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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愧对组织的培养，在工作中谋取私利，走上贪腐不归路……”2019年3月，在重庆市江津区召开的“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警示教育会上，当江津区永新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韩勇在视频中抹泪忏悔时，会场异常安静。
同样是在2019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纪委原副书记、监委原副主任彭如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显示，其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收受他人礼金;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执纪违纪，执法犯法。
近年来，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刀刃向内”，一大批涉嫌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被查。他们都倒在什么关口，我们可以从这些“害群之马”身上得到哪些教训呢？
十八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系统处分1万余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谈话函询1.1万人（编者注：数据截至2017年10月）。
另外，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仅201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800余件，处分1600余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40人、县处级干部280余人。
涉嫌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从其任职和违纪违法情况看，至少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党政干部曾在或现在纪委监委工作，但问题主要出在其他岗位上。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韩勇，还兼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国土、建设、拆迁等工作。他正是利用这些职务之便，收受拆迁公司贿赂，帮其协调矛盾纠纷，进而受贿。其纪委书记的形象则相对模糊。
第二类则是长期在纪检监察系统任职的，其较有代表性，人数较多。如2018年9月落马的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邱大明。邱大明在纪检战线工作了12年，历任辽源市纪委书记、吉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等职。邱大明被双开的通报中透露，邱大明“干扰审查调查”，“跑风漏气”，“执纪违纪、执法犯法，将监督执纪权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三类是离任后，此前在纪检监察岗位做的旧事被查出。如朱明国在广东省政协主席任上被查后，其在纪检系统任职时帮各色人等解决诉求并受贿的事实被查出。此外，四川省遂宁市政协原主席孙志毅落马后，还被查出其任遂宁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期间曾向一些干部索贿。
在不少专家看来，在以上几类人中，长期在纪委工作并“犯事儿”的人更为典型。他们的违纪违法有何特点？
其一，他们多利用审查调查权力跑风漏气，并为他人牟利。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曝光了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的违纪情况。早在2004年，他就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后来，袁卫华和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政府原市长黄兴国打得火热，当黄兴国套取、打探自己的问题线索时，袁卫华都一一奉告，给纪律审查工作带来极大的破坏。
其二，明目张胆教人串供。如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沈佳，曾与一名涉嫌受贿100万元的国有矿业公司负责人串通，让他安排假证人，提供假口供应对调查，使他当时免于被查处。事后，沈佳索贿几百万元，可谓胆大包天。
其三，被调查前百般掩盖，被调查后坦白交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刀刃向内”、执纪越来越严有关。据统计，安徽蚌埠市纪委原副书记、市监委原副主任赵明伟等20余人都涉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问题。
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原处长原屹峰，还与一些有交往的老板串供，“教他们怎么说这些事情”。为了不让组织怀疑，他甚至在领导家访时，从老板提供的豪宅搬回了旧房子，挂上全家福，体现生活气，企图蒙混过关。
党的十八大以来，“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问题不断被提出。纪检监察机关在以“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勇气查处“害群之马”的同时，也进行了多项制度的创新。
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详细介绍了相关创新：“建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开展监督检查;对问题线索管理及处置进行重大改革，将问题线索统一交由案件监督管理室管理，同时每年进行线索大起底，并要求调取问题线索必须经过严格的报批程序;规范涉案财物的管理，发挥科技的作用;出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法规，力求在每一个环节上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对于紀检监察干部长期在一地办案，“机关管不着、地方不敢管”，易与地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等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多项规定，对纪检监察干部在地方的行为明确约束，并已将监督检查室与审查调查室分设，同时发挥案件审理室的作用，形成相互协调并制约的工作机制。
毋庸讳言，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内外两方面都还存在改进空间。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如今专门从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的人员仍较少，多是监督具体事件，或根据举报进行查处，有的难以深入，主动监督仍不够。而在一些专家看来，一些外部监督方式实际上缺乏实现的手段，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仍待进一步加强。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廉政瞭望》）
同样是在2019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纪委原副书记、监委原副主任彭如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显示，其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收受他人礼金;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执纪违纪，执法犯法。
近年来，随着纪检监察机关“刀刃向内”，一大批涉嫌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被查。他们都倒在什么关口，我们可以从这些“害群之马”身上得到哪些教训呢？
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分三类
十八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系统处分1万余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谈话函询1.1万人（编者注：数据截至2017年10月）。
另外，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仅201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800余件，处分1600余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40人、县处级干部280余人。
涉嫌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从其任职和违纪违法情况看，至少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党政干部曾在或现在纪委监委工作，但问题主要出在其他岗位上。如文章开头提到的韩勇，还兼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国土、建设、拆迁等工作。他正是利用这些职务之便，收受拆迁公司贿赂，帮其协调矛盾纠纷，进而受贿。其纪委书记的形象则相对模糊。
第二类则是长期在纪检监察系统任职的，其较有代表性，人数较多。如2018年9月落马的吉林省纪委原副书记、省监委原副主任邱大明。邱大明在纪检战线工作了12年，历任辽源市纪委书记、吉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等职。邱大明被双开的通报中透露，邱大明“干扰审查调查”，“跑风漏气”，“执纪违纪、执法犯法，将监督执纪权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三类是离任后，此前在纪检监察岗位做的旧事被查出。如朱明国在广东省政协主席任上被查后，其在纪检系统任职时帮各色人等解决诉求并受贿的事实被查出。此外，四川省遂宁市政协原主席孙志毅落马后，还被查出其任遂宁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期间曾向一些干部索贿。
“纪委内鬼”违纪三大特点：
多用审查调查权牟利
在不少专家看来，在以上几类人中，长期在纪委工作并“犯事儿”的人更为典型。他们的违纪违法有何特点？
其一，他们多利用审查调查权力跑风漏气，并为他人牟利。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曝光了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的违纪情况。早在2004年，他就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后来，袁卫华和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政府原市长黄兴国打得火热，当黄兴国套取、打探自己的问题线索时，袁卫华都一一奉告，给纪律审查工作带来极大的破坏。
其二，明目张胆教人串供。如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沈佳，曾与一名涉嫌受贿100万元的国有矿业公司负责人串通，让他安排假证人，提供假口供应对调查，使他当时免于被查处。事后，沈佳索贿几百万元，可谓胆大包天。
其三，被调查前百般掩盖，被调查后坦白交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刀刃向内”、执纪越来越严有关。据统计，安徽蚌埠市纪委原副书记、市监委原副主任赵明伟等20余人都涉及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问题。
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原处长原屹峰，还与一些有交往的老板串供，“教他们怎么说这些事情”。为了不让组织怀疑，他甚至在领导家访时，从老板提供的豪宅搬回了旧房子，挂上全家福，体现生活气，企图蒙混过关。
“谁来监督纪委”这样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谁来监督纪委”这一问题不断被提出。纪检监察机关在以“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勇气查处“害群之马”的同时，也进行了多项制度的创新。
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详细介绍了相关创新：“建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开展监督检查;对问题线索管理及处置进行重大改革，将问题线索统一交由案件监督管理室管理，同时每年进行线索大起底，并要求调取问题线索必须经过严格的报批程序;规范涉案财物的管理，发挥科技的作用;出台《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法规，力求在每一个环节上将风险降低到最小……”
对于紀检监察干部长期在一地办案，“机关管不着、地方不敢管”，易与地方结成利益共同体等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多项规定，对纪检监察干部在地方的行为明确约束，并已将监督检查室与审查调查室分设，同时发挥案件审理室的作用，形成相互协调并制约的工作机制。
毋庸讳言，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内外两方面都还存在改进空间。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如今专门从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的人员仍较少，多是监督具体事件，或根据举报进行查处，有的难以深入，主动监督仍不够。而在一些专家看来，一些外部监督方式实际上缺乏实现的手段，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仍待进一步加强。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