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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首很有名的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的后两句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表达了诗人在重阳节这天怀念亲人的真挚感情，但是若翻译为英文应该怎么向外国读者传递这层思乡之情呢？笔者偶然见到了这句话的两个英文版本，第一个版本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文“I know my brothers would， with dogwood spray in hand， climb up mountain and miss me far away”。另一个版本为王宝童老师的译文“By now my brothers must some heights have passed， but a cornel wearer missing’ll damp the play”.两个版本各有千秋，而读者更喜欢哪个版本则取决于每个人的评判标准。就笔者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王宝童老师的版本。笔者认为王宝童老师尤其是第二句的翻译既照顾了原文的形式又将原文所寄托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但个人认为还值得商榷的是外国读者直接看译文可能还不了解重阳节的来源及文化内涵。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许渊冲先生的版本也有过人之处，这就引出了笔者想探讨的问题，何为翻译标准以及翻译界所提的忠实、通顺是否可行？
王东风老师在其名为《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一文中就明确提出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准确的翻译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王东风老师主要从三个层面解释为什么翻译的忠实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层面为伦理层面。翻译标准的忠实是从伦理概念中借鉴而来的，伦理概念的标准是百分之百，比如说臣忠于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从实践操作来看，伦理的忠实是可以实现的，而若翻译实践中也已忠实为标准，则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伦理的忠实意味着“她者”百分之百的尽忠，事实上译者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忠实原文，所以可以得出结论：Traduttore， traditore （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即翻译者即叛逆者。举例说中国菜名的英译就很有意思，泡菜鱼翻译为“fish with pickled vegetables”，担担面为“dandan noodles”，这种对中国菜名的翻译只是体现了这道菜的原材料和做法，体现不出来其来源，比如说担担面是因为在四川人们挑着担子卖面条而得名，但这在英译中完全体现不出来。既然“忠实”不可行，于是中国古代译者转而取“信”，“不欺于己”，以“信”为翻译的标准。
另外王东风老师还认为忠实之外的附加标准，如通顺等，实际上与忠实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经验主义译论借用了伦理忠实的概念，但除了忠实标准之外，翻译家还提出了其他标准，如通顺，这些标准原本是想维护翻译的不忠，但从逻辑上看，却反而解构了忠实。从本质上看，“忠”是原文取向的，而“顺”则是译文读者取向的，难以两全。施莱尔马赫也说过：“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传统翻译从总体上看是译文读者取向的，“顺”着读者也就意味着要“不忠”于原文，两者不可兼得。比如某些英语谚语的翻译，“as strong as a horse”译为“力大如牛”；“love me， 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这些都是为了译入语读者的方便翻译为适合译入语情境的例子，本来充满异国情调的表达方式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已是对原文的不忠实。
王东风老师还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角度出发认为作者本人的表达未必就能准确地体现他的意图。因此，译者试图还原甚至作者本人都无法确认的当时的写作意图、情境是徒劳的，这样的尝试，用德里达的话说其实已经是“翻译的翻译”，结果只能是“因为混乱，而被‘混乱’所翻译”。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认为，用判断作者意图 的方式来评价或判定特定话语的意义，是一个谬误。柏拉图也曾就作品的意义走访过作者本人，最后却意外发现连作者本人都无法解释当时的创作意图，既然原意是不确定的，忠实原文只能是译者的一厢情愿。
因此，談及忠实，无法成为翻译的标准，译者也更不用将其作为自己翻译的追求，这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这篇论文也是旨在揭示传统翻译在一些认识方面的误区。
参考文献：
[1]Derrida，J.1986.Difference.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Venuti，L.1995.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3]Wimsatt Jnr，W.k.
王东风老师在其名为《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一文中就明确提出翻译的忠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最准确的翻译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近真”，而不可能同真或忠实。王东风老师主要从三个层面解释为什么翻译的忠实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层面为伦理层面。翻译标准的忠实是从伦理概念中借鉴而来的，伦理概念的标准是百分之百，比如说臣忠于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从实践操作来看，伦理的忠实是可以实现的，而若翻译实践中也已忠实为标准，则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伦理的忠实意味着“她者”百分之百的尽忠，事实上译者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忠实原文，所以可以得出结论：Traduttore， traditore （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即翻译者即叛逆者。举例说中国菜名的英译就很有意思，泡菜鱼翻译为“fish with pickled vegetables”，担担面为“dandan noodles”，这种对中国菜名的翻译只是体现了这道菜的原材料和做法，体现不出来其来源，比如说担担面是因为在四川人们挑着担子卖面条而得名，但这在英译中完全体现不出来。既然“忠实”不可行，于是中国古代译者转而取“信”，“不欺于己”，以“信”为翻译的标准。
另外王东风老师还认为忠实之外的附加标准，如通顺等，实际上与忠实是背道而驰的，虽然经验主义译论借用了伦理忠实的概念，但除了忠实标准之外，翻译家还提出了其他标准，如通顺，这些标准原本是想维护翻译的不忠，但从逻辑上看，却反而解构了忠实。从本质上看，“忠”是原文取向的，而“顺”则是译文读者取向的，难以两全。施莱尔马赫也说过：“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传统翻译从总体上看是译文读者取向的，“顺”着读者也就意味着要“不忠”于原文，两者不可兼得。比如某些英语谚语的翻译，“as strong as a horse”译为“力大如牛”；“love me， 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这些都是为了译入语读者的方便翻译为适合译入语情境的例子，本来充满异国情调的表达方式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已是对原文的不忠实。
王东风老师还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角度出发认为作者本人的表达未必就能准确地体现他的意图。因此，译者试图还原甚至作者本人都无法确认的当时的写作意图、情境是徒劳的，这样的尝试，用德里达的话说其实已经是“翻译的翻译”，结果只能是“因为混乱，而被‘混乱’所翻译”。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认为，用判断作者意图 的方式来评价或判定特定话语的意义，是一个谬误。柏拉图也曾就作品的意义走访过作者本人，最后却意外发现连作者本人都无法解释当时的创作意图，既然原意是不确定的，忠实原文只能是译者的一厢情愿。
因此，談及忠实，无法成为翻译的标准，译者也更不用将其作为自己翻译的追求，这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这篇论文也是旨在揭示传统翻译在一些认识方面的误区。
参考文献：
[1]Derrida，J.1986.Difference.Tallahassee：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Venuti，L.1995.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3]Wimsatt Jnr，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