换来和平；安全则是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天追求的是国家安全，不是没尊严的和平，这一点必须让日本明白。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一些人想得很功利。中日会不会发生战争？不会，我们就往前走走；会，我们就往后退。中国能打赢吗？能，我们就往前挤挤；不能，我们就往后退。这都是功利的算计。我们谈中日可能的冲突要特别注意，尊严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尊严从何而来？来自让对手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在中日之间，尊严比胜败还重要？
金一南：对。如今部分国人的行为让世界以为中国人很功利，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溜。这个印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有些国家会据此判断：只要我硬，中国就软。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战与不战、胜与不胜的争论，而是要展示自己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惜一切的气魄。这一点超越胜败。
环球人物杂志：中日对抗，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吗？
金一南：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日本首相安倍这样的反面教员，就太容易昏昏然了。对抗其实是种检验。中国到底行不行？哪里还不行？通过对抗一目了然。对抗也是种机会。解放军过去的一切荣誉来自陆军，海空军是我们的短板，而日本的海空力量是其优势。中日对抗，正好可以提升我国海空军的实力。虽然是被迫的提升，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国家能力的提升，靠嘴说没用，唯有靠实践牵引和推动。这种牵引和推动有可能使我们实现飞跃。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日、美、俄四国的战略关系是怎样的？
金一南：四国中，美日靠得最近。中俄靠拢一直是西方的噩梦，因为中俄靠拢产生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西方总会想方设法离间中俄。中俄想要恢复中苏同盟那种关系已经不可能，但双方靠近，能够彼此获得一个可靠的后备，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照顾对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俄是有默契的。
同时，美日同盟也并非坚不可摧。日本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核心就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对此很明白。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任司令托马斯·法格曾告诉我，每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纪念日，很多美国人会去夏威夷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参加纪念仪式，最早进去的1900多人，每人可以拿到一朵花投向大海，每朵花都系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名遇难官兵的名字。我问法格，有日本人参加这个仪式吗？法格说：从来没有。可想而知，两国内心深处至今埋藏着巨大的隔阂。
不盲目认为美日关系是铁板一块，同时维护好中俄关系，这是目前中国该做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民众和舆论始终希望解放军更强硬。但只要我们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其他国家就渲染“中国威胁论”。解放军如何应对这种矛盾？
金一南：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解放军的确发展了，但要走的路还长。现在有一些过分宣扬军队能力的言论，造成民众的期待值虚高。比如“歼—20”隐形战斗机、“运—20”大型运输机试飞后，舆论沸腾。但有多少人知道，它们形成战斗力要在数年以后？过分渲染我们能力的报道有害无益，也不实事求是。我们还是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多做少说，先做后说，只做不说。
至于其他国家要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军队必须产生威慑力，否则要军队做什么？毛泽东在1975年对海军做最后一次指示时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一句话胜过现在千言万语的论述！就是要让对方感到怕、感到威胁，才不敢放肆，才能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美国在塑造英雄，我们在推倒英雄”
在采访中，每当谈及中国军人的血性、基层军人的刚毅艰苦，金一南都会眼含热泪。从他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范围正是从国防大学到军事科学院一带，这里几乎云集了全军的知识精英。他们思维活跃，广泛接触社会思潮。金一南和这一大批军方知识精英对社会热点问题也形成独立的见解。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人担忧，中国人信仰缺失，中华民族精神缺失。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问题？
金一南：我认为是教育。讲两个我知道的事情。
一位在地方工作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他的小孙子在美国上到小学三年级回国读书，上学第一天回家就哭了。怎么回事？小孙子说：班上同学都在骂美国，我很生气，但又争不过他们。这个朋友十分震惊，没想到这个孩子在美国只读了3年书，爱美国爱得那么深。这就是美式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
黑龙江一位边防团长告诉我，中俄边境会谈，他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烈士陵园里，看见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围坐在一起，讲烈士的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这位团长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还有能在烈士陵园流泪的老师吗？信仰缺失、精神缺失，问题不在孩子，在老师。我们今天有多少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在公开场合诋毁狼牙山五壮士、诋毁雷锋、诋毁我们一个又一个英雄？
我亲身经历了美国人是如何塑造英雄的。麦克阿瑟在美军内部是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曾经给美国带来不小损失。现在不一样了。我先后4次访问五角大楼，麦克阿瑟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如今已经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的烟斗、软檐帽、手枪、钢笔，在五角大楼里到处可见。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有间麦克阿瑟办公室，我前往访问时，他们在“麦克阿瑟办公室”的牌子下贴我的名字，作了一天“金一南办公室”，告诉我“这是你在这里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们多少人在推倒自己的英雄。一个民族若背弃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除了成为个人利益至上的一盘散沙，还能有什么结局？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一个担忧是道德滑坡，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各种关系学盛行，人们生活于“在家吃饭不安全，出门办事得求人”的怪圈。 金一南：这是过分逐利的结果。我们以前过分强调市场，一切交给市场配置。这是一个误区。市场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向权看，就滋生了造假、人情和道德滑坡。
公平和效益是矛盾的，社会主义强调公平，资本主义强调效益。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力图让效益和公平结合。就算是美国，也有凯恩斯主义，也讲国家调节。行政手段必须参与市场的调节，避免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
出身将门的苦孩子
金一南对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金一南的父亲金如柏1930年在江西投身革命，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母亲郑织文，当年怀着一腔热血，从河南老家跋涉14天到达延安，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与金如柏结为伴侣。
1952年，金一南在江西出生，先随父母在昆明度过了童年，后举家来到北京。金家六姐弟中，他排行第五。虽然出身将门，但金一南没享受到父辈的荫庇。“文革”开始后，父母遭到迫害，他沦为“黑帮子女”，初中刚毕业就到小工厂当烧瓶工。在烟熏火燎的车间，金一南烧了3个月的瓶子，双手有6个指头被烫得发白，从蒸锅里端滚烫的饭碗，也没有一点感觉。
金一南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曾为完成一批紧急加工任务，连续工作36小时，手被划破了，就把血往裤腿上擦。直到1972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父亲获得平反，金一南才如愿参军。他先后做过无线电技师和军体教员，在基层当了12年兵。
1984年，金如柏去世，32岁的金一南被调回北京，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金一南，进了校办企业。厂子在大西北，那3年时间，烈日下的茫茫戈壁成了他最熟悉的景色。
1987年，金一南被分配到学院图书馆。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埋头自学军事理论知识。他无意间翻出一张表格“1936年世界各大国陆军实力比较”。上面记载，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再对比中日两国装备，中国陆军主力师的装备堪称世界先进水平，并非传统史料中所描述的“敌强我弱”。金一南有感而发，写下了《军人生来为战胜》一文：“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1995年，金一南写成22万字的《装甲战》一书，可惜送到出版社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最后书稿还被编辑弄丢了。由于这份书稿全是手写的，没留底稿，金一南痛心不已。
金一南在图书馆默默待了11年。直到1998年，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切尔克特第一次到中国国防大学访问，筹备会上，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员连切尔克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反倒是金一南对此人了如指掌。他向大家讲述了切尔克特的经历，把切尔克特近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和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还提供了从互联网上找到的切尔克特照片。校长很专注地上下打量着金一南，最后说：“下午2点之前，把你掌握的所有材料送到我的办公室！”
这是金一南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好几个教研室都想把金一南调去。最终，金一南进入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正式踏上军事理论研究的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年轻人要敢于被埋没”
讲起早年岁月，父亲是金一南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金如柏战功赫赫，金一南却一路坎坷，这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但金一南认为，这正反映了父亲那一代军人特有的个性。他向记者讲述了父子间的一段往事——
入伍第一年，金一南表现突出，武汉空军教导队让他试讲了一堂课，效果非常好。教导队领导决定把他留下来当教员或区队长，提前提干。金一南很兴奋，写信给家里报喜。未料到父亲很快回信，异常干脆：“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
父亲还找到武汉空军的老战友，让儿子马上归队。金一南就这样回到部队。教导队领导后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武汉空军司令部要打来这么一个电话。后来金一南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父亲说：“你才当了3年工人，当兵也没满一年，在基层时间太短，对基层还不够了解。只有从基层干起，你才能真正了解国家、真正了解军队。”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第二封信到了，这次是自我检讨：“让你回基层，从主观上看我也犯了错误，只想到让自己儿子经受锻炼，没有考虑到你首先是组织的人，首先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做过多干预。影响组织决定，也是我的错误。”
这封信让金一南感慨颇深。“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就连后悔，都不是对不住孩子，而是对不住组织。他1984年去世时，我只是个营职干部，而且服役期快满。从营职到团职到师职，我都是勉强赶上‘末班车’。”如今，金一南完全理解了父亲：“对父亲来说，没有中国革命，他可能永远是江西的一个贫农，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心里只有党，不会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留给我们的家风，就是‘做真人’。虽然一辈子受了不少委屈，但直到人生最后时刻，他都不允许身边人讲党和军队一个‘不’字。父亲那代人，是无法复制的。”
“那您自己做父亲后，是一个为孩子谋前程的父亲，还是一个摁住孩子去锻炼的父亲？”记者问道。
金一南坦然道：“我女儿不在军队工作，喜欢自我选择。不论她干什么，我要求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要多看看最贫困、最偏远的地方。”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金一南，有什么人生感悟可以告诉年轻人。金一南沉思片刻，说：
“我跟年轻人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做难事必有所得’。我大半辈子的经历就是做难事，迎接各种挑战。年轻人不要有太强的趋利避害的想法，要主动做难事，敢于吃亏，敢于被埋没。这个时代充满了机会，但机会来临时，还是要看自己的积累够不够深厚。
“第二句话是‘越是喧闹，越是孤独；越是寂寞，越是丰富’。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当周围熙熙攘攘、自己不得不随波逐流时，内心其实非常孤独，不知该何去何从；当离开喧闹的世界、自己独处时，才可以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时候内心最充实。
“如今的社会太热闹了，全民娱乐，唯独缺寂寞。就说我们今天搞科研，很多都是群众运动式的。做个课题，你一章我一章，最后一拼凑就完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课题组的成果吗？真正的好东西一定是个人的，是诞生于‘宁静致远’的过程中的。这个时代就缺摒弃喧闹的勇气。一个真正沉下心来、甘于寂寞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活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在随波逐流，一无所成。
“我一直记得在大西北看到的画面：茫茫戈壁，在烈日下，一个三角形的路牌，在地上投射出一块很小的阴影。3个去上学的孩子，就挤在这仅有的阴凉下休息。不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不曾了解今天的差距，就不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发达地区，享受一流待遇，却满腹牢骚，指手划脚，舍我其谁。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脚下这片土地。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听金一南讲完这段话，我们几位年轻记者注意到金一南办公室里的各种武器模型。茶几上两个模型是“歼—20”战斗机和“歼—31”战斗机；窗台上的模型是094型核潜艇；书柜顶上是99式主战坦克，会议桌上是“直—10”武装直升机……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想起了《苦难辉煌》里的话：“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寻淮洲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任军团长，22岁牺牲。邹容18岁发表《革命军》，20岁去世。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