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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陈思贤 译
理想国|中译出版社
2021年8月
在美国，大家对于智识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实用性。而反智在当代会有所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何谓智识的“不实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19世纪，商业价值绝对性地支配着美国文化，所以当那些并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老板和职业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时，我们就认为教育没多大用处。我们认为教育是为了有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培养某种特别的思想品质。
也因此，只要是学习跟实际生活有关的技能，我们就认为是有教育性的，而把智识性及文化性的追求看成脱离尘俗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或是不切实际的。虽然这种争论中的语言粗浅庸俗，却约略反映着美国生活的现实和要求。
这种对于正式智识教养的敌视，持续到了20世纪。
重智力，而非智识
当然，在今天，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得很复杂，与世界各地关联密切，因此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正式训练已经是成功的要件。在很多领域中，小市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般仅凭自己的智力和悟性来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
在原本的美国大众梦想中，普通人掌握全面的生活能力是很重要的事。大家认为，人无须太多特殊训练就可以从事各种行业的营生或是管理政府。
而在今天，连做早餐都需要会使用一些新颖的电器产品;而当我们坐下来吃早餐时，在报纸上会读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或争议，老实说我们并没有能力把它们全都评判一通。
在今日的现实世界中，训练出来的智力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此，以往对于智识与正规教育的揶揄和善意嘲弄，现在已变质为对于身为专家的知识分子的恶意憎恶了。
我们憎恶他们是因为专家的运势变好了，而非变坏了。他们受到攻击不是因为老是说些抽象、无用的东西，或是摆出一副无助的无辜样，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影响力、舒适的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奢华生活，还有整个社会都依靠他们的能力。
现在，智识已经变成受大家憎恶的一种特权或是力量了。但我们立刻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对象其实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专家，而很多知识分子并非专家，跟公共生活关系不大，许多人对公共观念也没多大影响力。
专家与理论家
但是我要说的是，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主要来自那些会明显影响大众观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可分成两类：专家型与理论家型。两者都会在我们社会中掀起深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合理的恐惧与憎恶。他们都加剧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本就有的无助感，专家是通过让我们觉得好像始终被人操控，理论家则是通过引起我们对颠覆的恐惧和强调现代性带来的各种其他压力。
近三十年来，即使不常过问世事的人也都知道专家的存在感正越来越强。起先是小罗斯福总统在新政时期设立了一些智囊与调控机构来因应大萧条，二战时期又设立了战略情报局、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今天，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等种种战争策略与武器的研究机构，都在处理着超过一般人理解范围、却决定他们命运的议题。
大部分人对于这些问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情愿放弃在政治上表达意见的权利。然而，在公共事务及企业运作中，小的政治人物与商人觉得很多事情是他们可以了解与控制的，可自从小罗斯福总统开始，他们被迫面对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与复杂训练的专家，因此始终不得志。这些人和大众一样，不再像以往一般可以积极获悉和参与国家的重要决策了，而他们越是不了解权力的内部世界，就越是会怀疑政府权力运用得是否得当。
很多专家推动的政策以失败告终，而民众看到这些失败后，会认为这些并非单纯是人为错误造成的，而是冷酷自私的操控、诡计甚至叛国的勾当导致的。有一些牵涉科技成果的间谍案更加坐实了民众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有一群所谓的专家在暗地里搞鬼，他们都是窃取机密的小偷。
反智的炼成
在现代生活中，公民不能没有专家，也不能免于他们的摆弄，但是他们可以报复，例如嘲笑观念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策士、疯狂的科学家等，或是当议员们修理离经叛道的老师、可疑的科学家或是可能不忠于国家的外交顾问时为他们拍手叫好。
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特别的传统，就是会把仇恨上升为一种信条，因为这个传统，群体仇恨在政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就像其他某些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一般。一群不满的人心中充满不知向谁发泄的莫名愤怒，充满精心编织和夸大的阴谋论，屡屡找各种替罪羊来出气，其中包括共济会会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移民、酒商、国际银行家等。
于是乎，在这个奉行“一无所知”（Know-Nothingism）的传统下，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也成了替罪羊之一。如果说我们时代的反智来自大众对于专家日渐入侵公共生活的应激反应，那么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自己身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声誉很敏感，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尴尬地同时负有神圣与世俗的责任。
他的神圣责任是扮演先知、学者或艺术家，此时他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有效社会认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空隙中，他得以享有若干私密性及隱匿性;人们对他表现出的自我批判特质给予尊重;如果他是学术界的人，他就可以享受虽不完善但也实用的学术自由，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或大学等都为他服务。他的生活优雅而有尊严。
但当他以专家身份出现，担任起世俗责任掺和公共事务时，他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了一个公共人物，陷入政坛常有的相互攻讦之中，同时他也没有隐私权了，因为我们社会对待公众人物就是如此。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