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树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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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1904—1978)是我最早近距离“感受”的瑞典作家。我移居瑞典没几周,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五月天参观了马丁松博物馆。它坐落在马丁松的故乡,那幢两层楼木结构屋前,绿草地上有作家的座像。屋内陈列着手稿、书籍、帆船模型、日本和服、越南草帽、中国书法条幅——一个奇怪组合。当时,我对馆主的生平和作品一无所知,但也能明白,他定然和东方及中国有某种联系。
  马丁松究竟是谁?1929年,马丁松给出版商写过这样的自我介绍:“生于1904年,船长的儿子,童年失去父母,由社区抚养长大。在多次试图逃跑并被教育后,十四岁到海上,在不同国家的旗帜下,作为打杂男孩、司炉工、厨师在十八条船上航海多年。有时,在世界出名的港口乞丐般游荡;在印度、欧洲大陆和南美跋涉千里。还做过多种乡间工作,当过铁路工人、农庄雇工、书报贩子;有一阵,在屠宰场干活,后来还在阿根廷放牧……接受了小学及生活这个严酷学堂的教育。”
  介绍有些含糊其辞,和事实略有出入。马丁松在1904年5月生于瑞典东南部布莱京厄(Blekinge)省的耶姆斯赫格(Jmshg)教区——一个后来一再激发他创作灵感的地方。父亲做过船员,在澳大利亚放过羊,回乡经营小店失败,更因醉酒和施暴受罚。后来,又去美国。回瑞典不久,因肺结核在1910年去世。母亲很漂亮,善家务,不懂生意。丈夫死后,面临生活压力,据说还因为怀上私生子,抛下六个女儿和才六岁的儿子哈瑞,于1911年逃往美国。哈瑞成了事实上的孤儿,由教区拍卖给愿以低价抚养他的人,辗转于一个个农庄,因不堪一些人的虐待,不时逃脱,直至出海。可惜,1927年,他因肺病不得不终止海上生活,回到瑞典。
  他曾在农庄间辗转,在大洋和大洲间游荡,他往往在路上。“路”或者说“道”是颇能代表马丁松的字眼。《道德经》也离不开一个“道”字,虽说那里的“道”,含“道路”以外的意思,马丁松和《道德经》确实是有着深厚的缘分。
  马丁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已接触到中国哲学,三十年代还在文章中提到老子和庄子。瑞典在1944年已有唐诗译本——瑞典作家和翻译埃瑞克布罗姆贝里(Erik Blomberg)的《玉山》。马丁松专家,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马丁松读过《玉山》,但马丁松的私人图书馆里,藏有1946年版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er Waley)翻译的《一百七十首中国诗歌》。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瑞典活跃着不少杰出汉学家及传播汉学的传教士,如高本汉(Karlgren)、埃瑞克福克(Erik Folke)、奥斯瓦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马丁松不一定读过所有这些人的著作,但他确实读过福克的《道德经》译本,并对其中章节赞不绝口。如这一段:“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他明确表示,自己在1945年出版的诗集《信风》(Passad)是受了《道德经》的启发。


  《信风》中一个叫“Li Kan”的人物首次登场。鉴于“Li Kan”这名字是马丁松借用于一位以画竹著称的中国画家,我想,其对应汉字该是“李衎”,宋元画家。马丁松借了名字,显然也借了宋元画家的道家风骨,更将这一冒名人物塑造成给人教诲的道家哲人。《李衎树下说》是首长诗。诗里有一群被称为“愉悦的树荫下的蝉”的家伙。在树影下,他们的思绪相遇。是在树下,他们才有机会思考,了解思考之外的真实。李衎说:太阳不需要提起自己的灯笼去显示自己在哪里。太阳是它自己,不需被指引。有个更高的真相在一切之上。李衎还说,人们往往不明白,不足和可能性在一起,就像芽和土地。芽长成橡树还是草,取决于种所选择的可能性。草完成自己的目标,没成橡树,是长处,并非不足。在李衎看来,人必须认识到,事实未必是真相,两者有本质不同。一场灾难或战争是人们狭义理解的恐怖事实,就像蟋蟀跌在草丛里,挣扎在一张事实的网里。真相要简单很多,是生命和存在的构造,像人感觉阳光理所当然地照射,全不受任何影响,甚至在蟋蟀坠入草丛之前。真相在太阳里,不在那些偶尔的风暴里。真相是沉思和感受的意愿——在那里,并且观察。
  李衎这给人教诲的哲人,一定程度上是马丁松自己,有马丁松理解的道家思想,更重要的是,忧其所患,虑其所思,谈论的几乎也就是马丁松体验的世界时局——或许是因为诗歌托古讽今,或许是太阳之下无新事。李衎树下说,连同那愉悦树荫下的蝉,正是马丁松把自己安顿于蝉壳里,安顿在道家思想里吧。
  “树下说”提倡用沉静的感知接近真相,和马丁松一篇题为《良性可能》的文章意思吻合。强调道家追求内悟,内悟只能在沉思默想中达到,在排除芜杂之物后达到。出乎自然,借自然才能发现和找到自己。而人类因为愈发的工于心计,变得没时间内省。结果,有关疾病的知识追着病来,有关困惑的知识因困惑的添加而增多,人只能是离真实越来越远。
  《李衎树下说》里出现了“Taikalan”这个地名,李衎就来自那里。马丁松富于想像,会想到些稀奇古怪的发音。在他的遐想中,“Taikalan”这串发音切合他对遥远的中国某地的感觉。
  《李衎树下说》中出现过的愉悦的“蝉”,在不久后的1953年,成了马丁松新出版的诗集的书名,在那里,李衎说起了公鸡:
  强公鸡最后一次啼叫
  是在强大而盲目的生活前的显示
  表示它能
  敢做弱公鸡的那只并不强求
  生活怎么看他不想
  生命给予的他默默打点
  像在生活的森林里被啄的鸡。
  他以为生命的意义不是否定、仇恨或蔑视,
  但悲伤的认识,有时可掺杂快乐
  对到底还有些时日。
  他哀伤地在强公鸡坟前点烟。
  全诗明白易懂,无需诠释。老子有关“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认识论,在遥远的瑞典,在马丁松笔下得到了继承和诗意的发挥。   接着是1958年出版的诗集《图勒的草》。有首《关于唐朝的诗》,还有题为《LiTi的箴言》的短诗。叫“LiTi”的智者仅在诗题中突然出现,身份不明。随后的1960年出版的诗集《那辆车》中,题为《李衎树下告别》的诗里透露有关“LiTi”的信息:也是位画竹名家。据此,我以为,多半是借用了宋元画家李倜的名字,因此用“李倜”这两个汉字指示“LiTi”。李倜的箴言如下:“你有没有两枚硬币?旅途中李倜这么问,/那就买块面包,/买朵花。/面包是喂你的食物/你买的花意味着/命值得活。”
  而李衎的树下告别揭示着世事的无常:
  我从塔卡兰(Taikalan)前来告别。
  风中有秋意,
  旅人中也有秋绪。
  离我们前番在此,多年已逝。
  树不复有同样的叶。
  我们没有同样的发或肤。
  我们头回察觉的是缺席和死亡。
  这一群而今只剩三人。
  接着,诗歌讲述了用画笔点染江山的李倜的死讯带给“我”的心痛,“我”如何与当时还活着的妻子一起,在李倜去世一年后,到他最后被发现的山谷,在那有着悬崖和荒凉之风的地方,丢下三捆树枝:
  我诉说这些
  因为逝去的友人
  及爱妻的记忆
  大于智慧
  当我们只剩三人
  还要智慧做什么
  当现在我们聚集,我们残存的三个
  且让智慧休息。
  让闪光的记忆在琵琶声中共鸣
  让我们慢慢啜饮葡萄酒并弹奏感伤的歌曲
  关于泸水上孤独的水灯。
  记忆大于智慧。让心灵的感觉代替大脑的思辨。或许这样才能把握生的精髓无论李倜、李衎还是马丁松,吐露的都是道家的箴言。


  观察自然是马丁松苦难童年的慰藉,他喜欢更善于观察,他的视角独特——可谓是从草上看出去。正如承继了马丁松在瑞典学院的第十五号座椅的女作家夏斯汀·艾克曼(Kerstin Ekman)所言,马丁松对自然的观察来自博物学家林奈的传统,强调精细观察;和林奈不同的是,林奈将人摆在中心位置,人用字眼定义它们;而马丁松把动植物留在它们自己的层面和它们遭逢。确实,观察自然是触及不可知和打破界限的机会,自然兀自独立,能否遭遇并理解自然,取决于观察者,而马丁松的观察特别沉静。试看《信风》里的《内地之夜》:
  无声地神秘被镜射。它把夜织进
  沉寂了的灯心草。
  这里有张无人察觉的蛛网
  于草间延展。
  无声地牲畜用绿眼瞪着
  以夜的宁静荡至水边。
  湖给所有的嘴巴
  举起它的巨勺。
  神秘本是难以捕捉,更无法言说的,却可以无声地镜射。诗人的描写何尝不是镜射神秘的工作。蛛网无人觉察,但逃不过诗人的体察。牲畜静中有动。湖是勺子本身,却又能把勺子举起——还有另一只神秘的大手在感觉中,在画面外。
  1973年出版的诗集《草丛》(Tuvor)是马丁松最后一本书。作家对自然贴近到了极致:
  露落后
  蜗牛开始了它的旅程
  穿着梅干色外套,带着聆听的触角。
  他在长长的路上辛苦地走
  朝向生着蕨草的林间湿地。
  可每走两腕尺都会停下
  静静休息
  现在更高的世界来了
  喧闹着的舞后往家
  蜗牛于是收缩
  躺着且黑且小遁入草丛
  大地长久而重重地摇曳
  夜已深
  当草地停止打颤
  早晨已至。
  瑞典深沉而美丽的自然,那些树木、湖泊、青草、昆虫,都很朴素,却有大美,呈现着谜语,勾画着神秘,表达着真实。马丁松以为神秘的谜一样的一切,在造物中自己呈现,他的诗歌敏感又有超凡的领悟。大自然有一种神秘,马丁松的诗也有。难怪,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学院的授奖辞称其“能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大千世界”。


  1971年出版的诗集《关于明和暗的诗》中,道别过的李衎回来了。他对生命中的问题并不都有答案。平静不属于他,他有的是忧惧。李衎带着关切的迟疑开了口:和世界说话是在风中说话。每个事物里都吹着个世界。它占用所有的语词。一切都得一遍一遍呼唤。
  每个事物是如何消逝
  像驰过的火车。
  这值得描述也艰难,
  带着悲伤、恐惧并交织着虚荣。
  至少虚荣留下。
  闪光的很快溜走。
  留下的是猪皮,
  也不永恒,
  却也干硬一些时日
  在野兽口中。
  其实,马丁松早在1956年出版的《阿尼阿拉号》中就提出了一种更大的恐惧,他断言,几乎一切都可设防,火灾或风暴等带来的损害,乃至一切人可想像的灾难;但却没什么好提防人类本身。他的恐惧里有对现代文明的消极看法,有对自然的保护,乃至对人的保护——想保护自然和人类于人的侵害。马丁松对人及人世有消极看法,可能因为世界局势的严峻,可能是他个人处境,特别是内心的煎熬。
  阿尼阿拉号所代表的忧惧,确实就是李衎的忧惧。马丁松自白,《阿尼阿拉号》也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反抗。其中一个叫“Miamaroben”的接替了李衎的角色。他努力得到一个真实图像,而不是世界表现的那样,在那里,现实利益成为彼此的伪善和浅薄的掘墓人。他在危难时有耐心,能沉思。
  马丁松说:李衎是一只努力不爬出自己外壳的蝉。保持一个好平衡至关重要,但不是达成一个死的平衡。让中道生动、健康是老子所看重的,“信风”的想法就来自“道”。   马丁松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欧洲战争的阴霾中向往东方的宁静,他在船员生涯中曾航行到东方,到过日本,惜不曾踏上中国国土。但他对中国的道家思想心有戚戚,对道教和中国可以说有着浪漫的美化了的想像。


  1927年2月,马丁松结束七年间在四大洋的流浪,回到祖国。他出海的目的之一,是想接近大洋彼岸的母亲。他的漂泊或许正是为了想要停留,停在一个不存在的家。
  海尔嘉·斯瓦兹(Helga Maria Swarts),她更为人知晓的名字是莫阿马丁松(Moa Martinson)。生于1890年。曾在餐馆工作。1909年怀孕,孩子的父亲卡尔约翰松(Karl Johansson)求了婚,她却犹豫,部分是因为卡尔酗酒。1910年,长子出生。到1916年,她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1921年,她加入政治活动。1922年和卡尔结婚,冠夫姓约翰松,在报刊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1925年,两个孩子溺水身亡。1927年,她在去哥德堡的旅行中第一次遇到文友哈瑞·马丁松。
  海尔嘉从哥德堡回家不久,卡尔身体不适,出现幻觉,不能进食和睡觉。1928年,卡尔自杀。海尔嘉和卡尔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甚至考虑过离婚,但不曾想,他们的婚姻会这样结束。同年3月,她参加了一个短期培训班,结束后自称莫阿。正是这时,哈瑞·马丁松写来一封信,期望能到她家借宿,以便写作。那年夏天,哈瑞搬到了莫阿所在的南曼兰省约翰内斯谷(Srmland Johannesdal),从此留了下来——因为这两人坠入了爱河。
  好景不长,有着丧子和丧夫之痛的莫阿因抑郁入院治疗。这段时间里,哈瑞留守在莫阿家,靠书信和她互诉衷肠。1929年10月3日,他俩成婚。新婚不久的次年5月,哈瑞即查出患肺结核。1933年,小说《女人们和苹果树》出版,署名莫阿·马丁松——这是莫阿正式登上文坛。后来,她继续写劳动妇女,写爱、贫穷和政治,并大放异彩。其代表作还有《母亲结婚了》等。
  两人的疾病、年龄的悬殊使哈瑞和莫阿的婚姻不易。哈瑞更是平生首次在一个地方、一段关系中长时间停留。习惯于流浪的他终于时不时地失踪,他有了女友,直至厌倦了这个女人,一段婚外关系才终结。莫阿从此很难相信哈瑞。
  1935年夏,哈瑞·马丁松在《荨麻开花》手稿基本完成后又一次离开妻子。十天后,没有丈夫任何音讯的莫阿借广播发出了寻人启事:“电报发给在南曼兰省或布莱京厄省旅行的哈瑞·马丁松。立刻回家。紧急。莫阿。”马丁松没有停步,他甚至打算去非洲或东方。莫阿写了自杀信,还发信给出版社,通知他们,自己把书稿放到了安全的地方。信到马丁松手上时,他已上了开往鹿特丹的船,他有些后悔,赶紧回信说:“是我内心的狂想和邪恶的力量把我朝外拉。我会回到你身边,像个迷失的儿子,假如你能够,把我拉回来,求你。”马丁松回家后,他跟在妻子后头,来到森林。铁锹挖出了埋在土里的手稿。莫阿对书稿的处理方法简直可称行为艺术:像要珍藏,像要埋葬——一部书稿,一段旧情。假以时日,那珍藏在土里的,都会消遁。
  1939年春,哈瑞因病住院,6月出院,再没回到和莫阿共同居住的地方。1940年,被判和妻子分居又改判复合的哈瑞·马丁松与比自己小十二岁的英格瑞德·林德克然兹(Ingrid Lindcrantz)在斯德哥尔摩订婚。同年3月,哈瑞·马丁松作为志愿者加入芬兰冬季战争。这年冬,莫阿提出离婚申请。1941年莫阿和哈瑞的婚姻解除。次年哈瑞与英格瑞德结婚;1949年,哈瑞坐上了瑞典学院第十五把交椅。
  哈瑞和莫阿结婚时,也是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后人常以莫阿的年龄及哈瑞幼年遭母亲抛弃的背景指称他们的关系更像母与子。即便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分析,恐怕仍无法否认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彼此面对吧。只是,男女的关系从不简单。何况,哈瑞是个病弱男子,他在莫阿那里得到了安定的书桌,温热的食物,但他的不满也在滋长,无法解决自己内在困顿的人,何以爱一个他或许爱过,或许爱得不深的人。他只能继续上路,把一段旧关系蛛丝一样推开。虽然他一度回到自己和莫阿一同居住了多年的家,他的离开无法挽回,旧关系早成不能复原。前路上,因缘巧合,他自会缔结新关系。他遇到了新爱人,有了两个女儿和体面的幸福家庭,但这不等于马丁松内在的困顿迎刃而解。
  从192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鬼船》开始,哈瑞·马丁松著述丰厚,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乃至戏剧。但他的小说和散文都透着浓厚的诗意,也许诗人才是他最根本的角色。他的早期诗歌多取材于航海经历,非人们日常能体验,但后来的大量文字特别是有关瑞典自然的诗歌,本是瑞典人司空见惯,而马丁松能窥人所不能视。他从小在自然的怀抱和在对自由的遐想中逃避现实苦难,据说是个快乐的孩子——不见仇恨,显见的是对自然和生活的热情,后来,他那友好的浅笑后总透出一丝带着神秘的悲伤——人称中国式的笑,马丁松有了忧患和悲苦,他对现代文明和流行价值更充满警惕。
  1953年晚夏,他通过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仙女座星系,激动难奈。10月里,他用了十四天时间,写好二十九首诗,都收入了1953年出版的诗集《蝉》。这些诗成了三年后出版的《阿尼阿拉号》的基础。原子弹等让马丁松担心地球的毁灭。《阿尼阿拉号》正如其副题所标,是“对时空中的人类的一次检讨”。地球受放射性物质侵害,人类被迫迁往其他星球,无奈阿尼阿拉号飞船失控,只能面临毁灭。长诗包含末日场景、科学幻想、政治批判、神秘主义。斯达方·瑟德博罗姆教授(Staffan Soderblom)形象又犀利地指出:至此,马丁松完成了他的写作主题——无家可归,即无家可归的孤儿、男人、人类。
  1974年,马丁松和雍松一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舆论多以为马丁松名至实归,对雍松颇有微词,犀利的批评更集中于两位瑞典学院成员获奖是“内部分赃”。
  马丁松对攻击并不陌生。早在出版《游牧者》的1931年,就有瑞典社会主义者、政治激进分子、记者和作家图勒·内曼(Ture Nerman)指责马丁松沉溺于对自然和微观世界的考察,不解当下社会和时代的大问题及人的需要。而诺贝尔文学奖后批判之辛辣,在瑞典史上堪称空前,以致瑞典学院从此有了院士不能得奖的规定,直到近年才敢将诺奖颁给瑞典籍作家。
  原本有病的马丁松在获奖后愈发衰弱,怕见外人,更是把自杀看成唯一出路。他和牧师谈到葬礼:“假如我不反对自杀的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可生命是人自己不能剥夺的礼物。”然而,不久后,1978年2月11日,他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院离世。莫阿死于1964年,活了七十三岁,九个月零三天。哈瑞死于1978年,活了七十三岁,九个月零五天——几天前,他用剪刀切腹,实施了自杀。莫阿·马丁松和哈瑞·马丁松,他们没在同年、同月、同日生和死,但彼此的寿命如此接近,是巧合还是哈瑞或神秘命运的安排。不管后人如何猜度,也无论当事人愿意与否,文学史依然述说这两个人——作为独立的作家,也作为交相辉映的文学伴侣。
  就像图勒·内曼批评马丁松未瞩目世人重视的话题,在人丛里,马丁松未必找到栖息之地。像那只露落后爬行的蜗牛,人丛的喧嚣让“他”收缩,遁入草地。马丁松早说过,世人多重视雷霆般的事实,而非太阳的光线这种大真实。
  马丁松和李衎一样留下了箴言,世人听之,或以为好,但还是会在行动上背道而驰。世上从不缺箴言,人多各行其是。何况马丁松的逻辑未必正确,未必能找到多少追随者。因为,这世上到底爱喧嚣的人多,在草上看自然的人少。即便马丁松的一个追随者特·拉斯特罗姆(特翁自认其诗和马丁松的最接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因得奖增印的诗集,不过数月已少人问津,一再减价。马丁松注定无家可归,与他心有戚戚,也将注定是人间的孤独异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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