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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心脏地带的一场大火，正揪扯着全世界的神经。在社交网络上，100多年前维克多·雨果那段描写圣母院大火的著名文字，也被媒体工作者们“考古”出来，生出一番“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的怅惘：
人人都抬眼观察教堂的上层。所见是一片奇异景象。在最高层走道顶上，在中央花瓣格子圆窗的上面，熊熊烈焰在两座钟楼之间腾起无数火星的漩涡……钟楼上的无数鬼怪和巨龙塑像显出阴森凄惨的模样。火焰跳动不定，闪闪烁烁，看上去这些塑像也在跳动。半狮半鹫怪似乎在大笑，笕嘴兽好像在吠叫，蝾螈在吹火，塔腊斯贡兽在浓烟中打喷嚏。
4月15日晚6点30分（北京时间16日零点30分），巴黎人眼前所见的，正是同样的“奇异景象”。橙色大火吞没了巴黎圣母院的屋顶，白色浓烟像龙卷风一样卷着身子，燃烧的灰烬飘满街道。大概1小时后，在人们的惊呼中，93米高的尖塔在半空中折毁，坠入火海。“巴黎被斩首了。”目睹塔顶倒下的法国人皮埃尔·埃里克·特里莫维拉斯对《纽约时报》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當中国网民一觉醒来，铺天盖地的图片、视频和直播，几乎瞬间就将人们拉入这片“奇异景象”之中。当我们看到被滚滚浓烟和熊熊大火穿透的大教堂，看到围观群众跪地默哀、吟唱圣歌，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与同理心油然而生。
这一座教堂，为什么能伤全世界的心？
800多岁的“年迈女士”
一个简单的原因或许是，对于一位用石头做成、并有着800多岁的年迈女士——巴黎圣母院的法文原名是Notre Dame，意思是“我们的女士”——来说，在她之前，圣母玛利亚从来没有如此的生动鲜活。
“1163年开工，那年辛弃疾刚开始在南宋做官;1345年竣工，那年朱元璋刚开始当和尚。”诚如旅法作家张佳玮所说，过去8个世纪中，巴黎圣母院一直矗立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来往行人总是会在入口附近停下来，低头寻找一颗镶嵌在人行道上的青铜星星。那是法国道路的零起点——人们总是由它开始，计算巴黎到法国其他城市的距离。
在欧洲建筑史上，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此前的教堂大多笨重，拱顶沉重、柱子粗矮、墙壁厚实，而哥特式的巴黎圣母院恰恰相反，那些尖肋拱顶、飞扶壁，营造出轻盈修长的飞天感，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内厅高阔的空间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天际，崇高而庄重。
在教堂的底层，并列着三个核桃形门洞，左门为“圣母之门”，右门称“圣安娜之门”，中门则是著名的“最后审判之门”，表现的是耶稣在“世界末日”宣判每个人命运的场景。整个建筑遍布着形态各异的浮雕，每一尊都精雕细琢，体态、神情和动作栩栩如生。比如表现“终极审判”的场景，大天使昂首挺胸、神情端宁，撒旦则凶神恶煞，微微举起的左手似乎恨不得将秤的高低打乱，好让地狱再添加一枚恶灵。天平下的恶兽虎视眈眈，直视着秤盘中的灵魂。在中世纪，教堂里的牧师们只用一般民众难懂的拉丁文宣讲，这些雕塑可用来帮助不识字的人们了解《圣经》故事，所以被称为“穷人的圣经”。
在这场燃烧了一夜的大火中，这些主体结构依然伫立着，但屋顶却被烧掉了2/3，用张佳玮的话说，就像“一辆集装箱大卡车，烧到还留下车头和残破不堪的车身，就是车顶基本没了，集装箱里头也燎了一遍”。那三个13世纪就存在、直径高达13米的玫瑰花窗的生死，一直被反复问及。这是巴黎圣母院最值得称赞的艺术品，阳光之下，繁复华丽的玫瑰花窗把教堂照得五彩斑斓，被看作巴黎圣母院“美丽的眼眸”。直到次日，巴黎圣母院的发言人安德烈·费诺才告知媒体，“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大玫瑰窗没有被火灾损坏。有一些19世纪的玻璃窗确实遭受了损坏，但所幸历史古老的那三个幸免于难，这有点儿像奇迹，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同样可称为“奇迹”的，还有被抢救出来的荆棘冠。这是基督教信仰中历史最悠久的圣物之一，传说在耶稣受难前，罗马士兵曾强迫耶稣戴上了这顶荆棘冠。它只在宗教庆典中展出，比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下午3点，以及耶稣受难日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供信徒们礼拜。
荣耀与厄运
尽管享有“最美的哥特教堂”的美誉，但事实上，这座教堂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与上帝对话”的地方。从中世纪一路走来，巴黎圣母院一直是法国重大宗教、政治事件上演的场所。一部巴黎圣母院历史，就是一部法兰西民族的微缩史。
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扬起十字军的旌旗，从这里向埃及开拔，发起第七次东征;1302年，腓力四世为对抗教皇，在这里召集了第一次三级会议（参加者有教士、贵族与市民），标志着资产阶级市民开始参与政治生活;1422年，在“百年战争”中获胜的英军，宣布由刚满10个月的婴儿国王亨利六世兼领法国国王，加冕典礼就设在巴黎圣母院，这里又成为民族耻辱的背景板。
也是在这场“百年战争”中，圣女贞德脱颖而出。目不识丁、身披白甲的少女领导着军队获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却不幸被俘，以“女巫”的罪名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直到1455年，教宗卡利克斯特三世才宣布：“贞德是为了捍卫她的宗教、她的国家和她的国王而死，她是殉教者。”她的昭雪仪式就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在这场大火之前，走进教堂，还能看到她佩戴长剑、双手合十祈祷的雕像。 到了17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地位水涨船高。传说，波旁王朝的第二任国王路易十三和皇后安妮，婚后22年流产4次，为子嗣问题头疼不已。1637年，一位修士声称圣母会赐子孙给国王夫妇，第二年，王后果然怀孕，路易十三于是发布《誓愿诏书》，把法兰西奉献给圣母，并给儿子起名为“神赐的路易”，即日后大名鼎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从此，巴黎圣母院开始与王权政治相捆绑，这为它带来了荣耀和权势，也埋下了日后厄运的种子。
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道貌岸然的神父教士，成为知识分子讽刺揭露的对象。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让巴黎圣母院遭遇了一场“恶搞”：主人公之一卡冈都亚国王将巴黎圣母院的大钟摘下来当马铃铛，还骑在钟楼上，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一下淹死了260416个人。
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君主被拉下宝座，皇后被推上断头台。愤怒的巴黎民众涌入巴黎圣母院，他们看到了矗立在大门上方的一组犹太国王石像，误认为是法国国王，愤怒地把这28位“石头国王”推進广场，用断头台将它们“斩首”了。之后，这里被改名为“理性神殿”，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被自由女神像取而代之，十字架也被移走，暴乱时期，这里甚至成了藏酒的仓库。
直到1801年拿破仑掌权，巴黎圣母院停敲了十年之久的大钟才重新奏响。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
这一“高光时刻”并没持续太久，在革命与复辟的更替动荡中，圣母院又陷入尴尬之境。到了雨果写出《巴黎圣母院》的1831年，大教堂已命悬一线。作为一个哥特建筑的发烧友，早在孩提时代，雨果就对巴黎圣母院情有独钟，经常顺着螺旋式的楼梯爬上钟楼，去听震耳欲聋的钟声。为了完成小说，他花了3年时间，专门熟悉中世纪的法国社会，多次钻进大教堂的角落旮旯，却发现这里已是一片“艺术废墟”：“首先是光阴，在这里那里撕开裂口然后弄得到处锈迹斑斑;其次是革命，政治的或宗教的革命，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盲目狂暴，闹哄哄冲击艺术古迹……再就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愚蠢荒唐，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堂皇的风尚开始，层出不穷，导致了建筑的衰落。”
雨果的杰作，不仅留下了敲钟人卡西莫多与吉卜赛少女艾斯美拉达的爱情悲剧，更把巴黎圣母院这座“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乐”推上了历史前台。他在序言中感叹着大教堂的破败凋敝，“或许快要从大地上消逝了”，由此引起许多人的共鸣。1837年，法国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历史性纪念物委员会，1840年，法国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性建筑法案》颁布。法国人对古建修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而巴黎圣母院，正是他们施展才华与想象的广阔舞台。
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
1842年，刚刚30岁的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杜克与搭档拉索斯，共同赢得了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设计合同，负责全面整修教堂，工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从雕像、排水系统、窗户、门墙到大厅屋顶皆重新改建，大教堂由此重焕光彩。
被誉为“修复之父”的勒-杜克，一度因对原作的大胆干预和改动而备受谴责，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经由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巴黎圣母院这座老建筑才拥有了全新的灵魂。
比如那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怪兽雕像，就出自勒-杜克的巧妙设计。他在屋顶、石栏杆上建造了一个由无数精灵神怪组成的世界，它们或神情冷峻，或迷茫好奇，在各个角落若隐若现，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那个名为“思提志”（stryge）的怪兽，它蹲在教堂顶处，双手托腮，直视前方，似乎在认真思考，以至于舌头微微吐出，翅膀都在背后夹紧。还有那些滴水嘴兽，看上去就像伸长脖子的小怪物，下雨的时候，就充当“排水系统”，让雨水顺着脖子倾泻而下。
在这场大火中轰然倒塌的尖塔，也出自勒-杜克之手。他研究了13世纪的遗迹，将尖塔加高了13米，底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置了3座灰绿色的铜质人像。作为整个修复工作的“总导演”，勒-杜克也巧妙地留下一个“彩蛋”，他把其中一尊雕像偷偷换成了自己，卷发，身着中世纪的服装，手握一把直尺，尺上刻有他的名字。不同于其他向下俯视芸芸众生的传道者雕像，勒-杜克这一尊却背过身去，保持着向上仰望的姿态，将目光投向塔尖——也许是出于一种对毁灭与消亡的担忧，勒-杜克想通过这个设计，让自己日夜凝视着、守护着这件作品，看着它永远矗立于时空之流。
这种担忧，在二战中险些成真。
“巴黎烧了吗？——就在现在，巴黎烧了吗？”——1944年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军进入巴黎的消息，气急败坏地砸着桌子大喊。他给当时驻守巴黎德军的最高统帅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发去密电：“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
肖尔铁茨本来就是实施“焦土政策”的老手，他的部队在巴黎城中四处埋藏地雷和炸药，比如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凡尔赛宫，当然还有巴黎圣母院，只要按下一个按钮，这些建筑就将灰飞烟灭，寸土不留。
但是，巴黎最终没有烧。个中原因众说纷纭，经典报道文学《巴黎烧了吗？》说是巴黎市长泰丁格的苦苦哀求，让肖尔铁茨做了第三帝国的叛徒;经典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则讲述了一个德军士兵面对巴黎圣母院，呆呆坐着，不忍下手按爆破按钮的感人故事。无论如何，整个巴黎的文明古迹在希特勒失败前最癫狂的一刻，得以幸存。
如今的圣母院，依旧漂浮在塞纳河的西岱岛上，却在一场大火中劫数难逃。
巴黎烧了，尖塔断了，有人将它看作现实所开的吊诡玩笑，有人则将它看作古典时代的一曲挽歌。熊熊火光中，无论总统还是平民，无论性别、种族和阶级，面对人类共同文明遗产在烈火中崩毁，都共担同一种悲痛、彷徨与无力。
相比人们的多愁善感，对一座历经8个世纪风云跌宕的教堂来说，一切其实没有那么糟糕。修复与破坏总是交替发生，最伟大的建筑，总是由世世代代的积淀、增补、颠覆与重建相叠而来。在这个意义上，在烈火中被“斩首”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有消亡，且将以另一种生命形式，继续俯瞰整个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