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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处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结合部的贵州省铜仁市，少数民族众多，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丰富。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对实现铜仁市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生态经济、文化产业和协同理论的阐述，分析二者协同发展的机理及铜仁市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路径。
关键词：生态经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6-0052-03
文化产业是以知识、信息、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朝阳产业。随着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程度的加深，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正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以贵州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各异，文化形式多样，资源丰富，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符号性，发展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是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生态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一、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生态经济、文化产业与协同理论概述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生态高效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是“社会—经济—自然”的统一[1]。生态经济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在美国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首次运用了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生态学研究。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著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会议，确定将生态经济作为《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会议主题，由此拉开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沿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曾指出：“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主导的一面，一般说，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态平衡如果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损失，就要落在经济的身上。”
文化产业是指依靠人们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的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2]。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并从范畴上把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音像、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旅游、教育等划为文化产业的主体或核心行业，把传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电影电视、创作甚至工业与建筑设计，以及艺术博览场馆、图书馆等划为文化产业的前沿。”（江蓝生、谢绳武，2002）；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等四个领域。”（王慧炯，200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以知识、信息、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日益显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资利用的最为重要的资源。
协同理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1971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Haken）提出。协同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哈肯认为，以开放系统为前提，各个子系统间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复合系统，同时产生大于原来两个子系统的效应，即协同效应。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正是两个正外部性系统，二者叠加将会带来协同效应[3]。
（二）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
生态经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战略性等特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会竭尽全力利用一切资源。为了发展经济，滥伐森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现象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史上都曾上演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生态经济发展恶化，从而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大幅下滑。由于经济下滑，文化事业势必受到影响，从而陷入“生态破坏→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文化产业滞后→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怪圈中，使经济社会处于一种低水平陷阱而难以摆脱。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产业化的表现形式，是不同于以往能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作为低能耗的环保产业，文化产业附加值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文化产业具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蜕变，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能够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源动力；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又从各个方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了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正相关连续上升螺旋。在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断在其上升“路径”中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生态经济的外延性和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为其整体发展指明方向。据此，文化产业和生态经济的协同发展机理开始凸显[3]。
二、铜仁市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一）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受地理历史条件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普片落后于其他地区，社会发展边缘化的现实要求其必须加速发展，以缩小同其他地区的差距，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不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生态经济是可持续性经济，强调经济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打破生态经济恶性循环，促使民族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地处黔、湘、鄂三省交界处的铜仁市，历史悠久，文化绵长。铜仁，史称铜人，明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江上流五千里，从播州石阡二水合流处，地名铜壶嘴，寺址尚存，相传寺有铜像7躯，重各千余斤，忽亡去其三区至铜仁府，现境以为祥，因以名府。”相传在锦江大小江汇合口铜崖下，有渔人潜入江底拾得铜人3尊，故名铜人。元置铜人大小江长官司，明洪武初称铜人长官司，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铜仁府，由此将“铜人”更名为“铜仁”。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置铜仁县，1992年为铜仁市。铜仁地处西南，全境以山地为主，丘陵、洼地较多，山高坡陡，土层稀薄，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际沟通和交往，但这也是铜仁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形成铜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地理基础，决定了铜仁文化最根本的特质。 铜仁属于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结合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较为隔绝，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加之经济落后，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人均出版图书、报纸、杂志、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城镇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等文化产业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和文化传播业与全国整体水平差距较大。铜仁市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说明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从最根本上制约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影响经济的发展。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铜仁市必须走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这也是铜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
（二）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决定
铜仁市辖碧江区、万山区、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八县两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辖区内聚居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 32个民族，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区域。铜仁民族风情浓郁、 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拥有花灯、傩戏、书法、箫笛、山歌、滚龙、龙舟赛、木偶、说春等非物质文化。截至目前已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1处，被授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8个，“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9个。有苗族“四月八”、土家族“过赶年”、侗家“赶坳节”、仡佬族“敬雀节”、羌族“羌历年”和“毛龙节”“花灯节”“摆手舞节”“龙舟节”等20余个民俗节日。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傩戏，古朴神韵的苗家四面鼓、土家摆手舞、侗族大歌，惊险绝伦的苗族绝技绝活，都是民族文化瑰宝。
铜仁传统的民族节庆众多，形式多样，比如侗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俗称“赶坳”或“社场”。在这一天男女老幼要穿上民族盛装，汇集在山坳上唱歌游乐，场面壮观，趣味盎然；农历“六月六”，又叫“尝新节”。民众将新米、瓜菜和鱼肉等供奉祖先，然后全家共餐，这一天还要曝晒衣服被褥，俗称“晒龙袍”。族长要翻晒谱牒，以防霉烂；石阡说春，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唐代，是石阡世代流传的一种综合性民俗活动。“说春”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多样，说词讲究，意在劝农，同时还为百姓送去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祝福；石阡仡佬族毛龙灯，是石阡仅有、国内唯一的特有灯种，是古夜郎文明发源地石阡的仡佬族“竹王崇拜”与中国“龙文化”融合、衍生而成的文化形式。2005年，“石阡仡佬族毛龙节”被中国文化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决定了铜仁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文化产业打造成铜仁的特色产业，以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三、铜仁市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分地区分层次有序发展
铜仁市各县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底蕴、生态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各县区特点，因地制宜，打造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模式，将铜仁划分为不同的发展等级：I级——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较好的地区，如碧江区、江口县和松桃县，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发展大数据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Ⅱ级——文化底蕴较丰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如石阡县、印江县、思南县和德江县，发展大健康产业，如生物制药和有机食品。此外，养生、户外运动、生态旅游等服务业也是这一地区较好的选择。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利用生态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产品、生态产业，逐步形成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Ⅲ级——文化底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如万山区、玉屏县和沿河县，可依托当地特色，发展创意设计、创意公园、新闻出版等文化产业。在发展中采取优先发展I级，协同发展Ⅱ级，带动发展Ⅲ级的方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在I级地区，Ⅱ级地区协调发展，Ⅲ级地区统筹发展，同时要注意对Ⅲ级地区的带动作用。
（二）点、轴、面结合，逐渐过渡发展
铜仁市受地貌地形的限制，经济发展很难形成具有规模的商圈。结合铜仁的地形状况和各区县的地理位置，走“点—轴—面”逐渐过渡的协同发展路径。将碧江区和德江县作为生态经济发展试点区域，大力开发文化产业，发挥二者协同发展作用机理，打造生态试点增长极。利用交通纽带作用，带动试点城市之间的发展。发挥增长极的辐射效应，各自以碧江区和德江县为中心向外扩散，带动毗邻的玉屏县、松桃县、江口县、石阡县、印江县、 沿河县的发展，形成轴线面的发展局面。在发展过程中，注意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形成以交通为纽带的多县区协同发展经济网，推动整个铜仁生态经济的腾飞。
（三）建立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是以原地保护方式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活态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保护[4]。铜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民俗文化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文化传承历史悠久，建立民族生态文化博物馆是实现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保护相统一的有效手段。铜仁应针对自身特点，借鉴国内已有的生态博物馆成功模式，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等，运用科学的生态博物馆管理方式对铜仁的民族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资源进行原地保护，让本土民众最大程度地了解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民族信仰，传承和沿袭婚、丧、嫁娶、节庆等习俗，激发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探究兴趣，从而增强当地居民对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上愿意主动挖掘、展现和保护本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
（四）保护、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加强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文化资源虽重在保护，但也要注意挖掘整理和传承。铜仁应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深度挖掘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升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加强古籍古物和活态传承的抢救力度，合理保护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重视古籍文献人才培养，加强口述历史和口述古籍的整理抢救工作，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经济环境，多渠道宣传和推介文化产品，打造独特的文化形象，加速铜仁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铜仁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秀娟，温亚丽.关于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关系的探讨[J].生态经济学：学术版，2007，（5）.
[2] 杨凤鲜，王信东.文化创意产业盈利模式的技术经济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0，（6）.
[3] 任海军，曹盘龙.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机理探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2，（3）.
[4] 刘沛林.生态博物馆理念及其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2）.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关键词：生态经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6-0052-03
文化产业是以知识、信息、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朝阳产业。随着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程度的加深，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正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以贵州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各异，文化形式多样，资源丰富，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符号性，发展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是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生态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
一、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生态经济、文化产业与协同理论概述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生态高效产业，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是“社会—经济—自然”的统一[1]。生态经济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在美国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首次运用了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生态学研究。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著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开会议，确定将生态经济作为《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会议主题，由此拉开了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沿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曾指出：“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主导的一面，一般说，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态平衡如果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损失，就要落在经济的身上。”
文化产业是指依靠人们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的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2]。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并从范畴上把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音像、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旅游、教育等划为文化产业的主体或核心行业，把传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电影电视、创作甚至工业与建筑设计，以及艺术博览场馆、图书馆等划为文化产业的前沿。”（江蓝生、谢绳武，2002）；也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等四个领域。”（王慧炯，200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以知识、信息、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日益显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可资利用的最为重要的资源。
协同理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1971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Haken）提出。协同理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哈肯认为，以开放系统为前提，各个子系统间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复合系统，同时产生大于原来两个子系统的效应，即协同效应。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正是两个正外部性系统，二者叠加将会带来协同效应[3]。
（二）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理
生态经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战略性等特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会竭尽全力利用一切资源。为了发展经济，滥伐森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现象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史上都曾上演过。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使生态经济发展恶化，从而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大幅下滑。由于经济下滑，文化事业势必受到影响，从而陷入“生态破坏→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阻→文化产业滞后→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怪圈中，使经济社会处于一种低水平陷阱而难以摆脱。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产业化的表现形式，是不同于以往能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作为低能耗的环保产业，文化产业附加值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文化产业具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蜕变，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能够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源动力；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又从各个方面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形成了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正相关连续上升螺旋。在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断在其上升“路径”中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催化作用，生态经济的外延性和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为其整体发展指明方向。据此，文化产业和生态经济的协同发展机理开始凸显[3]。
二、铜仁市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一）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
受地理历史条件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普片落后于其他地区，社会发展边缘化的现实要求其必须加速发展，以缩小同其他地区的差距，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不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生态经济是可持续性经济，强调经济和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打破生态经济恶性循环，促使民族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地处黔、湘、鄂三省交界处的铜仁市，历史悠久，文化绵长。铜仁，史称铜人，明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江上流五千里，从播州石阡二水合流处，地名铜壶嘴，寺址尚存，相传寺有铜像7躯，重各千余斤，忽亡去其三区至铜仁府，现境以为祥，因以名府。”相传在锦江大小江汇合口铜崖下，有渔人潜入江底拾得铜人3尊，故名铜人。元置铜人大小江长官司，明洪武初称铜人长官司，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铜仁府，由此将“铜人”更名为“铜仁”。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置铜仁县，1992年为铜仁市。铜仁地处西南，全境以山地为主，丘陵、洼地较多，山高坡陡，土层稀薄，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山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际沟通和交往，但这也是铜仁赖以生存的资源，是形成铜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地理基础，决定了铜仁文化最根本的特质。 铜仁属于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结合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较为隔绝，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加之经济落后，广播人口覆盖率、电视人口覆盖率、人均出版图书、报纸、杂志、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城镇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等文化产业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和文化传播业与全国整体水平差距较大。铜仁市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说明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不足，从最根本上制约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影响经济的发展。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铜仁市必须走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这也是铜仁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
（二）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决定
铜仁市辖碧江区、万山区、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德江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八县两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辖区内聚居着汉族、苗族、土家族、侗族等 32个民族，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区域。铜仁民族风情浓郁、 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拥有花灯、傩戏、书法、箫笛、山歌、滚龙、龙舟赛、木偶、说春等非物质文化。截至目前已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1处，被授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8个，“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9个。有苗族“四月八”、土家族“过赶年”、侗家“赶坳节”、仡佬族“敬雀节”、羌族“羌历年”和“毛龙节”“花灯节”“摆手舞节”“龙舟节”等20余个民俗节日。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傩戏，古朴神韵的苗家四面鼓、土家摆手舞、侗族大歌，惊险绝伦的苗族绝技绝活，都是民族文化瑰宝。
铜仁传统的民族节庆众多，形式多样，比如侗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俗称“赶坳”或“社场”。在这一天男女老幼要穿上民族盛装，汇集在山坳上唱歌游乐，场面壮观，趣味盎然；农历“六月六”，又叫“尝新节”。民众将新米、瓜菜和鱼肉等供奉祖先，然后全家共餐，这一天还要曝晒衣服被褥，俗称“晒龙袍”。族长要翻晒谱牒，以防霉烂；石阡说春，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唐代，是石阡世代流传的一种综合性民俗活动。“说春”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多样，说词讲究，意在劝农，同时还为百姓送去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祝福；石阡仡佬族毛龙灯，是石阡仅有、国内唯一的特有灯种，是古夜郎文明发源地石阡的仡佬族“竹王崇拜”与中国“龙文化”融合、衍生而成的文化形式。2005年，“石阡仡佬族毛龙节”被中国文化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决定了铜仁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文化产业打造成铜仁的特色产业，以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三、铜仁市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分地区分层次有序发展
铜仁市各县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底蕴、生态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各县区特点，因地制宜，打造生态经济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模式，将铜仁划分为不同的发展等级：I级——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较好的地区，如碧江区、江口县和松桃县，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经济基础，发展大数据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Ⅱ级——文化底蕴较丰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地区，如石阡县、印江县、思南县和德江县，发展大健康产业，如生物制药和有机食品。此外，养生、户外运动、生态旅游等服务业也是这一地区较好的选择。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利用生态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变成生态产品、生态产业，逐步形成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Ⅲ级——文化底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地区，如万山区、玉屏县和沿河县，可依托当地特色，发展创意设计、创意公园、新闻出版等文化产业。在发展中采取优先发展I级，协同发展Ⅱ级，带动发展Ⅲ级的方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在I级地区，Ⅱ级地区协调发展，Ⅲ级地区统筹发展，同时要注意对Ⅲ级地区的带动作用。
（二）点、轴、面结合，逐渐过渡发展
铜仁市受地貌地形的限制，经济发展很难形成具有规模的商圈。结合铜仁的地形状况和各区县的地理位置，走“点—轴—面”逐渐过渡的协同发展路径。将碧江区和德江县作为生态经济发展试点区域，大力开发文化产业，发挥二者协同发展作用机理，打造生态试点增长极。利用交通纽带作用，带动试点城市之间的发展。发挥增长极的辐射效应，各自以碧江区和德江县为中心向外扩散，带动毗邻的玉屏县、松桃县、江口县、石阡县、印江县、 沿河县的发展，形成轴线面的发展局面。在发展过程中，注意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形成以交通为纽带的多县区协同发展经济网，推动整个铜仁生态经济的腾飞。
（三）建立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是以原地保护方式进行原生态状况下的“活态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保护[4]。铜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民俗文化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文化传承历史悠久，建立民族生态文化博物馆是实现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保护相统一的有效手段。铜仁应针对自身特点，借鉴国内已有的生态博物馆成功模式，如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等，运用科学的生态博物馆管理方式对铜仁的民族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资源进行原地保护，让本土民众最大程度地了解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民族信仰，传承和沿袭婚、丧、嫁娶、节庆等习俗，激发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探究兴趣，从而增强当地居民对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上愿意主动挖掘、展现和保护本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
（四）保护、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加强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文化资源虽重在保护，但也要注意挖掘整理和传承。铜仁应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深度挖掘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升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加强古籍古物和活态传承的抢救力度，合理保护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重视古籍文献人才培养，加强口述历史和口述古籍的整理抢救工作，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经济环境，多渠道宣传和推介文化产品，打造独特的文化形象，加速铜仁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铜仁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秀娟，温亚丽.关于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关系的探讨[J].生态经济学：学术版，2007，（5）.
[2] 杨凤鲜，王信东.文化创意产业盈利模式的技术经济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0，（6）.
[3] 任海军，曹盘龙.生态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机理探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2，（3）.
[4] 刘沛林.生态博物馆理念及其在少数民族社区景观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2）.
[责任编辑 陈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