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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来，书院文化崛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阵地。尤其到了宋代以后，渐渐由开始时期的民间性质过度到官办性质，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地山林湖边幽静之地的一个个书院，纷纷走出山林的幽静，走到文化发展与普及的前台。一直到明清时代，书院始终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脊梁，是中华文明书香漫溢的地方。
确切地说，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大力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戊戌变法，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宋至清时代的书院，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几千年以来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一般的书院都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它们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其中的典型建筑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
而名气最大的岳麓书院，更是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学问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里被称为“千年学府”实在是不虚此名。
历经千年的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超越了血雨腥风的朝代更替，让中华大地始终弥漫着迷人的书香。
（摘自《寻根》）
确切地说，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大力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戊戌变法，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宋至清时代的书院，是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几千年以来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一般的书院都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它们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其中的典型建筑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
而名气最大的岳麓书院，更是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学问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里被称为“千年学府”实在是不虚此名。
历经千年的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超越了血雨腥风的朝代更替，让中华大地始终弥漫着迷人的书香。
（摘自《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