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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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法定传染病为核心的传统分类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妥善化解新发传染病所带来的危害.将法律上的新发传染病单独作为一类来规定,摆脱法定传染病规制模式的局限,直接赋予县级政府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权力.在认定标准上,应当采取负面排除已知传染病和正面认定表面证据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完善更正义务.为了将预防关口前移,应当采取预防型立法与“疫情应对规制金字塔”相结合的方式,既要授予行政主体判断权和裁量权,又要通过比例原则保障科学性和合法性,杜绝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形成良性的动态系统,以弥补公共卫生法体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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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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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法定传染病为核心的传统分类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妥善化解新发传染病所带来的危害.将法律上的新发传染病单独作为一类来规定,摆脱法定传染病规制模式的局限,直接赋予县级政府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权力.在认定标准上,应当采取负面排除已知传染病和正面认定表面证据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完善更正义务.为了将预防关口前移,应当采取预防型立法与“疫情应对规制金字塔”相结合的方式,既要授予行政主体判断权和裁量权,又要通过比例原则保障科学性和合法性,杜绝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形成良性的动态系统,以弥补公共卫生法体系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缺陷.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国际卫生条例规制逻辑不能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为此有必要专门缔结“大流行病国际条约”,同时推进《国际卫生条例(2005)》变革,才有可能真正使人类有效应对新发传染病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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