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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察觉危机是一种具有潜伏性和不断增长性的危机，一般会经历潜伏、增长、恶化、爆发四个阶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传染机制复杂，具有隐蔽性、巨大破坏性和难修复性等特征。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无察觉危机，建立无察觉危机监测预警机制，努力防患于未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关键词：无察觉危机；内涵；根源；危害；防范；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城市西迪布吉德，无照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警察粗暴执法自焚，引发当地民众的同情与愤慨。蝴蝶之翼轻轻振动，便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场飓风。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2010年12月27日，以“反对饥饿和失业”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2011年1月9日，警察与抗议示威者在多个城市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2011年14日傍晚，总统本·阿里结束他长达23年的执政，出走沙特。火，已成燎原之势。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结束长达30年的统治。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在苏尔特被杀。2011年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哈迪，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落下帷幕。“阿拉伯之春”席卷大中东地区（北非和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并延烧许多欧洲、美洲、亚洲国家，形成一系列的反政府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的主要诉求，多关于经济和民主，活动方式，多采取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甚巨，迄今尚未完全结束。
“祸患多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突尼斯看起来其实并非如此脆弱，它是非洲的小康之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近5%，2010年人均GDP约4160美元，①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行中位列非洲之首。但宏观数据并不一定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水平，光鲜外表下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这些不易察觉之危机，或许才是危及政权长久执政的最大危机。
无察觉危机的内涵与概念
所谓无察觉危机，揆度字意，应当指那些潜在、隐性又不被充分重视和察觉的危机，由于政府和公众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地观察和分析，并且未受控制、长期积累，造成社会运行产生漏洞，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公共危机。这种危机的积累途径、表现形式和后果影响与人们时时警惕防范的重大危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无察觉危机是一种具有潜伏性和不断增长性的危机，一般会经历潜伏、增长、恶化、爆发这四个阶段。在潜伏期，由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没有受到集中影响，一般不会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潜在的漏洞普遍重视和关注；在增长期，一些危害性的影响慢慢产生，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开始慢慢偏离正常轨道；在恶化阶段，公共资源进一步遭受侵犯，公共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社会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在爆发阶段，公共秩序难以维持，民众情绪空前激烈，政府信任危机严重，社会极端事件频现。
其次，无察觉危机的隐蔽性和增长性，使得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易进行有效察觉和控制，表现在政府执行不力、社会资源占用、公众意识薄弱等方方面面，即使意识到这种危机，但因为积习日久，骑虎难下，很难根本扭转，只能默认因循。等到积累日深，性质完全改变，一旦危机爆发，任何调整和应对措施都为时已晚，也就回天无力了。
相对局部和现实的公共危机，比如人口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等，无察觉危机更具全局性，作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无察觉危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众的怨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之“怨”，“物不平则鸣，事不公则怨”，“天下无道，则庶人怨”。国人素来讲究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甚至于逆来顺受，有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然观当下之中国，官民矛盾增多，社会怨气较大。自杀、自焚、弑警、弑童，无辜者的生命，成为了民众怨气和制度的祭品。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是冲动、异变和急躁的，同时也是易受暗示和轻信的，民众心底的怨气会彼此传染，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疏导，就会形成群体性心理，然而群体是缺乏辨别能力和理智的，一个莫须有的谣言就有可能导致长期积累的怨气集中喷发。
无察觉危机难以量化，难以观察，难以调控，流传于民众之口，深埋于民众之心，一旦集中爆发，作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如果不从源头上加以遏制扑灭，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极易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对于无察觉危机的处理，宜早不宜迟，宜疏不宜堵。
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
从无察觉危机的表现形式来看，政府、民众和社会是诱导其发生和最终呈现的三个载体，因此，深入剖析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必须从这三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探寻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众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无察觉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机理。
政治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朝着全面“小康”的道路越走越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应看到，在当前环境下，国际纷争频发、民族冲突不断，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一是政治体制失衡，亟待改革。中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体制还不完善，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威权主义的政治特点。我们说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对外不能在世界上长久存续，同样，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对内也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没有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政治体制，民众的利益就没有得以保障的政治条件，当民众诉求和社会公平不能得到满足，社会力量的失衡就会催生反对情绪。
二是执政能力不足，考验加剧。执政能力是当政者尽职尽责的基础，是“在位者谋其政”、把握形势、发挥领导力的客观要求。国家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就更深刻。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把“能力不足”作为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四种危险”之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辅相成，体制和机制建设是基石，能力建设、效率提高是上层建筑。国家运行体系中所表现出缺乏效率、资源分配不均、法制进程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党和政府的能力不足，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完善。
三是司法不公，正义失序。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而司法正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中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运作的基本规范，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我国政府应当依法维护司法机关权力的独立行使，不能干涉司法机关内部的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以及司法办案活动。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需要以制度规范、约束权力，防止其异化。
四是官员腐败现象有损政府公信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蔓延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必然会造成人民与执政党的严重分歧，这时候国家也就处于人心向背的政治危机之中。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然而，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官员贪污受贿、巨额财产不明的案件屡见不鲜，这证明这一规定对于防范公职人员腐败、保证“财产阳光”收效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阳光法案”的出台显得愈益迫切。“阳光法案”提出已有二十年，至今难产，当改革到了需要触动官员利益的时候，便会遭遇重重阻碍。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能否出台，俨然已经成为检验官员们是否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块试金石。
社会问题。农民、工人一直是国家人口的主要组成，而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和拥有的资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影响着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也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在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下，政治权力越大，其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就越多。在经济紧缩的环境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随着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暗藏的社会问题将会成为国家稳定的潜在危机。
一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目前，中国在“蛋糕”做大方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蛋糕”分配方面的矛盾却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群众的福利得不到普遍保障，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不能惠及所有民众。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低收入者甚至贫困人口还有相当多数，如果照国际绝对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1.25美元可支配收入），中国约有1.5亿贫困人口。②同时，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③社会公平直接关系政权的存续，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方面，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的“二次分配”措施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亟待进行。
二是社会阶层固化，流动缺乏。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一名2009级博士研究生自杀身亡，他留给母亲的遗书中这样说：“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④近年来，“阶层固化”趋向成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受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与和谐秩序将面临挑战。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来说，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而形成阶层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形成这种分化，也就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社会的现代性要求阶层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应该更多地依据其后天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先天的出身背景，如此才能增强普遍的公平感和发展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其实正是来源于此。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阶层固化趋向，折射出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财富分配也正在沉淀为新的身份，一旦这种现象固化为新的社会结构基础，必将激化矛盾。
三是社会矛盾增多，处理低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⑤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等等。
民众问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彭宇案、小悦悦之死等事件中体现出的人性之恶，除体制和司法的缺陷在推波助澜外，民众内心的自私和冷漠亦难辞其咎。中国社会病了，中国的民众也病了，化解社会的戾气和怨气，需要改变和救赎的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还包括民众自己。
一是民众信任危机，彼此离德。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⑦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的遵从。一方面，信任的缺失表现在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逐年退化，公信力匮乏也对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健康环境带来恶劣影响，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上表现出的传统观念，是以“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为首选信任对象，对一般社会人的信任感不足，成为影响社会良性竞争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信任危机的产生根源于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道德的约束和联系，社会行为中的真诚与诚信也将无所依附。
二是价值观扭曲，人文缺失。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风气败坏，道德秩序失范，视诚信为迂拙，视奸狡为机智。价值观扭曲的流毒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奢侈、功利、冷漠与失信，已经蔓延四散。建国前30年的政治运动，将传统的价值观扫荡殆尽，之后洞开的国门把金钱拉上了道德的神坛。社会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达到了猖狂的地步。社会对弱势群体不但缺少保障，而且缺少人文关怀和起码的同情心。那种由拜金主义而诱发的居高临下的强势白眼对弱者自尊的剥夺，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无论他取得的成就高下，获得（或创造）的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当大家面对面时，应该平等相待、平等交流，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起码公德，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的起码良知。
无察觉危机的防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样，无察觉危机的防范，关键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考验”、“四个危险”，为全体共产党员敲响警钟，揭示了当前国家存在的问题与危险，同时也再次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威严与自信。但是，如何将中国的无察觉危机消弭于无形，还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智慧和努力，依靠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
第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按照党章要求，从一些党员领导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总结反思并及时解决党的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正确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效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努力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第二，推进政府改革，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改革始终是我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基层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创新的基础上，人们越来越期待这样一种政府改革，它能够克服现有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分散化、表面化、简单化缺陷，更全面、更深入、更科学地制定政策制度；它能够超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上，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最大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识、最大范围地形成改革动力。因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改革，努力建设一个廉洁、公正、透明、高效、责任、服务的政府。
为了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至少必须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法律化、透明化。二是提高政府行政行为透明度，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执法行为公开化、透明化，使其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三是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公务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的义务和责任，没有修改、解释的权力，不能按个人意志违法行政。四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权利，保护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做到人人参与监督、敢于监督、敢于负责，把反腐倡廉建设落到实处，有效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夯实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支撑体系。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就站不起来、强不起来，民族就会失去灵魂、就没有凝聚力，国家就难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纲领，不仅国内会出现动荡，而且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难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系统。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多维影响，见死不救、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各民族共同道德基础，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要。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各环节、各方面。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盘根错节，传染机制复杂，它具有隐蔽性、巨大破坏性和难修复性的特征。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无察觉危机，积极采取综合、科学和有效的措施，建立无察觉危机监测预警机制，努力防患于未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注释
①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World Economic Forum, 38.
②方可成：“谁是中国的穷人”，《南方周末》，2011年4月8日。
③崔烜：“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国际警戒线”，《时代周报》，2012年4月5日。
④力瑾：“迟到的呐喊：读北邮自杀博士遗书”，《新京报》，2011年7月22日。
⑤⑥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⑦王俊秀，杨宜音：《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责 编 / 郑韶武
关键词：无察觉危机；内涵；根源；危害；防范；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城市西迪布吉德，无照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警察粗暴执法自焚，引发当地民众的同情与愤慨。蝴蝶之翼轻轻振动，便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场飓风。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2010年12月27日，以“反对饥饿和失业”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2011年1月9日，警察与抗议示威者在多个城市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2011年14日傍晚，总统本·阿里结束他长达23年的执政，出走沙特。火，已成燎原之势。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结束长达30年的统治。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在苏尔特被杀。2011年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哈迪，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落下帷幕。“阿拉伯之春”席卷大中东地区（北非和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并延烧许多欧洲、美洲、亚洲国家，形成一系列的反政府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的主要诉求，多关于经济和民主，活动方式，多采取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甚巨，迄今尚未完全结束。
“祸患多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突尼斯看起来其实并非如此脆弱，它是非洲的小康之国，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近5%，2010年人均GDP约4160美元，①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行中位列非洲之首。但宏观数据并不一定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水平，光鲜外表下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这些不易察觉之危机，或许才是危及政权长久执政的最大危机。
无察觉危机的内涵与概念
所谓无察觉危机，揆度字意，应当指那些潜在、隐性又不被充分重视和察觉的危机，由于政府和公众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地观察和分析，并且未受控制、长期积累，造成社会运行产生漏洞，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公共危机。这种危机的积累途径、表现形式和后果影响与人们时时警惕防范的重大危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无察觉危机是一种具有潜伏性和不断增长性的危机，一般会经历潜伏、增长、恶化、爆发这四个阶段。在潜伏期，由于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没有受到集中影响，一般不会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潜在的漏洞普遍重视和关注；在增长期，一些危害性的影响慢慢产生，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开始慢慢偏离正常轨道；在恶化阶段，公共资源进一步遭受侵犯，公共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社会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在爆发阶段，公共秩序难以维持，民众情绪空前激烈，政府信任危机严重，社会极端事件频现。
其次，无察觉危机的隐蔽性和增长性，使得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易进行有效察觉和控制，表现在政府执行不力、社会资源占用、公众意识薄弱等方方面面，即使意识到这种危机，但因为积习日久，骑虎难下，很难根本扭转，只能默认因循。等到积累日深，性质完全改变，一旦危机爆发，任何调整和应对措施都为时已晚，也就回天无力了。
相对局部和现实的公共危机，比如人口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等，无察觉危机更具全局性，作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无察觉危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众的怨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之“怨”，“物不平则鸣，事不公则怨”，“天下无道，则庶人怨”。国人素来讲究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甚至于逆来顺受，有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然观当下之中国，官民矛盾增多，社会怨气较大。自杀、自焚、弑警、弑童，无辜者的生命，成为了民众怨气和制度的祭品。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群体是冲动、异变和急躁的，同时也是易受暗示和轻信的，民众心底的怨气会彼此传染，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疏导，就会形成群体性心理，然而群体是缺乏辨别能力和理智的，一个莫须有的谣言就有可能导致长期积累的怨气集中喷发。
无察觉危机难以量化，难以观察，难以调控，流传于民众之口，深埋于民众之心，一旦集中爆发，作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如果不从源头上加以遏制扑灭，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极易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对于无察觉危机的处理，宜早不宜迟，宜疏不宜堵。
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
从无察觉危机的表现形式来看，政府、民众和社会是诱导其发生和最终呈现的三个载体，因此，深入剖析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必须从这三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探寻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众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无察觉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机理。
政治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朝着全面“小康”的道路越走越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应看到，在当前环境下，国际纷争频发、民族冲突不断，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一是政治体制失衡，亟待改革。中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体制还不完善，在某些方面仍表现出威权主义的政治特点。我们说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对外不能在世界上长久存续，同样，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对内也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没有健全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民主政治体制，民众的利益就没有得以保障的政治条件，当民众诉求和社会公平不能得到满足，社会力量的失衡就会催生反对情绪。
二是执政能力不足，考验加剧。执政能力是当政者尽职尽责的基础，是“在位者谋其政”、把握形势、发挥领导力的客观要求。国家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执政者的能力考验就更深刻。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把“能力不足”作为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四种危险”之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辅相成，体制和机制建设是基石，能力建设、效率提高是上层建筑。国家运行体系中所表现出缺乏效率、资源分配不均、法制进程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党和政府的能力不足，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完善。
三是司法不公，正义失序。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而司法正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中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运作的基本规范，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我国政府应当依法维护司法机关权力的独立行使，不能干涉司法机关内部的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以及司法办案活动。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需要以制度规范、约束权力，防止其异化。
四是官员腐败现象有损政府公信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执政以后，都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在和平建设时期，危险主要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执政党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有效地预防腐败，才能保持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纵观人类历史，虽然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多种表现形态，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但就其内部原因而言，都与执政者的腐败有本质联系。执政者腐败程度较轻的时候，人民尚可忍耐。当腐败现象蔓延并且直接伤害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时候，必然会造成人民与执政党的严重分歧，这时候国家也就处于人心向背的政治危机之中。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然而，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官员贪污受贿、巨额财产不明的案件屡见不鲜，这证明这一规定对于防范公职人员腐败、保证“财产阳光”收效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阳光法案”的出台显得愈益迫切。“阳光法案”提出已有二十年，至今难产，当改革到了需要触动官员利益的时候，便会遭遇重重阻碍。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法能否出台，俨然已经成为检验官员们是否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块试金石。
社会问题。农民、工人一直是国家人口的主要组成，而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和拥有的资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影响着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也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在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下，政治权力越大，其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就越多。在经济紧缩的环境下，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随着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暗藏的社会问题将会成为国家稳定的潜在危机。
一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目前，中国在“蛋糕”做大方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蛋糕”分配方面的矛盾却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群众的福利得不到普遍保障，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不能惠及所有民众。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低收入者甚至贫困人口还有相当多数，如果照国际绝对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1.25美元可支配收入），中国约有1.5亿贫困人口。②同时，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③社会公平直接关系政权的存续，也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一方面，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的“二次分配”措施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亟待进行。
二是社会阶层固化，流动缺乏。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一名2009级博士研究生自杀身亡，他留给母亲的遗书中这样说：“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④近年来，“阶层固化”趋向成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受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与和谐秩序将面临挑战。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来说，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而形成阶层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形成这种分化，也就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社会的现代性要求阶层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应该更多地依据其后天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先天的出身背景，如此才能增强普遍的公平感和发展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其实正是来源于此。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阶层固化趋向，折射出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财富分配也正在沉淀为新的身份，一旦这种现象固化为新的社会结构基础，必将激化矛盾。
三是社会矛盾增多，处理低效。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⑤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等等。
民众问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彭宇案、小悦悦之死等事件中体现出的人性之恶，除体制和司法的缺陷在推波助澜外，民众内心的自私和冷漠亦难辞其咎。中国社会病了，中国的民众也病了，化解社会的戾气和怨气，需要改变和救赎的不仅仅是政府和社会，还包括民众自己。
一是民众信任危机，彼此离德。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⑦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的遵从。一方面，信任的缺失表现在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逐年退化，公信力匮乏也对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健康环境带来恶劣影响，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上表现出的传统观念，是以“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为首选信任对象，对一般社会人的信任感不足，成为影响社会良性竞争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信任危机的产生根源于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道德的约束和联系，社会行为中的真诚与诚信也将无所依附。
二是价值观扭曲，人文缺失。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社会风气败坏，道德秩序失范，视诚信为迂拙，视奸狡为机智。价值观扭曲的流毒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奢侈、功利、冷漠与失信，已经蔓延四散。建国前30年的政治运动，将传统的价值观扫荡殆尽，之后洞开的国门把金钱拉上了道德的神坛。社会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达到了猖狂的地步。社会对弱势群体不但缺少保障，而且缺少人文关怀和起码的同情心。那种由拜金主义而诱发的居高临下的强势白眼对弱者自尊的剥夺，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无论他取得的成就高下，获得（或创造）的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当大家面对面时，应该平等相待、平等交流，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起码公德，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的起码良知。
无察觉危机的防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样，无察觉危机的防范，关键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四个考验”、“四个危险”，为全体共产党员敲响警钟，揭示了当前国家存在的问题与危险，同时也再次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威严与自信。但是，如何将中国的无察觉危机消弭于无形，还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智慧和努力，依靠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
第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按照党章要求，从一些党员领导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总结反思并及时解决党的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正确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有效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努力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第二，推进政府改革，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改革始终是我国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基层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创新的基础上，人们越来越期待这样一种政府改革，它能够克服现有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分散化、表面化、简单化缺陷，更全面、更深入、更科学地制定政策制度；它能够超脱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上，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阻力、最大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识、最大范围地形成改革动力。因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政府改革，努力建设一个廉洁、公正、透明、高效、责任、服务的政府。
为了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至少必须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法律化、透明化。二是提高政府行政行为透明度，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执法行为公开化、透明化，使其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三是提高政府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公务人员必须严格依法行政的义务和责任，没有修改、解释的权力，不能按个人意志违法行政。四是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权利，保护人民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做到人人参与监督、敢于监督、敢于负责，把反腐倡廉建设落到实处，有效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夯实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支撑体系。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就站不起来、强不起来，民族就会失去灵魂、就没有凝聚力，国家就难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纲领，不仅国内会出现动荡，而且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难以屹立于世界之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系统。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深刻变革、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多维影响，见死不救、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夯实各民族共同道德基础，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要。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各环节、各方面。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无察觉危机产生的根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盘根错节，传染机制复杂，它具有隐蔽性、巨大破坏性和难修复性的特征。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无察觉危机，积极采取综合、科学和有效的措施，建立无察觉危机监测预警机制，努力防患于未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注释
①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World Economic Forum, 38.
②方可成：“谁是中国的穷人”，《南方周末》，2011年4月8日。
③崔烜：“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国际警戒线”，《时代周报》，2012年4月5日。
④力瑾：“迟到的呐喊：读北邮自杀博士遗书”，《新京报》，2011年7月22日。
⑤⑥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⑦王俊秀，杨宜音：《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责 编 / 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