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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面临着跟中国非常相似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对中国友好的越共总书记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么小心驾驶越南这只航船的？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17年1月12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中国2017年迎接的首位外国领袖。一时间，阮富仲再一次成为媒体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邦，其“革新开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相似之处。阮富仲作为越南著名的理论家、政治家，对越南改革发展的探索十分值得关注。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
如果给“当今”找一个起点的话，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随着圣诞之夜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短20世纪”画上了句号。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另一个时代开始。如何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对于越南——这个曾经积极追随苏联，一度成为苏联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1992年，越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主义》在当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该文系统的总结了苏联解体五个方面的教训：一是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放松了党的建设；二是不提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事实上否定了马列主义；三是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从官僚主义跳到极端民主化；四是脱离群众，蜕化变质；五是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五个方面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文章有力地回答了越南“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也让世界记住了作者的名字——阮富仲。
阮富仲何许人也？其实在越南那些经常关注思想理论动态的人中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阮富仲1944年生于越南河内市东英县东会乡。早在1967年，刚刚从河内综合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的阮富仲就被分配到了《共产主义》杂志工作。在撰写《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时，阮富仲已经在《共产主义》杂志工作了整整25个年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阮富仲不仅从一个23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也从一名资料室的管理员、一名普通的党刊编辑成长为了杂志的总编辑。正是在《共产主义》杂志取得的理论建树，为阮富仲的政治前途奠定了基础。
1996年，阮富仲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共产主义》杂志，就任河内市委副书记，2000年起又担任河内市委书记。虽然不再是专职的理论研究工作者，阮富仲仍然非常重视理论工作。特别是2001年兼任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之后，阮富仲重视发挥中央理论委员会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理论依据的作用，还于次年出版了专著《革新进程中的越南共产党》。有学者称其为“越南头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说，阮富仲当之无愧。
发挥国会的监督作用
从前面的履历可以看出，阮富仲早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生。在很多观察家乃至民众的眼中，阮富仲也的确带有知识分子政治家的气质。一提起阮富仲，往往绕不开“温和”、“稳健” 、“儒雅”……这一类词汇，甚至有些越南人认为他“像一位慈祥的祖父”。然而，这样一位看似文弱的领导人其实也有刚强的一面，可谓柔中带钢，锦里藏针。这在阮富仲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的“日本高铁事件” 上最为明显。
2006年6月，阮富仲从河内市委书记转任越南国会主席。在就职时，阮富仲就对记者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阮富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9年8月，在总理阮晋勇、副总理阮生雄等人的推动下，越南政府和日本新干线公司达成了越南以560亿美元的巨资从日本引进技术，打造一条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高铁的合作意向。而按照越南法律的规定，预算超过19亿美元的项目就必须经过国会批准，需获得多数票支持才能通过。因此，2010年6月19日，阮富仲主持的越南国会就引进日本新干线高铁这一“梦工程”进行了表决。
在表决之前，阮晋勇、阮生雄等人并不担心。虽然越南从2002年起就建立了国会质询制度，国会也曾经否决过国家审计局局长等政府提名的人选，但是在政府核心领导人推动的重大工程上从未行使过否决权。然而，表决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在参加会议的493名国会议员中，只有209人投票赞成该项目。有学者评价称，“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驾马车’”。这一切显然和时任国会主席的阮富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后来，阮富仲“高铁计划遭到否决是民意受到重视的体现”这一表态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2011年1月的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然而，登上越南政界巅峰的阮富仲恐怕不会有多少興奋之情。因为，在大会讨论如何修订《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时，阮富仲等领导人主张保留原纲领中“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 的提法，另一些领导人主张将其改为“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双方发生了争论。最后，会议采取了表决方式，结果只有不到35%的代表支持维持原有提法，超过65%的代表赞同新的提法得以最后通过。阮富仲也只能表示“接受大会的意见”。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原则区别，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国家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三大基本特征。实际上越南在十一大以前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如此。尽管越共十一大仍然强调要“使国企牢牢占据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毫无疑问，不再提“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确实表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淡化。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可能引发的“骨牌效应”，也是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阮富仲最为担心的。 果然，随后2013年越南修改宪法时，敌对势力纠集一些海内外知识分子和离退休官员提出了所谓的“72人宪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取消1992年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四条、军队国家化、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把国名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等。一时间，越南呈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面对严峻形势，阮富仲2013年2月25日在富寿省调研时强调，“希望废除宪法的第四条、否定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三权分立和军队非政治化，就是政治道德作风蜕化的表现”。在阮富仲等人的努力下，2013年11月越南十三届国会的六次会议上通过的越南宪法修正案，肯定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前述阮富仲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一些西方观察家因为他致力于加强国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而称其为“改革派”。然而，阮富仲在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后，由于坚决反对多党制又被称为“保守派”。那么，阮富仲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其实，如果我们跳出西方观察家的“改革——保守”二元思维，就会发现，无论是“改革”也好，“保守”也罢，阮富仲都是在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硬说阮富仲是什么派的话，大概“人民派”或“社会主义派”最为合适。
大力打击贪污腐败
和中国颇为相似，越南广大干部群众也对改革以来的滋长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仅在越共九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就有包括13名中央委员、19名正副部长以及26名正副省、市委书记在内的118名中央和地方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了纪律处分。越南人将腐败称之为“国难”，将腐败分子称之为“内寇”。虽然越南2006年成立了由总理阮晋勇任主任的政府反腐败指导委员会，但是腐败现象有增无减。
阮富仲出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后，明显加大了对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加强了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2012年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并由中央总书记任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取代由总理担任主任的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从2013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查处了以越南海运局局长杨志勇、越南亚洲商业银行创始人阮德坚、越南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陈国栋为代表的一批大案要案。
在任何一个国家，反腐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国内外媒体就报道，杨志勇、阮德坚两案涉及总理阮晋勇。2012年10月6日，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发表评论说：“如果总理做错事，一样要接受党的处分。”随后，《人民报》澄清，文章本来是指“总经理（Thu truong）”而非“总理（Thu tuong）”，排版时掉了一个字母。接下来在10月15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阮富仲表示，“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对整个政治局及政治局的一位同志给予纪律处分。” 分析人士认为，“一位同志”正是总理阮晋勇。
反腐甚至涉及国际关系。陈国栋因在河内城铁项目上接受日本交通技术株式会社的贿赂被逮捕后，日本一度宣布暂停对越经援。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开发援助 （以下简称ODA） 提供国，该起案件已严重影响了日本对越南ODA项目的发展。
阮富仲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抓反腐，和他自身的清廉是分不开的。有报道称阮富仲“女儿至今仍只是一名普通干部，其清廉的声誉和一些高层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
注重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在2015年访华和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开前后，众多国内外媒体把阮富仲称为“亲华派”、“知华派”。的确，我们从阮富仲身上可以看到浓浓的“中国情结”。2015年已经是阮富仲的第七次访华，而且几乎在每一次职务变动后，阮富仲都要来华交流。阮富仲的首次访华就是在担任《共产主义》杂志总编辑不久，撰写《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而初露峥嵘的1992年，1997年阮富仲在就任河内市委副书记不足一年后再度访华，2007年中国成为阮富仲就任国会主席后第一个出访的大国，2011年阮富仲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当年又来华访问。
中国一向喜欢把对华友好的外国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阮富仲还有一个与其他很多“老朋友”不同的特色：非常注重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当然，这也和越中两国都是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的国情分不开。例如在2003年，阮富仲作为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出席首届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时，就表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具有深刻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越方愿通过此次研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理论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外，近年阮富仲力推的反腐斗争也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中国的反腐经验。
在涉及中越分歧的一些问题上，阮富仲也和越南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态度有差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4年5月越南爆发反华骚乱。当年6月，阮富仲为总书记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将越南境内的反华骚乱定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以民族主义为借口的暴力行为”，阮晋勇对此表示“有保留”。显然，阮富仲成功连任越共总书记有利于中越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友好往来。
当然，阮富仲尽管对华友好，也并不会在两国的一些分歧中违背越南的国家利益，更不是某些西方媒体宣称的“中国代理人”。正如国内一些媒体分析的那样，阮富仲连任和阮晋勇“出局”，或让西方舆论有些沮丧，但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也掉入西方的分析逻辑，以为中越关系从此“妥了”。中越南海之争或会像已经形成的新态势一样受到管控，但不会停止。不过，这样一位“老朋友”的存在總归大大减少了中越关系失控的危险。
新的挑战
2016年1月27日晚上，越南正式宣布72岁的阮富仲当选新一届越共总书记。连任后的阮富仲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近年来，越南的反共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在越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越南官方权威媒体公开承认：“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充斥着各种攻击、颠覆越南共产党领导地位、动摇越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公开信和言论”。如何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颜色革命” 的图谋，依旧是摆在阮富仲面前的一道难题。和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强合作，不失为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明智之举。正因为这样，在今年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见当中，阮富仲明确表示促进中越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头等优先事务，这是越南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阮富仲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必然选择。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越南国会的机关报《人民代表》曾于2013年刊文将阮富仲比作中国诗人屈原。文章中写道，“虽然两人相隔数千年，但他们都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17年1月12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中国2017年迎接的首位外国领袖。一时间，阮富仲再一次成为媒体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越南是中国的重要邻邦，其“革新开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相似之处。阮富仲作为越南著名的理论家、政治家，对越南改革发展的探索十分值得关注。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
如果给“当今”找一个起点的话，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随着圣诞之夜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短20世纪”画上了句号。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另一个时代开始。如何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对于越南——这个曾经积极追随苏联，一度成为苏联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1992年，越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主义》在当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该文系统的总结了苏联解体五个方面的教训：一是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放松了党的建设；二是不提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事实上否定了马列主义；三是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从官僚主义跳到极端民主化；四是脱离群众，蜕化变质；五是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五个方面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文章有力地回答了越南“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也让世界记住了作者的名字——阮富仲。
阮富仲何许人也？其实在越南那些经常关注思想理论动态的人中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阮富仲1944年生于越南河内市东英县东会乡。早在1967年，刚刚从河内综合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的阮富仲就被分配到了《共产主义》杂志工作。在撰写《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时，阮富仲已经在《共产主义》杂志工作了整整25个年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阮富仲不仅从一个23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也从一名资料室的管理员、一名普通的党刊编辑成长为了杂志的总编辑。正是在《共产主义》杂志取得的理论建树，为阮富仲的政治前途奠定了基础。
1996年，阮富仲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共产主义》杂志，就任河内市委副书记，2000年起又担任河内市委书记。虽然不再是专职的理论研究工作者，阮富仲仍然非常重视理论工作。特别是2001年兼任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之后，阮富仲重视发挥中央理论委员会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理论依据的作用，还于次年出版了专著《革新进程中的越南共产党》。有学者称其为“越南头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说，阮富仲当之无愧。
发挥国会的监督作用
从前面的履历可以看出，阮富仲早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生。在很多观察家乃至民众的眼中，阮富仲也的确带有知识分子政治家的气质。一提起阮富仲，往往绕不开“温和”、“稳健” 、“儒雅”……这一类词汇，甚至有些越南人认为他“像一位慈祥的祖父”。然而，这样一位看似文弱的领导人其实也有刚强的一面，可谓柔中带钢，锦里藏针。这在阮富仲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的“日本高铁事件” 上最为明显。
2006年6月，阮富仲从河内市委书记转任越南国会主席。在就职时，阮富仲就对记者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国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阮富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9年8月，在总理阮晋勇、副总理阮生雄等人的推动下，越南政府和日本新干线公司达成了越南以560亿美元的巨资从日本引进技术，打造一条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高铁的合作意向。而按照越南法律的规定，预算超过19亿美元的项目就必须经过国会批准，需获得多数票支持才能通过。因此，2010年6月19日，阮富仲主持的越南国会就引进日本新干线高铁这一“梦工程”进行了表决。
在表决之前，阮晋勇、阮生雄等人并不担心。虽然越南从2002年起就建立了国会质询制度，国会也曾经否决过国家审计局局长等政府提名的人选，但是在政府核心领导人推动的重大工程上从未行使过否决权。然而，表决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在参加会议的493名国会议员中，只有209人投票赞成该项目。有学者评价称，“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驾马车’”。这一切显然和时任国会主席的阮富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后来，阮富仲“高铁计划遭到否决是民意受到重视的体现”这一表态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2011年1月的越共十一大上，阮富仲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然而，登上越南政界巅峰的阮富仲恐怕不会有多少興奋之情。因为，在大会讨论如何修订《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时，阮富仲等领导人主张保留原纲领中“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 的提法，另一些领导人主张将其改为“现代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关系”。双方发生了争论。最后，会议采取了表决方式，结果只有不到35%的代表支持维持原有提法，超过65%的代表赞同新的提法得以最后通过。阮富仲也只能表示“接受大会的意见”。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原则区别，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国家能够实现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三大基本特征。实际上越南在十一大以前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如此。尽管越共十一大仍然强调要“使国企牢牢占据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毫无疑问，不再提“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确实表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淡化。这种理论上的变化可能引发的“骨牌效应”，也是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阮富仲最为担心的。 果然，随后2013年越南修改宪法时，敌对势力纠集一些海内外知识分子和离退休官员提出了所谓的“72人宪法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取消1992年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四条、军队国家化、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把国名由“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等等。一时间，越南呈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面对严峻形势，阮富仲2013年2月25日在富寿省调研时强调，“希望废除宪法的第四条、否定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三权分立和军队非政治化，就是政治道德作风蜕化的表现”。在阮富仲等人的努力下，2013年11月越南十三届国会的六次会议上通过的越南宪法修正案，肯定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前述阮富仲任越南国会主席期间，一些西方观察家因为他致力于加强国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而称其为“改革派”。然而，阮富仲在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后，由于坚决反对多党制又被称为“保守派”。那么，阮富仲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其实，如果我们跳出西方观察家的“改革——保守”二元思维，就会发现，无论是“改革”也好，“保守”也罢，阮富仲都是在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硬说阮富仲是什么派的话，大概“人民派”或“社会主义派”最为合适。
大力打击贪污腐败
和中国颇为相似，越南广大干部群众也对改革以来的滋长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仅在越共九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就有包括13名中央委员、19名正副部长以及26名正副省、市委书记在内的118名中央和地方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了纪律处分。越南人将腐败称之为“国难”，将腐败分子称之为“内寇”。虽然越南2006年成立了由总理阮晋勇任主任的政府反腐败指导委员会，但是腐败现象有增无减。
阮富仲出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后，明显加大了对腐败问题的打击力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加强了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2012年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并由中央总书记任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取代由总理担任主任的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从2013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另一方面，阮富仲等人查处了以越南海运局局长杨志勇、越南亚洲商业银行创始人阮德坚、越南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陈国栋为代表的一批大案要案。
在任何一个国家，反腐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国内外媒体就报道，杨志勇、阮德坚两案涉及总理阮晋勇。2012年10月6日，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发表评论说：“如果总理做错事，一样要接受党的处分。”随后，《人民报》澄清，文章本来是指“总经理（Thu truong）”而非“总理（Thu tuong）”，排版时掉了一个字母。接下来在10月15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阮富仲表示，“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对整个政治局及政治局的一位同志给予纪律处分。” 分析人士认为，“一位同志”正是总理阮晋勇。
反腐甚至涉及国际关系。陈国栋因在河内城铁项目上接受日本交通技术株式会社的贿赂被逮捕后，日本一度宣布暂停对越经援。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官方开发援助 （以下简称ODA） 提供国，该起案件已严重影响了日本对越南ODA项目的发展。
阮富仲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抓反腐，和他自身的清廉是分不开的。有报道称阮富仲“女儿至今仍只是一名普通干部，其清廉的声誉和一些高层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
注重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在2015年访华和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开前后，众多国内外媒体把阮富仲称为“亲华派”、“知华派”。的确，我们从阮富仲身上可以看到浓浓的“中国情结”。2015年已经是阮富仲的第七次访华，而且几乎在每一次职务变动后，阮富仲都要来华交流。阮富仲的首次访华就是在担任《共产主义》杂志总编辑不久，撰写《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垮台》而初露峥嵘的1992年，1997年阮富仲在就任河内市委副书记不足一年后再度访华，2007年中国成为阮富仲就任国会主席后第一个出访的大国，2011年阮富仲当选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当年又来华访问。
中国一向喜欢把对华友好的外国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阮富仲还有一个与其他很多“老朋友”不同的特色：非常注重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当然，这也和越中两国都是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的国情分不开。例如在2003年，阮富仲作为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出席首届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时，就表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具有深刻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越方愿通过此次研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理论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另外，近年阮富仲力推的反腐斗争也在许多方面借鉴了中国的反腐经验。
在涉及中越分歧的一些问题上，阮富仲也和越南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态度有差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4年5月越南爆发反华骚乱。当年6月，阮富仲为总书记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将越南境内的反华骚乱定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以民族主义为借口的暴力行为”，阮晋勇对此表示“有保留”。显然，阮富仲成功连任越共总书记有利于中越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友好往来。
当然，阮富仲尽管对华友好，也并不会在两国的一些分歧中违背越南的国家利益，更不是某些西方媒体宣称的“中国代理人”。正如国内一些媒体分析的那样，阮富仲连任和阮晋勇“出局”，或让西方舆论有些沮丧，但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也掉入西方的分析逻辑，以为中越关系从此“妥了”。中越南海之争或会像已经形成的新态势一样受到管控，但不会停止。不过，这样一位“老朋友”的存在總归大大减少了中越关系失控的危险。
新的挑战
2016年1月27日晚上，越南正式宣布72岁的阮富仲当选新一届越共总书记。连任后的阮富仲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近年来，越南的反共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在越共十二大召开前夕，越南官方权威媒体公开承认：“互联网、各种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充斥着各种攻击、颠覆越南共产党领导地位、动摇越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公开信和言论”。如何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颜色革命” 的图谋，依旧是摆在阮富仲面前的一道难题。和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强合作，不失为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明智之举。正因为这样，在今年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见当中，阮富仲明确表示促进中越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头等优先事务，这是越南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阮富仲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必然选择。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越南国会的机关报《人民代表》曾于2013年刊文将阮富仲比作中国诗人屈原。文章中写道，“虽然两人相隔数千年，但他们都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