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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是一团烈火，能烤热你。也能灼伤你。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就顶撞了毛泽东。调到中央以后，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极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湖南人说话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
出生在湖南的陶铸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身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有时剃光头有时理小平头。在外人看来他总是干练利索。他貌不惊人但气势逼人。他不拘小节，风风火火。他敢说敢顶。他有一副火爆的脾气。因此，有人说他是一团烈火。能烤热你，也能灼伤你。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来路经漳州，见到了毛泽东、聂荣臻、林彪。陶铸向他们介绍了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后，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门恳求说：“我们现在主要是缺少枪支。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闽东根据地就可以早日建成。”
“两个连?”林彪一听，眼睛瞪得滚圆，头直摇，“不行，不行，拿不出这么多。”
陶铸顿时变了脸色。话音里带出火气和抱怨：“你们光想着跟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毛泽东用缓和的声音说：“同志哥，我们真是有困难。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没有枪，只好扛着长矛大刀。每人带一斤炒米，两次休息后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会饿死人。幸亏第三天晚上找到国民党的一支地方部队，打一仗消灭了他们，夺到了粮食。那天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
陶铸情绪激动，他几乎叫了起来：“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在场的所有红军将领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训教训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毛泽东及时地摆摆手，压住阵说：“慢慢谈，部队和地方要多协商，互相支持……”
尽管陶铸顶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却喜欢他的个性，天不怕地不怕。第一次见面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毛泽东常说：“陶铸是头牛，把他用好了就能冲锋陷阵，就能开拓革命的事业。”
果真，1966年“文革”风暴即将开始，毛泽东又想到了陶铸这头“牛”。
5月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
6月1日。陶铸到北京正式走马上任了。
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寄予的希望最大。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工作关系；而且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佳人选。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提议，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放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在组织上变相地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官。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只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所阻止， “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
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妻子曾志看出了丈夫的沉重心思，在1966年国庆节后，她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眼神阴郁，面色铁青。但无论曾志怎样询问，他总是回答：没什么!其实他这是不愿意连累妻子，天塌下来也要自己一个人顶住。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陶鑄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毛泽东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但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时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江青等人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接着，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事态就这样被江青等人搞大了，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靠边站了。
与曾志第一次见面，陶铸给曾志留下了性格鲜明的印象。看到曾志哭了，陶铸却笑了：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
1967年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里。
对于牢狱生活，陶铸并不陌生。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蹲了5年，没有感到恐惧和委屈，而现在被自己的人关了大狱，心中不由地万分悲愤和委屈。
其实，陶铸对于生命早已看得很轻很轻。在他加入党组织时，已经就把生命交给了党和事业，但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很重，容不得一点污点和栽赃……
1933年初，中央巡视员朱礼治来到福州后，曾试探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直性子的陶铸对“吃洋面包”的王明不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表示了不满。朱 礼治回到上海后立即向王明作了汇报。一手遮天的王明发怒了，一纸命令便将陶铸撤职了。于是年轻气盛的陶铸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他要找党中央评理!
陶铸来到上海后，被中央拒之门外，后由于叛徒出卖，在英租界被捕，随后又解押送往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服刑。那年他刚满26岁。在狱中，他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坚贞不屈，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与狱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
在陶铸南京坐牢5年期间，在狱外一直等待消息的妻子曾志备受心灵的煎熬。她跟陶铸一样，同是湖南人，同是共产党员。曾志知道既然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双方就把彼此的生命和全部都交给了党，因此个人的一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曾志永远也忘不了与陶铸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去找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恰好陶铸就在罗明的书房，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两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曾志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
当时陶铸个头不高，很精干，微黑的四方脸上带棱带角，他虽然相貌一般，但在言语举止之中，给人以咄咄逼人之势。
说句实话，曾志很不喜欢陶铸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领导。
罗明是个斯斯文文、和蔼可亲的读书人，很少有胀红了脸的时候。尽管这样，他还是不失领导的风范，耐心地做陶铸的工作。
当两人安静下来之后，才发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站在一边。
罗明看到陶铸吃惊眼光，似乎忘记了刚才那段不愉快的争吵，连忙说道：“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陶铸，军委秘书。”
曾志心里不禁一惊：眼前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陶铸，他可是福建军委的“灵魂人物”啊!就是他组织并亲自指挥攻打厦门监狱，带领12名同志救出关在狱中40多名党团员。
罗明转过身又向陶铸介绍道：“她就是曾志同志……”
陶铸听说眼前这柔弱漂亮的姑娘就是被国民党到处通缉的“共党女匪首”曾志时，眼睛瞪得更大了，因为眼前的她穿了一件漂亮得体的旗袍。
当他们成了夫妻后，曾志曾经问过陶铸：“你那天跟罗明为什么事吵啊?”
陶铸回答：“吵架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把你记住了。终生难忘!”
那么，与陶铸第一次见面，曾志又留下什么印象呢?30多年后，曾志对女儿说：“第一面我对他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鲁。”太傲慢也好，太粗鲁也好，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性格鲜明的陶铸，给曾志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而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又让他们的爱情平淡却坚定。婚后，他们离多聚少，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浪漫。
他们之间不仅是夫妻，但更是战友、同志。夫妻情、战友情、同志情紧紧地把他们两个融为一体。当陶铸遭遇牢狱之灾时，曾志没有消极，没有丧志，反而更加激发起了她的斗志。她受组织派遣，奔赴闽东，闹暴动，打游击，发展革命组织，建设苏维埃政权，功勋卓著，成为叱咤风云的闽东巾帼英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终于将陶铸等7人营救出狱。
得知陶铸出狱的消息，曾志就像孟姜女寻夫一样，千里迢迢几经转辗来到南京，可是到了南京才知道，中央已经分配陶铸到武汉省委工作，于是曾志又马不停蹄，追到了武汉。
可是当他们在武汉重逢时，却出奇的平静。相见时，他们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仿佛是在寻找这5年来对方的变化。在晚上休息时，当陶铸脱下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再看看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血色全无，坚强的曾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曾志哭了，陶铸却笑了：“你哭什么呀，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是幸运的，我这不是活着出来了吗?”接着，陶铸又幽默地拍拍胸脯说：“没有事，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
“噗哧”一声，曾志被陶铸逗笑了。而这次“文革”的牢狱之灾，陶铸是否还能像上次那样逢凶化吉呢?曾志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看到姚文元的文章，陶铸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置我于死地啊!”陶铸眼睛里闪着泪花对曾志说道：“对不起。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够偿还”
1967年1月20日后，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4个警卫。到了3月，迫害进一步升级，将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
在以往，陶铸是一个工作狂，充满了旺盛的精力。可是就在这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和自由。他过去所习惯了的亲热的笑脸、尊敬的目光、热烈的掌声一夜之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怒目恶斥、无休止的批判。最让他气愤的是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點”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作文章，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姚文元的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陶铸囚禁的地方，人迹罕至，每当他神情抑郁，深陷于痛苦中时，只有妻子曾志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有曾志在身边，这对陶铸来说讲便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因为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厮守过。曾志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她与陶铸结婚时就定下协议：我不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战友、同志。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们互不干涉。即便在同一个地方，我也不和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以免别人闲言碎语。我凭我自己的能力理直气壮地工作。
在以往，即便在相聚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为了工作上的事情进行辩论，甚至争吵。
一次，广州市推举曾志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而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把曾志的名字勾掉了，换上另一位同志的爱人。曾志很生气：“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代表?”陶铸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因为那位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代表是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曾志火了：“说到底是拿别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这场“官司”还惊动了毛泽东。当然。最后还是曾志赢了。
然而这次在陶铸的囚居地，曾志一次也没有与丈夫争辩，因为她知道陶铸是对的，真理在他的一边。她动情地对陶铸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以往，曾志总是觉得陶铸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然而自从陶铸“文革”落难以来，她顿时觉得陶铸品格是多么高尚!
此刻，曾志心里的歉疚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要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安详、冷静和智慧，来抚慰陶铸。她经 常陪伴陶铸轻松地闲聊，经常向他谈起过去的往事。
也许是有曾志陪同的原因，也许是爱情炽热火焰融化了“钢铁”，陶铸在囚禁地，火爆的脾气再没有发作，他的精神也格外地放松。他处之泰然，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和心爱的妻子创造了一个宁和温馨的环境。他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事情，用更多时间来思考问题。
一次，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条，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陶铸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分别之前，曾志为丈夫洗了最后一次澡……陶铸拄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他和曾志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
就在陶铸和曾志“享受”难得的平静时。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了过来。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3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尤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
8月。江青一伙借毛泽东外出视察，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在中南海。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3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
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
3月中旬，陶铸的全身开始变黄，曾志焦急万分，找到了医生，结果被草草诊断为“肝炎”，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癌症!
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术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
曾志劝他： “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陶铸咬咬牙，摇摇头。
但破船偏遭大风浪，没有想到命运竟然这样不公。
10月15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曾志谈话，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0月18日。
这个消息，对曾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当曾志跌跌跄跄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显得异常冷静，沉思良久，他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他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说不定会遭到不测。我走后，你一定要找到亮亮，保护好他们。我也就放心了……”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和无情的选择!如果接受陶铸的方案，就意味着永远与他分别；如果与他一起去，自己的生死无所谓，但留在世上的女儿怎么办?这是让她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做出抉择啊!
看到了妻子矛盾复杂的心情，陶铸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主张。看到丈夫如此坚决，曾志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想到在一起只有3天的时间了，曾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陶铸劝慰道：“不要难过，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曾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在我的身边。”
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每当陶铸要出发，总是曾志为丈夫收拾行装。至于要带上什么，陶铸从来不考虑。全是曾志作主。但这次陶铸意外地冷静，考虑得也很周到，他要带上一箱子书，因为那是他的宝贝，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能放弃。他要曾志为他准备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再准备一床薄被，没人洗涤时以便自己洗涤。
一件事情，曾志想到了，就是替陶铸洗个澡。到了新地方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曾志把水放好，再把陶铸扶着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她知道这是为丈夫最后一次洗澡了，所以她洗得格外地仔细。从上到下，慢慢地为他擦洗。
就要分别了，陶铸没有忘记最后一件事。他把曾志、女儿亮亮、外孙小亮的照片小心翼翼用纸包好放在怀里。他对曾志说道：“照片放在我身边，就好像你们在我身边一样。我活着就有希望。”
分别的时刻到了。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他和曾志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
陶铸握住曾志的手，郑重地说道：“你看到亮亮，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曾志为陶铸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了握手。车开走时，曾志依然看到陶铸把脸贴在车玻璃上，微笑地向她最后一次挥手致意。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航船又重新驶入正道。曾志激动地拿出一件柿衣。用剪刀划开衬布。然后小心一翼从里边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裹……
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病房”里不见一丝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陶鑄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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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亲人，加上病魔的折磨，陶铸的病情很快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做手术。就很快会饿死!
医护小组决定再为陶铸做一次手术。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医生惊呆了：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在火化之前，要为陶铸找一件“老衣”。当工作人员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发现里面几乎 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
陶铸到达合肥以后的事情，曾志已经无法知道了。
自从与陶铸分别以后，曾志变得沉默寡言，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许多。为了给丈夫申冤，她一刻也没有闲着。她拖着病弱的身子，颤抖着手，一字一行地写起申辩材料。她的女儿亮亮也配合母亲，查阅了当年的报纸材料，找了许多所谓“南京叛徒集团”的人向他们了解情况。
熬过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曾志写了几十万字的申诉信和申诉材料。拿着母亲用心血写出来的材料，亮亮开始了艰苦的上访历程。
历史永远公正的，它必将还蒙垢含冤的人一个清白。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党的航船又重新驶入了人间正道。
这一天，曾志激动地拿出一件棉衣，用剪刀划开衬布，然后小心翼翼从里边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裹。打开包裹是一张信笺。这纸张已经很陈旧了。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原来这是陶铸与曾志分别时。陶铸为了报答曾志的相依为伴，为了补偿做丈夫未尽的义务，写给曾志的一首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时期，曾志怕被“四人帮”抄家，把这首诗藏在了棉衣里衬里。后来这首诗由曾志公诸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陶铸平反。
虽然陶铸与曾志永别了，但曾志每当想到他那张熟悉的笑脸，想到那虽是瘦骨嶙峋但却比钢强的胸脯，想到最后相守3年艰难而难忘的生活，仿佛他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能听到他那风风火火的走路声。能听到他到家时砰砰作响的开门声……翻动书籍，寻找资料，倒水喝茶，与人谈话，一切都是轰轰烈烈，就连咳嗽都能震动屋子!
每当曾志翻看陶铸赠送的那首诗时，她眼里便迸发出幸福的光彩，仿佛就像过去离长聚短一样，她最心爱的人没有离她遠去，只是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战斗着、工作着。总有一天，他们又会突然相逢，会各自叙述离别后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会为各自的观点辩论不休……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她就要和陶铸相逢了…一·0
(压题照片：陶铸与夫人曾志在一起1
湖南人说话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
出生在湖南的陶铸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身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有时剃光头有时理小平头。在外人看来他总是干练利索。他貌不惊人但气势逼人。他不拘小节，风风火火。他敢说敢顶。他有一副火爆的脾气。因此，有人说他是一团烈火。能烤热你，也能灼伤你。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来路经漳州，见到了毛泽东、聂荣臻、林彪。陶铸向他们介绍了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后，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门恳求说：“我们现在主要是缺少枪支。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闽东根据地就可以早日建成。”
“两个连?”林彪一听，眼睛瞪得滚圆，头直摇，“不行，不行，拿不出这么多。”
陶铸顿时变了脸色。话音里带出火气和抱怨：“你们光想着跟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毛泽东用缓和的声音说：“同志哥，我们真是有困难。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没有枪，只好扛着长矛大刀。每人带一斤炒米，两次休息后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会饿死人。幸亏第三天晚上找到国民党的一支地方部队，打一仗消灭了他们，夺到了粮食。那天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
陶铸情绪激动，他几乎叫了起来：“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在场的所有红军将领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训教训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毛泽东及时地摆摆手，压住阵说：“慢慢谈，部队和地方要多协商，互相支持……”
尽管陶铸顶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却喜欢他的个性，天不怕地不怕。第一次见面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毛泽东常说：“陶铸是头牛，把他用好了就能冲锋陷阵，就能开拓革命的事业。”
果真，1966年“文革”风暴即将开始，毛泽东又想到了陶铸这头“牛”。
5月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
6月1日。陶铸到北京正式走马上任了。
对于陶铸到京工作，江青寄予的希望最大。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仅为一般工作关系；而且陶铸敢于放炮，性情直率。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可用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佳人选。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提议，陶铸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放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在组织上变相地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官。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只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10月25日，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所阻止， “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
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妻子曾志看出了丈夫的沉重心思，在1966年国庆节后，她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眼神阴郁，面色铁青。但无论曾志怎样询问，他总是回答：没什么!其实他这是不愿意连累妻子，天塌下来也要自己一个人顶住。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陶鑄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毛泽东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但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时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江青等人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接着，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事态就这样被江青等人搞大了，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靠边站了。
与曾志第一次见面，陶铸给曾志留下了性格鲜明的印象。看到曾志哭了，陶铸却笑了：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
1967年1月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住处里。
对于牢狱生活，陶铸并不陌生。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蹲了5年，没有感到恐惧和委屈，而现在被自己的人关了大狱，心中不由地万分悲愤和委屈。
其实，陶铸对于生命早已看得很轻很轻。在他加入党组织时，已经就把生命交给了党和事业，但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很重，容不得一点污点和栽赃……
1933年初，中央巡视员朱礼治来到福州后，曾试探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直性子的陶铸对“吃洋面包”的王明不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表示了不满。朱 礼治回到上海后立即向王明作了汇报。一手遮天的王明发怒了，一纸命令便将陶铸撤职了。于是年轻气盛的陶铸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他要找党中央评理!
陶铸来到上海后，被中央拒之门外，后由于叛徒出卖，在英租界被捕，随后又解押送往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服刑。那年他刚满26岁。在狱中，他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坚贞不屈，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与狱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
在陶铸南京坐牢5年期间，在狱外一直等待消息的妻子曾志备受心灵的煎熬。她跟陶铸一样，同是湖南人，同是共产党员。曾志知道既然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双方就把彼此的生命和全部都交给了党，因此个人的一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曾志永远也忘不了与陶铸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去找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恰好陶铸就在罗明的书房，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两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曾志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
当时陶铸个头不高，很精干，微黑的四方脸上带棱带角，他虽然相貌一般，但在言语举止之中，给人以咄咄逼人之势。
说句实话，曾志很不喜欢陶铸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领导。
罗明是个斯斯文文、和蔼可亲的读书人，很少有胀红了脸的时候。尽管这样，他还是不失领导的风范，耐心地做陶铸的工作。
当两人安静下来之后，才发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站在一边。
罗明看到陶铸吃惊眼光，似乎忘记了刚才那段不愉快的争吵，连忙说道：“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陶铸，军委秘书。”
曾志心里不禁一惊：眼前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陶铸，他可是福建军委的“灵魂人物”啊!就是他组织并亲自指挥攻打厦门监狱，带领12名同志救出关在狱中40多名党团员。
罗明转过身又向陶铸介绍道：“她就是曾志同志……”
陶铸听说眼前这柔弱漂亮的姑娘就是被国民党到处通缉的“共党女匪首”曾志时，眼睛瞪得更大了，因为眼前的她穿了一件漂亮得体的旗袍。
当他们成了夫妻后，曾志曾经问过陶铸：“你那天跟罗明为什么事吵啊?”
陶铸回答：“吵架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把你记住了。终生难忘!”
那么，与陶铸第一次见面，曾志又留下什么印象呢?30多年后，曾志对女儿说：“第一面我对他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鲁。”太傲慢也好，太粗鲁也好，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性格鲜明的陶铸，给曾志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而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又让他们的爱情平淡却坚定。婚后，他们离多聚少，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浪漫。
他们之间不仅是夫妻，但更是战友、同志。夫妻情、战友情、同志情紧紧地把他们两个融为一体。当陶铸遭遇牢狱之灾时，曾志没有消极，没有丧志，反而更加激发起了她的斗志。她受组织派遣，奔赴闽东，闹暴动，打游击，发展革命组织，建设苏维埃政权，功勋卓著，成为叱咤风云的闽东巾帼英雄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终于将陶铸等7人营救出狱。
得知陶铸出狱的消息，曾志就像孟姜女寻夫一样，千里迢迢几经转辗来到南京，可是到了南京才知道，中央已经分配陶铸到武汉省委工作，于是曾志又马不停蹄，追到了武汉。
可是当他们在武汉重逢时，却出奇的平静。相见时，他们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仿佛是在寻找这5年来对方的变化。在晚上休息时，当陶铸脱下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再看看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血色全无，坚强的曾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曾志哭了，陶铸却笑了：“你哭什么呀，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是幸运的，我这不是活着出来了吗?”接着，陶铸又幽默地拍拍胸脯说：“没有事，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
“噗哧”一声，曾志被陶铸逗笑了。而这次“文革”的牢狱之灾，陶铸是否还能像上次那样逢凶化吉呢?曾志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看到姚文元的文章，陶铸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置我于死地啊!”陶铸眼睛里闪着泪花对曾志说道：“对不起。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是否能够偿还”
1967年1月20日后，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4个警卫。到了3月，迫害进一步升级，将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云云。
在以往，陶铸是一个工作狂，充满了旺盛的精力。可是就在这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和自由。他过去所习惯了的亲热的笑脸、尊敬的目光、热烈的掌声一夜之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他怒目恶斥、无休止的批判。最让他气愤的是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點”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作文章，胡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姚文元的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陶铸囚禁的地方，人迹罕至，每当他神情抑郁，深陷于痛苦中时，只有妻子曾志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有曾志在身边，这对陶铸来说讲便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因为在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厮守过。曾志是个个性很强的女人，她与陶铸结婚时就定下协议：我不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战友、同志。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们互不干涉。即便在同一个地方，我也不和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以免别人闲言碎语。我凭我自己的能力理直气壮地工作。
在以往，即便在相聚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为了工作上的事情进行辩论，甚至争吵。
一次，广州市推举曾志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而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把曾志的名字勾掉了，换上另一位同志的爱人。曾志很生气：“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代表?”陶铸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因为那位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代表是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曾志火了：“说到底是拿别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这场“官司”还惊动了毛泽东。当然。最后还是曾志赢了。
然而这次在陶铸的囚居地，曾志一次也没有与丈夫争辩，因为她知道陶铸是对的，真理在他的一边。她动情地对陶铸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以往，曾志总是觉得陶铸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然而自从陶铸“文革”落难以来，她顿时觉得陶铸品格是多么高尚!
此刻，曾志心里的歉疚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要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安详、冷静和智慧，来抚慰陶铸。她经 常陪伴陶铸轻松地闲聊，经常向他谈起过去的往事。
也许是有曾志陪同的原因，也许是爱情炽热火焰融化了“钢铁”，陶铸在囚禁地，火爆的脾气再没有发作，他的精神也格外地放松。他处之泰然，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和心爱的妻子创造了一个宁和温馨的环境。他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事情，用更多时间来思考问题。
一次，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纸条，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这是陶铸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分别之前，曾志为丈夫洗了最后一次澡……陶铸拄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他和曾志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
就在陶铸和曾志“享受”难得的平静时。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了过来。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3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尤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
8月。江青一伙借毛泽东外出视察，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在中南海。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3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
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
3月中旬，陶铸的全身开始变黄，曾志焦急万分，找到了医生，结果被草草诊断为“肝炎”，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癌症!
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术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他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
曾志劝他： “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陶铸咬咬牙，摇摇头。
但破船偏遭大风浪，没有想到命运竟然这样不公。
10月15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曾志谈话，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0月18日。
这个消息，对曾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当曾志跌跌跄跄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显得异常冷静，沉思良久，他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他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说不定会遭到不测。我走后，你一定要找到亮亮，保护好他们。我也就放心了……”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和无情的选择!如果接受陶铸的方案，就意味着永远与他分别；如果与他一起去，自己的生死无所谓，但留在世上的女儿怎么办?这是让她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做出抉择啊!
看到了妻子矛盾复杂的心情，陶铸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主张。看到丈夫如此坚决，曾志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想到在一起只有3天的时间了，曾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陶铸劝慰道：“不要难过，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曾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在我的身边。”
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每当陶铸要出发，总是曾志为丈夫收拾行装。至于要带上什么，陶铸从来不考虑。全是曾志作主。但这次陶铸意外地冷静，考虑得也很周到，他要带上一箱子书，因为那是他的宝贝，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能放弃。他要曾志为他准备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再准备一床薄被，没人洗涤时以便自己洗涤。
一件事情，曾志想到了，就是替陶铸洗个澡。到了新地方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曾志把水放好，再把陶铸扶着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她知道这是为丈夫最后一次洗澡了，所以她洗得格外地仔细。从上到下，慢慢地为他擦洗。
就要分别了，陶铸没有忘记最后一件事。他把曾志、女儿亮亮、外孙小亮的照片小心翼翼用纸包好放在怀里。他对曾志说道：“照片放在我身边，就好像你们在我身边一样。我活着就有希望。”
分别的时刻到了。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他和曾志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
陶铸握住曾志的手，郑重地说道：“你看到亮亮，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曾志为陶铸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了握手。车开走时，曾志依然看到陶铸把脸贴在车玻璃上，微笑地向她最后一次挥手致意。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航船又重新驶入正道。曾志激动地拿出一件柿衣。用剪刀划开衬布。然后小心一翼从里边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裹……
陶铸到达合肥那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病房”里不见一丝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陶鑄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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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亲人，加上病魔的折磨，陶铸的病情很快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做手术。就很快会饿死!
医护小组决定再为陶铸做一次手术。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医生惊呆了：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了更多的血。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在火化之前，要为陶铸找一件“老衣”。当工作人员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发现里面几乎 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一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老衣”呀!
陶铸到达合肥以后的事情，曾志已经无法知道了。
自从与陶铸分别以后，曾志变得沉默寡言，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许多。为了给丈夫申冤，她一刻也没有闲着。她拖着病弱的身子，颤抖着手，一字一行地写起申辩材料。她的女儿亮亮也配合母亲，查阅了当年的报纸材料，找了许多所谓“南京叛徒集团”的人向他们了解情况。
熬过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曾志写了几十万字的申诉信和申诉材料。拿着母亲用心血写出来的材料，亮亮开始了艰苦的上访历程。
历史永远公正的，它必将还蒙垢含冤的人一个清白。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党的航船又重新驶入了人间正道。
这一天，曾志激动地拿出一件棉衣，用剪刀划开衬布，然后小心翼翼从里边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裹。打开包裹是一张信笺。这纸张已经很陈旧了。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原来这是陶铸与曾志分别时。陶铸为了报答曾志的相依为伴，为了补偿做丈夫未尽的义务，写给曾志的一首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时期，曾志怕被“四人帮”抄家，把这首诗藏在了棉衣里衬里。后来这首诗由曾志公诸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陶铸平反。
虽然陶铸与曾志永别了，但曾志每当想到他那张熟悉的笑脸，想到那虽是瘦骨嶙峋但却比钢强的胸脯，想到最后相守3年艰难而难忘的生活，仿佛他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能听到他那风风火火的走路声。能听到他到家时砰砰作响的开门声……翻动书籍，寻找资料，倒水喝茶，与人谈话，一切都是轰轰烈烈，就连咳嗽都能震动屋子!
每当曾志翻看陶铸赠送的那首诗时，她眼里便迸发出幸福的光彩，仿佛就像过去离长聚短一样，她最心爱的人没有离她遠去，只是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战斗着、工作着。总有一天，他们又会突然相逢，会各自叙述离别后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会为各自的观点辩论不休……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她就要和陶铸相逢了…一·0
(压题照片：陶铸与夫人曾志在一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