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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认为，人的社会身份是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场域中不断碰撞的产物，因此它带有鲜明的社会性痕迹，它与自然身份不同，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由某个群体所主导的社会规范塑造而成的，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相互借鉴，成为同盟军。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讲道：“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波伏娃认为，女性气质是在与男性气质的对照下产生的，她们的从属性、劣等性和依赖性是为了映衬男性的支配性、优越性和主导性而存在，因此女性在男性的自我定义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主体性，变成了男性意念里的欲望“他者”。
由于父权制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历史领域，女性形象总是以男性的“各种欲望、要求以及幻想”载体的形式出现。在男性的书写传统中，女性要么因其完美的女性气质而被捧为“房间里的天使”，要么因其对女性气质的悖逆而贬斥为妖女、荡妇等形象;无论是哪种情况，女性都没有被赋予充足的话语权去自我辩解，自我定义。谭恩美却反其道而行之，运用和男性作家相对立的叙述策略将男性人物排除在叙事声音和主题之外，使其身份缺席、声音沉默、形象模糊，或者丧失男性气质，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不再具有随意构建女性身份的话语权威。为了重塑被扭曲的女性身份，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谭恩美選择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叙事风格，使叙事声音在母女之间不断转换。母亲讲述自己和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家族历史，通过这种方式，母亲的家庭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女儿则坦白陈述作为移民后代在美国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和对母女关系不协调的困惑。这是对长期以来占据传统话语中心的男性写作传统的挑战和颠覆，也是女性写作对男性写作霸权的积极回应。
一、女性叙事声音
谭恩美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中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叙述者站在自己的文化性别角度去讲述她们同时作为性别和种族他者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多种或相似或相悖的声音共存于一体，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女性话语世界，无论是女性人物个体之间的相互对话，还是女性人物与自我内部声音的对话，都是文化交流和权力关系的生动体现。
文学作品中的“声音”是与叙事学紧密相关的，在叙事学中，“声音”意味着“叙事声音”，也就是叙事者，叙事声音更多地被运用于女性主义研究中，它是一种表明女性意识的有效策略。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叙事声音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通过声音建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正如苏珊·兰瑟所说：“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了。”兰瑟提出，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因此，寻找声音是女性确立话语权和进一步探索其性别和种族身份的重要途径，这也证实了伊利格瑞所说的“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了”。基于对特殊语境中女性获取话语权的叙事策略的研究，兰瑟将叙事声音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围绕《灶神之妻》中温妮的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展开论述。
二、《灶神之妻》的女性叙事模式
（一）作者型声音
作者型声音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不是被述事件的参与者，虽然从文本的层面来看，叙述者存在于故事之外，但实际上，它往往与故事中的人物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叙述模式试图模糊文本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联，同时将读者与被述者也隐约等同起来，这样易于拉近读者与文本以及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型叙述者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行为将自己设定为叙述权威，这一点对于女性写作尤为重要，因为叙述者不仅仅讲故事，她们还通过行使明显的作者功能，从而使自己，也使自己的作者成为“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在场”。
《灶神之妻》中，温妮对她失踪的母亲的叙述就属于作者型声音，母亲离开时，六岁的温妮根本不可能对母亲有多么全面的了解，也无法参与到母亲的故事中去，是处于故事之外的。她反复强调自己记忆的模糊性和文本的不确定性，比如，温妮讲道，“我不可能把跟她相关的一切全想起来”“别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这种不确定性赋予了温妮重建母亲形象的话语权威的可能性，也使得温妮的叙述更加公开，就像与读者的一场交谈，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再来看看温妮对母亲仅存的一点记忆，母亲出生于上海一家富足的书香门第，是一位没有裹脚的现代女性，而且她身上兼具“说话好听”的苏州人和“会做生意”的宁波人的“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这些描写看上去似乎只是对人物身世的简单介绍，实则为讲述母亲勇敢抵制封建包办婚姻，拒绝给男性当妾，最后愤然离家出走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在母亲故事中的缺席身份，温妮借助了与母亲关系密切的一些次要人物之口来塑造她的性格，以保证其叙述的真实可靠性。
新阿婶（温妮叔叔的妾）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天性好斗……很任性”，而且竟然还有“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新阿婶虽然和母亲一样也在西式教会学校读过书，但依然受到男权思想的强烈束缚。老阿婶（温妮叔叔的妻子）对儒家思想抱有异常坚定的信念，她宣称“姑娘家的眼睛绝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绝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成长于封建制家庭的老阿婶认为温妮母亲接受过的教育才是她悲剧的根本原因。
对此，温妮立即从现代女性的角度予以反击，她认为母亲的悲剧并不是教育所致，而是“命不好”，这里的“命”指的是母亲作为女性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显然，叙述者在这里另有所指，这正是温妮、温妮的母亲，甚至更多的妇女在那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困境：接受教育越多，对父权制的本质了解越深刻，出于对女性地位的强烈不满，她们的女性意识也就更容易被唤醒;遗憾的是，在强大的父权文化笼罩下，她们并没有足够的抗争力，反而逐渐被遗忘。就像温妮的母亲，她勇敢抵抗的结果是失去家庭和孩子，失去自己的声音，甚至被随意捏造成一个死人、幽灵或道德败坏的女人。然而，叙述者通过展示母亲的身份困境和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反映了整个父权制群体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恐惧，所以才进行疯狂的压制，这也意味着女性的身心成长和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教育。 温妮猜测母亲失踪原因时，其叙述方式也显示了人物和叙述者之间激烈的内心冲突：母亲是被其他姨太太赶走的，或是和另一个男子私奔了，或是当了修女，或是真的已经死了，但是每一种可能性又都被温妮自己的声音否定。温妮的叙述方式充满了女性化的主观感受、非逻辑性、跳跃思维等特质，文本内容印证了温妮想要踏进母亲内心的渴望，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母亲这样一位勇敢、坚定和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尽管她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但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读者足以在头脑中勾勒出这位女性的形象，从而实现了温妮叙事权威的实施和对母亲身份的重建。
（二）个人型声音
兰瑟的“个人型声音”指的是“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敘述者”，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对“自身故事的叙述”，叙述者运用“我”的视角变成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成为“以往的自我”。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各有优势，“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具有可信度”，而“个人型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谭恩美的个人叙事声音通过自己的故事和故事中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大胆地超越了男性规范的界限，实现了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
温妮在讲述母亲的故事时使用了作者型叙述，因为女儿不可能目睹或参与母亲的所有事件，而母亲形象的塑造对于女儿获取话语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女性把思想的束缚视为其精神信仰，但真正的信仰并不是以禁锢天性为代价的，幸好，女儿温妮从母亲那里习得了被男性剥夺的非女性特质，如力量、独立、书写。
温妮对自己故事的叙述突出了她丈夫文福作为男性的邪恶、不可靠和非理性等特征。第一次介绍文福时，温妮就用“让我告诉你”对被述人渗透她的叙事权威。温妮大肆渲染文福虚假的外表，包括“长得帅”“有魅力”“口气真诚”“关切的神色”和举止“优雅”等。叙述者的用意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精致外表下掩藏着的是其邪恶的本质，如家庭暴力、虐待孩子、性生活混乱、毫无责任心等。温妮试图向“权力”和“理性”的语言规定提出质疑”，与传统意义中的男性气质相反，文福被描绘成一个非理性的魔鬼，温妮在叙述中使用“他喊道”不下七次，还有其他表明他歇斯底里的表述，如“文福的呻吟声和叫喊声”“他对一切都不满”等。同时，温妮大胆地戳破了自己身心被摧残而反复怀孕的悲剧本质：“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我是一台机器。”怀孕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身份的证明，而温妮的堕胎成为对父权制迫害的有力反击。最终，温妮在法庭上大声为自己辩护，声明宁愿蒙受冤屈坐牢，也不愿再做文福的妻子。从寄居于叔父家的沉默不语，到嫁给文福以后的忍气吞声，再到对文福的奋起反驳，到最后自己亲口把这一切都讲出来，温妮的叙事权威和自我身份得以确立。
三、结语
谭恩美通过变换叙事声音，颠覆了男性叙事企图把女性压缩成他者的单一视角的传统，女性叙述者故意暴露婚姻中的伤疤，试图改变支配女性地位的权力关系，拒绝成为男性的欲望载体。这种女性叙事模式有意将女性设置为故事的核心，剖析女性心理，传达女性观点，建构女性意识，赋予女性叙事者独特、可靠、强大的叙事权威。
（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刘娜（1979-），女，陕西榆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由于父权制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历史领域，女性形象总是以男性的“各种欲望、要求以及幻想”载体的形式出现。在男性的书写传统中，女性要么因其完美的女性气质而被捧为“房间里的天使”，要么因其对女性气质的悖逆而贬斥为妖女、荡妇等形象;无论是哪种情况，女性都没有被赋予充足的话语权去自我辩解，自我定义。谭恩美却反其道而行之，运用和男性作家相对立的叙述策略将男性人物排除在叙事声音和主题之外，使其身份缺席、声音沉默、形象模糊，或者丧失男性气质，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不再具有随意构建女性身份的话语权威。为了重塑被扭曲的女性身份，建构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谭恩美選择了以女性为主导的叙事风格，使叙事声音在母女之间不断转换。母亲讲述自己和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家族历史，通过这种方式，母亲的家庭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女儿则坦白陈述作为移民后代在美国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和对母女关系不协调的困惑。这是对长期以来占据传统话语中心的男性写作传统的挑战和颠覆，也是女性写作对男性写作霸权的积极回应。
一、女性叙事声音
谭恩美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中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叙述者站在自己的文化性别角度去讲述她们同时作为性别和种族他者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多种或相似或相悖的声音共存于一体，形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女性话语世界，无论是女性人物个体之间的相互对话，还是女性人物与自我内部声音的对话，都是文化交流和权力关系的生动体现。
文学作品中的“声音”是与叙事学紧密相关的，在叙事学中，“声音”意味着“叙事声音”，也就是叙事者，叙事声音更多地被运用于女性主义研究中，它是一种表明女性意识的有效策略。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叙事声音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甚至通过声音建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正如苏珊·兰瑟所说：“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了。”兰瑟提出，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这些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因此，寻找声音是女性确立话语权和进一步探索其性别和种族身份的重要途径，这也证实了伊利格瑞所说的“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了”。基于对特殊语境中女性获取话语权的叙事策略的研究，兰瑟将叙事声音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围绕《灶神之妻》中温妮的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展开论述。
二、《灶神之妻》的女性叙事模式
（一）作者型声音
作者型声音是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不是被述事件的参与者，虽然从文本的层面来看，叙述者存在于故事之外，但实际上，它往往与故事中的人物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叙述模式试图模糊文本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联，同时将读者与被述者也隐约等同起来，这样易于拉近读者与文本以及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型叙述者通过全知全能的叙述行为将自己设定为叙述权威，这一点对于女性写作尤为重要，因为叙述者不仅仅讲故事，她们还通过行使明显的作者功能，从而使自己，也使自己的作者成为“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在场”。
《灶神之妻》中，温妮对她失踪的母亲的叙述就属于作者型声音，母亲离开时，六岁的温妮根本不可能对母亲有多么全面的了解，也无法参与到母亲的故事中去，是处于故事之外的。她反复强调自己记忆的模糊性和文本的不确定性，比如，温妮讲道，“我不可能把跟她相关的一切全想起来”“别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这种不确定性赋予了温妮重建母亲形象的话语权威的可能性，也使得温妮的叙述更加公开，就像与读者的一场交谈，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再来看看温妮对母亲仅存的一点记忆，母亲出生于上海一家富足的书香门第，是一位没有裹脚的现代女性，而且她身上兼具“说话好听”的苏州人和“会做生意”的宁波人的“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这些描写看上去似乎只是对人物身世的简单介绍，实则为讲述母亲勇敢抵制封建包办婚姻，拒绝给男性当妾，最后愤然离家出走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在母亲故事中的缺席身份，温妮借助了与母亲关系密切的一些次要人物之口来塑造她的性格，以保证其叙述的真实可靠性。
新阿婶（温妮叔叔的妾）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天性好斗……很任性”，而且竟然还有“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新阿婶虽然和母亲一样也在西式教会学校读过书，但依然受到男权思想的强烈束缚。老阿婶（温妮叔叔的妻子）对儒家思想抱有异常坚定的信念，她宣称“姑娘家的眼睛绝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绝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成长于封建制家庭的老阿婶认为温妮母亲接受过的教育才是她悲剧的根本原因。
对此，温妮立即从现代女性的角度予以反击，她认为母亲的悲剧并不是教育所致，而是“命不好”，这里的“命”指的是母亲作为女性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显然，叙述者在这里另有所指，这正是温妮、温妮的母亲，甚至更多的妇女在那个时代必须面对的困境：接受教育越多，对父权制的本质了解越深刻，出于对女性地位的强烈不满，她们的女性意识也就更容易被唤醒;遗憾的是，在强大的父权文化笼罩下，她们并没有足够的抗争力，反而逐渐被遗忘。就像温妮的母亲，她勇敢抵抗的结果是失去家庭和孩子，失去自己的声音，甚至被随意捏造成一个死人、幽灵或道德败坏的女人。然而，叙述者通过展示母亲的身份困境和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反映了整个父权制群体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恐惧，所以才进行疯狂的压制，这也意味着女性的身心成长和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教育。 温妮猜测母亲失踪原因时，其叙述方式也显示了人物和叙述者之间激烈的内心冲突：母亲是被其他姨太太赶走的，或是和另一个男子私奔了，或是当了修女，或是真的已经死了，但是每一种可能性又都被温妮自己的声音否定。温妮的叙述方式充满了女性化的主观感受、非逻辑性、跳跃思维等特质，文本内容印证了温妮想要踏进母亲内心的渴望，同时也为读者呈现了母亲这样一位勇敢、坚定和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尽管她的名字没有被提及，但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读者足以在头脑中勾勒出这位女性的形象，从而实现了温妮叙事权威的实施和对母亲身份的重建。
（二）个人型声音
兰瑟的“个人型声音”指的是“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敘述者”，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对“自身故事的叙述”，叙述者运用“我”的视角变成故事中的人物，或者成为“以往的自我”。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各有优势，“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具有可信度”，而“个人型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谭恩美的个人叙事声音通过自己的故事和故事中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大胆地超越了男性规范的界限，实现了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
温妮在讲述母亲的故事时使用了作者型叙述，因为女儿不可能目睹或参与母亲的所有事件，而母亲形象的塑造对于女儿获取话语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女性把思想的束缚视为其精神信仰，但真正的信仰并不是以禁锢天性为代价的，幸好，女儿温妮从母亲那里习得了被男性剥夺的非女性特质，如力量、独立、书写。
温妮对自己故事的叙述突出了她丈夫文福作为男性的邪恶、不可靠和非理性等特征。第一次介绍文福时，温妮就用“让我告诉你”对被述人渗透她的叙事权威。温妮大肆渲染文福虚假的外表，包括“长得帅”“有魅力”“口气真诚”“关切的神色”和举止“优雅”等。叙述者的用意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精致外表下掩藏着的是其邪恶的本质，如家庭暴力、虐待孩子、性生活混乱、毫无责任心等。温妮试图向“权力”和“理性”的语言规定提出质疑”，与传统意义中的男性气质相反，文福被描绘成一个非理性的魔鬼，温妮在叙述中使用“他喊道”不下七次，还有其他表明他歇斯底里的表述，如“文福的呻吟声和叫喊声”“他对一切都不满”等。同时，温妮大胆地戳破了自己身心被摧残而反复怀孕的悲剧本质：“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我是一台机器。”怀孕是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身份的证明，而温妮的堕胎成为对父权制迫害的有力反击。最终，温妮在法庭上大声为自己辩护，声明宁愿蒙受冤屈坐牢，也不愿再做文福的妻子。从寄居于叔父家的沉默不语，到嫁给文福以后的忍气吞声，再到对文福的奋起反驳，到最后自己亲口把这一切都讲出来，温妮的叙事权威和自我身份得以确立。
三、结语
谭恩美通过变换叙事声音，颠覆了男性叙事企图把女性压缩成他者的单一视角的传统，女性叙述者故意暴露婚姻中的伤疤，试图改变支配女性地位的权力关系，拒绝成为男性的欲望载体。这种女性叙事模式有意将女性设置为故事的核心，剖析女性心理，传达女性观点，建构女性意识，赋予女性叙事者独特、可靠、强大的叙事权威。
（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刘娜（1979-），女，陕西榆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