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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至今的一年多里，李克强共有五次对外出访，其中三次都到了欧洲。
此次李克强对英国和希腊的访问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完成了对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的访问。3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了欧洲四国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并成为首位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元首。而去年，李克强在其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外访中到访瑞士和德国，后又出访罗马尼亚，并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法国《欧洲时报》评论称，3个月前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是欧洲陆地国家，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访的是欧洲的两个海洋大国，而且希腊还恰恰是2014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两次欧洲行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高度统一，“在中国领导人的平衡外交战略下，欧洲、欧盟的力量正越来越得到北京的倚重”。
如果将已经拥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俄关系视作是独立于中欧关系之外的第三方，那么在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十个年头前后，中欧关系出现明显升温的势头。
6 月19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雅典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边文化、经贸、投资、海洋、防灾、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摄影/ 本刊记者 刘震
“欧洲在今年中国外交议程中排在优先的位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回答一家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欧关系的关键词是“合作”，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文明和两大市场，我们之间的合作理应是全方位和战略性的。尤其是在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当中，欧洲是我们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与欧洲领导人首次会面。峰会前后，掀起一股欧洲领导人访华潮，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理埃罗先后到访中国。
中国原驻乌克兰大使、上海合作组织前副秘书长高玉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补上了以往中欧关系中的一块短板，是中欧关系的重要补充和新动力，而且，“这不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不会变”。
双方共同制定并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并提出加强经贸合作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几乎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李克强总理将这份《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称之为“上天下海入地”的全面合作，从航天航空到反盗版，从城市化到能源，其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这份规划也被认为是未来十年中欧深化互信合作、打造中欧关系“升级版”描绘出 “路线图”。
欧盟27国领导人在2010年6月的欧盟夏季峰会上正式通过的“欧洲2020战略”，成为欧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确定了欧盟未来发展的3个重点，即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能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以扩大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
相比较2000年出台的欧盟发展战略 “里斯本战略”中多达数百个量化目标，“欧洲2020战略”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具可操作性。这份战略规划还具体列出了未来发展的5大核心目标，分别涉及促进就业、增加研发投入、完成减排指标、增加青少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以及削减欧盟贫困人口等。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中国的发展成为欧洲的一个巨大机遇，更多欧洲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今年3月，在出席于荷兰海牙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前后，习近平和奥巴马各自对欧洲进行了访问。有媒体进行了比较分析，称美国和欧洲虽同属西方文明的联盟，但奥巴马无法为欧洲提供其急需的“营养”，例如经济市场和就业岗位，因此，欧洲更想要中国当它的“新好友”。
欧洲央行前不久出台了货币新政，力图消除欧元区通缩风险。对于正努力走出债务危机困局的欧洲经济来说，“拼经济”成为欧盟第一要务。对中国而言，正处转型期的经济下行风险亦不容忽视，结构改革任重道远。去年，中欧贸易额达5591亿美元，欧盟连续10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中欧经贸往来正从互补走向互融互通。此外，未来双方投资和自贸协定的达成，将进一步释放中欧经贸合作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还认为，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宏大构想，其终端正是欧洲。
2012年，上任法国防长仅仅15天的勒德里昂就来到了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这个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携手组织的年度对话始于2002年，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得名“香格里拉对话”，正式的名称是“亚洲安全大会”。
勒德里昂是欧盟国家中较早对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出热情的人，他在2012年的发言中提醒欧盟，不应该再对亚洲持“善意忽视”的态度，也告诫亚洲最好别再把欧盟仅仅视为次要的伙伴。
2013年，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三国防长悉数到新加坡参会，欧盟也派出了以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为代表的规格极高的代表团。
很长时间以来，欧盟对亚洲的注视，仅仅停留在经贸领域。但随着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以及美国“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欧盟意识到需要积极介入亚太事务，以防止“被边缘化”。有媒体分析称，欧盟也已经开始布局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以避免出现既被美国边缘化，也被亚洲边缘化的情况。 本月初，又一次来到香格里拉对话会场的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私下进行了一场双边会谈。
对于欧盟的“东移”，前北约秘书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认为，其与美国“重返亚洲”的不同之处是，欧盟不是太平洋势力，没有身为超级大国的负担，“而恰恰是欧盟在亚洲的潜在优势，因为这提供了美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无法具备的外交灵活性”。他还认为，在一些重要的全球问题上，欧盟和中国或许会发现它们是天然伙伴。
欧盟“东移”的变化也在去年11月中欧共同发布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得以体现。规划将和平与安全作为中欧合作的首要领域，之后才是经贸与人文合作等领域。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中国和欧洲关系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双方都不嫉妒相互的发展，都把相互发展视为一种机遇；此外，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的冲突，不会担心中国的发展挑战其地位。“这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其增加机会，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其地位。”
美国著名亚太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则认为，中欧关系的基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对欧洲具有吸引力的，依然是中国在不断增强的投资和经济实力。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承认，欧洲对中国的兴趣确实在逐年增加。
不过，从欧盟的角度看，仍有若干因素干扰中欧关系的发展。除了因为经贸合作的加深所导致的此起彼伏的贸易摩擦外，欧盟加紧与美进行政策协调，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而中欧自贸区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通过领导人访问、建立“2 2”磋商机制等手段促使欧洲国家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队。
但随着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和重视程度的加深，双方在处理分歧和问题上也更有智慧。去年，中欧在光伏争端上的双赢和解案例，就是通过“妥协文化”来化解分歧的一个案例。而在本月初于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七国峰会（G7）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张在会议公告中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予以点名批评，但其努力宣告失败，会议公告只是在全文行将结束之际用一段话表述了对东海、南海问题的关切。
“如果欧洲还仅仅把中国人当作商人，那就没有比这更加陈旧落伍、拆自己台的态度了。”英国国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尼克·巴特勒认为，欧洲需要摒弃自己的偏见，邀请中国人成为座上宾。
法国《欧洲时报》评论称，如今的中欧关系除了在贸易额数据这些“硬指标”上相向而行，还有一层“软实力”，是欧洲对华视角的变换以及信任与理解的加强。而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与欧洲单个国家发展良好关系，还要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欧盟组织寻找共同语言，不仅要与欧洲人做好各个领域的生意，还要在此基础上创新欧亚大陆合作模式，令彼此成为更亲密的朋友，最终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名副其实的“伙伴”。
此次李克强对英国和希腊的访问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完成了对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的访问。3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了欧洲四国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并成为首位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元首。而去年，李克强在其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外访中到访瑞士和德国，后又出访罗马尼亚，并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法国《欧洲时报》评论称，3个月前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是欧洲陆地国家，此次李克强总理到访的是欧洲的两个海洋大国，而且希腊还恰恰是2014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今年的两次欧洲行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高度统一，“在中国领导人的平衡外交战略下，欧洲、欧盟的力量正越来越得到北京的倚重”。
如果将已经拥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俄关系视作是独立于中欧关系之外的第三方，那么在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第十个年头前后，中欧关系出现明显升温的势头。
释放中欧经贸合作潜力
“欧洲在今年中国外交议程中排在优先的位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全国“两会”回答一家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欧关系的关键词是“合作”，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文明和两大市场，我们之间的合作理应是全方位和战略性的。尤其是在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当中，欧洲是我们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六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与欧洲领导人首次会面。峰会前后，掀起一股欧洲领导人访华潮，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理埃罗先后到访中国。
中国原驻乌克兰大使、上海合作组织前副秘书长高玉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补上了以往中欧关系中的一块短板，是中欧关系的重要补充和新动力，而且，“这不会对中欧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方向不会变”。
双方共同制定并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并提出加强经贸合作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几乎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李克强总理将这份《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称之为“上天下海入地”的全面合作，从航天航空到反盗版，从城市化到能源，其涵盖面之广“前所未有”。这份规划也被认为是未来十年中欧深化互信合作、打造中欧关系“升级版”描绘出 “路线图”。
欧盟27国领导人在2010年6月的欧盟夏季峰会上正式通过的“欧洲2020战略”，成为欧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确定了欧盟未来发展的3个重点，即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智能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以扩大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
相比较2000年出台的欧盟发展战略 “里斯本战略”中多达数百个量化目标，“欧洲2020战略”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具可操作性。这份战略规划还具体列出了未来发展的5大核心目标，分别涉及促进就业、增加研发投入、完成减排指标、增加青少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以及削减欧盟贫困人口等。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中国的发展成为欧洲的一个巨大机遇，更多欧洲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今年3月，在出席于荷兰海牙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前后，习近平和奥巴马各自对欧洲进行了访问。有媒体进行了比较分析，称美国和欧洲虽同属西方文明的联盟，但奥巴马无法为欧洲提供其急需的“营养”，例如经济市场和就业岗位，因此，欧洲更想要中国当它的“新好友”。
欧洲央行前不久出台了货币新政，力图消除欧元区通缩风险。对于正努力走出债务危机困局的欧洲经济来说，“拼经济”成为欧盟第一要务。对中国而言，正处转型期的经济下行风险亦不容忽视，结构改革任重道远。去年，中欧贸易额达5591亿美元，欧盟连续10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中欧经贸往来正从互补走向互融互通。此外，未来双方投资和自贸协定的达成，将进一步释放中欧经贸合作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还认为，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宏大构想，其终端正是欧洲。
欧洲不只把中国人当商人
2012年，上任法国防长仅仅15天的勒德里昂就来到了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这个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携手组织的年度对话始于2002年，每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得名“香格里拉对话”，正式的名称是“亚洲安全大会”。
勒德里昂是欧盟国家中较早对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出热情的人，他在2012年的发言中提醒欧盟，不应该再对亚洲持“善意忽视”的态度，也告诫亚洲最好别再把欧盟仅仅视为次要的伙伴。
2013年，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三国防长悉数到新加坡参会，欧盟也派出了以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为代表的规格极高的代表团。
很长时间以来，欧盟对亚洲的注视，仅仅停留在经贸领域。但随着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以及美国“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欧盟意识到需要积极介入亚太事务，以防止“被边缘化”。有媒体分析称，欧盟也已经开始布局自己的“重返亚洲”战略，以避免出现既被美国边缘化，也被亚洲边缘化的情况。 本月初，又一次来到香格里拉对话会场的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希尔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私下进行了一场双边会谈。
对于欧盟的“东移”，前北约秘书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认为，其与美国“重返亚洲”的不同之处是，欧盟不是太平洋势力，没有身为超级大国的负担，“而恰恰是欧盟在亚洲的潜在优势，因为这提供了美国这样的重量级选手无法具备的外交灵活性”。他还认为，在一些重要的全球问题上，欧盟和中国或许会发现它们是天然伙伴。
欧盟“东移”的变化也在去年11月中欧共同发布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得以体现。规划将和平与安全作为中欧合作的首要领域，之后才是经贸与人文合作等领域。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中国和欧洲关系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双方都不嫉妒相互的发展，都把相互发展视为一种机遇；此外，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的冲突，不会担心中国的发展挑战其地位。“这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其增加机会，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其地位。”
美国著名亚太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则认为，中欧关系的基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对欧洲具有吸引力的，依然是中国在不断增强的投资和经济实力。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承认，欧洲对中国的兴趣确实在逐年增加。
不过，从欧盟的角度看，仍有若干因素干扰中欧关系的发展。除了因为经贸合作的加深所导致的此起彼伏的贸易摩擦外，欧盟加紧与美进行政策协调，推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而中欧自贸区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通过领导人访问、建立“2 2”磋商机制等手段促使欧洲国家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队。
但随着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和重视程度的加深，双方在处理分歧和问题上也更有智慧。去年，中欧在光伏争端上的双赢和解案例，就是通过“妥协文化”来化解分歧的一个案例。而在本月初于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七国峰会（G7）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张在会议公告中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予以点名批评，但其努力宣告失败，会议公告只是在全文行将结束之际用一段话表述了对东海、南海问题的关切。
“如果欧洲还仅仅把中国人当作商人，那就没有比这更加陈旧落伍、拆自己台的态度了。”英国国王政策研究所主席尼克·巴特勒认为，欧洲需要摒弃自己的偏见，邀请中国人成为座上宾。
法国《欧洲时报》评论称，如今的中欧关系除了在贸易额数据这些“硬指标”上相向而行，还有一层“软实力”，是欧洲对华视角的变换以及信任与理解的加强。而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与欧洲单个国家发展良好关系，还要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欧盟组织寻找共同语言，不仅要与欧洲人做好各个领域的生意，还要在此基础上创新欧亚大陆合作模式，令彼此成为更亲密的朋友，最终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名副其实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