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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警方证实，陈水总是制造公交车惨案的凶犯。既然如此，从破案的角度可以说，一块心头大石落地。但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却有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感觉一颗心更加被提起来，悬得慌。
这首先是因为，陈水总的一生异乎寻常地简单清楚。除了在出生日期上由他挑起争议之外，他的六十年（或五十九年）人生历程中，连个错误都没有。在舆论的聚光灯下，迄今也未见有什么重大冤屈，或阴暗的、脱轨的劣迹恶行。可是清楚到这种程度，他的最后疯狂就太难解释。陈水总其人其行，因为太清楚，以致说不清楚。
这样的不清楚及其带来的血光之灾，太令人恐怖。它仅仅是极端个案呢，还是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再次出现？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风险忧虑。由此来看，《厦门日报》号召“共诛之”，根本就不是严肃的风险应对策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有风险，但风险源头如果又像陈水总一样不可事先预知，那么你诛谁呢？万一恶行真的出现，那也不必诛，因为一切都只会太晚。
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必须妥协，公交车还是要乘坐的。但是，负责任的政府以及社会应该面对风险，认真反思。而这需要从多种视角，提出各种假设。
我的假设是，厦门公交惨案，提醒我们高度注意城市中的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特殊的结构，身陷其中的人，很难获得一种补偿机制以求心理平衡或者解脱，因此可能导致不能预测的个人行为暴力。所谓补偿机制可以是物质性的，比如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社会地位。它也可以是心理与文化的，比如另外一种评价尺度，另外一种身份认同。
以农民工为例子，可以看得更具体。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很苦很贫穷，那些从事粗重体力活儿的尤其如此。可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在客观上有一种特殊的便利，即在日常苦难之外，有另一种补偿机制存在。别的不说，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与家庭团聚，除了艰辛，还有欢欣。空间与时间尺度的巨大变换，有一种调节作用，类似于放松、释放、肆意、甚至狂欢。在冷漠艰难的生活环境之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真实的或想象的），是一种补偿机制。
一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当个保安或城管，月入千把两千，这在城市中，只是茫茫人海中不知名的一员。但是回到偏远的乡下，他可能算是个人物，在大城市的大机构中任职，有了经济，有了见识。换言之，另一种评价尺度的存在，给人在另外一个维度上重建身份与尊严。
从这样的角度回头看陈水总，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处在贫穷的阴影之下。真正糟糕的地方还不是贫穷，而是他穷到连补偿机制都没有。他生于城市，因此没有一个乡下，可供他作为人生中的回旋空间。而在城市中，他被死死地吸附在贫穷这个范畴和实际情景当中。他没有文化，能做的工作当然是低收入的、不稳定的、甚至不合法的。无论是申请低保，还是接受街道的关心与帮助，他的身份永远是穷人，限于能力、机遇或性格，没有更改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性，来自于厦门市政府的那项政策，即上山下乡人员可以用当年的时间折抵社保缴款。从补偿机制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陈水总建立自身主体性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生命中曾经受过的苦，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补偿的。一个有基本保障的晚年退休生活，成了他唯一的“家乡”。或许在那里，他将能够放下艰难的谋生与劳作，获得喘息与放松。因此，为了出生年龄问题如此争执，反而容易理解了。也许这就像一张年前返乡的火车票，这时候跟他说晚一点再回去也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陈水总作为一种类型应该令我们警醒。一个人如果只有城市身份，又只有贫穷身份，那么无论对个人还是城市，都将是巨大风险。然而城镇化正在将所有人都转化为市民，却又不能保证将所有人都转化为足够富裕的市民，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乡村贫穷转化为城市贫穷时，风险的形态和烈度都会变化。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这首先是因为，陈水总的一生异乎寻常地简单清楚。除了在出生日期上由他挑起争议之外，他的六十年（或五十九年）人生历程中，连个错误都没有。在舆论的聚光灯下，迄今也未见有什么重大冤屈，或阴暗的、脱轨的劣迹恶行。可是清楚到这种程度，他的最后疯狂就太难解释。陈水总其人其行，因为太清楚，以致说不清楚。
这样的不清楚及其带来的血光之灾，太令人恐怖。它仅仅是极端个案呢，还是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再次出现？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风险忧虑。由此来看，《厦门日报》号召“共诛之”，根本就不是严肃的风险应对策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有风险，但风险源头如果又像陈水总一样不可事先预知，那么你诛谁呢？万一恶行真的出现，那也不必诛，因为一切都只会太晚。
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必须妥协，公交车还是要乘坐的。但是，负责任的政府以及社会应该面对风险，认真反思。而这需要从多种视角，提出各种假设。
我的假设是，厦门公交惨案，提醒我们高度注意城市中的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特殊的结构，身陷其中的人，很难获得一种补偿机制以求心理平衡或者解脱，因此可能导致不能预测的个人行为暴力。所谓补偿机制可以是物质性的，比如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社会地位。它也可以是心理与文化的，比如另外一种评价尺度，另外一种身份认同。
以农民工为例子，可以看得更具体。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很苦很贫穷，那些从事粗重体力活儿的尤其如此。可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在客观上有一种特殊的便利，即在日常苦难之外，有另一种补偿机制存在。别的不说，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与家庭团聚，除了艰辛，还有欢欣。空间与时间尺度的巨大变换，有一种调节作用，类似于放松、释放、肆意、甚至狂欢。在冷漠艰难的生活环境之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真实的或想象的），是一种补偿机制。
一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当个保安或城管，月入千把两千，这在城市中，只是茫茫人海中不知名的一员。但是回到偏远的乡下，他可能算是个人物，在大城市的大机构中任职，有了经济，有了见识。换言之，另一种评价尺度的存在，给人在另外一个维度上重建身份与尊严。
从这样的角度回头看陈水总，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处在贫穷的阴影之下。真正糟糕的地方还不是贫穷，而是他穷到连补偿机制都没有。他生于城市，因此没有一个乡下，可供他作为人生中的回旋空间。而在城市中，他被死死地吸附在贫穷这个范畴和实际情景当中。他没有文化，能做的工作当然是低收入的、不稳定的、甚至不合法的。无论是申请低保，还是接受街道的关心与帮助，他的身份永远是穷人，限于能力、机遇或性格，没有更改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性，来自于厦门市政府的那项政策，即上山下乡人员可以用当年的时间折抵社保缴款。从补偿机制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陈水总建立自身主体性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生命中曾经受过的苦，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补偿的。一个有基本保障的晚年退休生活，成了他唯一的“家乡”。或许在那里，他将能够放下艰难的谋生与劳作，获得喘息与放松。因此，为了出生年龄问题如此争执，反而容易理解了。也许这就像一张年前返乡的火车票，这时候跟他说晚一点再回去也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陈水总作为一种类型应该令我们警醒。一个人如果只有城市身份，又只有贫穷身份，那么无论对个人还是城市，都将是巨大风险。然而城镇化正在将所有人都转化为市民，却又不能保证将所有人都转化为足够富裕的市民，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乡村贫穷转化为城市贫穷时，风险的形态和烈度都会变化。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