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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留学生来说,选择国外名校留学,除了学习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深入异邦生活,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围,学习大有别于东方的西方思维,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创造力洗礼的过程。经历这一场由外至内精神洗礼的人,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专业上,都获得内在的提升。
我能放下我的大包
来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这里的留学生活的确与其他英国的城市不一样。伦敦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人流密集、车水马龙,金融城、牛津街、大英博物馆、英超球场等等商业与文化在此共冶一炉,而我的学校也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学校内没有宽阔的校园草坪,没有平静的湖面,各个校区和教学楼分散地坐落在伦敦的闹市中,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因此充分地融入到伦敦的节奏当中去了。由于宿舍相对偏远,而课室和图书馆却在市中心,平日我都需要背上或提着一天需要用的课本和资料,还有自制的经济午餐出门,登上醒目的红色公交车去上学。要是哪天碰上要用电脑,那就更加劳累了,不得不背上那六斤重的Laptop踏上一天的旅程。平时的生活都由自己打点,去超市购物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而那可恶的超市偏偏又有点距离,去一次就得背上不少存货以免浪费劳动力和时间。所以,那大背包又摇身一变成了我的购物运输工具。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是充实的,我那大背包也成了我的好伙伴,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它。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我,自小视节俭为美德。在生活中,我对身边的物品都十分爱惜,尽量保持它们最完好的状态,生怕它们受到损坏而小心保管和使用。我一直都以此为荣,因为我的东西能用很长时间。有一个朋友开玩笑地说:“你用的东西都很长寿”。当然,对此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可能会因为要小心保管它们而使自己十分疲累,例如,我出外背上重重的大背包,会因为生怕弄脏它而到哪儿都背在身上或者抱在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物品垫着,我不会将背包放在地上。当我外出一天回到宿舍,有时真的累坏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发现当地的英国人在出行时也都很喜欢带上个大大的背包或手提包,当他们停下等待或办事时,他们都会将包卸下放在地上(当然在自己的保管范围内),很少人会将沉重的包袱长时间背在自己身上。我还留意到伦敦街头的小轿车,车体表面上有不少凹陷的小坑或者刮痕,大概是行驶过程中的小磕小碰造成的,一般人很少会为每一次的刮损而花费金钱去修整还原,而是等到实在需要修理时,要不转让另买新车,要不集中一次将轿车送进厂大修。
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也许是发达国家物质丰富的体现吧,逐渐地,我感悟到这是英国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以人为上。人们创造发明了丰富的物品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这些物品是为人们的生活服务的。可能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人们的消费水平存在高低,对同一类物品的消费观念和爱惜程度均会存在差异,但是有一个基本概念是不应该受到影响得:是物品为人们服务而不是人们为物品服务。
最起码的是,人们不应为保管相关物品而过于受累,要懂得平衡得失,适当的时候,要着眼于大利而舍弃小利。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提倡浪费,而是觉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享受丰富的物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充沛的精力,以便投入到更重要的工作以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我们的价值。

回国已近两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的一个小变化就是,我现在不再背着大背包不放下了,而是停下来时卸下它,启程时再背上,如果脏了再把它洗干净。
圣安德鲁斯的优雅洗礼
许志斌
留英经济学PhD,现任渣打银行中国金融机构部助理经理。
留学感言最珍贵的不是好似了得的博士帽,也不是措辞光鲜的履历表,真正可贵的是在圣安德鲁斯遇到的那些优雅的人,和那些挥之不去的美丽记忆。
那些执著的高尔夫球爱好者都向往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因为那是Golf的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球场(Old Course)。尽管作为非会员的预定时间可能需提前3年,那份尊贵以及合理范围内的虚荣还是让许多人认为值得等待。那些编织着“漂亮朋友”梦想的学生亦会对圣安德鲁斯趋之若鹜,因为这所欧洲贵族们聚居的大学发售着步入欧洲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即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王子曾住过的St.SalvatorsHall现已人去楼空,在圣安德鲁斯的街头仍然不时可以偶遇到传说中欧洲各王室的王子公主。虽然大多仅留下世袭的头衔,华丽盛装不再,但那种近在咫尺的真实,依然可让人充满遐想。
更多的人可能如同我,去圣安德鲁斯既不是出自对高尔夫的痴迷,也无攀龙附凤的勃勃野心,唯有的是对这座建于1411年的苏格兰最古老大学的仰慕(相当于明永乐9年)。如果说在英格兰有牛津和剑桥,那么在苏格兰就有爱丁堡和圣安德鲁斯。就我个人而言,这座大学如同一位深沉而内敛的谦谦君子,那份自信却不张扬的优雅品质从我5年前步入校园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若说“吃在圣安德鲁斯”可能有点夸张,但是饮食的国际化还是名副其实的。如果是为了纯粹的美食,建议还是去远离城中心的特色田园餐厅,不仅可近看优美的苏格兰原野,还可远眺随天空变换颜色的北海(North Sea),特别是这里的服务员都是餐厅的家庭成员,完全不同城里那些拿碗摔盆的打工留学生,轻声细语的优雅让人不敢聒噪,吃饭似乎也变得艺术起来。当然,如果要彰显财大气粗,海边悬崖边的时髦法式海鲜餐厅也可以光顾,每位最低40英镑的menu加上要用带毫克刻度的天平方能衡量的分量,坚信“吃饭要吃饱”的食客来此基本无异于从旁边的悬崖直接跳下去。其实,这些比起在学生Canteen吃的话还是好很多,尽管威廉王子第一年和我们一起在Sallies吃饭,餐厅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或许是苏格兰的厨师并不在乎英格兰的王子,或许威廉在他住的顶楼包间里有特别小灶也未可知。总之,我在中国吃得很好,去到发达国家后发现吃饭有时也需要勇气,资本主义国家更会让人挨饿。
当然,圣安德鲁斯给我带来的远不止衣食住行这些日常随感,更多的可能是这里“国际化的体验”。这里的教授来自许多世界级名校(如LSE,剑桥等),不同于某些英国大学为盈利而开的国际班(100个有80个来自中国)。这里的同学国籍分布比较多元,经常有“形而上学式”的酒吧辩论(比如为什么英国还有实行“封建制”的岛屿而印度则有“共产主义”的邦),大家随苏格兰风笛翩翩起舞的Scottish Ceilidh(同乐会),提供很多免费饮料和食物的沙滩Bonfire BBQ,以及学生会组织的去爱丁堡艺术节的outing,等等,令我明白在我们自己构筑的坚固的围城之外,世界其实可以闻所未闻的不同。
圣安德鲁斯同时也给像我这样的国际学 生很多机会,不用去餐馆打3到5镑的钟点工,我的助教工作可以有5到6倍的时薪,还可以积累比洗油腻盘子更有益的经验;通过学院推荐,我获得了去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组织(UNCTAD)实习的机会,除了可以很神气地在诸多国际游客的长队前拿着工牌直接穿过万国旗通道进入联合国欧洲总部,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到第一线联合国官员的工作实录。毫无疑问,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瑞士,还是回到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已经让圣安德鲁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忆在圣安德鲁斯这些年,愉快,痛苦,自豪和沮丧,此间种种都已过滤沉淀下来,经过时间精心修饰过后,每一片段都显得分外难忘。然而,我想最珍贵的不是好像了得的博士帽,也不是措辞光鲜的履历表,真正可贵的是在圣安德鲁斯遇到的那些优雅的人,和那些挥之不去的美丽记忆。
吉吉的亚琛理工
快中秋了,我想回家。想妈妈煮的咸水毛豆,想加了很多瓜子仁的月饼。亚超里开始上月饼了,厨房里熬的汤,微微的飘出些香气,到底还要熬多久?
2002年的冬天,来德国之前,中介被没有告诉我妈妈在德国要读七年书才能毕业,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在妈妈的殷切眼光中,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带着超重的四十多公斤行李,一个人登上了往汉堡的飞机。
2003年秋天,考上亚琛理工大学,只知道柏林汉堡的家人不知道亚琛工大是不是好的大学,直到在外面工作的表姐在问了外国朋友,知道那是一间还不错的名校之后,父母方才放心。更大的担心接踵而至,这次连续七年的读书征战,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我能否独自走完?
当我的德语说得不那么结巴的时候,却发现课程难得像天书,平常没有人管你是否在认真听课,但考试前题目是硬硬的那几道,没有可以圆滑回答的问题,我的写作天赋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考试前的深夜,北极星挂在窗前,我在埋头K书。侥幸的是,每年也按照学校要求一门一门在通过。
书柜上歪歪斜斜的书,整理它们如同整理记忆。上面七歪八扭写着的字,是中学时代的教科书,破破的绿皮老版化学书,书角有几幅化学老师变形卡通图。这么多年,在德国搬了无数次家,从北德到东德,再到南德,最后搬到了西德,一直是不忍心扔掉它们。
老旧的复读机上,竟然还有第一次上语言班的自我介绍:“Ich bin JiJi,17 JahrealT。”如今17岁不再,三年多的时间里,学会了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平静地接受生活和被生活接受,不再欢喜于嘻哈吵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已不见了那些曾经肆意挥霍的青春,却多了一份平和。
在有妈妈体温的中国的家里,我从来没有为吃不到可口的饭菜而着急过,也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哪怕是一双袜子。那时真像生活在保温杯里的小孩子,只要弹好钢琴、做好功课,其余都是没有任何体力负担的散漫日子。妈妈也从来没有想过,后来我可以因为住不起旅馆而在澡堂里过夜,当然更没有想过我会去做在中国我永远不可能做的工作:服务生。
一开始在麦当劳打工,目的只是为了买一个Swaroski的水晶手链或者Lancom的一款眼霜。渐渐的,妈妈在来信里开始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吞吞吐吐的说,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如我刚走的时候,再者这么长的学习时间,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还是难以承受的。最初的信令我感到难过,甚至怀疑父母的爱,可是环顾亚琛,除了拿着不菲的奖学金来读硕士的优等生,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业余打工,于是我悄悄下决心,一定不要让自己再成为家人的负担。
课余,我变身一家Herzogenrath火车站某私人旅店的服务生,穿着白衫牛仔裤和一双舒适的鞋,周末在店里帮忙,客人总在我忙碌的时候频频点头。越来越喜欢的是以这种方式更深入的生活在这里。几条蜿蜒不知道尽头的山路那边,是古老的欧洲小城,我背着包袱走过时,女子学校的女孩子都微笑着盯着我,就好像我是妈妈中午带回的下午茶点心。我是不必担心迷路的,因为学生票的使用范围很广,可以搭乘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车子颠簸着将要驶向哪里?心中带着未知的惊喜:被风吹起的裙角、久旧的灰色的水门汀、教堂回荡的钟声、七色的玻璃、各色的首饰、化着浓妆的老妇人们、满是鸽子的广场、兜售几十种不同品种土豆的集市、哥特式的尖顶、比才的阿兰城姑娘……
仿佛梦醒,大学的暑假是燥热和压抑的,日历上每隔两周用红色标注的日子,足以让整个夏天的太阳崩裂,白天黑夜一点点压在头顶,等最后一个考试的日子被划上一个大叉,先不管是不是可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夏天已经悄悄离去。够努力够运气的话,剩下的几天赶紧抓住夏天的尾巴,去天气还不错的意大利游玩。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以台灯代替太阳,继续烘烤着苦读的头顶的日子。
我知道那煲汤,煲的时间越久,味道就越香浓。我不会后悔,在异域的工作与读书中,七年弹指划过的青春。
我能放下我的大包
来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这里的留学生活的确与其他英国的城市不一样。伦敦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人流密集、车水马龙,金融城、牛津街、大英博物馆、英超球场等等商业与文化在此共冶一炉,而我的学校也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学校内没有宽阔的校园草坪,没有平静的湖面,各个校区和教学楼分散地坐落在伦敦的闹市中,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因此充分地融入到伦敦的节奏当中去了。由于宿舍相对偏远,而课室和图书馆却在市中心,平日我都需要背上或提着一天需要用的课本和资料,还有自制的经济午餐出门,登上醒目的红色公交车去上学。要是哪天碰上要用电脑,那就更加劳累了,不得不背上那六斤重的Laptop踏上一天的旅程。平时的生活都由自己打点,去超市购物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而那可恶的超市偏偏又有点距离,去一次就得背上不少存货以免浪费劳动力和时间。所以,那大背包又摇身一变成了我的购物运输工具。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是充实的,我那大背包也成了我的好伙伴,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它。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我,自小视节俭为美德。在生活中,我对身边的物品都十分爱惜,尽量保持它们最完好的状态,生怕它们受到损坏而小心保管和使用。我一直都以此为荣,因为我的东西能用很长时间。有一个朋友开玩笑地说:“你用的东西都很长寿”。当然,对此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可能会因为要小心保管它们而使自己十分疲累,例如,我出外背上重重的大背包,会因为生怕弄脏它而到哪儿都背在身上或者抱在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物品垫着,我不会将背包放在地上。当我外出一天回到宿舍,有时真的累坏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发现当地的英国人在出行时也都很喜欢带上个大大的背包或手提包,当他们停下等待或办事时,他们都会将包卸下放在地上(当然在自己的保管范围内),很少人会将沉重的包袱长时间背在自己身上。我还留意到伦敦街头的小轿车,车体表面上有不少凹陷的小坑或者刮痕,大概是行驶过程中的小磕小碰造成的,一般人很少会为每一次的刮损而花费金钱去修整还原,而是等到实在需要修理时,要不转让另买新车,要不集中一次将轿车送进厂大修。
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也许是发达国家物质丰富的体现吧,逐渐地,我感悟到这是英国人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以人为上。人们创造发明了丰富的物品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这些物品是为人们的生活服务的。可能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人们的消费水平存在高低,对同一类物品的消费观念和爱惜程度均会存在差异,但是有一个基本概念是不应该受到影响得:是物品为人们服务而不是人们为物品服务。
最起码的是,人们不应为保管相关物品而过于受累,要懂得平衡得失,适当的时候,要着眼于大利而舍弃小利。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提倡浪费,而是觉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享受丰富的物质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更充沛的精力,以便投入到更重要的工作以创造更高的价值,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我们的价值。

回国已近两年,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的一个小变化就是,我现在不再背着大背包不放下了,而是停下来时卸下它,启程时再背上,如果脏了再把它洗干净。
圣安德鲁斯的优雅洗礼
许志斌
留英经济学PhD,现任渣打银行中国金融机构部助理经理。
留学感言最珍贵的不是好似了得的博士帽,也不是措辞光鲜的履历表,真正可贵的是在圣安德鲁斯遇到的那些优雅的人,和那些挥之不去的美丽记忆。
那些执著的高尔夫球爱好者都向往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因为那是Golf的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球场(Old Course)。尽管作为非会员的预定时间可能需提前3年,那份尊贵以及合理范围内的虚荣还是让许多人认为值得等待。那些编织着“漂亮朋友”梦想的学生亦会对圣安德鲁斯趋之若鹜,因为这所欧洲贵族们聚居的大学发售着步入欧洲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即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王子曾住过的St.SalvatorsHall现已人去楼空,在圣安德鲁斯的街头仍然不时可以偶遇到传说中欧洲各王室的王子公主。虽然大多仅留下世袭的头衔,华丽盛装不再,但那种近在咫尺的真实,依然可让人充满遐想。
更多的人可能如同我,去圣安德鲁斯既不是出自对高尔夫的痴迷,也无攀龙附凤的勃勃野心,唯有的是对这座建于1411年的苏格兰最古老大学的仰慕(相当于明永乐9年)。如果说在英格兰有牛津和剑桥,那么在苏格兰就有爱丁堡和圣安德鲁斯。就我个人而言,这座大学如同一位深沉而内敛的谦谦君子,那份自信却不张扬的优雅品质从我5年前步入校园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若说“吃在圣安德鲁斯”可能有点夸张,但是饮食的国际化还是名副其实的。如果是为了纯粹的美食,建议还是去远离城中心的特色田园餐厅,不仅可近看优美的苏格兰原野,还可远眺随天空变换颜色的北海(North Sea),特别是这里的服务员都是餐厅的家庭成员,完全不同城里那些拿碗摔盆的打工留学生,轻声细语的优雅让人不敢聒噪,吃饭似乎也变得艺术起来。当然,如果要彰显财大气粗,海边悬崖边的时髦法式海鲜餐厅也可以光顾,每位最低40英镑的menu加上要用带毫克刻度的天平方能衡量的分量,坚信“吃饭要吃饱”的食客来此基本无异于从旁边的悬崖直接跳下去。其实,这些比起在学生Canteen吃的话还是好很多,尽管威廉王子第一年和我们一起在Sallies吃饭,餐厅的伙食实在不敢恭维,或许是苏格兰的厨师并不在乎英格兰的王子,或许威廉在他住的顶楼包间里有特别小灶也未可知。总之,我在中国吃得很好,去到发达国家后发现吃饭有时也需要勇气,资本主义国家更会让人挨饿。
当然,圣安德鲁斯给我带来的远不止衣食住行这些日常随感,更多的可能是这里“国际化的体验”。这里的教授来自许多世界级名校(如LSE,剑桥等),不同于某些英国大学为盈利而开的国际班(100个有80个来自中国)。这里的同学国籍分布比较多元,经常有“形而上学式”的酒吧辩论(比如为什么英国还有实行“封建制”的岛屿而印度则有“共产主义”的邦),大家随苏格兰风笛翩翩起舞的Scottish Ceilidh(同乐会),提供很多免费饮料和食物的沙滩Bonfire BBQ,以及学生会组织的去爱丁堡艺术节的outing,等等,令我明白在我们自己构筑的坚固的围城之外,世界其实可以闻所未闻的不同。
圣安德鲁斯同时也给像我这样的国际学 生很多机会,不用去餐馆打3到5镑的钟点工,我的助教工作可以有5到6倍的时薪,还可以积累比洗油腻盘子更有益的经验;通过学院推荐,我获得了去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组织(UNCTAD)实习的机会,除了可以很神气地在诸多国际游客的长队前拿着工牌直接穿过万国旗通道进入联合国欧洲总部,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到第一线联合国官员的工作实录。毫无疑问,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瑞士,还是回到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都已经让圣安德鲁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回忆在圣安德鲁斯这些年,愉快,痛苦,自豪和沮丧,此间种种都已过滤沉淀下来,经过时间精心修饰过后,每一片段都显得分外难忘。然而,我想最珍贵的不是好像了得的博士帽,也不是措辞光鲜的履历表,真正可贵的是在圣安德鲁斯遇到的那些优雅的人,和那些挥之不去的美丽记忆。
吉吉的亚琛理工
快中秋了,我想回家。想妈妈煮的咸水毛豆,想加了很多瓜子仁的月饼。亚超里开始上月饼了,厨房里熬的汤,微微的飘出些香气,到底还要熬多久?
2002年的冬天,来德国之前,中介被没有告诉我妈妈在德国要读七年书才能毕业,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在妈妈的殷切眼光中,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带着超重的四十多公斤行李,一个人登上了往汉堡的飞机。
2003年秋天,考上亚琛理工大学,只知道柏林汉堡的家人不知道亚琛工大是不是好的大学,直到在外面工作的表姐在问了外国朋友,知道那是一间还不错的名校之后,父母方才放心。更大的担心接踵而至,这次连续七年的读书征战,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我能否独自走完?
当我的德语说得不那么结巴的时候,却发现课程难得像天书,平常没有人管你是否在认真听课,但考试前题目是硬硬的那几道,没有可以圆滑回答的问题,我的写作天赋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考试前的深夜,北极星挂在窗前,我在埋头K书。侥幸的是,每年也按照学校要求一门一门在通过。
书柜上歪歪斜斜的书,整理它们如同整理记忆。上面七歪八扭写着的字,是中学时代的教科书,破破的绿皮老版化学书,书角有几幅化学老师变形卡通图。这么多年,在德国搬了无数次家,从北德到东德,再到南德,最后搬到了西德,一直是不忍心扔掉它们。
老旧的复读机上,竟然还有第一次上语言班的自我介绍:“Ich bin JiJi,17 JahrealT。”如今17岁不再,三年多的时间里,学会了平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平静地接受生活和被生活接受,不再欢喜于嘻哈吵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已不见了那些曾经肆意挥霍的青春,却多了一份平和。
在有妈妈体温的中国的家里,我从来没有为吃不到可口的饭菜而着急过,也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哪怕是一双袜子。那时真像生活在保温杯里的小孩子,只要弹好钢琴、做好功课,其余都是没有任何体力负担的散漫日子。妈妈也从来没有想过,后来我可以因为住不起旅馆而在澡堂里过夜,当然更没有想过我会去做在中国我永远不可能做的工作:服务生。
一开始在麦当劳打工,目的只是为了买一个Swaroski的水晶手链或者Lancom的一款眼霜。渐渐的,妈妈在来信里开始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吞吞吐吐的说,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如我刚走的时候,再者这么长的学习时间,普通的中国工薪阶层还是难以承受的。最初的信令我感到难过,甚至怀疑父母的爱,可是环顾亚琛,除了拿着不菲的奖学金来读硕士的优等生,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业余打工,于是我悄悄下决心,一定不要让自己再成为家人的负担。
课余,我变身一家Herzogenrath火车站某私人旅店的服务生,穿着白衫牛仔裤和一双舒适的鞋,周末在店里帮忙,客人总在我忙碌的时候频频点头。越来越喜欢的是以这种方式更深入的生活在这里。几条蜿蜒不知道尽头的山路那边,是古老的欧洲小城,我背着包袱走过时,女子学校的女孩子都微笑着盯着我,就好像我是妈妈中午带回的下午茶点心。我是不必担心迷路的,因为学生票的使用范围很广,可以搭乘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车子颠簸着将要驶向哪里?心中带着未知的惊喜:被风吹起的裙角、久旧的灰色的水门汀、教堂回荡的钟声、七色的玻璃、各色的首饰、化着浓妆的老妇人们、满是鸽子的广场、兜售几十种不同品种土豆的集市、哥特式的尖顶、比才的阿兰城姑娘……
仿佛梦醒,大学的暑假是燥热和压抑的,日历上每隔两周用红色标注的日子,足以让整个夏天的太阳崩裂,白天黑夜一点点压在头顶,等最后一个考试的日子被划上一个大叉,先不管是不是可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夏天已经悄悄离去。够努力够运气的话,剩下的几天赶紧抓住夏天的尾巴,去天气还不错的意大利游玩。不幸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以台灯代替太阳,继续烘烤着苦读的头顶的日子。
我知道那煲汤,煲的时间越久,味道就越香浓。我不会后悔,在异域的工作与读书中,七年弹指划过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