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芦笙艺人口述史研究价值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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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是我国古老而又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几千年来苗族人民努力克服生产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和民族文化。由于历史悠久,历史上又有多次迁徙活动,形成了当今分布中国和世界各地,语言、风情、习俗等差异的多个分支的苗族分布状况,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苗族风情文化。在贵州众多的苗族支系中,按方言划分约有二十多个。洛北河次方言区是西部方言八个次方言区中的一个。据《咸同贵州军事史》载:“考苗族之种类约在百种以上,在贵州……即黑苗、白苗、花苗……西苗”。又有“东苗西苗,乃东晋时,命谢氏世为牂牁太守,后侯景乱,梁遂生阻碍牂牁更与中原少通消息,但谢氏仍保有其领土,唐时牂牁分裂,有东谢与西谢之分,东谢是东苗、西谢是西苗。”由此可见,“西苗”之称早在唐朝便已出现。又据龙伯亚先生在《贵州少数民族·苗族》中述:“在黔南惠水、长顺直至黔桂边境,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包含洛北河次方言区在内的川黔滇方言苗族在唐朝以前就已在贵州黔南定居。
  相传在很久以前,该支系的苗族先祖从江西迁至贵州贵阳附近一个村庄,因正月无事干,便天天以吹芦笙作为娱乐活动,但因芦笙的声响太大,扰得当地人无法忍受,最后遭到排挤和驱逐,便迁徙至现在的清水江、独木河、普渡河交界处的两岔河口附近繁衍至今。如今,主要聚居在以下四个地方:王卡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西北方约五十二公里处,国土面积68.38平方公里,与开阳县高寨乡隔江相望,约居住有2383名苗族同胞。因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利,致使当地苗族原始风情十分浓郁;四寨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新铺乡以北,国土面积37.7平方公里,约居住有3041名苗族同胞。该村是一个地处高寒、气候适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衫龙”的发源地,至今还保持着原始、古朴、淳厚的苗族文化和民间风情;平坡村,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洗马镇东北约二十二公里处,北与开阳县平寨村隔江相望,约有1434名苗族同胞居住于此;平寨村,该村由新卜、平寨、顶趴、光中四村合并而成,国土面积24.67平方公里,约居住有4576名苗族同胞,全村有丰富的原煤储藏,资源丰富,是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主要聚居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处。
  传说在很久以前,该地区苗族先祖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从江西迁徙至贵州境内,在荒山中辛苦劳作,勉强度日。突然有一天,正在劳作的人听到一片鸡鸣声从大山里传来,他们壮着胆子朝着声音传播的方向探索,最后发现了一个天然的水井洞穴,并且从外形看,酷似龙形。在与族人商议过后,他们认为是龙神的指引,便在这附近重新扎寨,从此果然风调雨顺,人丁也得以兴旺。为了感谢龙神的恩赐,每年这个时候先民都要把自己打扮成龙的样子,模仿龙的动作姿态,吹着芦笙起舞,以祈求龙神的保佑。后至北宋时期,宋兵连遭金兵打败,传说天上的龙神化身为苗族领袖黑蛮龙到凡间担任岳飞将军麾下的将领协助抗金。因其屡立奇功,被封为龙虎将军,后因岳飞将军被奸臣所害,他一怒之下回乡绝食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每年正月都要在他种的石兰树前通过跳芦笙舞的形式作为其中一项祭祀仪式,著名的芦笙舞蹈《鼓龙鼓虎长衫龙》便代代相传下来。
  曾经的芦笙曲调是没有乐谱的,学习芦笙主要是靠听和记,幼童听到前辈们演奏之后,便自己模仿着前辈们吹奏的样子,拿手指去寻找相应的音孔,摸索出听到的音。久而久之,便记住了在吹奏不同曲调时的指法。通常情況下,学习芦笙都是从学习演奏单音开始,待演奏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去为旋律搭配其他的和声,使得吹奏效果更丰富和动听。
  口述史即口述历史,是一种收集口头史料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在20世纪传入我国之后,口述史很快成为文化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其中一种重要方法。它采用采访者和受访者“一问一答”的访谈方式,通过录音、录像的技术手段进行记录,最后再将音频、视频资料进行整理。整理好的访谈记录可以用作研究、摘节出版以及其他公开演示。口述史综合了历史学派“叙述”和“论证”的双重学科理论支点,具有即兴性、生动性、细节性等特征,因此该研究法得到越来越多的采用。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居住在贵定县新埔、德新、定东,福泉市仙桥、王卡、黄丝,龙里县巴江以及贵阳开阳县南部高寨等乡镇的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艺人(包括演奏艺人、乐器制作艺人)以面对面口述采访的形式,围绕以下内容展开研究: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源流(传说、历史文献记载);该方言区苗族的迁徙经历;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衍变与现状;该方言区苗族芦笙艺人的生活经历及学习经历;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演奏技艺;该方言区苗族芦笙艺人的家族传承谱系;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曲调;该方言区苗族芦笙词;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形制;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社会功能;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保护与传承现状;该方言区苗族芦笙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情况;口述的方式与方法;口述史料收集和整理的方法。
  主要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如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通过围绕准备的研究问题,主要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收集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艺人的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记忆的个人或集体观点。最后将访谈内容,转化为文本材料,并通过历史视角的民族音乐学方法,与研究相关的人、事、物的历史信息纳入研究视野,揭示其衍变原因,还原其历史面貌。
  苗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其数千年的历史,总是伴随着战火、压迫、驱逐与逃亡,在历史的长河中,芦笙伴随着苗族数千年的迁徙历史被一代代继承下来,在苗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苗族人民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苗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不朽的民族象征。口述史研究作为一种用于收集历史素材的技术手段,为当地芦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途径。苗族芦笙音乐文化的缔造者是苗族众多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通过对洛北河次方言苗族芦笙艺人的口述资源进行挖掘,能够从历史的理解中提取苗族芦笙音乐的文化内核和核心观念。   洛北河次方言苗族芦笙艺人的口述史研究,为贵州苗族音乐史、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还能为贵州其他少数民间音乐艺人的口述史研究积累经验。同时为唤起音乐文化实践者的文化自觉,激发音乐研究者乃至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参与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热情,从而极大地推动本省区各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如今,使用洛北河次方言的苗族约有五万人,同使用其他方言的苗族一样,芦笙文化同样作为该方言地区的重要载体,承载了苗族的历史文化、祭祀文化、教育文化、音乐文化、舞蹈文化等等。据《苗族芦笙词曲——苗族西部方言落北河次方言》载:“对于该方言区的苗族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凡是男性几乎人人会吹跳芦笙舞,并且见舞生情。”为此衍生出许多参与从事芦笙文化的艺人,他们可能是芦笙表演者,可能是芦笙制作者,也可能是芦笙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芦笙的曲子与歌词固定配套,听其曲即知其意,在众多曲调中,在什么场合就吹什么调。如感谢调、问询调、规劝调等,以调表意。近年来,因受比赛的刺激,跳芦笙衍变成比奇比怪、比新比难,原生态的芦笙舞因难获名次渐渐被取而代之。苗族青年外出务工,对芦笙舞的关注也逐渐减少,会跳芦笙舞的人也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从事芦笙文化的艺人也会逐渐消失,传统芦笙文化的传承陷入窘境。文毅先生的《苗族民间舞蹈长衫龙的文化考察》认为:“芦笙舞是一种集舞蹈、歌词、乐曲為一体的文化形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的研究主要有舞蹈视角和历史文化视角。其中,舞蹈视角的研究有蒋蓓的《舞蹈专业中的非遗文化传承——鼓龙鼓虎·长衫龙》、王声珅的《苗族舞蹈“长衫龙”的行动意象分析》均是对芦笙舞的舞蹈表演形态、舞蹈行动意象、舞蹈的审美意蕴等来进行阐述。历史和文化视角有张兴雄和文毅的《长衫龙芦笙舞的历史表述与文化内涵》,文章分别从芦笙舞蹈长衫龙的概况、历史传说、正史文本、舞台叙述、文化内涵来进行阐述。关于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仍属于空白。再通过对苗族芦笙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苗族芦笙口述史的文献也为空白,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关于芦笙音乐文化的研究;关于芦笙起源与价值的探讨;关于芦笙传承与发展的研究等等。“芦笙口述”仅作为长辈对后辈“口传身授”的形式,在代代相传,抑或是作为某个观点的支撑材料,如杨通俊先生所写的《丹寨芒筒芦笙表演形态变迁》中的观点,多数结合了来自父辈的口述。综上可知,学界对苗族音乐文化中的“文化承载者”也就是对苗族芦笙艺人的关注不够,此为本课题“洛北河次方言苗族芦笙艺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体现了本课题重要的研究价值。
  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性,独特地展示着该方言区苗族人民对生活的诠释。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愿意学习和吹奏芦笙的人越来越少,意味着他们独特的芦笙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通过对该方言区芦笙艺人口述史研究这一途径,挖掘当地芦笙艺人的口述材料,可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能引起音乐文化实践者、研究者及当地政府的重视,从而为传承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供助力。
  课题项目:2021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芦笙艺人口述史研究”(2021JD003)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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