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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会拖累劳动力供给，从而抑制总供给和潜在产出。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工资面临上涨压力，并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据此推断，人口增速放缓和老龄化是推高通胀的结构性因素。
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包括对耐用消费品、住房乃至信贷的需求。按照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的研究，年轻人持有的资产较少、工资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追求低实际利率、高工资和高通胀率；而老年人群工资收入较少、因而偏好高储蓄回报率、低工资和低通胀率。而从总储蓄角度来看，年轻人倾向于积累财富，储蓄率较高，容易压低利率，进而支撑投资、消费需求；老年人群消费较多，储蓄率偏低，容易推高利率，从而抑制投资和消费。倘若人口对总需求的抑制作用超出了对总供给的拖累，那么最终结果就可能是通胀趋于下行。
通过对比全球32个主要经济体过去5年平均CPI通胀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发现，抚养比升高、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国家通胀率较低，抚养比降低的国家通胀率偏高。OECD国家近30多年的CPI通胀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也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并呈长期下行趋势。
不过，金融危机对于特定发达国家的冲击可能给通胀带来较大下行压力，而其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只是同期的一种巧合。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压低了通胀率、从而使其与劳动能力人口增速表现出相关性。
尽管如此，通胀率与人口变化间呈现正相关这一结果，仍符合人口通过总需求渠道影响通胀的推断。考虑到未来十年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是抚养比缓慢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全球通胀率也面临着下行压力。
诚然，即便人口增速下降和老龄化抑制总需求、带来结构性通缩压力，政府也完全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抵消这一影响，但并非每个经济体都有政策空间。
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内外需的恶化，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选择了政治风险更小的货币宽松而非重组和自由化。面对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导致的资本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施行低利率政策，用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为经济托底，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如今加杠杆边际效果递减的迹象越来越普遍，资产价格高企，债务负担堆积，放松货币所带来的短暂稳定和繁荣已然进入尾声，增长放缓和通胀下行恐怕难以避免。
日本面临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日本的总需求严重受制于出口和人口结构。总需求取决于工资总额增速，而后者又受制于劳动力增速。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抑制劳动力增速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日本央行当前的货币宽松是否足以持续提振总需求、使通胀在供给和产能过剩时升高仍存在不确定性。人口的不利变化是制约日本实现通胀目标的最大阻力，也是“安倍经济学”无法回避的挑战。
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份PCE核心通胀率环比零增长，3个月环比折年增长率仅为1%，而此前较为坚挺的核心CPI通胀率也跌至1.3%，均显著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是否会制约美联储减少债券购买规模的步伐？
瑞银美国宏观团队的研究表明，目前压低核心通胀率的主要是金融保险服务、服装、医疗保健和汽车。这些项目价格的下滑均源自于供给面因素、而非需求曲线的移动。因此美联储有理由将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失业率而非通胀上，即便通胀低迷、也仍然有理由逐步调整其债券购买规模。
作者为瑞银高级国际
经济学家，魏枫凌译
从长远看来，人口对美国通胀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其他经济体那么严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未来的抚养比压力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前景均较为有利。换言之，美国恐怕是最不需要担心人口不利变化影响通胀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包括对耐用消费品、住房乃至信贷的需求。按照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的研究，年轻人持有的资产较少、工资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追求低实际利率、高工资和高通胀率；而老年人群工资收入较少、因而偏好高储蓄回报率、低工资和低通胀率。而从总储蓄角度来看，年轻人倾向于积累财富，储蓄率较高，容易压低利率，进而支撑投资、消费需求；老年人群消费较多，储蓄率偏低，容易推高利率，从而抑制投资和消费。倘若人口对总需求的抑制作用超出了对总供给的拖累，那么最终结果就可能是通胀趋于下行。
通过对比全球32个主要经济体过去5年平均CPI通胀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发现，抚养比升高、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国家通胀率较低，抚养比降低的国家通胀率偏高。OECD国家近30多年的CPI通胀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也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并呈长期下行趋势。
不过，金融危机对于特定发达国家的冲击可能给通胀带来较大下行压力，而其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只是同期的一种巧合。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压低了通胀率、从而使其与劳动能力人口增速表现出相关性。
尽管如此，通胀率与人口变化间呈现正相关这一结果，仍符合人口通过总需求渠道影响通胀的推断。考虑到未来十年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是抚养比缓慢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全球通胀率也面临着下行压力。
诚然，即便人口增速下降和老龄化抑制总需求、带来结构性通缩压力，政府也完全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抵消这一影响，但并非每个经济体都有政策空间。
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内外需的恶化，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选择了政治风险更小的货币宽松而非重组和自由化。面对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导致的资本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施行低利率政策，用货币信贷快速增长为经济托底，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如今加杠杆边际效果递减的迹象越来越普遍，资产价格高企，债务负担堆积，放松货币所带来的短暂稳定和繁荣已然进入尾声，增长放缓和通胀下行恐怕难以避免。
日本面临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日本的总需求严重受制于出口和人口结构。总需求取决于工资总额增速，而后者又受制于劳动力增速。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抑制劳动力增速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日本央行当前的货币宽松是否足以持续提振总需求、使通胀在供给和产能过剩时升高仍存在不确定性。人口的不利变化是制约日本实现通胀目标的最大阻力，也是“安倍经济学”无法回避的挑战。
美国最新公布的4月份PCE核心通胀率环比零增长，3个月环比折年增长率仅为1%，而此前较为坚挺的核心CPI通胀率也跌至1.3%，均显著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是否会制约美联储减少债券购买规模的步伐？
瑞银美国宏观团队的研究表明，目前压低核心通胀率的主要是金融保险服务、服装、医疗保健和汽车。这些项目价格的下滑均源自于供给面因素、而非需求曲线的移动。因此美联储有理由将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失业率而非通胀上，即便通胀低迷、也仍然有理由逐步调整其债券购买规模。
作者为瑞银高级国际
经济学家，魏枫凌译
从长远看来，人口对美国通胀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其他经济体那么严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未来的抚养比压力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前景均较为有利。换言之，美国恐怕是最不需要担心人口不利变化影响通胀的主要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