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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提出，在红色叙事的20世纪文学史上，相继出现了意识形态、现代启蒙、市场逻辑的话语主体。在新世纪的红色叙事中，这些话语都有所表达，而且在不断的相互碰撞摩擦中引发了诸多关于红色叙事的争议。这些莫衷一是的争议显示了当下红色叙事的困局，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个问题：红色叙事该走向哪里？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是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传播者在本世纪初对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主动应对，而反过来，同名电影小说（由“80后”高瑞沣执笔改编）与评书（由“80后”王封臣改编）的出现是大众文化时代受众的反馈，两位“80后”受众的回应是，成为新的传播者，并以更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两代人、三个文本，他们共同完成了红色叙事在新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意义的重建。
红色叙事今天为什么这样“红”
——关于几部《建党伟业》同名作品的对话
怡梦
日前，正当电影《建党伟业》热映之时，黄亚洲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历经十年沉淀，以增补本《建党伟业》为名再版，同时出版的还有“80后”党员、青春文学作家高瑞沣执笔改编的同名电影小说，另外，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入室弟子王封臣根据黄亚洲的《建党伟业》改编的同名评书作品也将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这位青年“说书人”，也是“80后”。
九十年之于一党，是一季风雨中的回望，十年之于一部作品，是一场打磨后的新生，两者的交汇令那些逝去的时代喧哗中沉寂的又再度被唤起，并激荡着当代的回响。6月，北京平安里一家小餐馆里，《中国艺术报》组织了一次关于《建党伟业》的创作及改编问题的对话，我们看到三位中青年艺术家滔滔不绝、共话党史的奇特景观。在这一场域之中，横亘在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乃至90年代成长个体之间的，曾被认为是不可跨越的观念与认识的鸿沟，似乎获得了某种弥合。
这种弥合的具体表现就是电影《建党伟业》的公映及后续出版物（主要是同名小说、电影小说和评书）的发行。电影《建党伟业》被定位为历史题材的商业主旋律电影，正如2007年湖南卫视播出的《恰同学少年》被定位为红色青春偶像剧一样，这个名称本身就存在着多重话语、多种声音交织的内涵。商业对主旋律、偶像剧对红色，是大众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解构，而反过来，又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整合。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则是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传播者在本世纪初对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主动应对（如果不是欣然接纳的话），而反过来，同名电影小说与评书的出现是大众文化时代受众的反馈，两位“80后”受众的回应是，成为新的传播者，并以更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两代人、三个文本，他们共同完成了红色叙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意义的重建。
一个文本的突围
黄亚洲的《建党伟业》可以说是红色叙事与大众文化的接轨，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人们所乐道的“革命领袖体系”置于戏剧化的情境中，且采取了青春叙事的全新视角。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记述历史，人物命运穿插其间并随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建党伟业》则以懵懂、感性的个体去触碰、感知历史的脉动，文本外的读者已知他们命运的轨迹，故而文本内的人物在每一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选择都带有某种不动声色的华丽。然而对于身处历史时序中的每一渺小个体来说，前途的未知与个人的笃定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没有多少英雄史诗式的豪言壮语，那是已知历史结局的人们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表白，他们似乎是在和当代青年一样的成长的烦恼中从容不迫地走向了伟大。这对于惯看一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就一代革命领袖的读者而言，是陌生化，也是奇观。
黄亚洲谈及创作《建党伟业》的意图时说，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壁障的渐渐散去，历史和文学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冲破“红色围困”，向历史真实回归，历史学家旨在以唯物主义史观为导向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评价，而作为多年关注党史研究的作家，黄亚洲在小说创作中以经过戏剧化处理的历史情境为背景尽力还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本真。这部革命历史小说又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它的预期读者是中国的少年、青年知识分子，一切只从教科书上瞻望过历史的人。它从1919年陈独秀的一个充满预言与暗示的梦境写起，开篇便深入人物纠结迷惘的内心。从微观角度把握革命人物的成长，需以作家自身对历史的正确判断及丰富的个体生命体验支撑，黄亚洲说：“党自最初萌芽、几经周折确立至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成长，我在浙江嘉兴工作、生活多年，革命发源地的环境熏陶令我从未停止对历史的思考，也自觉更有责任将这段艰苦卓绝的成长史再现于世人眼前。”
为了令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好看”，小说叙述以诗意唯美的语言，随处可见机智幽默的人物对白和寓言性的戏剧化场景，而对历史背景的述写简约洗练，结构从容轻快。
虽然小说的青春叙事、以大量人物语言带动情节等手法具有影像化意图，也做出了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努力，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黄亚洲的创作初衷决定其不可能放弃精英立场。但在十年前的《日出东方》中，这种戏剧化情境的构建是受到压抑的，一是构建者对于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还缺乏信心，二是大众处于一种在经典与通俗之间摇摆不定的时期，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各种清宫戏、戏说剧对历史的戏谑，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这一段在记忆中光环笼罩的历史，又本能地对其大众化的倾向产生抵制。时机还未成熟。黄亚洲谈到，当时创作《日出东方》并非没有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来自作家自身。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自己在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否准确，能否被认同，另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及虚构的细节诸如毛杨爱情等会不会为人所诟病，这些不确定性都令黄亚洲一度忐忑不安。然而又恰恰是坚持历史与文学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令他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一方面这是党引领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历史，复原其本来面貌以资铭记与更笃定地前行，是作家的责任；另一方面这是一群真性情、有理想的青年从个体迷惘走向人间大爱的成长历程，其间也有思想的变化、心灵的激荡，唯有以文学之手段令其可读，方能在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青年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一个清晰的烙印。作品后来的影响也验证了这一坚持的正确，听闻有读者或手不释卷一夜读完，或读至有趣处独自在房中大笑，作家感到十分欣慰。
毫无疑问，建党9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令这个思想意识极其驳杂的时代的各个群体拥有了暂时的“共名”与“共鸣”，电影《建党伟业》中众多明星的加盟所形成的“双重名人”效应给人以光环笼罩的错觉，这是令红色叙事与大众文化这一组接合法化的关键。而黄亚洲的《建党伟业》于此时再版，其境遇与十年前《日出东方》的出版必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可以预料的。比起电影浮光掠影的明星COSPLAY（角色扮演），黄亚洲小说质实与丰厚的内容无疑为那些转瞬即逝的蒙太奇做了有力的注释。至此，这部以大众文化的表现手法解构传统红色叙事方式的小说正式实现了突围。
两个文本的回响
黄亚洲完成了解构，但重新建构是由两个“80后”文本完成的，或者说只有两个“80后”文本的回应才能与黄亚洲的文本共同实现新的意义的生成。电影小说《建党伟业》的作者高瑞沣，评书《建党伟业》的改编者王封臣，向两个方向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
如果说黄亚洲的《建党伟业》借用了某些影像化的叙事方式，那么电影小说《建党伟业》则全然是以影像化思维和手段创作的，高瑞沣选取线索比较明晰的十年（1911-1921），在作品中以大量镜头语言和蒙太奇连缀史实，为一个个跳跃的镜头理清前因后果，并对人物的思想内心加以刻画，我们因此得知隐含于镜头背后的意义，革命者何以叹息，何以上下求索，“主义”如何深入人心，请愿如何迫切，师生、战友、爱人的情谊又是怎样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无声无息地生长……这部小说是影片《建党伟业》有益的补充，但不止于补充，我们惊异于一位“80后”青春文学作家对历史题材的精确把握，而高瑞沣却说：“我到现在也不敢说我完全掌握了那段历史，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写出来与同龄人分享，并共同思考，就像那个时代的青年冥思苦想中国的出路。”
不可否认影片《建党伟业》是一场明星云集、目不暇接的盛宴，人们更多的是沉浸在人物与扮演者的评判中，或对早已熟知的历史场景、事件进行再度体认，可以说观看的是影片拍摄本身，而非影片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实在太熟悉，又太陌生了。高瑞沣的电影小说利用众多明星在观众脑海中遗留的呈像，以文字方式最终实现了对革命者真正的偶像化塑造，小说在尊重历史、冷静客观的前提下，发掘红色叙事中契合于流行文化的元素、革命的浪漫激情、个人的远大理想。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置身于那个时代，当所有人身陷困厄不知所往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拨开纷乱引领我们前进，他们怎么会不是我们的偶像？在事实上，当时的他们也都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学生领袖。
王封臣根据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同名评书，以中国传统“侠义”精神诠释革命者的言行，是将红色叙事传奇化、演义化的过程。王封臣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革命中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找到中国的出路，贵在“担当”二字。认为不对，他们就反对，认为不合理，他们就抗争，对于强大的黑暗势力，他们蔑视，并始终自信通过自身的努力、民众的团结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重建一个有序的民主国家。这其实就是一种“侠义”精神。他举例说，毛泽东在1919年驱逐张敬尧的请愿活动中，可以说是四处奔走求告无门，北京政府不理会他的请愿，同行的战友也都纷纷失望离去，湖南自治的希望破灭了，毛泽东陷入思想的痛苦，同时，家乡也发来父亲病重的电报，而毛泽东最终选择留下继续“驱张”，他说：“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贻昌一人之孝子！”王封臣指出，这就是“侠”、是“仁”，亦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爱”。
听到此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传统武侠题材的评书中，一个懵懂少年遇到高人指点，走出困顿终成一代强者，但王封臣说，他在改编时并不是有意去贴合武侠的意境，因武侠之“侠义”在江湖，而革命者之“侠义”在民族，既是一脉相承，也是升华。说起改编，王封臣谈到，黄亚洲的《建党伟业》故事性强、重在塑造人物、对人性的刻画十分深入，这是它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更适宜改编为评书文本的特点。他说：“现代评书，说的是人心、人性，不掩盖一个‘好人’的缺点，更不抹杀一个‘坏人’的优点，而是把‘好人’、‘坏人’仅作为人去塑造。”譬如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但他在建党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是个思想先进的进步青年。在改编过程中，王封臣对小说文本做了结构调整，将一些蒙太奇、闪回等小说叙事笔法理顺，便于评书播讲；加入幽默诙谐的元素；将人物语言进行口语化处理；在播讲时采取四人分角色串讲的形式，非常投入，随着革命历史的跌宕起伏，时而难过，时而痛快，时而激动，时而哽咽含泪。他说：“年轻一代想继承传统艺术，必须说新唱新。”
我们看到，红色叙事在两位“80后”的个性化诠释中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偶像化以大众文化为导向，力图人物形象、言行切合大众接受心理，以此为契机深入人心；传奇化以民间艺术为指引，将革命精神纳入民间信奉的侠义、仁爱道德评判体系，殊途同归地向两个不同的群体——盲目的“愤青”与信仰失落者——尝试以某种友善的、和解的态度注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这两个文本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几乎是隐遁的。
三个文本的共振
可以说在“50后”文本的战术性突破和两个“80后”文本的战略性回应下，《建党伟业》完成了红色叙事在解构中意义重建的使命，他们共同重建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僵化和样板化而失落的革命诗意。在当今这个物质化、快餐化的时代，每一个体犹如拴在一列疾驶的列车上孑然一身飞驰而去，昨天发生的一切，今天根本来不及回看，而这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给予我们停下来回望与反思的理由，怀旧本身就成了一种诗意的复归。而“80后”与“50后”面对这段历史的姿态截然不同，“80后”与故事中主角年龄相仿，他们更多的是在观望，或远或近，从那个年代的青年身上寻找代入自身诉求的契合点。有代入方有体验，有体验才能谈得上感性认识。把这些契合点表现出来，是当代青年、当今大众接受这些人物、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5年党龄的“80后”作家高瑞沣说，最初大家都是从教科书中学习历史，在影视作品、课外读物中加深认识，通过前辈的口述和日常生活感悟到党的伟大和那段历史在今天的意义。从两个“80后”文本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在养尊处优的和平年代对宏大历史背景下革命激情的渴望与理想主义的认同非常明显，在2011年这个全体“80后”“奔三”的时刻，他们已经走过了对历史、对现实的不合作与叛逆期，开始对历史进行感性的对话、自我的建构和个性化的解读。虽然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妄谈“诗意”似乎有些奢侈，但至少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革命历史可敬的诚意与直视。时代对历史的表述方式，会成为时代本身的一帧剪影，他们对历史的注视，也给后代观望我们今天这段历史提供了某种有意味的表征。
说说革命历史青春化言说
王新荣
激情燃烧的七月，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从电视到电影，荧屏、银幕之上红色题材剧唱起了绝对的主角。养眼的明星、精致的画面、纠结的情感……诸如此类的青春偶像剧元素如果和革命历史题材剧“捆绑”在一起，是否会变成“四不像”？“红色”也可以“青春偶像”？主旋律如何成就经典？从当年热播的《恰同学少年》到如今火爆荧屏、银幕的《中国1921》、《风华正茂》、《建党伟业》等等，节节攀升的收视率与一路飘红的票房，似乎都在为心存疑虑的观众解疑答惑：革命历史被青春化言说，这个可以有。
纵观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其中以表现伟人青年时代生活的题材为最多，由此引发的爱情戏被放大和凸显也成为此类题材的一大特色。比如，电视剧《中国1921》中，杨开慧雨中向毛泽东大声表白：“我要嫁给你！”“我要为你生孩子！”《新四军女兵》里女兵们的时尚造型，《建党伟业》中毛泽东与杨开慧雪中深情相拥的浪漫……明星大腕儿代替了特型演员，不温不火让位于激情洋溢、大胆个性。情节架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言谈举止、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等，种种变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是叙事策略的胜利，还是市场化运作的观众为王，抑或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给影视创作留下的烙印？
历史走下神坛，英雄人物不再“高大全”，于是革命者不再是绝情绝欲的“斗争机器”，青春年少、儿女情长实乃人之常情，即便伟人也概莫能外。这种创作视角的变化，首先反映的是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还原和尊重。从新文化运动启迪民智到五四运动传播马列新思想，激情飞扬的年代，造就了大量敢于冲破旧思想牢笼创造新天地的新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毛泽东28岁，而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最小的刘仁静仅有19岁。恰同学少年，他们当有激情、有爱情，当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当有理想与现实碰撞之后带来的种种困惑：中国的未来将去向何方？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改良还是革命？学欧美还是学日本？该依靠谁？又该打倒谁？这一切都在探索之中。试问，如此时代、这般年华的革命者，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当下的青年观众？
革命历史青春化言说，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叙述方式与策略的改变——革命历史叙事由大历史叙述变成个人化的体验，由宏观代言到微观自述，历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家国民族想象。实际上，背后反映的却是文化的碰撞和变迁，而变迁背后更加注重的，却是个体的人的命运。如今随着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松动，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多样化、个性化。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如今，越来越多的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创作者已经意识到，历史并不仅仅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且也有民间化、私人化内容。于是在他们的影视创作中，开始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使叙述成为一种个性深处的历史散片。而这正是当前众多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频现的理论依据与特色所在。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诗境阔，宋词幽婉，元曲曲尽人情，正所谓格以代降、体以代变。时代变了，社会语境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方式与话语系统。正如样板戏慢慢退出人们视野一样，如今对于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历史，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脑海中到底保留着怎样的集体记忆，也成为影响革命历史青春化演绎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由特型演员饰演的伟人承载了老一辈观众对这些革命伟人大量的具体记忆，包括外形、口音、生活习惯等等。但时过境迁之后，这种记忆正在日渐萎缩、淡化，观众的欣赏口味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需求更多转向了作品本身和演员本身，年轻观众更加青睐明星版的伟人，《中国1921》更被年轻观众称之为伟人版《奋斗》。历史名人不再是远离我们的空洞的符号，在血性背后，融入更多细节写实与血肉情感，使得伟人更为真实。细节是历史的表情，观众就是通过这一个个细节感受历史风云巨变以及人物命运的喜怒哀乐。而要是没有细节的表现，历史就会变得模糊，它的生动性也就会丧失。
革命历史青春化、偶像化言说，纵然还存在着翻拍成风、恶搞成趣、娱乐化演绎、山寨化制作等各种各样的遗憾，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我们面对着一个“80后”、“90后”大量青年受众群体，他们的审美趣味在哪里，如何引导他们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体认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每个影视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李大钊曾言，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全人类。在笔者看来，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也是如此，即以青春化、偶像化之叙事策略，锻造新一代受众。
（资料来源：《中国艺术报》）
红色叙事今天为什么这样“红”
——关于几部《建党伟业》同名作品的对话
怡梦
日前，正当电影《建党伟业》热映之时，黄亚洲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日出东方》历经十年沉淀，以增补本《建党伟业》为名再版，同时出版的还有“80后”党员、青春文学作家高瑞沣执笔改编的同名电影小说，另外，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入室弟子王封臣根据黄亚洲的《建党伟业》改编的同名评书作品也将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这位青年“说书人”，也是“80后”。
九十年之于一党，是一季风雨中的回望，十年之于一部作品，是一场打磨后的新生，两者的交汇令那些逝去的时代喧哗中沉寂的又再度被唤起，并激荡着当代的回响。6月，北京平安里一家小餐馆里，《中国艺术报》组织了一次关于《建党伟业》的创作及改编问题的对话，我们看到三位中青年艺术家滔滔不绝、共话党史的奇特景观。在这一场域之中，横亘在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乃至90年代成长个体之间的，曾被认为是不可跨越的观念与认识的鸿沟，似乎获得了某种弥合。
这种弥合的具体表现就是电影《建党伟业》的公映及后续出版物（主要是同名小说、电影小说和评书）的发行。电影《建党伟业》被定位为历史题材的商业主旋律电影，正如2007年湖南卫视播出的《恰同学少年》被定位为红色青春偶像剧一样，这个名称本身就存在着多重话语、多种声音交织的内涵。商业对主旋律、偶像剧对红色，是大众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解构，而反过来，又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整合。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则是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传播者在本世纪初对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主动应对（如果不是欣然接纳的话），而反过来，同名电影小说与评书的出现是大众文化时代受众的反馈，两位“80后”受众的回应是，成为新的传播者，并以更易于大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两代人、三个文本，他们共同完成了红色叙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意义的重建。
一个文本的突围
黄亚洲的《建党伟业》可以说是红色叙事与大众文化的接轨，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人们所乐道的“革命领袖体系”置于戏剧化的情境中，且采取了青春叙事的全新视角。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记述历史，人物命运穿插其间并随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建党伟业》则以懵懂、感性的个体去触碰、感知历史的脉动，文本外的读者已知他们命运的轨迹，故而文本内的人物在每一历史节点上所做的选择都带有某种不动声色的华丽。然而对于身处历史时序中的每一渺小个体来说，前途的未知与个人的笃定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没有多少英雄史诗式的豪言壮语，那是已知历史结局的人们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表白，他们似乎是在和当代青年一样的成长的烦恼中从容不迫地走向了伟大。这对于惯看一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成就一代革命领袖的读者而言，是陌生化，也是奇观。
黄亚洲谈及创作《建党伟业》的意图时说，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壁障的渐渐散去，历史和文学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冲破“红色围困”，向历史真实回归，历史学家旨在以唯物主义史观为导向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物评价，而作为多年关注党史研究的作家，黄亚洲在小说创作中以经过戏剧化处理的历史情境为背景尽力还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本真。这部革命历史小说又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它的预期读者是中国的少年、青年知识分子，一切只从教科书上瞻望过历史的人。它从1919年陈独秀的一个充满预言与暗示的梦境写起，开篇便深入人物纠结迷惘的内心。从微观角度把握革命人物的成长，需以作家自身对历史的正确判断及丰富的个体生命体验支撑，黄亚洲说：“党自最初萌芽、几经周折确立至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成长，我在浙江嘉兴工作、生活多年，革命发源地的环境熏陶令我从未停止对历史的思考，也自觉更有责任将这段艰苦卓绝的成长史再现于世人眼前。”
为了令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好看”，小说叙述以诗意唯美的语言，随处可见机智幽默的人物对白和寓言性的戏剧化场景，而对历史背景的述写简约洗练，结构从容轻快。
虽然小说的青春叙事、以大量人物语言带动情节等手法具有影像化意图，也做出了向大众文化靠拢的努力，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黄亚洲的创作初衷决定其不可能放弃精英立场。但在十年前的《日出东方》中，这种戏剧化情境的构建是受到压抑的，一是构建者对于大众文化的传播手段还缺乏信心，二是大众处于一种在经典与通俗之间摇摆不定的时期，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各种清宫戏、戏说剧对历史的戏谑，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这一段在记忆中光环笼罩的历史，又本能地对其大众化的倾向产生抵制。时机还未成熟。黄亚洲谈到，当时创作《日出东方》并非没有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来自作家自身。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自己在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否准确，能否被认同，另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及虚构的细节诸如毛杨爱情等会不会为人所诟病，这些不确定性都令黄亚洲一度忐忑不安。然而又恰恰是坚持历史与文学这两个维度的把握，令他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一方面这是党引领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历史，复原其本来面貌以资铭记与更笃定地前行，是作家的责任；另一方面这是一群真性情、有理想的青年从个体迷惘走向人间大爱的成长历程，其间也有思想的变化、心灵的激荡，唯有以文学之手段令其可读，方能在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青年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一个清晰的烙印。作品后来的影响也验证了这一坚持的正确，听闻有读者或手不释卷一夜读完，或读至有趣处独自在房中大笑，作家感到十分欣慰。
毫无疑问，建党9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令这个思想意识极其驳杂的时代的各个群体拥有了暂时的“共名”与“共鸣”，电影《建党伟业》中众多明星的加盟所形成的“双重名人”效应给人以光环笼罩的错觉，这是令红色叙事与大众文化这一组接合法化的关键。而黄亚洲的《建党伟业》于此时再版，其境遇与十年前《日出东方》的出版必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可以预料的。比起电影浮光掠影的明星COSPLAY（角色扮演），黄亚洲小说质实与丰厚的内容无疑为那些转瞬即逝的蒙太奇做了有力的注释。至此，这部以大众文化的表现手法解构传统红色叙事方式的小说正式实现了突围。
两个文本的回响
黄亚洲完成了解构，但重新建构是由两个“80后”文本完成的，或者说只有两个“80后”文本的回应才能与黄亚洲的文本共同实现新的意义的生成。电影小说《建党伟业》的作者高瑞沣，评书《建党伟业》的改编者王封臣，向两个方向对这段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
如果说黄亚洲的《建党伟业》借用了某些影像化的叙事方式，那么电影小说《建党伟业》则全然是以影像化思维和手段创作的，高瑞沣选取线索比较明晰的十年（1911-1921），在作品中以大量镜头语言和蒙太奇连缀史实，为一个个跳跃的镜头理清前因后果，并对人物的思想内心加以刻画，我们因此得知隐含于镜头背后的意义，革命者何以叹息，何以上下求索，“主义”如何深入人心，请愿如何迫切，师生、战友、爱人的情谊又是怎样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无声无息地生长……这部小说是影片《建党伟业》有益的补充，但不止于补充，我们惊异于一位“80后”青春文学作家对历史题材的精确把握，而高瑞沣却说：“我到现在也不敢说我完全掌握了那段历史，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写出来与同龄人分享，并共同思考，就像那个时代的青年冥思苦想中国的出路。”
不可否认影片《建党伟业》是一场明星云集、目不暇接的盛宴，人们更多的是沉浸在人物与扮演者的评判中，或对早已熟知的历史场景、事件进行再度体认，可以说观看的是影片拍摄本身，而非影片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实在太熟悉，又太陌生了。高瑞沣的电影小说利用众多明星在观众脑海中遗留的呈像，以文字方式最终实现了对革命者真正的偶像化塑造，小说在尊重历史、冷静客观的前提下，发掘红色叙事中契合于流行文化的元素、革命的浪漫激情、个人的远大理想。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置身于那个时代，当所有人身陷困厄不知所往的时候，有人挺身而出拨开纷乱引领我们前进，他们怎么会不是我们的偶像？在事实上，当时的他们也都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学生领袖。
王封臣根据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同名评书，以中国传统“侠义”精神诠释革命者的言行，是将红色叙事传奇化、演义化的过程。王封臣认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革命中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找到中国的出路，贵在“担当”二字。认为不对，他们就反对，认为不合理，他们就抗争，对于强大的黑暗势力，他们蔑视，并始终自信通过自身的努力、民众的团结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重建一个有序的民主国家。这其实就是一种“侠义”精神。他举例说，毛泽东在1919年驱逐张敬尧的请愿活动中，可以说是四处奔走求告无门，北京政府不理会他的请愿，同行的战友也都纷纷失望离去，湖南自治的希望破灭了，毛泽东陷入思想的痛苦，同时，家乡也发来父亲病重的电报，而毛泽东最终选择留下继续“驱张”，他说：“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贻昌一人之孝子！”王封臣指出，这就是“侠”、是“仁”，亦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爱”。
听到此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传统武侠题材的评书中，一个懵懂少年遇到高人指点，走出困顿终成一代强者，但王封臣说，他在改编时并不是有意去贴合武侠的意境，因武侠之“侠义”在江湖，而革命者之“侠义”在民族，既是一脉相承，也是升华。说起改编，王封臣谈到，黄亚洲的《建党伟业》故事性强、重在塑造人物、对人性的刻画十分深入，这是它比起同类题材的作品更适宜改编为评书文本的特点。他说：“现代评书，说的是人心、人性，不掩盖一个‘好人’的缺点，更不抹杀一个‘坏人’的优点，而是把‘好人’、‘坏人’仅作为人去塑造。”譬如张国焘后来背叛了革命，但他在建党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是个思想先进的进步青年。在改编过程中，王封臣对小说文本做了结构调整，将一些蒙太奇、闪回等小说叙事笔法理顺，便于评书播讲；加入幽默诙谐的元素；将人物语言进行口语化处理；在播讲时采取四人分角色串讲的形式，非常投入，随着革命历史的跌宕起伏，时而难过，时而痛快，时而激动，时而哽咽含泪。他说：“年轻一代想继承传统艺术，必须说新唱新。”
我们看到，红色叙事在两位“80后”的个性化诠释中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偶像化以大众文化为导向，力图人物形象、言行切合大众接受心理，以此为契机深入人心；传奇化以民间艺术为指引，将革命精神纳入民间信奉的侠义、仁爱道德评判体系，殊途同归地向两个不同的群体——盲目的“愤青”与信仰失落者——尝试以某种友善的、和解的态度注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这两个文本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几乎是隐遁的。
三个文本的共振
可以说在“50后”文本的战术性突破和两个“80后”文本的战略性回应下，《建党伟业》完成了红色叙事在解构中意义重建的使命，他们共同重建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僵化和样板化而失落的革命诗意。在当今这个物质化、快餐化的时代，每一个体犹如拴在一列疾驶的列车上孑然一身飞驰而去，昨天发生的一切，今天根本来不及回看，而这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给予我们停下来回望与反思的理由，怀旧本身就成了一种诗意的复归。而“80后”与“50后”面对这段历史的姿态截然不同，“80后”与故事中主角年龄相仿，他们更多的是在观望，或远或近，从那个年代的青年身上寻找代入自身诉求的契合点。有代入方有体验，有体验才能谈得上感性认识。把这些契合点表现出来，是当代青年、当今大众接受这些人物、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5年党龄的“80后”作家高瑞沣说，最初大家都是从教科书中学习历史，在影视作品、课外读物中加深认识，通过前辈的口述和日常生活感悟到党的伟大和那段历史在今天的意义。从两个“80后”文本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们在养尊处优的和平年代对宏大历史背景下革命激情的渴望与理想主义的认同非常明显，在2011年这个全体“80后”“奔三”的时刻，他们已经走过了对历史、对现实的不合作与叛逆期，开始对历史进行感性的对话、自我的建构和个性化的解读。虽然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妄谈“诗意”似乎有些奢侈，但至少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革命历史可敬的诚意与直视。时代对历史的表述方式，会成为时代本身的一帧剪影，他们对历史的注视，也给后代观望我们今天这段历史提供了某种有意味的表征。
说说革命历史青春化言说
王新荣
激情燃烧的七月，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从电视到电影，荧屏、银幕之上红色题材剧唱起了绝对的主角。养眼的明星、精致的画面、纠结的情感……诸如此类的青春偶像剧元素如果和革命历史题材剧“捆绑”在一起，是否会变成“四不像”？“红色”也可以“青春偶像”？主旋律如何成就经典？从当年热播的《恰同学少年》到如今火爆荧屏、银幕的《中国1921》、《风华正茂》、《建党伟业》等等，节节攀升的收视率与一路飘红的票房，似乎都在为心存疑虑的观众解疑答惑：革命历史被青春化言说，这个可以有。
纵观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其中以表现伟人青年时代生活的题材为最多，由此引发的爱情戏被放大和凸显也成为此类题材的一大特色。比如，电视剧《中国1921》中，杨开慧雨中向毛泽东大声表白：“我要嫁给你！”“我要为你生孩子！”《新四军女兵》里女兵们的时尚造型，《建党伟业》中毛泽东与杨开慧雪中深情相拥的浪漫……明星大腕儿代替了特型演员，不温不火让位于激情洋溢、大胆个性。情节架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言谈举止、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等，种种变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是叙事策略的胜利，还是市场化运作的观众为王，抑或是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给影视创作留下的烙印？
历史走下神坛，英雄人物不再“高大全”，于是革命者不再是绝情绝欲的“斗争机器”，青春年少、儿女情长实乃人之常情，即便伟人也概莫能外。这种创作视角的变化，首先反映的是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还原和尊重。从新文化运动启迪民智到五四运动传播马列新思想，激情飞扬的年代，造就了大量敢于冲破旧思想牢笼创造新天地的新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毛泽东28岁，而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最小的刘仁静仅有19岁。恰同学少年，他们当有激情、有爱情，当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当有理想与现实碰撞之后带来的种种困惑：中国的未来将去向何方？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改良还是革命？学欧美还是学日本？该依靠谁？又该打倒谁？这一切都在探索之中。试问，如此时代、这般年华的革命者，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当下的青年观众？
革命历史青春化言说，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叙述方式与策略的改变——革命历史叙事由大历史叙述变成个人化的体验，由宏观代言到微观自述，历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家国民族想象。实际上，背后反映的却是文化的碰撞和变迁，而变迁背后更加注重的，却是个体的人的命运。如今随着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松动，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多样化、个性化。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如今，越来越多的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创作者已经意识到，历史并不仅仅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且也有民间化、私人化内容。于是在他们的影视创作中，开始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使叙述成为一种个性深处的历史散片。而这正是当前众多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频现的理论依据与特色所在。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诗境阔，宋词幽婉，元曲曲尽人情，正所谓格以代降、体以代变。时代变了，社会语境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方式与话语系统。正如样板戏慢慢退出人们视野一样，如今对于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历史，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脑海中到底保留着怎样的集体记忆，也成为影响革命历史青春化演绎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由特型演员饰演的伟人承载了老一辈观众对这些革命伟人大量的具体记忆，包括外形、口音、生活习惯等等。但时过境迁之后，这种记忆正在日渐萎缩、淡化，观众的欣赏口味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需求更多转向了作品本身和演员本身，年轻观众更加青睐明星版的伟人，《中国1921》更被年轻观众称之为伟人版《奋斗》。历史名人不再是远离我们的空洞的符号，在血性背后，融入更多细节写实与血肉情感，使得伟人更为真实。细节是历史的表情，观众就是通过这一个个细节感受历史风云巨变以及人物命运的喜怒哀乐。而要是没有细节的表现，历史就会变得模糊，它的生动性也就会丧失。
革命历史青春化、偶像化言说，纵然还存在着翻拍成风、恶搞成趣、娱乐化演绎、山寨化制作等各种各样的遗憾，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我们面对着一个“80后”、“90后”大量青年受众群体，他们的审美趣味在哪里，如何引导他们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体认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每个影视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李大钊曾言，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全人类。在笔者看来，革命历史青春偶像剧也是如此，即以青春化、偶像化之叙事策略，锻造新一代受众。
（资料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