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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为二千石吏四十余年，却至死未得封侯，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史记》中一篇《李将军列传》，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称李广令后人一掬“萧条异代不同时”之热泪。
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个人情绪化的宣泄。其中掺杂着太多的私人喜怒爱憎因素。《史记》并没有真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像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类意气用事、不着边际的诗句，初唐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就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平心而论，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既有时代的背景，更有其个人的因素。
李廣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国防战略方针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进取”，秉行《公羊春秋》“大复仇”的指导原则。汉武帝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问题上以和为主的消极防御国策，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集中全国上下的财力、物力与人力，提升国防力量。特别是汉武帝根据汉匈战争的需要，强化主力兵种的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的形势面前，李广、程不识等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必然就显得“江郎才尽”，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新生代将领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建功立业，尽占风头。
当然，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的局限。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李广长于战斗指挥，骁勇善射，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其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
然而这种近敌格斗上的剽悍骁勇，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李广曾先后担任骁骑将军、前将军等重要军职，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应该说他杀敌立功、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就是大败亏输、损师折将，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应有的风采。这给人以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中间有汉武帝以及卫青等人的掣肘因素。但是，在简单的表象背后，我们认为还有本质的问题症结存在。即，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这样的遭遇，李广的愧愤自杀，是他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词。其情虽可悯，其理实难喻。
李广的战功固乏善可陈，而他的治军做法也多有弊端。
具体表现为，行军时“无部伍行阵”，止舍时“人人自便”，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不击刁斗以自卫”，在幕府中则无“文书籍事”（《史记·李将军列传》）。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它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旅进旅退”，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强大的军队战斗力。孙子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篇》）。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无怪乎会劳而无功、际遇坎坷了。
至于李广的性格与气度，看来也不是一个能成就大事业的人物。有言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正优秀的名将，是能够做到襟怀坦白、虚心容物的。可是，很显然李广并不是那类人。这从他对待霸陵尉一事便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广被闲置期间，曾在蓝田南山一带射猎，打发时间。有一次他带一名随从乘夜色外出，喝得醉醺醺后信马由缰踏上归程，途中经过霸陵亭。负责该地治安的霸陵尉正好也喝得有几分醉意。他见了李广未免不够恭敬和客气，大声呵斥李广不该违禁夜行。李广的侍从上前申明这是“故李将军”（意谓退休将军李大人），希望借此免去对李广违禁夜行的责罚。谁知霸陵尉仗着酒劲并不买账，声称：“现任将军尚且不得夜行，更何况是什么退休将军！”于是按规章将李广扣留在其办公地点整整一个晚上。
应该说，霸陵尉的态度虽然有些粗暴，不怎么通人情世故，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毕竟是秉公执法，照章办事，并无大错。李广不检讨自己的违禁之过，反而对严格守法与执法的霸陵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李广出任右北平太守后，第一件事便是报复霸陵尉，取其项上首级，“即请霸陵尉俱与，至军而斩之”（《史记·李将军列传》）。如此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又焉能成就大事？
可见，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的弱点。所以，对他的分析和评价，也应该少一点道德上的廉价同情，多一份历史上的冷峻思考。
当然，历史自有其吊诡的地方。历史的真相传递与历史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在历史的真实中并非特殊优秀的人物，经常会因种种机缘，而以完美的化身融入后来人们的历史认知，关羽如此，郭子仪如此，李广也复如此，令人不能不佩服历史重构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历史对人物或事件的重新塑造功能。这一点，在后世人们的人物再评价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所以，宋朝偶尔杀了一个功臣岳飞，其主事者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就被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动辄大规模屠戮功臣与士大夫的皇帝，却大多被后人轻轻放过，甚至还被千方百计地加以淡化或开脱。这不能不让人惊诧历史的复杂性！
在李广的身上，我们同样能见到这种历史人物重新被塑造的景象。借助于司马迁《史记》文字的魅力，李广成为受委屈的历史人物之象征。久而久之，人们基于同情的心理，又使李广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百战名将乃至民族长城的图腾。换言之，到了后世，尤其从唐代以降，李广的形象就转化成为人们抗击外侮时追慕英雄再世的精神寄托了。唐代王昌龄《出塞》一诗就是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鲜明例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高适的《燕歌行》，则更是将李广幻化为针砭当时军队建设之弊端、寄托人们呼唤与寻找军魂与国魂的希冀了：“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一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道尽了人们心目中的无限期待、无穷追慕！李广是不幸的，生前征战一辈子，连一个侯爵也未得到。李广又是幸运的，身后流芳数千年，其荣耀令多少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也瞠乎其后！
（摘自《历史的第三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