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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一次，一位特稿写作的记者听说我供职于鲁迅文学院，立时眼放精光，执我手不放：“我想写鲁院！”我问：“为什么啊？”记者姑娘答：“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学校，一群作家在一起，多有趣、前卫，多酷！”公众想象中的这所学院，如此神秘、时髦，自带文艺腔调。然而，几个词大概很难比拟这所成立于1950年秋季、中国唯一一所“国家文学院”的特质与内涵，这所学院与六十多年的当代中国一样经历了陵谷变迁，数千位中国作家、文学“信徒”、文学从业者曾在这里学习研修，不同的历史阶段，震荡、变幻、回旋着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思潮、审美趣味。思量再三，我决定邀请几位新世纪之后在鲁院高研班就读的作家来谈谈，他们十足“当下”，他们属于“现场”，他们的经验事关对这所学院有兴趣的写作者的关切。这番访谈同样事关我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的关切：文坛上回忆鲁院生活的文章不少，许多场合，作家也会“应景”地谈起鲁院对他们的影响，然而，我想探究的是影响的细微之处和实际所在，譬如阅读、写作、观念、转变……鲁院给予作家的启迪到底在哪里，若有启迪，又是如何发生的？
一
李蔚超：你的哪部作品、哪首诗的灵感，来自于鲁院的学习或者生活？
红 柯：我去鲁院有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意思。2002年9月入院，一个月后恢复元气，到2003年元月十六日离校，完成了长篇小说《大河》。
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偶数章的十个专栏，大部分写于鲁院学习期间。很难说是有一个清晰巨大的灵感火花某一瞬间绽放，更多的是在鲁院学习期间，从听课、阅读、交流乃至课余时间的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汲取和积累出来的。我是个迟钝的匠人，更信任厚积薄发和水到渠成。
乔 叶：我是鲁院高研班第三期学员，在鲁院的学习期是2004年3月到7月。回想起来，似乎有点儿遗憾，没有任何一部小说作品的灵感产生和鲁院的学习有直接的关系。但在鲁院学习期间确实也写了两个小说，都是原来就有的素材积累，在鲁院学习时完成的。一个是短篇小说《普通话》，另一个是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不过一些散文的写作倒是和鲁院有直接关系，我们班曾去内蒙古进行社会实践，我写了一篇挺长的《草原日记》，记录了那几天的生活。近些年还写了几篇鲁院同学的印象记，如写钟求是的《求是实事》，写胡学文的《胡学文的眼睛》。
东 君：2008年春，我在“老鲁院”（八里庄南里）学习期间，可以说是饱食终日，游谈无根。每天看书写作的时间并不多，过了三分之二时间，我还只写了个万把字的小说。而我身边的几位同学，像秦岭、王十月，都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尤其是王十月，右手受了重伤，打着绷带，依然可以用左手打字。四个半月过去了，他竟然完成了近二十万字，而我，很可怜，只写了一个万余字的短篇和半个中篇。我写得慢，固然与自己那种散淡的性格有关，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自身对文字的苛求——那时我还没想好，下面自己应该写出点什么跟以前有所区别的作品。我带着半个未完成的中篇回去后，状态居然出奇地好，不出半月就完成了中篇小说《阿拙仙传》，之后我又一口气完成了另一个中篇《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萧 萍：可以说，迄今我自己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鲁院之后产生的：比如获第八届全国儿童文学奖的《狂欢节，女王一岁了》，比如入选德国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的《流年一寸》、比如今年第四届政府出版提名奖的《沐阳上学记》等等。相比于其他人，我更愿意将鲁院的学习看成是一次生命的邂逅和觉醒。那里的学习虽然短暂，却具有光一样穿透力，发散、随性而又专注。
鲁若迪基：您的提问让我回到了在鲁院学习的日子。请容我在回答问题前啰嗦几句。我们班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鲁十二班（55个民族作家班）。这在鲁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殊荣。我们参加了国庆观礼、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等；登了泰山，下了江南；还参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全体学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结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亲临鲁院看望大家，给大家殷切的鼓勵。两年后，他又邀请我们班全体学员返回母校，与我们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大家的汇报。我在鲁院学习时主要整理出版了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这部诗集的序末我还特意写上了日期和鲁院214室，算是对鲁院那段美好时光的纪念。那时写的组诗《异域》等，灵感就来自鲁院。
血 红：刚刚结束不久的书《巫神纪》，最初的想法就来自于鲁院的一堂讨论课，我想要在玄幻小说中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神话因素和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子。抛开手上正在写的这一本书，下一本书计划会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元素，这都是在鲁院学习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仔细思考后的结果。
李 浩：具体还真说不上来。我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虚构之物”，在写作中我会把生活“改头换面”，我必须把它们放置在我的虚构的世界里去才会让我舒服。我的生活和经历不太会以原样的方式出现，所以，我无法说清哪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课堂、阅读或者与其他作家的交流。但需要承认，在两次的鲁院学习之后我分别有小小的调整，包括方向上。在鲁八，我和王十月、陈大明的交流甚多，我的《告密者札记》写于那个时候，我决心更多地强化非生活的虚构，让自我的面目更清晰些，至少这成为我的方向之一。
张建祺：我有个短篇小说《江南江北》发表在《青年文学》，这篇小说的开篇是对一个梦境的描述，其实这个梦是我在鲁院的寝室做的，把梦展开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篇小说，写作的过程也是在鲁院寝室，那里非常适合思考和创作。
二
李蔚超：我还想追问，您的作品中哪个细节、那种结构布局、哪种风格选择，是来自鲁院学习的思考？
红 柯：就是《大漠人家》那句：“北京太偏僻了。”我重新认识我生活过的西部边疆，理性可以强化深化感觉。
徐则臣：《耶路撒冷》中初平阳母亲的通灵，之前就构思过，但鲁院学习之后，处理得更自然圆润了。 李 浩：我也极为喜欢戴锦华的讲述语调和缜密的思维，她从文学之外看文学的见解和拓展也是我所佩服的，尽管，有些观点并不能说服我。我印象深的课还有戏剧的，王晓鹰，他讲《萨勒姆的女巫》，而之前我看过他导的《哥本哈根》，那堂课给我的启发很大，也坚定了我书写“智慧之书”的理念。
血 红：确切要说的话，那堂欧建平老师的舞蹈鉴赏课吧。很强烈的美感的冲击，让我直面了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种美。就好像在眼前本来只有白纸黑字，它们组成了一堵墙，隔绝了我对外界的认知。突然这堵墙被撕开了，看到了极其有力的、有冲击的美丽。所以突然发现，世间的美丽可以有这么多，而且这些美丽都是能够进入书中的。
萧 萍：金波老师的儿童诗课堂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朗诵一只猫和他的相遇，钻石般的语言和温暖人心的魅力。下课后我们敲着碗，在食堂列队，唱起他的儿童歌曲作品《海鸥海鸥》。儿童文学让人永远相信世界的真与善，永远美好和激情澎湃。还有胡平院长的小说课，他告诉我们文学不仅仅是描摹生活，是穿越生活，并照亮生活。
张建祺：白烨老师的那堂课，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在课上表达过一个观点——青年作家应该专注于严肃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金钱的诱惑去写电视剧。我不幸被老师言中了，成为了后者。如果我靠写小说能得到现在收入的百分之一，我仍然愿意坚持下去，只可惜现实中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在太大了。
鲁若迪基：我们的课无论是校园里的课还是社会实践，都是精心设置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看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的名字吧！铁凝、丹增、吉狄马加、陈建功、高洪波、何建明、李敬泽、张胜友、雷抒雁、韩作荣、雷达、何西来、白描、吴义勤、施战军、胡平、彭学明、杨义、刘庆邦、白烨、欧阳自远、叶舒宪、陈晓明、乔良、牛宏宝……这样一群让我们仰望的人授课，哪会不精彩？但是，一想起来就让我流泪的还是雷抒雁先生和韩作荣先生的课，因为想再听已是隔世的事了！
徐则臣：叶舒宪的文化人类学课。提供了一种文学跟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交融的新的视角，于我个人而言，扩大了对文学纵深的理解，开始尝试寻找把老祖宗的遗产进行文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漫长和宏大的课题，对中国当代文学承续和激活传统文化和叙事资源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在为此努力。
五
李蔚超：在鲁院，关于文学，你所思考的问题哪方面最多？
红 柯：来鲁院学习的都是成熟的作家，都思考从深处发展提升自己的问题。对我而言，人生第一次有了空余时间，不用上班，管吃管住，一边学习一边交流；一边写作一边梳理过去的经验，不再浪费资源，每一块料都要仔细打磨不轻易出手。文学要有思想，但必须在思想之上，作家要有怜悯慈悲这样的宗教情怀，但要在宗教之上，文学是超越哲学和宗教的。
乔 叶：怎么写出好小说。
鲁若迪基：我思考得多的是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世界性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思考归思考，我在写作时又常常忘了它们。
东 君：初到新鲁院，我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发现花园雕塑中，有鲁迅、郭沫若、穿着军大衣的丁玲和牵着一头毛驴的赵树理等，我很纳闷，这里面为什么就没有穿旗袍的张爱玲和穿长衫的沈从文？走进大厅，墙壁上都是古今中外的名作家，有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现在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但他们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头顶，让我同样感到纳闷。有一次讨论会上，我跟鲁院老师谈到了这个事儿。后来过了半年，我再度来到鲁院开会，发现壁上的作家肖像有了更新，新添的几位中，我记得有胡适、张爱玲、师陀等。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张建祺：主要思考的是未来怎么写、写什么，甚至写不写。影响着这一切的还是生存问题，到鲁院后，这些问题对我个人来说显得尤为尖锐，我在同届学员中身份比较特殊，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绝大多数有着非常稳定的工作，例如军队、公安、医疗、媒体、石油等各种单位，总之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考进去的一些地方，俗称“铁饭碗”。对比之下我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一个三十三岁的无业游民，只有在参加文学活动的时候才会被贴上一个作家标签，散会之后秒变社会闲散人员。我的学历极低，初中二年级，仅高于胎教，虽然有文字编辑工作经验，还拿过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优秀文章编辑一等奖，文学创作上也有些小成果，但在排着队等工作的文科硕士、学士面前，我的这些所谓优势在就业上几乎无用。我就是在这样的转折点上选择了写电视剧。
徐则臣：科幻文学，我一直想写一部科幻小说，我以为它会是所谓的纯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长点。重新梳理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来龙去脉，并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第三个，继续思考如何在写作中有效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叙事资源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
李 浩：大家都在想什么，如何做，我能不能做得更有新意和独特些；我的写作是有效的么，如何确立它的有效，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步后尘者？我这样的笨人，能完成自己想要的文学么？
血 紅：这个问题太深了。其实没想到这么深，毕竟自己对于传统文学的理解极其有限。在那两个月里，我仅仅对我十几年的写作过程做了一个系统化的梳理。然后给自己确立了一些目标，做了一些规划，准备从碎片式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做一个体系化的写作架构出来。我大致明确了自己以后要写什么，除此之外没思考更多更深入的东西。
萧 萍：创新与不拘一格，慢写作与超越自我。
六
李蔚超：在鲁院，有讲座、研讨课、实践课等等形式，有诸位作家谈到的作家之间的交流、有北京自身的文化魅力。我想知道，全部的鲁院经历，让你改变了关于哪个问题的理解？文学，或文学以外的都包括。
徐则臣：就是上面说的，让我对科幻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
乔 叶：文学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丰富，而不是正确。上鲁院之前，我的认识差不多刚好相反。 血 红：我个人而言，鲁院的学习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弄明白了为什么写、要写什么、如何写好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写作的源动力、写作的内容、写作的方法，让我明白了心中的一点小小的追求，一点小小的目标。不再是盲目地为了写而写，而是想要写出一些能够让书友长久记住的东西。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张建祺：我的创作转型与个人早年经历有关。我1980年出生，十六岁时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豆腐块”文章，同年辍学，立志当职业作家。后来的漫长岁月证明，我当初这个决定“对”极了，自从十六岁那两篇文章总共换来三十元稿费之后，下一次再见到稿费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这五年之中投递稿件无数，纷纷石沉大海，这期间我家信箱也收到过两次回复，都是因为邮资不足被邮局退回来的。当时网络还不发达，我的这些稿件都是以信件的方式邮寄，为了修改和打印方便，我在十九岁那年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当年的三十元稿费正好够买两包打印纸，如果写作是一笔买卖，那我显然亏大了。2013年我来到了鲁院，参加第二十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在校期间我基本独来独往，能在寝室呆着就别出去，尽量不参与同学间的吃请，因为我从老家来一共就带了两千块钱。这届同学中有位哥哥让我印象深刻，谈吐幽默人缘好，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他的职业就是编剧，这一度让我十分羡慕。一转眼结业四年了，我也已经踏上了职业编剧的道路，拙作在卫视黄金档播了好几轮，又和不错的影视公司签了约，手头有干不完的“活儿”，但闲下来的时候难免回忆过去。
鲁若迪基：鲁院的学习，让我对文学又有了某种冲动和梦想。
红 柯：来鲁院最大的诱惑是北京，好好看看北京。我大学在宝鸡，毕业后西上天山，1997年35岁才走出潼关。鲁院的日子，就全北京跑，站在天安门遥望大西北。2006年我写了短篇小说《大漠人家》，里边有个细节：“阿尔泰布尔津有个老头去北京看望上大学的女儿，回来告诉亲朋好友，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
李 浩：在鲁院的学习，让我的思维有进一步的打开，拓展我的视野和想象，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文学之外的那些课给我的启示也非常大。在2008年，我对外的接触相对较少，但固执和偏见却非常之重，我记得我和小痣、和晓梅、强雯、王十月、玄武等人谈小说，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径，而我又是强硬而固执的，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有许多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可当时觉得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谈及这些让我羞愧。我现在的理解已有变化，它部分是来自鲁院的“改变”。
东 君：鲁院学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明确了对写作价值与观念的认知。一个人只要观念是新的，文字里面自然就有了历久弥新的力量。观念若是陈旧的，无论文体如何趋新，都只是新瓶旧醅而已。
萧 萍：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是对自我的生命认知。更坚定深潜内心，相信来日方长，不抗拒流逝和短暂，因为，“时间足够你爱”。现在看来，鲁院的学习不是一节课一本书，她又充满了每本書每节课。那里有一种刚刚好的气场，一种彼此可以抵达并惺惺相惜的云层，那种电光火石你是看不见的，你怎么可能看得见啊——可是，却分明无所不在——那些院子里晾衣绳上微微颤动的惊喜。所以在鲁院，你随时都是亢奋的，那些内心里的觉醒力在推动你汲取和生长，也享受那奇妙的、至朴至真的日日狂欢。
七
李蔚超：关于鲁院，你经历的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东 君：之前有人开玩笑说，新鲁院的内部构造看起来像美剧里面的监狱，而事实上，对我个人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国”，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有服务员打扫房间，每天踩着饭点去食堂吃饭，晚饭后时常摸着肚皮绕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院作顺时针散步，碰到同学聊会儿天，一天就这么淡静地过去了。更多的时间，我是在北京街头游荡，看书、写作。在并不算长的四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是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红 柯：我想象的鲁院应该是这样子。
张建祺：我大约二十年前第一次接触鲁迅文学院这个名称，当时我以为是一所全日制大学，所以特想知道怎么才能报考。没有网络的年代很麻烦，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个进修培训机构，学员需要所属作协的推荐，我瞬间就觉得没戏了。我老家哈尔滨市的作协会员有八百多人，二十年前我年龄小资历浅，就算一年四届还得两百年才能轮到我，更何况那时候是一年一届，而且得省级作协推荐，筛选肯定更为严格，竞争更为激烈，四五百年之后轮到我骨灰都氧化了。没想到，我三十三岁就有幸来到鲁院就读，所以人还是不要太悲观。
李 浩：我希望哲学的、社会学的、艺术的课可以更多些；我希望我们能就一两部作品争论得更充分些；我希望一个班里同学们的水平和认知能基本相当，这样就具体问题的商讨、争论和启发都会更充分。说实话我总幻想自己进入的是当年巴黎斯坦恩小姐的沙龙，我希望听智者们的对话，哪怕我只是一个边缘的听众，也是幸福。
乔 叶：想象中，以为所有的人都很文学。后来才知道不是。
血 红：没进院门前，我的猜测是，那是一个钢筋水泥混成的四方大水缸，几个面容灰白色的老人家坐在里面，很严肃地用刀子一样的目光审视我们所有人。进去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清静优雅的小山谷，遍地绿草，清泉潺潺，可以安心地打坐冥想，有同样活泼活跃的老师耳提面命，帮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根本没注意到的东西。所以，人生很多事情，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和臆想完全不同的精彩。
徐则臣：因为在进鲁院之前就对鲁院比较熟悉，经历的和想象的区别不是很大，过渡起来比较自然。
萧 萍：一种不可言诉的经历，比想象更加超凡脱俗，也比想象更加丰沛接第气。
鲁若迪基：我经历的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
八
李蔚超：恐怕有不乏功利的想法是去北京、去鲁院，活络人脉、拜拜码头，在你看来，鲁院对作家的作用到底是哪方面，是教育？还是交际？
鲁若迪基：鲁院对当代作家的作用，就是让有一定创作基础的人，在这里接受更高的综合教育，启迪他们的心智，开阔他们的思路，拓宽他们的视野，坚定他们的文学理想，让他们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李 浩：我个人看重的，当然是教育交流，而不是什么交际，虽然我们得承认鲁院还真有这个“功能”。
徐则臣：鲁院的意义因人而异。文学教育和增益写作肯定是学院和作家的初衷，但也不能否认，因为种种原因，鲁院也在发挥文坛交际场的作用。关于后者也要辩证地看。不能一涉及文学就必须一尘不染，就得一厢情愿地一尘不染，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必须正视。鲁院的重要，恰恰在于它可以是文学的修道院，也可以是文坛的交际场，健康合理的文坛交际不是问题，要警惕的是，别让这种交际往大家都懂的歪路子上走。
萧 萍：我理解，鲁院这个驿站，对于每个鲁院人，都是文学和生命中重要而刻骨铭心的存在。2007年8月8日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儿童文学高研班要离开八里庄，有人躺在鲁院的院子里仰望星空，被浩瀚和渺小深深触动——从此，这个世界更多了一种发光的、心照不宣的接头暗号：“鲁院人”。从此天南海北，就此识别彼此的气息，加油并深深致意。
张建祺：我们还是换个中性一些的词吧，鲁院提供了一个拓展人脉的机会。不过这不是鲁院的特有属性，同行业人员无论在哪里聚集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交换资源。我参加培训的时候没有资源可以提供他人，不是谦虚，我当时连找份工作都难，这种人哪里来的什么资源。不过希望随着我的不断努力，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成为人脉之中流动的血液，因为人脉的交织已经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主流社会，我不想再被排除在外。
九
李蔚超：来鲁院之前，你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了解吗？你知道这所学院倡导的文学方向和文学理想是什么吗？据你的经验而论，这里与国际写作中心、创意写作的区别是什么？
红 柯：鲁院就是建国初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丁玲创办的。周扬、老舍、曹禺、叶圣陶、郑振铎讲过课，培养了马烽、陈登科、徐光耀等老一辈作家，新时期培养了莫言、刘震云、余华、蒋子龙、迟子建等新作家。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主力。可以说是青年作家成长的很好的平台。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都有创意写作班，教学方式类似于鲁院。鲁院总让我想起高尔基文学院，我去过俄罗斯两次，苏联解体后，高尔基文学院还在，还有中国留学生。我上大学前很幸运买到了巴斯也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本书就是他在高尔基文学院讲课的讲义，风行全世界。
东 君：很惭愧，我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只是略知一二。鲁院跟国际著名的写作学院、写作中心、文学营之类当然是有区别的。我去年年底在台湾买到一本2010年的《联合文学》杂志，里面刊登了一则文艺营的招生广告，培训分小说组、散文组、新诗组、戏剧组等七个组别，导师和讲师都是台湾的著名作家、诗人、导演、艺术家，有意向者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组别报名参加。还有台北县办的文学营，其性质也差不多。跟鲁院不同的是，他们培训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文艺或文学爱好者，而不是专业领域内已经“功成名就”的精英人物。把一部分作家拉到鲁院这么一个地方，名义上是学习写作，事实上与写作本身相关不大，鲁院之于作家，更多的是施加一种影响，营造一种氛围。老师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是为了建立一种“信任与亲近”（王安忆语）。教母鸡生蛋，教鸟飞翔，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徐则臣：对鲁院的历史有所了解，对鲁院的创办至今的宗旨和愿景也有所了解。
张建祺：我对鲁院的历史和宗旨有所了解，但都来源于网络，所以就不拾人牙慧进行复述了。
李 浩：了解一点儿，不敢班门弄斧，一说肯定露怯。文学方向，我大约只会确立我自己的文学方向。作家们需要一个场，需要交流和碰撞的火花，也需要在悄悄自满的时候有人拿小鞭子抽一抽。至于国外著名的写作学院，我没有去过，了解不多，只读过一些所谓“创意写作”的读本，没有发言权。我个人一直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至少在基本的认知层面和技艺层面。
血 红：关于鲁迅文学院的历史，全部来自百度百科。
鲁若迪基：我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的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著名作家丁玲，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等文学大师都曾在这里授过课。这所学校后来曾改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上世纪80年代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我感受到这所学院在倡导作家走具有中国风骨、世界视野的经典化道路。
萧 萍：历史课就是一个人的启蒙课堂。每个写作者都以进入鲁院而感到荣耀，而每个人也都憧憬有一天鲁院为自己感到骄傲。“作家的摇篮，文学的圣殿“，这所名不虚传的文学的黄埔军校，名录上是一连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那是以先生之名建立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星空，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星空。我理解为脚踏实地为人民写作，为心中的梦想写作，为朝向未来的世界写作。
乔 叶：有一些了解。知道其历史悠久，硕果累累。至于文学方向和文学理想，方向总是光明的，理想总是美好的。是吧？
十
李蔚超：最后一个问題，请允许我们一起有限度煽情地怀旧——鲁院，什么最使你难忘？
鲁若迪基：难忘的事太多啦！最难忘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联欢会上，我们55个民族的学员和老师共同登台表演了民族歌舞《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那绝对是整个晚会的最高潮。据说那是鲁院历史上第一次压倒性胜过中国作协所属各部门表演的节目。
血 红：一切的生活细节，都非常难忘。门前的小酒吧，一旁的小饭馆，门口的水池子，宿舍窗子外面的那个停满了车的大院子。寒风呼啸而过，吹得屋子都好像在晃动的时候，缩在床头码字的那种感觉。没办法确切的形容鲁院给我的印记，那是一种很新奇的，让我在短短两个月内想到很多问题，让它们从脑海中泛滥出来，然后又在两个月时间内快速沉淀下去，让很多想法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鲜明的过程。整个鲁院，都让我难忘。
李 浩：老师们。鲁院的老师们让我难忘。我觉得他们给予我的亲近，比我在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当然也有争执，好在老师们都不计较我。郭艳老师多次对我的写作提出“警告”，我很看重这份警告并做着悄悄的调整，哈，当然当我在《镜子里的父亲》那样运用“知识”和“知识点”的时候，她又说这并不是她想的样子——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就应当有反复的、砥砺的博弈，不是么？
东 君：鲁院有很多事让我难忘，因此谈不上“最”。如果非要说一件，那就是打乒乓球。这期间与评论家孟繁华、小说家毕飞宇等交过手，屡败屡战，虽败犹荣。
红 柯：认识了很多作家。我从事文学很早，1983年就发表了作品，但进入文坛很晚。
徐则臣：相对放松的学习和交流环境。都是在社会上混迹多年的成人，重新开始规律的集体生活，多少会有一点水土不服，鲁院放松的生活环境更利于作家写作的开展。
张建祺：最难忘的是老师和同学间的情谊，我没上过大学、没参过军，所以对这种较长时间的集体生活非常陌生。大家相处两个月后的结业宴，我以为我不会哭，因为我平时就是个比较冷的人，朋友不多。但是那天我真的哭了，谁都不用说什么煽情的话，当晚的食堂越喧嚣，越预示着明日分别之后的孤独，可能这种曲终人散的感觉会让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流泪吧，同学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尽管交通发达，想要一个不落地凑齐，此生大概也只剩这一次了。
萧 萍：鲁院令人难忘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比如人人皆知的鲁院猫。比如鲁院会弹吉他唱《灰姑娘》的年轻门卫。比如装成大人模样的艳艳和东华老师衣裙飞扬。当然最最难忘的是儿童文学班的“七仙女”。
乔 叶：我的宿舍对门住的是福建小说家赖妙宽，我每天去她那里蹭茶喝。她泡的茶真香啊。怀念！
一次，一位特稿写作的记者听说我供职于鲁迅文学院，立时眼放精光，执我手不放：“我想写鲁院！”我问：“为什么啊？”记者姑娘答：“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学校，一群作家在一起，多有趣、前卫，多酷！”公众想象中的这所学院，如此神秘、时髦，自带文艺腔调。然而，几个词大概很难比拟这所成立于1950年秋季、中国唯一一所“国家文学院”的特质与内涵，这所学院与六十多年的当代中国一样经历了陵谷变迁，数千位中国作家、文学“信徒”、文学从业者曾在这里学习研修，不同的历史阶段，震荡、变幻、回旋着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思潮、审美趣味。思量再三，我决定邀请几位新世纪之后在鲁院高研班就读的作家来谈谈，他们十足“当下”，他们属于“现场”，他们的经验事关对这所学院有兴趣的写作者的关切。这番访谈同样事关我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的关切：文坛上回忆鲁院生活的文章不少，许多场合，作家也会“应景”地谈起鲁院对他们的影响，然而，我想探究的是影响的细微之处和实际所在，譬如阅读、写作、观念、转变……鲁院给予作家的启迪到底在哪里，若有启迪，又是如何发生的？
一
李蔚超：你的哪部作品、哪首诗的灵感，来自于鲁院的学习或者生活？
红 柯：我去鲁院有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意思。2002年9月入院，一个月后恢复元气，到2003年元月十六日离校，完成了长篇小说《大河》。
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偶数章的十个专栏，大部分写于鲁院学习期间。很难说是有一个清晰巨大的灵感火花某一瞬间绽放，更多的是在鲁院学习期间，从听课、阅读、交流乃至课余时间的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汲取和积累出来的。我是个迟钝的匠人，更信任厚积薄发和水到渠成。
乔 叶：我是鲁院高研班第三期学员，在鲁院的学习期是2004年3月到7月。回想起来，似乎有点儿遗憾，没有任何一部小说作品的灵感产生和鲁院的学习有直接的关系。但在鲁院学习期间确实也写了两个小说，都是原来就有的素材积累，在鲁院学习时完成的。一个是短篇小说《普通话》，另一个是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不过一些散文的写作倒是和鲁院有直接关系，我们班曾去内蒙古进行社会实践，我写了一篇挺长的《草原日记》，记录了那几天的生活。近些年还写了几篇鲁院同学的印象记，如写钟求是的《求是实事》，写胡学文的《胡学文的眼睛》。
东 君：2008年春，我在“老鲁院”（八里庄南里）学习期间，可以说是饱食终日，游谈无根。每天看书写作的时间并不多，过了三分之二时间，我还只写了个万把字的小说。而我身边的几位同学，像秦岭、王十月，都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尤其是王十月，右手受了重伤，打着绷带，依然可以用左手打字。四个半月过去了，他竟然完成了近二十万字，而我，很可怜，只写了一个万余字的短篇和半个中篇。我写得慢，固然与自己那种散淡的性格有关，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自身对文字的苛求——那时我还没想好，下面自己应该写出点什么跟以前有所区别的作品。我带着半个未完成的中篇回去后，状态居然出奇地好，不出半月就完成了中篇小说《阿拙仙传》，之后我又一口气完成了另一个中篇《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萧 萍：可以说，迄今我自己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在鲁院之后产生的：比如获第八届全国儿童文学奖的《狂欢节，女王一岁了》，比如入选德国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的《流年一寸》、比如今年第四届政府出版提名奖的《沐阳上学记》等等。相比于其他人，我更愿意将鲁院的学习看成是一次生命的邂逅和觉醒。那里的学习虽然短暂，却具有光一样穿透力，发散、随性而又专注。
鲁若迪基：您的提问让我回到了在鲁院学习的日子。请容我在回答问题前啰嗦几句。我们班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鲁十二班（55个民族作家班）。这在鲁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殊荣。我们参加了国庆观礼、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等；登了泰山，下了江南；还参加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全体学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结业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还亲临鲁院看望大家，给大家殷切的鼓勵。两年后，他又邀请我们班全体学员返回母校，与我们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大家的汇报。我在鲁院学习时主要整理出版了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这部诗集的序末我还特意写上了日期和鲁院214室，算是对鲁院那段美好时光的纪念。那时写的组诗《异域》等，灵感就来自鲁院。
血 红：刚刚结束不久的书《巫神纪》，最初的想法就来自于鲁院的一堂讨论课，我想要在玄幻小说中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神话因素和中国历史人物的影子。抛开手上正在写的这一本书，下一本书计划会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元素，这都是在鲁院学习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创作中的作用进行仔细思考后的结果。
李 浩：具体还真说不上来。我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虚构之物”，在写作中我会把生活“改头换面”，我必须把它们放置在我的虚构的世界里去才会让我舒服。我的生活和经历不太会以原样的方式出现，所以，我无法说清哪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课堂、阅读或者与其他作家的交流。但需要承认，在两次的鲁院学习之后我分别有小小的调整，包括方向上。在鲁八，我和王十月、陈大明的交流甚多，我的《告密者札记》写于那个时候，我决心更多地强化非生活的虚构，让自我的面目更清晰些，至少这成为我的方向之一。
张建祺：我有个短篇小说《江南江北》发表在《青年文学》，这篇小说的开篇是对一个梦境的描述，其实这个梦是我在鲁院的寝室做的，把梦展开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篇小说，写作的过程也是在鲁院寝室，那里非常适合思考和创作。
二
李蔚超：我还想追问，您的作品中哪个细节、那种结构布局、哪种风格选择，是来自鲁院学习的思考？
红 柯：就是《大漠人家》那句：“北京太偏僻了。”我重新认识我生活过的西部边疆，理性可以强化深化感觉。
徐则臣：《耶路撒冷》中初平阳母亲的通灵，之前就构思过，但鲁院学习之后，处理得更自然圆润了。 李 浩：我也极为喜欢戴锦华的讲述语调和缜密的思维，她从文学之外看文学的见解和拓展也是我所佩服的，尽管，有些观点并不能说服我。我印象深的课还有戏剧的，王晓鹰，他讲《萨勒姆的女巫》，而之前我看过他导的《哥本哈根》，那堂课给我的启发很大，也坚定了我书写“智慧之书”的理念。
血 红：确切要说的话，那堂欧建平老师的舞蹈鉴赏课吧。很强烈的美感的冲击，让我直面了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种美。就好像在眼前本来只有白纸黑字，它们组成了一堵墙，隔绝了我对外界的认知。突然这堵墙被撕开了，看到了极其有力的、有冲击的美丽。所以突然发现，世间的美丽可以有这么多，而且这些美丽都是能够进入书中的。
萧 萍：金波老师的儿童诗课堂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朗诵一只猫和他的相遇，钻石般的语言和温暖人心的魅力。下课后我们敲着碗，在食堂列队，唱起他的儿童歌曲作品《海鸥海鸥》。儿童文学让人永远相信世界的真与善，永远美好和激情澎湃。还有胡平院长的小说课，他告诉我们文学不仅仅是描摹生活，是穿越生活，并照亮生活。
张建祺：白烨老师的那堂课，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在课上表达过一个观点——青年作家应该专注于严肃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金钱的诱惑去写电视剧。我不幸被老师言中了，成为了后者。如果我靠写小说能得到现在收入的百分之一，我仍然愿意坚持下去，只可惜现实中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实在太大了。
鲁若迪基：我们的课无论是校园里的课还是社会实践，都是精心设置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看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的名字吧！铁凝、丹增、吉狄马加、陈建功、高洪波、何建明、李敬泽、张胜友、雷抒雁、韩作荣、雷达、何西来、白描、吴义勤、施战军、胡平、彭学明、杨义、刘庆邦、白烨、欧阳自远、叶舒宪、陈晓明、乔良、牛宏宝……这样一群让我们仰望的人授课，哪会不精彩？但是，一想起来就让我流泪的还是雷抒雁先生和韩作荣先生的课，因为想再听已是隔世的事了！
徐则臣：叶舒宪的文化人类学课。提供了一种文学跟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交融的新的视角，于我个人而言，扩大了对文学纵深的理解，开始尝试寻找把老祖宗的遗产进行文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漫长和宏大的课题，对中国当代文学承续和激活传统文化和叙事资源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在为此努力。
五
李蔚超：在鲁院，关于文学，你所思考的问题哪方面最多？
红 柯：来鲁院学习的都是成熟的作家，都思考从深处发展提升自己的问题。对我而言，人生第一次有了空余时间，不用上班，管吃管住，一边学习一边交流；一边写作一边梳理过去的经验，不再浪费资源，每一块料都要仔细打磨不轻易出手。文学要有思想，但必须在思想之上，作家要有怜悯慈悲这样的宗教情怀，但要在宗教之上，文学是超越哲学和宗教的。
乔 叶：怎么写出好小说。
鲁若迪基：我思考得多的是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世界性这样一些问题。可是，思考归思考，我在写作时又常常忘了它们。
东 君：初到新鲁院，我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发现花园雕塑中，有鲁迅、郭沫若、穿着军大衣的丁玲和牵着一头毛驴的赵树理等，我很纳闷，这里面为什么就没有穿旗袍的张爱玲和穿长衫的沈从文？走进大厅，墙壁上都是古今中外的名作家，有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现在看来的确是乏善可陈，但他们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头顶，让我同样感到纳闷。有一次讨论会上，我跟鲁院老师谈到了这个事儿。后来过了半年，我再度来到鲁院开会，发现壁上的作家肖像有了更新，新添的几位中，我记得有胡适、张爱玲、师陀等。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张建祺：主要思考的是未来怎么写、写什么，甚至写不写。影响着这一切的还是生存问题，到鲁院后，这些问题对我个人来说显得尤为尖锐，我在同届学员中身份比较特殊，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绝大多数有着非常稳定的工作，例如军队、公安、医疗、媒体、石油等各种单位，总之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考进去的一些地方，俗称“铁饭碗”。对比之下我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一个三十三岁的无业游民，只有在参加文学活动的时候才会被贴上一个作家标签，散会之后秒变社会闲散人员。我的学历极低，初中二年级，仅高于胎教，虽然有文字编辑工作经验，还拿过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优秀文章编辑一等奖，文学创作上也有些小成果，但在排着队等工作的文科硕士、学士面前，我的这些所谓优势在就业上几乎无用。我就是在这样的转折点上选择了写电视剧。
徐则臣：科幻文学，我一直想写一部科幻小说，我以为它会是所谓的纯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长点。重新梳理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来龙去脉，并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第三个，继续思考如何在写作中有效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和叙事资源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
李 浩：大家都在想什么，如何做，我能不能做得更有新意和独特些；我的写作是有效的么，如何确立它的有效，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步后尘者？我这样的笨人，能完成自己想要的文学么？
血 紅：这个问题太深了。其实没想到这么深，毕竟自己对于传统文学的理解极其有限。在那两个月里，我仅仅对我十几年的写作过程做了一个系统化的梳理。然后给自己确立了一些目标，做了一些规划，准备从碎片式的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做一个体系化的写作架构出来。我大致明确了自己以后要写什么，除此之外没思考更多更深入的东西。
萧 萍：创新与不拘一格，慢写作与超越自我。
六
李蔚超：在鲁院，有讲座、研讨课、实践课等等形式，有诸位作家谈到的作家之间的交流、有北京自身的文化魅力。我想知道，全部的鲁院经历，让你改变了关于哪个问题的理解？文学，或文学以外的都包括。
徐则臣：就是上面说的，让我对科幻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
乔 叶：文学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丰富，而不是正确。上鲁院之前，我的认识差不多刚好相反。 血 红：我个人而言，鲁院的学习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弄明白了为什么写、要写什么、如何写好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写作的源动力、写作的内容、写作的方法，让我明白了心中的一点小小的追求，一点小小的目标。不再是盲目地为了写而写，而是想要写出一些能够让书友长久记住的东西。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张建祺：我的创作转型与个人早年经历有关。我1980年出生，十六岁时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豆腐块”文章，同年辍学，立志当职业作家。后来的漫长岁月证明，我当初这个决定“对”极了，自从十六岁那两篇文章总共换来三十元稿费之后，下一次再见到稿费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这五年之中投递稿件无数，纷纷石沉大海，这期间我家信箱也收到过两次回复，都是因为邮资不足被邮局退回来的。当时网络还不发达，我的这些稿件都是以信件的方式邮寄，为了修改和打印方便，我在十九岁那年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当年的三十元稿费正好够买两包打印纸，如果写作是一笔买卖，那我显然亏大了。2013年我来到了鲁院，参加第二十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在校期间我基本独来独往，能在寝室呆着就别出去，尽量不参与同学间的吃请，因为我从老家来一共就带了两千块钱。这届同学中有位哥哥让我印象深刻，谈吐幽默人缘好，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他的职业就是编剧，这一度让我十分羡慕。一转眼结业四年了，我也已经踏上了职业编剧的道路，拙作在卫视黄金档播了好几轮，又和不错的影视公司签了约，手头有干不完的“活儿”，但闲下来的时候难免回忆过去。
鲁若迪基：鲁院的学习，让我对文学又有了某种冲动和梦想。
红 柯：来鲁院最大的诱惑是北京，好好看看北京。我大学在宝鸡，毕业后西上天山，1997年35岁才走出潼关。鲁院的日子，就全北京跑，站在天安门遥望大西北。2006年我写了短篇小说《大漠人家》，里边有个细节：“阿尔泰布尔津有个老头去北京看望上大学的女儿，回来告诉亲朋好友，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
李 浩：在鲁院的学习，让我的思维有进一步的打开，拓展我的视野和想象，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文学之外的那些课给我的启示也非常大。在2008年，我对外的接触相对较少，但固执和偏见却非常之重，我记得我和小痣、和晓梅、强雯、王十月、玄武等人谈小说，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径，而我又是强硬而固执的，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有许多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可当时觉得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谈及这些让我羞愧。我现在的理解已有变化，它部分是来自鲁院的“改变”。
东 君：鲁院学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明确了对写作价值与观念的认知。一个人只要观念是新的，文字里面自然就有了历久弥新的力量。观念若是陈旧的，无论文体如何趋新，都只是新瓶旧醅而已。
萧 萍：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是对自我的生命认知。更坚定深潜内心，相信来日方长，不抗拒流逝和短暂，因为，“时间足够你爱”。现在看来，鲁院的学习不是一节课一本书，她又充满了每本書每节课。那里有一种刚刚好的气场，一种彼此可以抵达并惺惺相惜的云层，那种电光火石你是看不见的，你怎么可能看得见啊——可是，却分明无所不在——那些院子里晾衣绳上微微颤动的惊喜。所以在鲁院，你随时都是亢奋的，那些内心里的觉醒力在推动你汲取和生长，也享受那奇妙的、至朴至真的日日狂欢。
七
李蔚超：关于鲁院，你经历的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东 君：之前有人开玩笑说，新鲁院的内部构造看起来像美剧里面的监狱，而事实上，对我个人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理想国”，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有服务员打扫房间，每天踩着饭点去食堂吃饭，晚饭后时常摸着肚皮绕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院作顺时针散步，碰到同学聊会儿天，一天就这么淡静地过去了。更多的时间，我是在北京街头游荡，看书、写作。在并不算长的四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是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红 柯：我想象的鲁院应该是这样子。
张建祺：我大约二十年前第一次接触鲁迅文学院这个名称，当时我以为是一所全日制大学，所以特想知道怎么才能报考。没有网络的年代很麻烦，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一个进修培训机构，学员需要所属作协的推荐，我瞬间就觉得没戏了。我老家哈尔滨市的作协会员有八百多人，二十年前我年龄小资历浅，就算一年四届还得两百年才能轮到我，更何况那时候是一年一届，而且得省级作协推荐，筛选肯定更为严格，竞争更为激烈，四五百年之后轮到我骨灰都氧化了。没想到，我三十三岁就有幸来到鲁院就读，所以人还是不要太悲观。
李 浩：我希望哲学的、社会学的、艺术的课可以更多些；我希望我们能就一两部作品争论得更充分些；我希望一个班里同学们的水平和认知能基本相当，这样就具体问题的商讨、争论和启发都会更充分。说实话我总幻想自己进入的是当年巴黎斯坦恩小姐的沙龙，我希望听智者们的对话，哪怕我只是一个边缘的听众，也是幸福。
乔 叶：想象中，以为所有的人都很文学。后来才知道不是。
血 红：没进院门前，我的猜测是，那是一个钢筋水泥混成的四方大水缸，几个面容灰白色的老人家坐在里面，很严肃地用刀子一样的目光审视我们所有人。进去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清静优雅的小山谷，遍地绿草，清泉潺潺，可以安心地打坐冥想，有同样活泼活跃的老师耳提面命，帮我们想到很多以前根本没注意到的东西。所以，人生很多事情，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和臆想完全不同的精彩。
徐则臣：因为在进鲁院之前就对鲁院比较熟悉，经历的和想象的区别不是很大，过渡起来比较自然。
萧 萍：一种不可言诉的经历，比想象更加超凡脱俗，也比想象更加丰沛接第气。
鲁若迪基：我经历的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
八
李蔚超：恐怕有不乏功利的想法是去北京、去鲁院，活络人脉、拜拜码头，在你看来，鲁院对作家的作用到底是哪方面，是教育？还是交际？
鲁若迪基：鲁院对当代作家的作用，就是让有一定创作基础的人，在这里接受更高的综合教育，启迪他们的心智，开阔他们的思路，拓宽他们的视野，坚定他们的文学理想，让他们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 李 浩：我个人看重的，当然是教育交流，而不是什么交际，虽然我们得承认鲁院还真有这个“功能”。
徐则臣：鲁院的意义因人而异。文学教育和增益写作肯定是学院和作家的初衷，但也不能否认，因为种种原因，鲁院也在发挥文坛交际场的作用。关于后者也要辩证地看。不能一涉及文学就必须一尘不染，就得一厢情愿地一尘不染，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必须正视。鲁院的重要，恰恰在于它可以是文学的修道院，也可以是文坛的交际场，健康合理的文坛交际不是问题，要警惕的是，别让这种交际往大家都懂的歪路子上走。
萧 萍：我理解，鲁院这个驿站，对于每个鲁院人，都是文学和生命中重要而刻骨铭心的存在。2007年8月8日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儿童文学高研班要离开八里庄，有人躺在鲁院的院子里仰望星空，被浩瀚和渺小深深触动——从此，这个世界更多了一种发光的、心照不宣的接头暗号：“鲁院人”。从此天南海北，就此识别彼此的气息，加油并深深致意。
张建祺：我们还是换个中性一些的词吧，鲁院提供了一个拓展人脉的机会。不过这不是鲁院的特有属性，同行业人员无论在哪里聚集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交换资源。我参加培训的时候没有资源可以提供他人，不是谦虚，我当时连找份工作都难，这种人哪里来的什么资源。不过希望随着我的不断努力，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成为人脉之中流动的血液，因为人脉的交织已经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主流社会，我不想再被排除在外。
九
李蔚超：来鲁院之前，你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了解吗？你知道这所学院倡导的文学方向和文学理想是什么吗？据你的经验而论，这里与国际写作中心、创意写作的区别是什么？
红 柯：鲁院就是建国初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丁玲创办的。周扬、老舍、曹禺、叶圣陶、郑振铎讲过课，培养了马烽、陈登科、徐光耀等老一辈作家，新时期培养了莫言、刘震云、余华、蒋子龙、迟子建等新作家。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主力。可以说是青年作家成长的很好的平台。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都有创意写作班，教学方式类似于鲁院。鲁院总让我想起高尔基文学院，我去过俄罗斯两次，苏联解体后，高尔基文学院还在，还有中国留学生。我上大学前很幸运买到了巴斯也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本书就是他在高尔基文学院讲课的讲义，风行全世界。
东 君：很惭愧，我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只是略知一二。鲁院跟国际著名的写作学院、写作中心、文学营之类当然是有区别的。我去年年底在台湾买到一本2010年的《联合文学》杂志，里面刊登了一则文艺营的招生广告，培训分小说组、散文组、新诗组、戏剧组等七个组别，导师和讲师都是台湾的著名作家、诗人、导演、艺术家，有意向者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组别报名参加。还有台北县办的文学营，其性质也差不多。跟鲁院不同的是，他们培训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文艺或文学爱好者，而不是专业领域内已经“功成名就”的精英人物。把一部分作家拉到鲁院这么一个地方，名义上是学习写作，事实上与写作本身相关不大，鲁院之于作家，更多的是施加一种影响，营造一种氛围。老师和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是为了建立一种“信任与亲近”（王安忆语）。教母鸡生蛋，教鸟飞翔，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徐则臣：对鲁院的历史有所了解，对鲁院的创办至今的宗旨和愿景也有所了解。
张建祺：我对鲁院的历史和宗旨有所了解，但都来源于网络，所以就不拾人牙慧进行复述了。
李 浩：了解一点儿，不敢班门弄斧，一说肯定露怯。文学方向，我大约只会确立我自己的文学方向。作家们需要一个场，需要交流和碰撞的火花，也需要在悄悄自满的时候有人拿小鞭子抽一抽。至于国外著名的写作学院，我没有去过，了解不多，只读过一些所谓“创意写作”的读本，没有发言权。我个人一直认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至少在基本的认知层面和技艺层面。
血 红：关于鲁迅文学院的历史，全部来自百度百科。
鲁若迪基：我对鲁迅文学院的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她的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著名作家丁玲，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艾青等文学大师都曾在这里授过课。这所学校后来曾改为中央文学讲习所，上世纪80年代更名为鲁迅文学院。我感受到这所学院在倡导作家走具有中国风骨、世界视野的经典化道路。
萧 萍：历史课就是一个人的启蒙课堂。每个写作者都以进入鲁院而感到荣耀，而每个人也都憧憬有一天鲁院为自己感到骄傲。“作家的摇篮，文学的圣殿“，这所名不虚传的文学的黄埔军校，名录上是一连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那是以先生之名建立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星空，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星空。我理解为脚踏实地为人民写作，为心中的梦想写作，为朝向未来的世界写作。
乔 叶：有一些了解。知道其历史悠久，硕果累累。至于文学方向和文学理想，方向总是光明的，理想总是美好的。是吧？
十
李蔚超：最后一个问題，请允许我们一起有限度煽情地怀旧——鲁院，什么最使你难忘？
鲁若迪基：难忘的事太多啦！最难忘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联欢会上，我们55个民族的学员和老师共同登台表演了民族歌舞《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那绝对是整个晚会的最高潮。据说那是鲁院历史上第一次压倒性胜过中国作协所属各部门表演的节目。
血 红：一切的生活细节，都非常难忘。门前的小酒吧，一旁的小饭馆，门口的水池子，宿舍窗子外面的那个停满了车的大院子。寒风呼啸而过，吹得屋子都好像在晃动的时候，缩在床头码字的那种感觉。没办法确切的形容鲁院给我的印记，那是一种很新奇的，让我在短短两个月内想到很多问题，让它们从脑海中泛滥出来，然后又在两个月时间内快速沉淀下去，让很多想法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鲜明的过程。整个鲁院，都让我难忘。
李 浩：老师们。鲁院的老师们让我难忘。我觉得他们给予我的亲近，比我在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当然也有争执，好在老师们都不计较我。郭艳老师多次对我的写作提出“警告”，我很看重这份警告并做着悄悄的调整，哈，当然当我在《镜子里的父亲》那样运用“知识”和“知识点”的时候，她又说这并不是她想的样子——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就应当有反复的、砥砺的博弈，不是么？
东 君：鲁院有很多事让我难忘，因此谈不上“最”。如果非要说一件，那就是打乒乓球。这期间与评论家孟繁华、小说家毕飞宇等交过手，屡败屡战，虽败犹荣。
红 柯：认识了很多作家。我从事文学很早，1983年就发表了作品，但进入文坛很晚。
徐则臣：相对放松的学习和交流环境。都是在社会上混迹多年的成人，重新开始规律的集体生活，多少会有一点水土不服，鲁院放松的生活环境更利于作家写作的开展。
张建祺：最难忘的是老师和同学间的情谊，我没上过大学、没参过军，所以对这种较长时间的集体生活非常陌生。大家相处两个月后的结业宴，我以为我不会哭，因为我平时就是个比较冷的人，朋友不多。但是那天我真的哭了，谁都不用说什么煽情的话，当晚的食堂越喧嚣，越预示着明日分别之后的孤独，可能这种曲终人散的感觉会让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流泪吧，同学们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尽管交通发达，想要一个不落地凑齐，此生大概也只剩这一次了。
萧 萍：鲁院令人难忘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比如人人皆知的鲁院猫。比如鲁院会弹吉他唱《灰姑娘》的年轻门卫。比如装成大人模样的艳艳和东华老师衣裙飞扬。当然最最难忘的是儿童文学班的“七仙女”。
乔 叶：我的宿舍对门住的是福建小说家赖妙宽，我每天去她那里蹭茶喝。她泡的茶真香啊。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