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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美（Mary Previte）躺在床上，忍受着腹泻的痛苦和夏季酷热。不过，她心里有种预感，战争已经结束。突然，她听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声音：一架飞机从日军集中营的上空呼啸而过，她在这座集中营里已经度过了近3年时光。
“我跳了起来，向窗外望去，飞机飞得很低，几乎可以触到树梢，随后一顶顶降落伞开始徐徐下落，我立刻感到肚子好受多了，”她说。
“人们开始痛哭，抽泣，尖叫，手舞足蹈，上下跳跃，并向空中挥手示意。他们就像发疯一样。”这是戴爱美描述人们当时的激动心情。
美军伞兵很快解放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当时有 1500名外国侨民被日军囚禁在那里。戴爱美当时只有12岁，她与父母分离已经五年多了。看来，她遭受的苦难即将结束。二次大战爆发前，戴爱美和她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中国，她的父母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并在河南开封开了一所圣经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刚开始时，日军一般不干涉在华的西方人，因此戴爱美的父母决定继续留在河南开封。考虑到安全，夫妇俩还是决定将他们的4个孩子都送到了山东的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父母当时认为这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很安全。的确，那里曾一度很安全。
不再安全
但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卷入战争后，形势急转直下。戴爱美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在华的西方人都成了敌人。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军开进来并接管了学校。“日军到球场上举行了仪式。他们还在桌子、椅子和钢琴上贴上了纸条，上面写着日文，就这样，整个学校都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了。”戴爱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她还记得，当时学生们必须去观看日军的刺刀练习，因为日本兵在练习时就会大喊“呀”，所以孩子们称之为“呀训练”。由于这所学校变成了集中营，当时年仅九岁的戴爱美成为了一名囚犯。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兄弟姐妹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的父母当时仍住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孩子们在芝罘学校里住了一年，之后日军决定将学校变成军事基地。学校的师生们被转移到了潍县一个较大的集中营。那里关押的都是西方盟国的侨民。戴爱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全体师生排队一起离开学校的那一天。集中营的日子远比学校艰苦多了，尽管日本兵偶尔表现出善意，但总是非常严厉。
老师通过游戏度过困境
戴爱美特别喜欢学校的老师，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游戏解决遇到困难。当时集中营里有很多老鼠，老师们就会给孩子们布置任务，让大家一起抓老鼠。有时候也捉苍蝇和臭虫。谁捉得最多就能获得小小的奖励。戴爱美形容老师的做法是“美丽的胜利”。
“我们的老师尽量使天真的孩子们对集中营的生活习以为常，让他们感到无忧无虑。你知道这样做，能让孩子们感到安心，”戴爱美回忆道。
但是孩子们仍然无法回避集中营的噩梦。
由于缺乏药品，一些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英国前奥林匹克运动员埃里克·利德尔，戴爱美称他是“穿着跑鞋的耶稣”。
之后，他们又遭遇了食品短缺。
被关押的人当中也有医生，他们会让那些在黑市上能换来鸡蛋的人把蛋壳留着，然后用火烤过之后压成碎末，喂给那些缺钙的孩子。“这些蛋壳粉末看上去让人恶心，吃起来像沙子一样。”现年已经82岁的戴爱美对当时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根本听不到外面的战况，所以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感到很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当美国大兵们来到集中营大门口时，被囚禁的人用他们骨瘦如柴的肩膀把美国兵托了起来。
这些美军伞兵受到的欢迎，就像是英雄凯旋。几周之后，戴爱美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搭乘飞机前往西安和父母团聚。全家人时隔5年之后再见面，禁不住泪流满面。
后来，父母决定返回美国。在被选为美国新泽西州议员之前，戴爱美一直从事教育业。
寻找恩人
在20世纪90年代，戴爱美花了两年时间才寻找到当年那6名解放潍县集中营的美国伞兵。她跑遍美国去看望这些老兵。有些老兵已经去世，她就去看望他们的亲人。“我想再看看他们，面对面地向他们说声谢谢。”戴爱美说道。
当时，戴爱美唯一没能找到的是当年随美军伞兵一起执行任务的中文翻译。
几个月前，一位在美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读到一篇有关戴爱美的文章时，意识到这位下落不明的中国翻译正是他的祖父——王成汉。于是，这位留学生与戴爱美取得了联系，使她得以通过越洋电话向这位90岁高龄的王成汉表示问候。
70年前，潍县集中营获得解放，尽管当时的戴爱美只有12岁，但她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和经历将伴随她一生。？笏（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