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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他因“选秀”放弃出国
瑞虹新城位于上海的虹口，是一处在当地颇具知名度的商品住宅小区。1996年，一个名叫汤澜的年轻人成为其中一套78平米公寓的主人，而他不需要为此掏一分钱。12年过去了，他和妻子依旧居住在这套不算宽敞的旧宅里，因为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瑞虹新城既是莫大的幸运，亦是莫大的转折。交给汤澜新房钥匙的人是潘丽珍，时任上海电视台《智力大冲浪》节目总制片人；汤获得了这个节目“7878抢平方”电视竞技的年度总冠军，瑞虹新城78平米的房子就是奖品。
“超女”过后，因“选秀”而改变命运的梦，开始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膨胀。1985年m生的藏族小伙儿蒲巴甲是迄今为止被“选秀”改变最多的幸运儿。这个来自阿坝金川一户普通牧民家庭的大男孩，从小在放牛的吆喝声中寻找欢乐，每天要步行到30多公里以外的学校里读书，学费的来源全部靠父母东拼西凑。16岁那年，他只身前往九寨沟，从检票员干起，直到成为那个小小舞台上最耀眼的多栖明星：歌手、舞蹈演员、主持人。很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将眼前长相英俊、嗓音宽厚、形体健美的康巴汉子称为“内地版的王力宏”，而那个时候蒲巴甲并不知道王力宏是何人。2005年，《喜马拉雅王子》的导演胡雪桦在苦苦寻觅影片主角未果的抑郁中来到九寨，当满眼的风景散去，胡雪桦的双眼定格在狭小舞台正中那个青涩纯净、不加修饰的蒲巴甲身上。大戏杀青后，胡导带着蒲巴甲的所有资料回到上海，并将它们亲手转交上海戏剧学院。第二年春天，从未出过远门的蒲巴甲由藏区飞往高楼林立的上海，成为上戏的一名旁听生。同年4月，蒲巴甲开始了《加油，好男儿》的选秀征程，直到成为全国总冠军。此后，这个被亿万电视观众投票选出的“雪域王子”先后获得洛杉矶中美电影节的“金天使奖”、摩纳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了与奥斯卡影帝并肩行走在红地毯上的“国际明星”。蒲巴甲的经纪人张榛彦总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因选秀而红的艺人走上好莱坞的红地毯。”
“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改变得太快，我到现在甚至都还有些不适应，”蒲巴甲用不算特别流畅的汉语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很好，但菜会很甜，还是想念奶奶做的土豆菜；上海很热，以致于我经常感冒，不太舒服。”但是，无论存在怎样的不适应，蒲巴甲都再也不会回到他偏远的故乡。今年5月，蒲巴甲当选北京奥运会圣火上海传递的火炬手，7月他又飞赴北京与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见面，合作录制奥运歌曲《奔跑天堂》。“我是第一个与她合作的中国歌手，第二个才是刘欢，”蒲巴甲充满自豪。
与蒲巴甲在“好男儿”赛场同台竞技并获得亚军的宋晓波是个聋哑人，无法亲口说出自己对选秀的看法；他坐在记者的对面，听明来意后即刻露出明澈的笑容，打出标准、优美的手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选秀”，自己的父母至今还会住在上
2008年宋晓波出演的电视剧《莱卡青蛙王子》。海这座繁华都市内一间租金仅为200元的10平米草房里。
出身寒门的宋晓波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职高阶段学习服装设计，并一心希望成为一名T台模特?但是，红一次次的模特选秀中，他等来的始终是淘汰。毕业以后，他来到一家大型物流公司从事网上订货员的工作，一个月的辛苦可以为这个家庭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不过，心底燃烧的那束关于舞台的火焰从未熄灭过。当“好男儿”的海报映入他眼帘的时候，压抑随之倾泻而出。向朋友借了5000元作为“参赛成本”，宋晓波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加人“好男儿”的角逐行列。
“选秀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演艺生涯，最多的是让我的心态得以改变。我从来没有过自信，有的只是自卑，父母也自卑。在我成名以前，好面子的他们甚至从没有告诉过同事、朋友，自己的儿子是聋哑人。”
当年接待他报名的吴井能是上海文广集团的实习生，而随着宋晓波的一夜成 名，吴井能如今也正式签约文广，成为宋的专职经纪人；上海聋哑学校的苏信良是宋晓波的手语老师，有着30多年的从业史，后来离开聋校成为一家私营企业的副厂长，收入丰厚。晓波成名后，苏信良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担当宋的专属手语翻译。用吴井能和苏信良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命运也因“选秀”而改变太多。
庶民向左，明星在右
娱乐至死。当所有的选秀明星和疯狂的粉丝、观众全都浸淫在这一场场PK的纵情狂欢中时，总有一些人注定会成为这一场场极视听之娱的盛宴上衬托佳肴的片片菜叶，他们是“选秀”的失败者。这个特殊的人群中有的从此绝迹于舞台，有的改行，有的凭借选秀的点点暗香渴望重出江湖……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超级女声。我看到的一直是个机遇，而且是超级机遇。”当湖南卫视的掌门人欧阳常林喊出这样一段排山倒海式的话语时，面庞精致得无可挑剔的江苏小伙儿于卿皱了一下眉头。
于卿生于1984年，从小能歌善舞，高中阶段还是篮球特长生，加上形象俊美，一直以来他都将投身演艺圈作为自己的不二出路。2003年，于卿如愿走进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服装表演与设计。凭借修长健硕的身材和沁人心脾的招牌式微笑，他在2005年拿下新丝路模特大赛江苏赛区季军，2006年又摘得“世界先生”评选最佳形体、最受媒体关注两项大奖。在一片支持声中，于卿报名参加了2006年的《加油，好男儿》，由于报名资料的提交失误，他在海选中就被逐出赛场。一年后，壮志未酬的于卿走上《快乐男声》的舞台，跻身南京唱区十强。在进入快男全国PK大赛的征途上，因为导演指定演唱的歌曲与于卿自身风格大相径庭，最终无缘湖南卫视铺就的那条星光大道。当陈楚生问鼎冠军，“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的曲调徜徉在都市、乡村的每一条街巷，乃至每一部手机的时候，于卿正走在上海求职的路上。
“越是参加各种选秀，越是觉得走上艺人的道路是那么的不现实”，于卿决定割舍下20几年的“明星梦想”，去寻觅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无忧无扰”。然而，“选秀”曾给予他的灯光、掌声和鲜花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终日里西服皮履的感觉与其时尚前卫的性格无法相融。于卿选择了再度寻梦，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成为韩国一家刚刚起步的演艺公司旗下的“练习生”：对方要视多方情形决定于的去留。在建国路北侧犹如迷宫的惠通时代广场里，于卿根据公司的要求刻苦“练习”，训练项目包括了舞蹈、形体、武术、台词，每月都要接受测评。
但是，这终究还仅仅是一个只有2名艺人的小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司还没有承揽一项演出、灌制发行一张cD，于卿又处于所谓的“练习阶段”，随时可能遭遇洗牌。对此，于卿报以复杂的笑容。“选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是假的，或者说无法实现的，我愿意相信眼前的公司，哪怕它还很弱小。选秀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望着天空不断参赛的懵懂男孩，变成一个知道要脚踏实地、追寻梦想的练习生。”于卿说，是选秀，让他迅速成熟，并且让他更加迷恋舞台。
选秀对于卿的改变尚属正面，而对赵楠(化名)命运的更迭则显得残酷。这个2005年的超女选手自从失败以后便陷入深谷，她辍学、嗑药、滥交，进而一度精神恍惚；她曾深夜坐起猛喊“我是明星”，她曾一次又一次地撕扯那些印有选秀明星写真照片的报纸杂志。与她类似的还有很多实例。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这些败北选手，许多铁杆粉丝也因自己所钟爱的偶像告别舞台而歇斯底里。被称作“开文化民选先河”、“中国市民的文化运动”、“公民社会民意力量”最直观体现的选秀，让为此付出巨大时间、金钱还有感情代价的“选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巨星陨落的悲壮、痛楚。有人称他们是滥情的一代、无知的一代，他们则自嘲为“被欺骗的一代”。
“选秀也令我们开始改变，因为我们通过选秀看到了中国演艺的未来。虽然不是那么的肯定、明朗，但已不是雾里看花。”资深音乐人曹阳信誓旦旦。“选秀无疑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只是这几年通过电视的操作有了一种大众参与和观赏性，才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选秀的意义。作为音乐人来说，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我们从选秀的成功与被批判中，看到了音乐本质回归的黎明。”
瑞虹新城位于上海的虹口，是一处在当地颇具知名度的商品住宅小区。1996年，一个名叫汤澜的年轻人成为其中一套78平米公寓的主人，而他不需要为此掏一分钱。12年过去了，他和妻子依旧居住在这套不算宽敞的旧宅里，因为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瑞虹新城既是莫大的幸运，亦是莫大的转折。交给汤澜新房钥匙的人是潘丽珍，时任上海电视台《智力大冲浪》节目总制片人；汤获得了这个节目“7878抢平方”电视竞技的年度总冠军，瑞虹新城78平米的房子就是奖品。
“超女”过后，因“选秀”而改变命运的梦，开始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膨胀。1985年m生的藏族小伙儿蒲巴甲是迄今为止被“选秀”改变最多的幸运儿。这个来自阿坝金川一户普通牧民家庭的大男孩，从小在放牛的吆喝声中寻找欢乐，每天要步行到30多公里以外的学校里读书，学费的来源全部靠父母东拼西凑。16岁那年，他只身前往九寨沟，从检票员干起，直到成为那个小小舞台上最耀眼的多栖明星：歌手、舞蹈演员、主持人。很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将眼前长相英俊、嗓音宽厚、形体健美的康巴汉子称为“内地版的王力宏”，而那个时候蒲巴甲并不知道王力宏是何人。2005年，《喜马拉雅王子》的导演胡雪桦在苦苦寻觅影片主角未果的抑郁中来到九寨，当满眼的风景散去，胡雪桦的双眼定格在狭小舞台正中那个青涩纯净、不加修饰的蒲巴甲身上。大戏杀青后，胡导带着蒲巴甲的所有资料回到上海，并将它们亲手转交上海戏剧学院。第二年春天，从未出过远门的蒲巴甲由藏区飞往高楼林立的上海，成为上戏的一名旁听生。同年4月，蒲巴甲开始了《加油，好男儿》的选秀征程，直到成为全国总冠军。此后，这个被亿万电视观众投票选出的“雪域王子”先后获得洛杉矶中美电影节的“金天使奖”、摩纳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了与奥斯卡影帝并肩行走在红地毯上的“国际明星”。蒲巴甲的经纪人张榛彦总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因选秀而红的艺人走上好莱坞的红地毯。”
“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改变得太快，我到现在甚至都还有些不适应，”蒲巴甲用不算特别流畅的汉语告诉本刊记者“上海很好，但菜会很甜，还是想念奶奶做的土豆菜；上海很热，以致于我经常感冒，不太舒服。”但是，无论存在怎样的不适应，蒲巴甲都再也不会回到他偏远的故乡。今年5月，蒲巴甲当选北京奥运会圣火上海传递的火炬手，7月他又飞赴北京与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见面，合作录制奥运歌曲《奔跑天堂》。“我是第一个与她合作的中国歌手，第二个才是刘欢，”蒲巴甲充满自豪。
与蒲巴甲在“好男儿”赛场同台竞技并获得亚军的宋晓波是个聋哑人，无法亲口说出自己对选秀的看法；他坐在记者的对面，听明来意后即刻露出明澈的笑容，打出标准、优美的手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选秀”，自己的父母至今还会住在上
2008年宋晓波出演的电视剧《莱卡青蛙王子》。海这座繁华都市内一间租金仅为200元的10平米草房里。
出身寒门的宋晓波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职高阶段学习服装设计，并一心希望成为一名T台模特?但是，红一次次的模特选秀中，他等来的始终是淘汰。毕业以后，他来到一家大型物流公司从事网上订货员的工作，一个月的辛苦可以为这个家庭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不过，心底燃烧的那束关于舞台的火焰从未熄灭过。当“好男儿”的海报映入他眼帘的时候，压抑随之倾泻而出。向朋友借了5000元作为“参赛成本”，宋晓波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加人“好男儿”的角逐行列。
“选秀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演艺生涯，最多的是让我的心态得以改变。我从来没有过自信，有的只是自卑，父母也自卑。在我成名以前，好面子的他们甚至从没有告诉过同事、朋友，自己的儿子是聋哑人。”
当年接待他报名的吴井能是上海文广集团的实习生，而随着宋晓波的一夜成 名，吴井能如今也正式签约文广，成为宋的专职经纪人；上海聋哑学校的苏信良是宋晓波的手语老师，有着30多年的从业史，后来离开聋校成为一家私营企业的副厂长，收入丰厚。晓波成名后，苏信良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担当宋的专属手语翻译。用吴井能和苏信良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命运也因“选秀”而改变太多。
庶民向左，明星在右
娱乐至死。当所有的选秀明星和疯狂的粉丝、观众全都浸淫在这一场场PK的纵情狂欢中时，总有一些人注定会成为这一场场极视听之娱的盛宴上衬托佳肴的片片菜叶，他们是“选秀”的失败者。这个特殊的人群中有的从此绝迹于舞台，有的改行，有的凭借选秀的点点暗香渴望重出江湖……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超级女声。我看到的一直是个机遇，而且是超级机遇。”当湖南卫视的掌门人欧阳常林喊出这样一段排山倒海式的话语时，面庞精致得无可挑剔的江苏小伙儿于卿皱了一下眉头。
于卿生于1984年，从小能歌善舞，高中阶段还是篮球特长生，加上形象俊美，一直以来他都将投身演艺圈作为自己的不二出路。2003年，于卿如愿走进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服装表演与设计。凭借修长健硕的身材和沁人心脾的招牌式微笑，他在2005年拿下新丝路模特大赛江苏赛区季军，2006年又摘得“世界先生”评选最佳形体、最受媒体关注两项大奖。在一片支持声中，于卿报名参加了2006年的《加油，好男儿》，由于报名资料的提交失误，他在海选中就被逐出赛场。一年后，壮志未酬的于卿走上《快乐男声》的舞台，跻身南京唱区十强。在进入快男全国PK大赛的征途上，因为导演指定演唱的歌曲与于卿自身风格大相径庭，最终无缘湖南卫视铺就的那条星光大道。当陈楚生问鼎冠军，“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的曲调徜徉在都市、乡村的每一条街巷，乃至每一部手机的时候，于卿正走在上海求职的路上。
“越是参加各种选秀，越是觉得走上艺人的道路是那么的不现实”，于卿决定割舍下20几年的“明星梦想”，去寻觅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无忧无扰”。然而，“选秀”曾给予他的灯光、掌声和鲜花始终在心中挥之不去，终日里西服皮履的感觉与其时尚前卫的性格无法相融。于卿选择了再度寻梦，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成为韩国一家刚刚起步的演艺公司旗下的“练习生”：对方要视多方情形决定于的去留。在建国路北侧犹如迷宫的惠通时代广场里，于卿根据公司的要求刻苦“练习”，训练项目包括了舞蹈、形体、武术、台词，每月都要接受测评。
但是，这终究还仅仅是一个只有2名艺人的小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个公司还没有承揽一项演出、灌制发行一张cD，于卿又处于所谓的“练习阶段”，随时可能遭遇洗牌。对此，于卿报以复杂的笑容。“选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是假的，或者说无法实现的，我愿意相信眼前的公司，哪怕它还很弱小。选秀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望着天空不断参赛的懵懂男孩，变成一个知道要脚踏实地、追寻梦想的练习生。”于卿说，是选秀，让他迅速成熟，并且让他更加迷恋舞台。
选秀对于卿的改变尚属正面，而对赵楠(化名)命运的更迭则显得残酷。这个2005年的超女选手自从失败以后便陷入深谷，她辍学、嗑药、滥交，进而一度精神恍惚；她曾深夜坐起猛喊“我是明星”，她曾一次又一次地撕扯那些印有选秀明星写真照片的报纸杂志。与她类似的还有很多实例。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这些败北选手，许多铁杆粉丝也因自己所钟爱的偶像告别舞台而歇斯底里。被称作“开文化民选先河”、“中国市民的文化运动”、“公民社会民意力量”最直观体现的选秀，让为此付出巨大时间、金钱还有感情代价的“选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巨星陨落的悲壮、痛楚。有人称他们是滥情的一代、无知的一代，他们则自嘲为“被欺骗的一代”。
“选秀也令我们开始改变，因为我们通过选秀看到了中国演艺的未来。虽然不是那么的肯定、明朗，但已不是雾里看花。”资深音乐人曹阳信誓旦旦。“选秀无疑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只是这几年通过电视的操作有了一种大众参与和观赏性，才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选秀的意义。作为音乐人来说，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我们从选秀的成功与被批判中，看到了音乐本质回归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