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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尽管在情节上狗血不断，让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仍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总统亲属贪腐丑闻戏码的翻版。一次发生的贪腐可能是偶然和个人操守不严，不断发生就意味着其中有必然和制度的因素。朴槿惠“闺蜜门”的密码，深植于韩国民主体制的缺陷中。
前总统无一有好下场
“我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国民就是我的家人，让大家幸福是我参政的唯一目的。”这是朴槿惠2011年竞选总统时的表态。那时候人们都相信，她一定能摆脱10位前总统无法善终的宿命。然而，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教育人们，韩国政坛是一个黑洞，你一旦接近它，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吸附到它暗黑的内在去。
大韩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是李承晚，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1960年，在当了12年总统后，李承晚谋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企图遭到全国抵制，大量学生走上街头但遭到血腥镇压，史称“4·19”学生运动，一个星期后，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到夏威夷，5年后在那里死去。
李承晚之后的韩国总统是尹普善，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没当几天就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朴正熙出身贫寒但意志坚定，他18年的统治缔造了“汉江奇迹”，是韩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功臣，到现在都被认为是“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斥责后者工作不力，被射杀。
继任的崔圭夏重复了尹普善的命运，9个月后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所取代。全斗焕上台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政府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633人死亡。这成了韩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起点。全斗焕因为镇压学生声名扫地，1997年以受賄罪和军事政变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2205亿韩元罚金，这笔钱花了16年时间才追缴完毕，全斗焕也被国民骂了16年。
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于1988年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此后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不能连任。1993年，卢泰愚交权给金泳三，韩国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1997年4月，卢泰愚因为以假名账户在银行存放485亿韩元的政治献金而被判17年徒刑，罚款2628亿韩元，褫夺任内和卸任后获得的所有勋章。
不过，笼罩在韩国总统头上的厄运并未完结，民选总统金泳三尽管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但仍因为儿子的腐败丑闻而丢尽了颜面;其后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有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廉洁自持著称的总统卢武铉则因妻子和胞兄受贿，羞愤之下跳崖自杀;其后的总统李明博出生寒微，靠个人奋斗当上了现代建设的CEO，但同样因为哥哥的受贿丑闻而灰头土脸。
因此，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尽管在情节上狗血不断，让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仍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总统亲属贪腐丑闻戏码的翻版，唯一的不同是身份：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妻子、李明博的哥哥换成了闺蜜崔顺实而已，而从彼此关系的实质来看，崔顺实的地位不亚于血亲。
腐败，难善终的“魔咒”
李承晚、朴正熙那一代韩国总统的遭遇，与当时军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有莫大的关系。而朴正熙执政后期韩国特殊的经济起飞模式，则为全斗焕之后的总统全都被腐败绊倒埋下了伏笔;韩国特殊的政商互动模式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是为贪腐事件的发生准备了温床。
韩国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力调控和扶持之上的。当时韩国经济基础薄弱，总统朴正熙制定了集中资源发展少数大企业的战略，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诸多方便，企业则为国家赚回数量可观的外汇时，被称赞为国家的“长子”“孝子”和“功臣”。而现代、三星、大宇、SK等企业之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眷顾和垂青，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政客走得很近：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SK集团会长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密。再加上在这一阶段，大至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靠拢政府才能发财，政商勾结就此泛滥。这样一来，经济固然起飞了，黑金政治的祸根却就此种下。
黑金政治，无法根除的毒瘤
民主化之后，韩国在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监督制约和完善的反腐败体制。但由于政府过大的行政决策权和对经济的过多介入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韩国的金融业长期为政府所有，而韩国财阀的核心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财阀有求于政府的情况并没有改观。
而政客为了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的需要。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按法律规定企业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一家公司向一个政治党派的政治捐款总额一年之内不能够超过2.5亿韩元，而且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客提供超过限额的非法政治献金，政客回报以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贷款，就成了韩国政治无法根除的毒瘤。
而企业一旦不听招呼，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进行支持或惩罚。1983年，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当主要的财阀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拒绝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几个星期内倒闭。1995年SK集团社长崔钟贤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SK集团马上收到了政府的税务调查通知，崔钟贤不得不公开声明取消自己的发言，并不再公开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言论。
正因为政商双方都强烈需要彼此，尽管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已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韩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详尽的反腐败法律——2006年，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规定，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发生职务腐败行为，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同民间机构负责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或参与奢侈性娱乐活动。2015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金兰英法》，规定公职人员、新闻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单次不得收受超过100万韩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的财物或服务，每年收受财物或服务总价值不得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但事态并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
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韩国的政客和财阀都成了高危职业，再德高望重、清廉自持的人，都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因此，朴槿惠深陷丑闻是一种必然，其中的偶然因素只是崔顺实的身份和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而能决定朴槿惠前途的并不是那些狗血八卦的东西，而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没有大企业的支持，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竞选总统，因此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朴槿惠相关的非法政治献金问题有可能浮出水面。
前总统无一有好下场
“我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国民就是我的家人，让大家幸福是我参政的唯一目的。”这是朴槿惠2011年竞选总统时的表态。那时候人们都相信，她一定能摆脱10位前总统无法善终的宿命。然而，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教育人们，韩国政坛是一个黑洞，你一旦接近它，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吸附到它暗黑的内在去。
大韩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是李承晚，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1960年，在当了12年总统后，李承晚谋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企图遭到全国抵制，大量学生走上街头但遭到血腥镇压，史称“4·19”学生运动，一个星期后，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到夏威夷，5年后在那里死去。
李承晚之后的韩国总统是尹普善，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没当几天就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朴正熙出身贫寒但意志坚定，他18年的统治缔造了“汉江奇迹”，是韩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功臣，到现在都被认为是“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斥责后者工作不力，被射杀。
继任的崔圭夏重复了尹普善的命运，9个月后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所取代。全斗焕上台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政府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633人死亡。这成了韩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起点。全斗焕因为镇压学生声名扫地，1997年以受賄罪和军事政变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2205亿韩元罚金，这笔钱花了16年时间才追缴完毕，全斗焕也被国民骂了16年。
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于1988年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此后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不能连任。1993年，卢泰愚交权给金泳三，韩国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1997年4月，卢泰愚因为以假名账户在银行存放485亿韩元的政治献金而被判17年徒刑，罚款2628亿韩元，褫夺任内和卸任后获得的所有勋章。
不过，笼罩在韩国总统头上的厄运并未完结，民选总统金泳三尽管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但仍因为儿子的腐败丑闻而丢尽了颜面;其后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有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廉洁自持著称的总统卢武铉则因妻子和胞兄受贿，羞愤之下跳崖自杀;其后的总统李明博出生寒微，靠个人奋斗当上了现代建设的CEO，但同样因为哥哥的受贿丑闻而灰头土脸。
因此，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尽管在情节上狗血不断，让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仍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总统亲属贪腐丑闻戏码的翻版，唯一的不同是身份：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妻子、李明博的哥哥换成了闺蜜崔顺实而已，而从彼此关系的实质来看，崔顺实的地位不亚于血亲。
腐败，难善终的“魔咒”
李承晚、朴正熙那一代韩国总统的遭遇，与当时军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有莫大的关系。而朴正熙执政后期韩国特殊的经济起飞模式，则为全斗焕之后的总统全都被腐败绊倒埋下了伏笔;韩国特殊的政商互动模式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是为贪腐事件的发生准备了温床。
韩国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力调控和扶持之上的。当时韩国经济基础薄弱，总统朴正熙制定了集中资源发展少数大企业的战略，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诸多方便，企业则为国家赚回数量可观的外汇时，被称赞为国家的“长子”“孝子”和“功臣”。而现代、三星、大宇、SK等企业之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眷顾和垂青，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政客走得很近：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SK集团会长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密。再加上在这一阶段，大至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靠拢政府才能发财，政商勾结就此泛滥。这样一来，经济固然起飞了，黑金政治的祸根却就此种下。
黑金政治，无法根除的毒瘤
民主化之后，韩国在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监督制约和完善的反腐败体制。但由于政府过大的行政决策权和对经济的过多介入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韩国的金融业长期为政府所有，而韩国财阀的核心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财阀有求于政府的情况并没有改观。
而政客为了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的需要。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按法律规定企业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一家公司向一个政治党派的政治捐款总额一年之内不能够超过2.5亿韩元，而且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客提供超过限额的非法政治献金，政客回报以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贷款，就成了韩国政治无法根除的毒瘤。
而企业一旦不听招呼，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进行支持或惩罚。1983年，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当主要的财阀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拒绝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几个星期内倒闭。1995年SK集团社长崔钟贤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SK集团马上收到了政府的税务调查通知，崔钟贤不得不公开声明取消自己的发言，并不再公开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言论。
正因为政商双方都强烈需要彼此，尽管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已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韩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详尽的反腐败法律——2006年，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规定，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发生职务腐败行为，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同民间机构负责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或参与奢侈性娱乐活动。2015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金兰英法》，规定公职人员、新闻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单次不得收受超过100万韩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的财物或服务，每年收受财物或服务总价值不得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但事态并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
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韩国的政客和财阀都成了高危职业，再德高望重、清廉自持的人，都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
因此，朴槿惠深陷丑闻是一种必然，其中的偶然因素只是崔顺实的身份和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而能决定朴槿惠前途的并不是那些狗血八卦的东西，而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没有大企业的支持，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竞选总统，因此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朴槿惠相关的非法政治献金问题有可能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