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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诗人也只有活到“勇气”的份儿上，他才真正具备了某种生命才华，这就是他的人格、骨气、悟性、道义！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
记者：你除了写诗，很早就开始翻译法语诗歌，翻译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促进？
树才：从翻译的努力中，我的法语获得了某种诗歌意义上的提高，我对自己的母语汉语也更加敏感了。我体察到了两种语言之间明显的和隐秘的差异。我也切身感受到，人类是活在“比较”的本能中的，因为比较产生关系，而关系总是基于差异之上。是的，翻译的出发点和理由，都是语言之间的差异，但翻译的目的地和理想，却是寻找意义的“同一”（似乎意义是某种永远不会变化的东西）。这是悖论。翻译，其实是从差异的出发点上走开去，然后把差异扩得越来越大。翻译好比是旅行，你只能往前走，你可以回头，但没有回头路。在诗歌翻译上，我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现在，翻译成了我的主要研究兴趣。
记者：有人说“诗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那翻译何为？诗歌翻译努力的方向在哪？
树才：翻译何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曾经被问到另一个问题：诗人何为？我的回答是：诗人写诗。但问题又来了：诗人写的那些分行的句子，真的都称得上是诗吗？诗是分行的句子，但分行的句子，可不一定是诗。“诗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这句话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的，它本身也是一句翻译（应该也丢失了什么东西），是从英文译入汉语的，英文原文是“Poetry is what gets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倒是觉得，这也许只是弗罗斯特试图命名“诗歌”时一种俏皮的说法。Poetry 是总称，指诗歌。我的反问是：诗真是可丢失之物吗？翻译过程中那个叫“诗”的神秘物为什么会丢失？它是怎么丢失的？它是被谁丢失的？那被丢失了的东西最终去了哪里？还可以再找回来吗？……我内心非常明白的是：翻译不光是“丢失”的艺术，还是“添加”的艺术，概括一下就是，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至于翻译努力的方向，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但是，从诗的角度来讲，诗歌翻译努力的方向只有一个，也仅此一个，那就是：译诗成诗。什么直译，什么意译，都是方法论，都不是翻译的究竟。
诗歌是一场从未结束的胜利
记者：你说过，探索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勇气相比，才华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树才：诗人都有才华，才华对一个诗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夸耀自己才华的人，我认为绝大多数是出于自恋。确实，正是自恋，阻碍了不少有才华的诗人去拓展自己的才华。依我看，诗歌就是必败的事业，或者反过来说，诗歌是一场从未结束的胜利。因为从未结束，所以在世人眼里，当然也是一种失败。认为自己有才华的人，一定以追求成功为己任。否则才华怎么被证明呢？才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说到诗歌，有才华是能写出诗来，但如果没有勇气，写出来的那点诗，就会既缺乏深度，又缺乏人性。想拓展某种才华，不能再依靠才华，而是只能依靠勇气。才华让人向往成功，勇气却促人接受失败。在诗艺的探索上，在诗心的挖掘上，勇气，只有勇气，才能让一个诗人敢于反抗，敢于独立，敢于失败。
一个中国诗人也只有活到“勇气”的份儿上，他才真正具备了某种生命才华，这就是他的人格、骨气、悟性、道义！
记者：你曾说过，你在生活里也在避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诗人”，为什么要这样？
树才：“看上去像个诗人”，那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诗人必须“是”，而不是“像”。像，是诗歌常用的一种修辞，叫明喻。看上去像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看上去像个诗人”！那样你已经什么诗人都不是了。“是”即本质，“像”为皮相。诗是针对本质的，诗必须写出本质的东西，内心最真实、最真诚的东西，语言最简单、最微妙的东西，一个词：强度！密度、速度和节奏，都可以从强度中产生。诗人作为浪漫才子的形象，戕害中国诗歌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在当代社会，没有比诗人更普通的人了，同时，也没有比诗人更奇特的人了！也许是因为我干过别的职业，我发现，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让诗人在浪漫中自恋的外部条件。诗人不能靠写诗过活了，诗歌只是一种特别的精神消费品，人们通过不花钱，一方面羞辱它，另一方面也迫使其高踞于洁净之地。“看上去像个诗人”，远不如“看上去像个老板”更吸引人。我认为，没人逼你写诗，写诗也无利可图，如果想成为诗人，那就投身于写的语言海洋，投身于活命的生老病死，通过诗歌并在诗歌中，让自己“是”诗人，而不是“像”诗人！
诗歌有价值，而无价格
记者：中国诗歌的派系很多，你熟悉法国诗歌，这是中国特色吗？
树才：从超现实主义结束以来，法国诗歌已经谈不上任何流派。如果非要找一个，那也许就是“乌利波”了。乌利波是oulipo，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的缩写，完整意思是“打开文学可能空间”。但参加乌利波的那些诗人，除了有时聚到一起，以某种“方法”来作诗（必须严格遵守给定的方法，它意味着逾越语言的困难），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各玩各的。自由探索，仍是某种共识。整体上说，法国诗歌目前已堕入到某种“修辞化”和“技术化”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中国国家大，诗歌好像仍然保持着某种社会影响，也就是诗歌仍能时不时触动一下社会的神经，这一点是法国比不上的。我个人是厌恶派系的。对诗歌派系之间的价值之争，我一律视之为“权力话语”之争，因为对诗歌本身毫无关系。进入21 世纪以来，诗人们逐渐减弱了探索的勇气，而一股追名逐利的功利毒气，一年比一年多地弥漫在诗歌场域。派系越众，山头越多，就越能证明这一点。其实，诗歌江湖，水并不深，因为它差不多就是脸盆大小那么一个场域，水也没有盛满，但每年都有人闹腾事件，于是半盆水就溅出了水花。
记者：在诗歌写作上，你的愿景或目标是什么？
树才：我的目标其实很朴素，希望自己这辈子爱诗写诗，最终能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我明显感觉到，以交换为原则的现代经济社会，越来越不需要诗人了。因为诗歌是诗人与天地交心、与日月动情、与草木应和的精神产物，它没法再参与到社会的价格系统去。诗歌有价值，而无价格，诗人有爱心有悲悯有纯真，却没有人信任他们。在中国，我自己写作的愿景是，把朴素视作一种诗学，从本体的角度来理解诗，在语言艺术这个本体层面上来写诗，也就是，把诗当诗写。在我心里，诗的本体大于一切，大于政治，大于诗学，大于语言，也大于任何企图用诗去达到某种诗外目的的任何东西。诗篇是有，诗是无，有无之间，我把余生托付给语言的努力吧。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
记者：你除了写诗，很早就开始翻译法语诗歌，翻译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促进？
树才：从翻译的努力中，我的法语获得了某种诗歌意义上的提高，我对自己的母语汉语也更加敏感了。我体察到了两种语言之间明显的和隐秘的差异。我也切身感受到，人类是活在“比较”的本能中的，因为比较产生关系，而关系总是基于差异之上。是的，翻译的出发点和理由，都是语言之间的差异，但翻译的目的地和理想，却是寻找意义的“同一”（似乎意义是某种永远不会变化的东西）。这是悖论。翻译，其实是从差异的出发点上走开去，然后把差异扩得越来越大。翻译好比是旅行，你只能往前走，你可以回头，但没有回头路。在诗歌翻译上，我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现在，翻译成了我的主要研究兴趣。
记者：有人说“诗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那翻译何为？诗歌翻译努力的方向在哪？
树才：翻译何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曾经被问到另一个问题：诗人何为？我的回答是：诗人写诗。但问题又来了：诗人写的那些分行的句子，真的都称得上是诗吗？诗是分行的句子，但分行的句子，可不一定是诗。“诗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这句话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的，它本身也是一句翻译（应该也丢失了什么东西），是从英文译入汉语的，英文原文是“Poetry is what gets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倒是觉得，这也许只是弗罗斯特试图命名“诗歌”时一种俏皮的说法。Poetry 是总称，指诗歌。我的反问是：诗真是可丢失之物吗？翻译过程中那个叫“诗”的神秘物为什么会丢失？它是怎么丢失的？它是被谁丢失的？那被丢失了的东西最终去了哪里？还可以再找回来吗？……我内心非常明白的是：翻译不光是“丢失”的艺术，还是“添加”的艺术，概括一下就是，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至于翻译努力的方向，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但是，从诗的角度来讲，诗歌翻译努力的方向只有一个，也仅此一个，那就是：译诗成诗。什么直译，什么意译，都是方法论，都不是翻译的究竟。
诗歌是一场从未结束的胜利
记者：你说过，探索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勇气相比，才华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树才：诗人都有才华，才华对一个诗人来说，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夸耀自己才华的人，我认为绝大多数是出于自恋。确实，正是自恋，阻碍了不少有才华的诗人去拓展自己的才华。依我看，诗歌就是必败的事业，或者反过来说，诗歌是一场从未结束的胜利。因为从未结束，所以在世人眼里，当然也是一种失败。认为自己有才华的人，一定以追求成功为己任。否则才华怎么被证明呢？才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说到诗歌，有才华是能写出诗来，但如果没有勇气，写出来的那点诗，就会既缺乏深度，又缺乏人性。想拓展某种才华，不能再依靠才华，而是只能依靠勇气。才华让人向往成功，勇气却促人接受失败。在诗艺的探索上，在诗心的挖掘上，勇气，只有勇气，才能让一个诗人敢于反抗，敢于独立，敢于失败。
一个中国诗人也只有活到“勇气”的份儿上，他才真正具备了某种生命才华，这就是他的人格、骨气、悟性、道义！
记者：你曾说过，你在生活里也在避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诗人”，为什么要这样？
树才：“看上去像个诗人”，那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因为诗人必须“是”，而不是“像”。像，是诗歌常用的一种修辞，叫明喻。看上去像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看上去像个诗人”！那样你已经什么诗人都不是了。“是”即本质，“像”为皮相。诗是针对本质的，诗必须写出本质的东西，内心最真实、最真诚的东西，语言最简单、最微妙的东西，一个词：强度！密度、速度和节奏，都可以从强度中产生。诗人作为浪漫才子的形象，戕害中国诗歌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在当代社会，没有比诗人更普通的人了，同时，也没有比诗人更奇特的人了！也许是因为我干过别的职业，我发现，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让诗人在浪漫中自恋的外部条件。诗人不能靠写诗过活了，诗歌只是一种特别的精神消费品，人们通过不花钱，一方面羞辱它，另一方面也迫使其高踞于洁净之地。“看上去像个诗人”，远不如“看上去像个老板”更吸引人。我认为，没人逼你写诗，写诗也无利可图，如果想成为诗人，那就投身于写的语言海洋，投身于活命的生老病死，通过诗歌并在诗歌中，让自己“是”诗人，而不是“像”诗人！
诗歌有价值，而无价格
记者：中国诗歌的派系很多，你熟悉法国诗歌，这是中国特色吗？
树才：从超现实主义结束以来，法国诗歌已经谈不上任何流派。如果非要找一个，那也许就是“乌利波”了。乌利波是oulipo，是一个发明出来的词的缩写，完整意思是“打开文学可能空间”。但参加乌利波的那些诗人，除了有时聚到一起，以某种“方法”来作诗（必须严格遵守给定的方法，它意味着逾越语言的困难），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各玩各的。自由探索，仍是某种共识。整体上说，法国诗歌目前已堕入到某种“修辞化”和“技术化”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中国国家大，诗歌好像仍然保持着某种社会影响，也就是诗歌仍能时不时触动一下社会的神经，这一点是法国比不上的。我个人是厌恶派系的。对诗歌派系之间的价值之争，我一律视之为“权力话语”之争，因为对诗歌本身毫无关系。进入21 世纪以来，诗人们逐渐减弱了探索的勇气，而一股追名逐利的功利毒气，一年比一年多地弥漫在诗歌场域。派系越众，山头越多，就越能证明这一点。其实，诗歌江湖，水并不深，因为它差不多就是脸盆大小那么一个场域，水也没有盛满，但每年都有人闹腾事件，于是半盆水就溅出了水花。
记者：在诗歌写作上，你的愿景或目标是什么？
树才：我的目标其实很朴素，希望自己这辈子爱诗写诗，最终能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我明显感觉到，以交换为原则的现代经济社会，越来越不需要诗人了。因为诗歌是诗人与天地交心、与日月动情、与草木应和的精神产物，它没法再参与到社会的价格系统去。诗歌有价值，而无价格，诗人有爱心有悲悯有纯真，却没有人信任他们。在中国，我自己写作的愿景是，把朴素视作一种诗学，从本体的角度来理解诗，在语言艺术这个本体层面上来写诗，也就是，把诗当诗写。在我心里，诗的本体大于一切，大于政治，大于诗学，大于语言，也大于任何企图用诗去达到某种诗外目的的任何东西。诗篇是有，诗是无，有无之间，我把余生托付给语言的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