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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教授认为，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经济界和舆论三个行为体相互纠缠，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层面的纠纷错综复杂。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阴晴不定的战后中日关系，关于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研究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日本出版了众多的学术著作。2006年春天，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国际问题专家，时为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毛里和子女士出版了《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瞩目。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毛里教授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她所在的早稻田大学又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与中日关系的重镇之一；其二，该书的出版正值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两国自政府到民间，从学术界到普通老百姓，都在关注和热议两国关系。今天重温这部著作别有一番意义。
写作的缘起和目的
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举动导致中日关系矛盾频发，两国高层互访几乎中断，形成了“政冷经热”的怪象。这一现象引起毛里和子教授的注意，她开始将目光投向中日关系。2005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涉日抗议活动，给这位长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毛里教授目睹抗议群众高喊“抵制日货”、“爱国无罪”的激烈游行场面时，之前“没有真正研究过中日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她，“从心里痛感有必要对很多问题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并“决心要写作此书”，力求 “引起许多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们思考一些问题”。
关于写作本书的目的，毛里教授特别强调三点。第一，有必要“重新构建”中日关系，希望包括日本外交界、政界、媒体等各界在内的读者正视这一现实。第二，要认识到容易情绪化的中日关系的“脆弱性”，要慎重地处理它。第三，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要客观地看待战后60年间日本的所作所为，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基于上述愿望，毛里教授认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描绘中日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在于努力说明“现实存在过的中日关系”和“现实的中日关系”是怎样的。
如何理解“战后”与“新时代”
对于“战后是否结束”，中日两国民众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关于战后50年的“首相谈话”，明确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给亚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害，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虽然这次谈话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日本政府和国民来说这应该是“战后50年的了结”。
然而随后十年，两国关系逐渐走冷并呈逐渐恶化的趋势。当2005年的“反日游行”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日本民众终于发现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并不认为“战后已经结束”。毛里教授也认为，对日本来说，如何评判那场战争、如何追问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和国民并没有达成最低限度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也还是没有结束的”。那如何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结束“战后”呢？毛里教授的答案是：“只有在找到了让（中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束方式的时候，‘新时代’而且是理想的‘新时代’才会到来。”
从结构上分析中日关系
从结构上分析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的中日关系历史是该书的最大特点。正如毛里教授在书中强调的，本书虽然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目的并不在于编写一本关于中日关系的概论，而是对战后的中日关系进行结构性的分析。
从结构变化的角度，毛里教授将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分为五个时期，即：自1949年到1971年的冷战对立期；1972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战略友好期；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稳定与发展时期；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结构变动期；2005年“反日游行”以后的时期。但是，从结构上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方法，因为关于结构的判断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主观因素。中国学者就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毛里教授不应将2004年定为一个新的关节点，因为所谓的“反日游行”不过是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结构性变动的表现之一，其作用与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
究竟什么是结构性变动呢？毛里教授在论述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中日关系时提出，在1995年到1996年前后，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变化，由此进入了结构变动期。毛里教授认为，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使得经济处于低迷期的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人开始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同时在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竞争关系却愈加明显，在国民层次上形成了极易感情化的问题，双方对对方都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之前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稳定与发展的中日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中日关系，是以对抗和竞争为基调的摩擦不断的中日关系。
中国问题关系着日本的走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令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的日本感到某种焦虑和不安，于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日本媒体甚嚣尘上。对此现象，毛里教授认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威胁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当被认定是“威胁”的时候，往往就真的成了“威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但没有发生混乱和崩溃，相反，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吃惊的飞跃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间的人员往来也极其密切。因此，毛里教授指出，基于“威胁论”和“崩溃论”的中日关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必须认真思考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巨大”的邻国，应该如何与它交往。毛里教授认为，正如近现代史所揭示的那样，中国问题关系着日本的走向，中日关系是一面反映日本走向的镜子。
中日关系缺乏“制度性设置”
毛里教授在书中多次指出，战后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原因之一是因为这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两国关系并不是通过政府、政党、官方机构和相互沟通而系统地展开的；原因之二是更多地受到“人”、特别是领导人及其所持有的政策和看法的影响。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对对方持有某种敬意和信赖，则中日间的外交谈判就很难取得成果。毛里教授认为，这是两国关系缺乏“制度性设置”的表现，而这种倾向在中国更加明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仍没有很大变化。90年代以后，日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可以影响中国领导层的重要问题。 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两个区分”原则，并希望通过采取协助日侨回国、宽释日本战俘、放弃战争赔款等举措感化日本人民，进而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具有“道义性”的外交政策，毛里教授认为，“道义性”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显著特征，有别于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她认为，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甚至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贯穿了中国的对日外交。同时，毛里教授也指出，从当时日本的外交部门那里，基本上看不到对这种“道义性”的理解、考虑，更不用说敬意了。
关于民族主义
毛里教授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所高涨，并且出现了两者相互作用的现象。然而，两国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却不相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呈现出大众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冷静的对日新思维，其思潮的多样化非常明显；而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日本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即政界和媒体所主张的“重新修正历史”和修改宪法。至于其他思潮及政治主张则明显消退。
在分析中日两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毛里教授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因急剧大国化而产生的“大国意识”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开始于“55年体制”崩溃导致的政治“总体保守化”。冷战的结束和全球主义的到来，使排他性的日本民族主义倾向得到增强。加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使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越发感到压抑和“威胁”，从而助长了新民族主义的高涨。
对于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毛里教授认为中日韩三国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民族主义的 “陷阱”，因此，东亚各国需要通过旨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并从这一“陷阱”中挣脱出来。
重建中日关系的几个建议
毛里教授认为，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经济界和舆论三个行为体相互纠缠，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层面的纠纷错综复杂。因此，毛里教授认为，两国应该在“1972年协议”（即《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新思维和新框架，重新构建中日关系。为此，毛里教授建议：一、两国的领导人、媒体等要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比其他任何两国关系都脆弱和容易破裂的事实，充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二、两国领导人要定期接触；三、在各个问题领域或者各个层次建立不同的交流渠道；四、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对待历史问题；五、中日之间可以在政府层面推进某些共同事业。
此外，毛里教授还提出建立多边体系或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她认为，中日两国是东亚合作的核心，日本与中国的对立是亚洲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两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的一员”，就必须开创地区外交的思维和策略，使各自的思维从注重国家利益向注重地区利益转变，促进中日间的相互信赖，进而开辟出走向“历史和解”的道路。
毛里教授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战后中日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力图勾画出每个时期的时代特点，找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为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更多极具建设性的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差异和对相关资料理解上的不同，该书的一些观点还不能被学术界认可。例如，她主张的为解决历史问题而淡化国家历史、强调区域历史的观点，以及对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如何看待“1972年体制”（指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中日建交的基础制度。最早提出者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争议。
关于毛里和子（Kazuko Mori，1940～ ）
日本政治学家，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东亚国际关系、中俄（苏）现当代史等。她还是日本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日本国际关系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日本亚洲研究学会董事、早稻田高级研究中心“当代亚洲研究”项目主任。
198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中国和苏联》，之后便开始以“周边照射中心”的中国政治论进行中国研究。199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政治》代表着日本新中国观的展现与现代中国学的确立。1998年出版的《从周边看中国》，对现代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进行了整体和体系性考察。其研究方法以区域研究为主，加入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并强调从“周边”到“中心”的照射视角。2000年前后，毛里教授渐渐把目光转到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上，并在2006年写下《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以此反省中日关系。
毛里教授虽为史学出身，但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注重以美式区域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她认为应将中国对象化、区域化并将中国研究还原为社会科学，现代史的问题并非单纯依靠历史学来解决。同时，她承认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全貌，仍有许多理论、研究方法有待建立，因此需运用多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毛里教授强调要建立亚洲视点，而非完全接受欧美视点。
毛里和子潜心研究中国问题50余年，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2010年9月，毛里和子荣获日本权威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同年11月获中国第四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中国学研究贡献奖”。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阴晴不定的战后中日关系，关于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研究再度成为日本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日本出版了众多的学术著作。2006年春天，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国际问题专家，时为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毛里和子女士出版了《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瞩目。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毛里教授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她所在的早稻田大学又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与中日关系的重镇之一；其二，该书的出版正值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两国自政府到民间，从学术界到普通老百姓，都在关注和热议两国关系。今天重温这部著作别有一番意义。
写作的缘起和目的
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举动导致中日关系矛盾频发，两国高层互访几乎中断，形成了“政冷经热”的怪象。这一现象引起毛里和子教授的注意，她开始将目光投向中日关系。2005年春天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涉日抗议活动，给这位长年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毛里教授目睹抗议群众高喊“抵制日货”、“爱国无罪”的激烈游行场面时，之前“没有真正研究过中日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直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她，“从心里痛感有必要对很多问题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并“决心要写作此书”，力求 “引起许多关心中日关系的人们思考一些问题”。
关于写作本书的目的，毛里教授特别强调三点。第一，有必要“重新构建”中日关系，希望包括日本外交界、政界、媒体等各界在内的读者正视这一现实。第二，要认识到容易情绪化的中日关系的“脆弱性”，要慎重地处理它。第三，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要客观地看待战后60年间日本的所作所为，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基于上述愿望，毛里教授认为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描绘中日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在于努力说明“现实存在过的中日关系”和“现实的中日关系”是怎样的。
如何理解“战后”与“新时代”
对于“战后是否结束”，中日两国民众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关于战后50年的“首相谈话”，明确表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给亚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害，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虽然这次谈话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日本政府和国民来说这应该是“战后50年的了结”。
然而随后十年，两国关系逐渐走冷并呈逐渐恶化的趋势。当2005年的“反日游行”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日本民众终于发现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并不认为“战后已经结束”。毛里教授也认为，对日本来说，如何评判那场战争、如何追问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和国民并没有达成最低限度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也还是没有结束的”。那如何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结束“战后”呢？毛里教授的答案是：“只有在找到了让（中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束方式的时候，‘新时代’而且是理想的‘新时代’才会到来。”
从结构上分析中日关系
从结构上分析新中国成立到2005年的中日关系历史是该书的最大特点。正如毛里教授在书中强调的，本书虽然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目的并不在于编写一本关于中日关系的概论，而是对战后的中日关系进行结构性的分析。
从结构变化的角度，毛里教授将这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分为五个时期，即：自1949年到1971年的冷战对立期；1972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战略友好期；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稳定与发展时期；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结构变动期；2005年“反日游行”以后的时期。但是，从结构上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方法，因为关于结构的判断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主观因素。中国学者就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毛里教授不应将2004年定为一个新的关节点，因为所谓的“反日游行”不过是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结构性变动的表现之一，其作用与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
究竟什么是结构性变动呢？毛里教授在论述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中日关系时提出，在1995年到1996年前后，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变化，由此进入了结构变动期。毛里教授认为，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使得经济处于低迷期的日本国内的一部分人开始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这一阶段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同时在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竞争关系却愈加明显，在国民层次上形成了极易感情化的问题，双方对对方都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之前以友好和利益共存为基调的、稳定与发展的中日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中日关系，是以对抗和竞争为基调的摩擦不断的中日关系。
中国问题关系着日本的走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令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的日本感到某种焦虑和不安，于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在日本媒体甚嚣尘上。对此现象，毛里教授认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威胁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当被认定是“威胁”的时候，往往就真的成了“威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但没有发生混乱和崩溃，相反，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吃惊的飞跃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间的人员往来也极其密切。因此，毛里教授指出，基于“威胁论”和“崩溃论”的中日关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必须认真思考应该如何认识这个“巨大”的邻国，应该如何与它交往。毛里教授认为，正如近现代史所揭示的那样，中国问题关系着日本的走向，中日关系是一面反映日本走向的镜子。
中日关系缺乏“制度性设置”
毛里教授在书中多次指出，战后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原因之一是因为这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两国关系并不是通过政府、政党、官方机构和相互沟通而系统地展开的；原因之二是更多地受到“人”、特别是领导人及其所持有的政策和看法的影响。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对对方持有某种敬意和信赖，则中日间的外交谈判就很难取得成果。毛里教授认为，这是两国关系缺乏“制度性设置”的表现，而这种倾向在中国更加明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仍没有很大变化。90年代以后，日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可以影响中国领导层的重要问题。 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两个区分”原则，并希望通过采取协助日侨回国、宽释日本战俘、放弃战争赔款等举措感化日本人民，进而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具有“道义性”的外交政策，毛里教授认为，“道义性”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显著特征，有别于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她认为，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甚至传统中国文化思想贯穿了中国的对日外交。同时，毛里教授也指出，从当时日本的外交部门那里，基本上看不到对这种“道义性”的理解、考虑，更不用说敬意了。
关于民族主义
毛里教授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所高涨，并且出现了两者相互作用的现象。然而，两国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却不相同。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呈现出大众化和情绪化的特点，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冷静的对日新思维，其思潮的多样化非常明显；而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日本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即政界和媒体所主张的“重新修正历史”和修改宪法。至于其他思潮及政治主张则明显消退。
在分析中日两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毛里教授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因急剧大国化而产生的“大国意识”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开始于“55年体制”崩溃导致的政治“总体保守化”。冷战的结束和全球主义的到来，使排他性的日本民族主义倾向得到增强。加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军事力量的提升，使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越发感到压抑和“威胁”，从而助长了新民族主义的高涨。
对于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毛里教授认为中日韩三国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民族主义的 “陷阱”，因此，东亚各国需要通过旨在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并从这一“陷阱”中挣脱出来。
重建中日关系的几个建议
毛里教授认为，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经济界和舆论三个行为体相互纠缠，价值、权力和利益三个层面的纠纷错综复杂。因此，毛里教授认为，两国应该在“1972年协议”（即《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新思维和新框架，重新构建中日关系。为此，毛里教授建议：一、两国的领导人、媒体等要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比其他任何两国关系都脆弱和容易破裂的事实，充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二、两国领导人要定期接触；三、在各个问题领域或者各个层次建立不同的交流渠道；四、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对待历史问题；五、中日之间可以在政府层面推进某些共同事业。
此外，毛里教授还提出建立多边体系或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她认为，中日两国是东亚合作的核心，日本与中国的对立是亚洲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两国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的一员”，就必须开创地区外交的思维和策略，使各自的思维从注重国家利益向注重地区利益转变，促进中日间的相互信赖，进而开辟出走向“历史和解”的道路。
毛里教授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战后中日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力图勾画出每个时期的时代特点，找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为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更多极具建设性的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差异和对相关资料理解上的不同，该书的一些观点还不能被学术界认可。例如，她主张的为解决历史问题而淡化国家历史、强调区域历史的观点，以及对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分析、如何看待“1972年体制”（指中日两国政府就台湾、历史等重要问题所达成的共识体系，是中日建交的基础制度。最早提出者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若林正丈）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争议。
关于毛里和子（Kazuko Mori，1940～ ）
日本政治学家，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东亚国际关系、中俄（苏）现当代史等。她还是日本科学委员会的成员、日本国际关系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日本亚洲研究学会董事、早稻田高级研究中心“当代亚洲研究”项目主任。
198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中国和苏联》，之后便开始以“周边照射中心”的中国政治论进行中国研究。199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政治》代表着日本新中国观的展现与现代中国学的确立。1998年出版的《从周边看中国》，对现代中国的民族与民族问题进行了整体和体系性考察。其研究方法以区域研究为主，加入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并强调从“周边”到“中心”的照射视角。2000年前后，毛里教授渐渐把目光转到复杂多变的中日关系上，并在2006年写下《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一书，以此反省中日关系。
毛里教授虽为史学出身，但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注重以美式区域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她认为应将中国对象化、区域化并将中国研究还原为社会科学，现代史的问题并非单纯依靠历史学来解决。同时，她承认当前的社会科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全貌，仍有许多理论、研究方法有待建立，因此需运用多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毛里教授强调要建立亚洲视点，而非完全接受欧美视点。
毛里和子潜心研究中国问题50余年，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2010年9月，毛里和子荣获日本权威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同年11月获中国第四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中国学研究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