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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2年夏清华国文入学试题“对对子”。引起很大争议。对陈寅恪来说，出题是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促成的，但这一偶然却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认真分析这个风波，可以发现，所以会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是陈寅恪所坚守的学术伦理与社会大众认同的社会伦理之间发生了冲突所致。从“对对子”所遭到的批评中，可看出陈寅恪所信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在当时的尴尬地位，以及与社会潮流的距离。
关键词：陈寅恪；对对子；学术伦理；社会伦理
中图分类号：K9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2—094—05
“对对子”事件发生在1932年7—8月间。在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正好休假，利用清华休假制度，朱自清赴英访学一年，代理系主任之职暂由刘文典代理。1932年夏，刘文典来找陈寅恪，说大学考期要到了，请他代为拟题。因陈寅恪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所以就“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考完后，试题的内容和方式立即引起媒体关注，并以“对对子”为专名展开了争论，在《北平晨报》，尤其在《世界日报》上专门有“读者论坛”栏进行广泛争鸣。虽然“对子”题只占到10％的分值，但这种带有深刻传统烙印的出题方式，消歇了很久之后重又出现，还是很大地震动了人们的神经。陈寅恪个人巨大的学术声望，也放大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力。
一、“对对子”引起的争议
从1932年8月7日到19日，《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成为集中讨论“对对子”事件的舞台，不断刊出有关此事的争鸣文章。这些文章以反对的声音为主，赞同的声音总的看来显得很微弱。“对对子”主要在3个方面受到责难。
一是“对对子”这一考试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按照常例，大学入学题目，应当合乎中学课程标准，这样教育的链条才不会中断，中学教学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证明。高考题一旦与中学教学脱节，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之声。一个化名为“杰”的作者，显然对此很不满，不无火气地说：“学生入学试验科目，无论何门，程度上都该有相当的标准，不当任意乱来。试问一般中学国文课程里面，应该有‘对对子’一项吗?还是‘对对子’应该是人们天赋的本能吗?”过了一周后，他依旧抓住这一点不放，他说：“现在讨论的不是中国文学上‘对对子’的有无，是大学招考新生应该不应该出‘对对子’。”“‘对对子’这一种练习，全国中学课程里都没有。清华大学是国立的大学，乃竟不顾我国中学生所学的课程”，“中学课程没有‘对对子’，大学入学试验题就不该出‘对对子’来考中学毕业生。清华大学出题者绝不至于不知道中学国文课程的大概，那么，出‘对对子’来考中学毕业生，岂非‘不教而考’?”另一位化名为“嗥”的作者，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对“对对子”这种出题方式表示不满，他说：“陈君研究学术的见解，尽可发表论文，或公开讲演，以资提倡；或呈请教育部于中学课程内添入‘对对子’的练习；但不能在现在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试验时出这种题目来提倡或测验，因为不合现在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并且‘对对子’也不能算是现在一般中学生对于国学上的常识。”当时很受欢迎的学生刊物《中学生》，在这一年12月第30号的“卷头言”上有一段话，很可以看作是中学教育界的普遍看法：“对于大学入学试验常出一些希奇古怪的国文题目，贤明的中等教育家是应该提出抗议的……大学对于投考学生所要考察的到底是什么，都得请大学当局想一想明白。虽然明知科举精神笼罩着整个教育系统，但若能打破一点，总是青年的福利。”
二是从评分的技术角度来说，不好定评分标准。阅卷老师在学生入学考试时给学生一个公平的分数，是教育公平的一个初始条件，这就要求考题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评分标准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评分公平。这样就要求考题有标准答案，尽量避免让评卷者自由心量，因为各人的主观标准会影响到考生的分数高低。有位题名“丁零”的作者，平心静气地分析道：“‘对对子’本是中国文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艺术，清华的主考先生，既能利用这个短短的题目，来测得考生对于旧文学的修养，的确是很技巧的。”但“让现在的青年来作这种东西”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类题目“评判的标准”很难确定。文章作者相信，以“对对子”的方式为考题，是没有办法有客观标准的。所以“希望主考先生将来能发表他自己的原对”。在事过30多年后，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试题书·附记》里，说真能猜到原对的只有冯友兰一人，堂堂清华竟然只有一人能猜到原对，可以想见评分标准是很难一致的。
三是这种命题方式是一种复古倒退。论及复古问题的时候，未免会激起火气的，毕竟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了一二十年了。有位化名“春焰”的作者，激愤地说：“关于出对子，我诚百思而不解其是什么意义?什么心理?以时代意义讲来，作对子就说不通，当然更须乎说到评判也难得确定的标准。”“要考人，要表示最高学府的新奇，倒不若作八股文来得干脆。”一位化名“振凯”的作者，以反讽的语气说：“令他们来对对子，是应该的；但这样并不好——假使学生只会对对子而不会其他，又怎么办呢?这倒不如使他们作辞赋、作律诗、作骈体文、作八股文”，“各代的文体，都来一套，那才确实能试验他们的根底，表现出清华大学的伟大”。更有人以为处在现代社会，对对子“可说是半点用处都没有”，“无论对子对得怎样工稳，在现代用以为传达言语表现思想工具的各种文体中”，都不占一有用位置，“根本上对对子就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着玩儿罢了!而以素负重名之清华大学，也就把学生往以之亡国的不事实际上引”。
二、陈寅恪的出题动机
查看《陈寅恪集》，说到“对对子”的动机最集中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1932年8月17日给傅斯年的信件里。另一处是在给刘文典的信件里，这是一封详尽的说明函，后来公开发表在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标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可看作是陈寅恪对出题动机的公开说明。
傅斯年是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结交的好友，又是他的表妹夫，在傅斯年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时候，对陈寅恪的生活多有照顾，所以，这封私人信件，很能代表陈的心声，特别是谈到马建忠的时候，用语尖刻，毫不掩饰。给刘文典的信，则更细致、详尽地说明了汉语的特点。从以上两封信的内容来看，陈寅恪陈述的理由主要是两点。
一是通过考“对对子”这种能体现汉语特点的题目，来引导学界对于汉语真实特点的认识，以此对抗马建忠的文法学。这是陈氏出“对对子”一类考题的最重要原因。在给傅斯年的信 中，他说：“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籍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信件最后他总结说：“弟意本欲籍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给傅斯年的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个公开的答辩书更详备、充分。在这个公开信中，陈氏又一次了指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需要说明的是，陈寅恪本人并不认为考对对子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说：“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他接着为“对对子”辩护说：“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他列出了甲乙丙丁4条理由，一是可测验考生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能测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可测试出考生读书多少和词语的贫富，四是可测验考生思想的条理性。
二是从阅卷本身的技术角度考虑，希望能出简单而又能考察出学生真实程度的题目，这样既能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能为阅卷带来方便。回顾往年阅卷的经验，他说：“寅恪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古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在他给傅斯年的信件中，根本没有提及此点，在给刘文典的信中，只在信件的开头略作提及，可见这一点并不是陈寅恪出“对对子”的主要原因。
三、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抵牾
从陈寅恪所陈述的理由看，最主要的动机是从学术的角度，矫正他以为大成问题的盲目西化问题。陈寅恪不是主动人世的人，一直自觉保持一种恬淡白安的个人风格，在常态下，陈寅恪的影响主要局域在学者圈子里，被时人目为首屈一指的大学者，“他对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为世界第一流”。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推崇备至。出试题本身也是刘文典找上门来的，这事情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就是这一偶然事件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对于那些和此事相关或关注此事的人来说，这一出场就给公众一个不小的刺激，因而引起讨论和争议。
托命于学术，是陈寅恪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这甚至是天命使然，他给王静安先生的挽诗中有一句话——“吾侪所学关天意”，正可看出他自己以学术自任和对学术的崇敬之情。从留下来的书信、序跋和后人的回忆来看，学问甚至是他交游的重要标准，他所推许的人无一例外是以学问建树为标准的。在推荐张荫麟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1940年8月2日给杨树达的信中，赞许他“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1954年7月10日另一封给杨的信中，他说：“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文化在陈的心目中的巨大分量由此可知。即使在晚年，陈寅恪双目失明，骨折卧床，病残齐至，也“始终未曾间断学术创作”。陈寅恪一生经历了坎坷颠沛，多病失明，很多学术成果失散在各处或毁于战火兵灾，留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周法高先生曾惋惜地说：“陈先生有关佛典比较文学的多没有写了出来。而他又不像梁启超、王国维那样广收弟子。所以其南北朝隋唐史尚可望有传人；而佛典比较文学，在中国方面真成广陵散了。”
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陈寅恪应该是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意义上的学术“人格”，甚至可以说树立了学术人格的高标。坚守学术人格的人，必然有对学术伦理的高度遵循。学术伦理是要求以求真为目的，为了避免主观态度介入常追求一种“价值无涉”的伦理标准，并不在于外在的价值判断。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受到社会伦理有形和无形的制约，社会伦理与学术伦理的价值无涉不同，而是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的，这个标准往往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在这个领域有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顺应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学术人格的人往往与社会生活疏离，具有充分学术人格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疏离也会更远。陈寅恪是常常感觉到与社会生活的隔阂的，他在给唐长孺的一封信里说自己“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坚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已经达到大师级的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陈寅恪精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使他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依然紧张对垒中的文白之争，其本质上还是学术人格与现实生活所遵循的社会伦理格格不入。学术伦理的根本核心是求真，陈寅恪所揭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字，一直是学术界对学术伦理的经典表述，社会伦理的核心是求“善”，往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顺应时代潮流，迎合公众心理，是社会伦理所要求的。
“对对子”实际上触到了文言和白话之间话语权力之争这一敏感的问题。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白话文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浏览二三十年代多数报刊能够感觉到文言诗词已经被挤压到报角刊尾，居于补白地位了。白话文地位的巩固是与获得大众支持直接联系的，对白话文的打压往往会有社会运动与之对抗，如1925年12月3日，苏浙皖三省各师范小学，在无锡开联合大会，开会的第一天，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以示对章士钊复兴文言的反抗。以维护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人物章士钊面对群众运动也感觉无能为力，《甲寅》中答复邱琦柏的来信说：“近湖南北为国语运动，大行示威，长沙列队游行者数千人。以后凡不为白话者，恐将统于威字范畴以内。”可见白话已凭借社会的支持居于话语权力的强势地位，被认定为进步和对社会有利的，而文言则居于弱势地位，被认为阻碍社会进 步，对社会有害的。“对对子”所要考察的几乎全是文言的技能，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反抗声音。通过“对对子”这一出题方式，实际上表达了陈寅恪一贯的人文主义文化观点，早在哈佛的时候，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梅光迪、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诸人，都受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深切影响，“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陈寅恪的学术伦理观是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日益激进化的社会思潮中，便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显得落伍，这种落伍是整个人文主义在时代中的命运。吴宓1928年作《落花诗》，序里说：“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在诗中哀叹“绵绵至道系微丝”(《落花诗》之一)，以至“同仁普渡成虚话，痔口何堪众楚咻”(《落花诗》之四)，在第八首的小字注中，写道：“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陈寅恪们坚守的信仰越认真，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也越剧烈。很显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借助所掌握的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伦理的规则，对错暂且不管，的确形成了一种话语权力，在“对对子”风波中居于批评者的地位。
四、结语
从《世界日报》“读者论坛”栏所发表的批评意见来看，陈寅恪1932年清华入学考试所出的试题，是有考虑偏颇之处的。近代以来，汉语欧化的事实是不可抹杀的趋势，陈过于强调传统汉语的特点，而对汉语在近代以来的变化认识不足。陈强调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点，激烈批判马氏文通，显然在精神层面寄予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但历史和语言的发展都不是凭情感的，王力先生认为，近代以来，“欧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阻隔的”，由于受西洋文化影响太深，甚至语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包括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联结成分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以及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等等，都是不可否定的语言现实。除了1932年这次“对对子”的风波，陈氏又在另一次命题中受到质疑。1939年中英庚款考试的中国通史也是陈寅恪出题，其中第三题是“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何炳棣评论这段往事时说：“由于命题人学术休养和观点之不同，同一答卷结果可能有数十分的差距。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的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
陈寅恪所出的试题，显然主观性太强，用自己的学术观点上的偏好来出题，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人格，彰显了独立不倚的独特姿态。抛开具体的事件不论，应该说这种独立和坚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考题，决不能看作是迷恋骸骨，妄图复古。陈寅恪一直强调中国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本来民族特色，在近现代学人中，他是极少数能践履这个信念的。他有过人的语言能力，精通数国语言，对西方和印度的经典都能读原文，在他的文化认同中，实际上已经综合了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男女平等。然而，时代思潮往往会制约学术的取向和发展，这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季羡林先生说：“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一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对对子”在当时引起的争议，从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冲突，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有普遍性的，学术作为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难免与社会潮流所促成的社会伦理标准发生抵牾，但是，真正精深的学术虽然会被时代潮流压倒，却能为未来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陈寅恪；对对子；学术伦理；社会伦理
中图分类号：K9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2—094—05
“对对子”事件发生在1932年7—8月间。在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系主任朱自清正好休假，利用清华休假制度，朱自清赴英访学一年，代理系主任之职暂由刘文典代理。1932年夏，刘文典来找陈寅恪，说大学考期要到了，请他代为拟题。因陈寅恪一家准备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养，所以就“遂匆匆草就普通国文试题”，即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以及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考完后，试题的内容和方式立即引起媒体关注，并以“对对子”为专名展开了争论，在《北平晨报》，尤其在《世界日报》上专门有“读者论坛”栏进行广泛争鸣。虽然“对子”题只占到10％的分值，但这种带有深刻传统烙印的出题方式，消歇了很久之后重又出现，还是很大地震动了人们的神经。陈寅恪个人巨大的学术声望，也放大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力。
一、“对对子”引起的争议
从1932年8月7日到19日，《世界日报》的“读者论坛”成为集中讨论“对对子”事件的舞台，不断刊出有关此事的争鸣文章。这些文章以反对的声音为主，赞同的声音总的看来显得很微弱。“对对子”主要在3个方面受到责难。
一是“对对子”这一考试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脱节。按照常例，大学入学题目，应当合乎中学课程标准，这样教育的链条才不会中断，中学教学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证明。高考题一旦与中学教学脱节，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之声。一个化名为“杰”的作者，显然对此很不满，不无火气地说：“学生入学试验科目，无论何门，程度上都该有相当的标准，不当任意乱来。试问一般中学国文课程里面，应该有‘对对子’一项吗?还是‘对对子’应该是人们天赋的本能吗?”过了一周后，他依旧抓住这一点不放，他说：“现在讨论的不是中国文学上‘对对子’的有无，是大学招考新生应该不应该出‘对对子’。”“‘对对子’这一种练习，全国中学课程里都没有。清华大学是国立的大学，乃竟不顾我国中学生所学的课程”，“中学课程没有‘对对子’，大学入学试验题就不该出‘对对子’来考中学毕业生。清华大学出题者绝不至于不知道中学国文课程的大概，那么，出‘对对子’来考中学毕业生，岂非‘不教而考’?”另一位化名为“嗥”的作者，也发表了相同的看法，对“对对子”这种出题方式表示不满，他说：“陈君研究学术的见解，尽可发表论文，或公开讲演，以资提倡；或呈请教育部于中学课程内添入‘对对子’的练习；但不能在现在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试验时出这种题目来提倡或测验，因为不合现在全国中学的国文课程，并且‘对对子’也不能算是现在一般中学生对于国学上的常识。”当时很受欢迎的学生刊物《中学生》，在这一年12月第30号的“卷头言”上有一段话，很可以看作是中学教育界的普遍看法：“对于大学入学试验常出一些希奇古怪的国文题目，贤明的中等教育家是应该提出抗议的……大学对于投考学生所要考察的到底是什么，都得请大学当局想一想明白。虽然明知科举精神笼罩着整个教育系统，但若能打破一点，总是青年的福利。”
二是从评分的技术角度来说，不好定评分标准。阅卷老师在学生入学考试时给学生一个公平的分数，是教育公平的一个初始条件，这就要求考题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评分标准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评分公平。这样就要求考题有标准答案，尽量避免让评卷者自由心量，因为各人的主观标准会影响到考生的分数高低。有位题名“丁零”的作者，平心静气地分析道：“‘对对子’本是中国文的特殊性所形成的特殊艺术，清华的主考先生，既能利用这个短短的题目，来测得考生对于旧文学的修养，的确是很技巧的。”但“让现在的青年来作这种东西”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类题目“评判的标准”很难确定。文章作者相信，以“对对子”的方式为考题，是没有办法有客观标准的。所以“希望主考先生将来能发表他自己的原对”。在事过30多年后，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试题书·附记》里，说真能猜到原对的只有冯友兰一人，堂堂清华竟然只有一人能猜到原对，可以想见评分标准是很难一致的。
三是这种命题方式是一种复古倒退。论及复古问题的时候，未免会激起火气的，毕竟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了一二十年了。有位化名“春焰”的作者，激愤地说：“关于出对子，我诚百思而不解其是什么意义?什么心理?以时代意义讲来，作对子就说不通，当然更须乎说到评判也难得确定的标准。”“要考人，要表示最高学府的新奇，倒不若作八股文来得干脆。”一位化名“振凯”的作者，以反讽的语气说：“令他们来对对子，是应该的；但这样并不好——假使学生只会对对子而不会其他，又怎么办呢?这倒不如使他们作辞赋、作律诗、作骈体文、作八股文”，“各代的文体，都来一套，那才确实能试验他们的根底，表现出清华大学的伟大”。更有人以为处在现代社会，对对子“可说是半点用处都没有”，“无论对子对得怎样工稳，在现代用以为传达言语表现思想工具的各种文体中”，都不占一有用位置，“根本上对对子就是中国旧日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务实际、专意瞎费脑力干着玩儿罢了!而以素负重名之清华大学，也就把学生往以之亡国的不事实际上引”。
二、陈寅恪的出题动机
查看《陈寅恪集》，说到“对对子”的动机最集中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1932年8月17日给傅斯年的信件里。另一处是在给刘文典的信件里，这是一封详尽的说明函，后来公开发表在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标题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可看作是陈寅恪对出题动机的公开说明。
傅斯年是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结交的好友，又是他的表妹夫，在傅斯年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时候，对陈寅恪的生活多有照顾，所以，这封私人信件，很能代表陈的心声，特别是谈到马建忠的时候，用语尖刻，毫不掩饰。给刘文典的信，则更细致、详尽地说明了汉语的特点。从以上两封信的内容来看，陈寅恪陈述的理由主要是两点。
一是通过考“对对子”这种能体现汉语特点的题目，来引导学界对于汉语真实特点的认识，以此对抗马建忠的文法学。这是陈氏出“对对子”一类考题的最重要原因。在给傅斯年的信 中，他说：“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籍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信件最后他总结说：“弟意本欲籍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给傅斯年的信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个公开的答辩书更详备、充分。在这个公开信中，陈氏又一次了指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需要说明的是，陈寅恪本人并不认为考对对子是非常恰当的方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说：“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他接着为“对对子”辩护说：“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他列出了甲乙丙丁4条理由，一是可测验考生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能测验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可测试出考生读书多少和词语的贫富，四是可测验考生思想的条理性。
二是从阅卷本身的技术角度考虑，希望能出简单而又能考察出学生真实程度的题目，这样既能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又能为阅卷带来方便。回顾往年阅卷的经验，他说：“寅恪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古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在他给傅斯年的信件中，根本没有提及此点，在给刘文典的信中，只在信件的开头略作提及，可见这一点并不是陈寅恪出“对对子”的主要原因。
三、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抵牾
从陈寅恪所陈述的理由看，最主要的动机是从学术的角度，矫正他以为大成问题的盲目西化问题。陈寅恪不是主动人世的人，一直自觉保持一种恬淡白安的个人风格，在常态下，陈寅恪的影响主要局域在学者圈子里，被时人目为首屈一指的大学者，“他对南北朝史隋唐史的研究，为世界第一流”。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推崇备至。出试题本身也是刘文典找上门来的，这事情本身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就是这一偶然事件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对于那些和此事相关或关注此事的人来说，这一出场就给公众一个不小的刺激，因而引起讨论和争议。
托命于学术，是陈寅恪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这甚至是天命使然，他给王静安先生的挽诗中有一句话——“吾侪所学关天意”，正可看出他自己以学术自任和对学术的崇敬之情。从留下来的书信、序跋和后人的回忆来看，学问甚至是他交游的重要标准，他所推许的人无一例外是以学问建树为标准的。在推荐张荫麟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1940年8月2日给杨树达的信中，赞许他“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1954年7月10日另一封给杨的信中，他说：“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文化在陈的心目中的巨大分量由此可知。即使在晚年，陈寅恪双目失明，骨折卧床，病残齐至，也“始终未曾间断学术创作”。陈寅恪一生经历了坎坷颠沛，多病失明，很多学术成果失散在各处或毁于战火兵灾，留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周法高先生曾惋惜地说：“陈先生有关佛典比较文学的多没有写了出来。而他又不像梁启超、王国维那样广收弟子。所以其南北朝隋唐史尚可望有传人；而佛典比较文学，在中国方面真成广陵散了。”
韦伯说：“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陈寅恪应该是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意义上的学术“人格”，甚至可以说树立了学术人格的高标。坚守学术人格的人，必然有对学术伦理的高度遵循。学术伦理是要求以求真为目的，为了避免主观态度介入常追求一种“价值无涉”的伦理标准，并不在于外在的价值判断。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受到社会伦理有形和无形的制约，社会伦理与学术伦理的价值无涉不同，而是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的，这个标准往往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在这个领域有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顺应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学术人格的人往往与社会生活疏离，具有充分学术人格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疏离也会更远。陈寅恪是常常感觉到与社会生活的隔阂的，他在给唐长孺的一封信里说自己“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坚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已经达到大师级的学者，非常重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理论越钻越细，越钻越深，而对于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则往往注意不够，换句话就是，只讲阳春白雪，不顾下里巴人；只讲雕龙，不讲雕虫”。陈寅恪精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使他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依然紧张对垒中的文白之争，其本质上还是学术人格与现实生活所遵循的社会伦理格格不入。学术伦理的根本核心是求真，陈寅恪所揭纛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字，一直是学术界对学术伦理的经典表述，社会伦理的核心是求“善”，往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顺应时代潮流，迎合公众心理，是社会伦理所要求的。
“对对子”实际上触到了文言和白话之间话语权力之争这一敏感的问题。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白话文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进行了十几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浏览二三十年代多数报刊能够感觉到文言诗词已经被挤压到报角刊尾，居于补白地位了。白话文地位的巩固是与获得大众支持直接联系的，对白话文的打压往往会有社会运动与之对抗，如1925年12月3日，苏浙皖三省各师范小学，在无锡开联合大会，开会的第一天，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以示对章士钊复兴文言的反抗。以维护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人物章士钊面对群众运动也感觉无能为力，《甲寅》中答复邱琦柏的来信说：“近湖南北为国语运动，大行示威，长沙列队游行者数千人。以后凡不为白话者，恐将统于威字范畴以内。”可见白话已凭借社会的支持居于话语权力的强势地位，被认定为进步和对社会有利的，而文言则居于弱势地位，被认为阻碍社会进 步，对社会有害的。“对对子”所要考察的几乎全是文言的技能，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反抗声音。通过“对对子”这一出题方式，实际上表达了陈寅恪一贯的人文主义文化观点，早在哈佛的时候，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梅光迪、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顾泰来诸人，都受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深切影响，“诸君多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对西方文化也相当了解，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的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陈寅恪的学术伦理观是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日益激进化的社会思潮中，便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显得落伍，这种落伍是整个人文主义在时代中的命运。吴宓1928年作《落花诗》，序里说：“怀抱之理想，爱好之事物，以时衰俗变，悉为潮流卷荡以去，不可复睹”，在诗中哀叹“绵绵至道系微丝”(《落花诗》之一)，以至“同仁普渡成虚话，痔口何堪众楚咻”(《落花诗》之四)，在第八首的小字注中，写道：“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陈寅恪们坚守的信仰越认真，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也越剧烈。很显然，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借助所掌握的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伦理的规则，对错暂且不管，的确形成了一种话语权力，在“对对子”风波中居于批评者的地位。
四、结语
从《世界日报》“读者论坛”栏所发表的批评意见来看，陈寅恪1932年清华入学考试所出的试题，是有考虑偏颇之处的。近代以来，汉语欧化的事实是不可抹杀的趋势，陈过于强调传统汉语的特点，而对汉语在近代以来的变化认识不足。陈强调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点，激烈批判马氏文通，显然在精神层面寄予了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但历史和语言的发展都不是凭情感的，王力先生认为，近代以来，“欧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阻隔的”，由于受西洋文化影响太深，甚至语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包括复音词的创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联结成分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以及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等等，都是不可否定的语言现实。除了1932年这次“对对子”的风波，陈氏又在另一次命题中受到质疑。1939年中英庚款考试的中国通史也是陈寅恪出题，其中第三题是“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何炳棣评论这段往事时说：“由于命题人学术休养和观点之不同，同一答卷结果可能有数十分的差距。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的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
陈寅恪所出的试题，显然主观性太强，用自己的学术观点上的偏好来出题，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人格，彰显了独立不倚的独特姿态。抛开具体的事件不论，应该说这种独立和坚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考题，决不能看作是迷恋骸骨，妄图复古。陈寅恪一直强调中国在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本来民族特色，在近现代学人中，他是极少数能践履这个信念的。他有过人的语言能力，精通数国语言，对西方和印度的经典都能读原文，在他的文化认同中，实际上已经综合了那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男女平等。然而，时代思潮往往会制约学术的取向和发展，这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季羡林先生说：“寅恪先生之远见卓识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个人认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狮子吼，并没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好像是对着虚空放了一阵空炮，没有人能理解，当然更没有人认真去尝试。”“对对子”在当时引起的争议，从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冲突，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有普遍性的，学术作为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追求，难免与社会潮流所促成的社会伦理标准发生抵牾，但是，真正精深的学术虽然会被时代潮流压倒，却能为未来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