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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24岁的硕士研究生涂谦，以近十年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中有近80%的官员，腐败期间职务一再得到了晋升，腐败行为也一般多在9年后东窗事发。而且该项研究成果还被选入每年一册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中组部的一项调查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研究结论。据统计，近年来，各地受到党纪、政纪或刑事处分的县处级和地厅级领导干部中，在提拔前就存在严重问题的占了2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最为典型的当属陈良宇了。事发之后，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查，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1987～1992年）期间即已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了。算起来，从陈开始腐败到其落马（2006年8月），时间跨度整整19年。这种“带病”的官员，不但长期没有被发现，而且还一路高升，直至走上权力的巅峰。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也是官场中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鲜活实例。1991年至2006年，何从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多次擢升，直至安徽省副省长。就在这15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贿受贿，共计841万余元，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最终还是在他当上安徽省副省长后，才因一些民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
当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时，三秦大地一片哗然。让63岁的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仕途竟栽在了由其11名情妇组成的“情妇告状团”的手下。为了捞钱养情妇，庞家钰多次把手伸向了由其负责的冯家山引水工程财政预算，投资总额一再改写。从1.5亿元升至3.2亿元。而且在工程的关键时刻，他居然还亲率6名情妇到南非“考察招商”，结果导致工程六次爆管。就是这样一名道德败坏的贪官，10余年来，却能一路官运亨通，曾先后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直至省政协副主席。
究其原委，干部带病提拔的最主要病根儿还是在“腐败”二字上。眼下，一些下级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常常会利用各种机会投上司所好，送钱，送物，送女人，或誓死效忠，甘当走卒与耳目，然后再利用这顶保护伞罩着自己，去恣意妄为。还有一些贪官则利用职权，大行卖官之道，如此你送我收，我要你给，各得其所。久之。上下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利益攸关的黑金与帮派关系。作为圈里人的下级即使做错了什么，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甚至还可能尽力为其化解摆平。
再者，纪检监察部门的失职缺位，也是带病提拔的根源之一。据统计，如今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群众举报或媒体曝光而败露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身为国家公务员、拿着国家高标准俸禄的纪检监察人员干什么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分内工作何以如此失职缺位，值得深思与反省！
除此，用人机制的变革也很重要，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把手人权财权独揽的一支笔、一言堂现象，亦是导致带病提拔的关键致病因素，在干部提拔方面，一把手就是水平再高。也难免会有失误的地方，也难免不参杂某些个人私心与杂念。因此，要想杜绝和减少带病提拔的顽症，必须大力推行干部任用上的公开公正原则，要大幅提升群众打分的比重。因为，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当然，在干部提拔问题上，谁也不能确保不出现一点用人失察的问题，但如此高的带病提拔率，如此多的“举恶”丑闻的出现却极少有人被问责问罪，这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其实，官员失察罪在我国古已有之。各级官员举荐和考核官员出现失误，那是要到受严惩的，不仅贬职罢官，掉脑袋的也不乏其例。宋太宗时，朝廷重臣王化基先后担任过御史中丞和参知政事。在任御史中丞时，为了避免官员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徇私舞弊，他曾提出，应该采取荐人责任追究制。即把举荐人和被举荐人一同记录在案，如果被举荐人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是廉洁称职的，对举荐人给予表彰奖励；否则，将追究举荐人的失察责任。同样，清代对同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举荐连带责任也有过相关规定，即被举荐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者都要受到惩戒。
为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其提拔任职前就有违纪违法行为的。组织人事部门必须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之前，类似的规定也不是没有。
但却总有人铤而走险，我行我素，这说明，我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惩戒力度还不够。治国必先治吏，吏洁则民欢。像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等当属腐败中的重症，系毁我长城、尽失民心之恶举，后果极其严重。必须以严刑峻法加以杜绝，令其想为而不敢为，令其想为而不能为。
（责编：山林）
中组部的一项调查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研究结论。据统计，近年来，各地受到党纪、政纪或刑事处分的县处级和地厅级领导干部中，在提拔前就存在严重问题的占了20%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最为典型的当属陈良宇了。事发之后，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查，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1987～1992年）期间即已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了。算起来，从陈开始腐败到其落马（2006年8月），时间跨度整整19年。这种“带病”的官员，不但长期没有被发现，而且还一路高升，直至走上权力的巅峰。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也是官场中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鲜活实例。1991年至2006年，何从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多次擢升，直至安徽省副省长。就在这15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贿受贿，共计841万余元，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最终还是在他当上安徽省副省长后，才因一些民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
当中纪委公布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污腐败案时，三秦大地一片哗然。让63岁的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仕途竟栽在了由其11名情妇组成的“情妇告状团”的手下。为了捞钱养情妇，庞家钰多次把手伸向了由其负责的冯家山引水工程财政预算，投资总额一再改写。从1.5亿元升至3.2亿元。而且在工程的关键时刻，他居然还亲率6名情妇到南非“考察招商”，结果导致工程六次爆管。就是这样一名道德败坏的贪官，10余年来，却能一路官运亨通，曾先后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直至省政协副主席。
究其原委，干部带病提拔的最主要病根儿还是在“腐败”二字上。眼下，一些下级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常常会利用各种机会投上司所好，送钱，送物，送女人，或誓死效忠，甘当走卒与耳目，然后再利用这顶保护伞罩着自己，去恣意妄为。还有一些贪官则利用职权，大行卖官之道，如此你送我收，我要你给，各得其所。久之。上下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利益攸关的黑金与帮派关系。作为圈里人的下级即使做错了什么，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甚至还可能尽力为其化解摆平。
再者，纪检监察部门的失职缺位，也是带病提拔的根源之一。据统计，如今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群众举报或媒体曝光而败露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身为国家公务员、拿着国家高标准俸禄的纪检监察人员干什么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分内工作何以如此失职缺位，值得深思与反省！
除此，用人机制的变革也很重要，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把手人权财权独揽的一支笔、一言堂现象，亦是导致带病提拔的关键致病因素，在干部提拔方面，一把手就是水平再高。也难免会有失误的地方，也难免不参杂某些个人私心与杂念。因此，要想杜绝和减少带病提拔的顽症，必须大力推行干部任用上的公开公正原则，要大幅提升群众打分的比重。因为，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当然，在干部提拔问题上，谁也不能确保不出现一点用人失察的问题，但如此高的带病提拔率，如此多的“举恶”丑闻的出现却极少有人被问责问罪，这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其实，官员失察罪在我国古已有之。各级官员举荐和考核官员出现失误，那是要到受严惩的，不仅贬职罢官，掉脑袋的也不乏其例。宋太宗时，朝廷重臣王化基先后担任过御史中丞和参知政事。在任御史中丞时，为了避免官员用人方面任人唯亲，徇私舞弊，他曾提出，应该采取荐人责任追究制。即把举荐人和被举荐人一同记录在案，如果被举荐人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是廉洁称职的，对举荐人给予表彰奖励；否则，将追究举荐人的失察责任。同样，清代对同僚官员、上下级官员的举荐连带责任也有过相关规定，即被举荐官员一旦违法，保举、荐举者都要受到惩戒。
为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其提拔任职前就有违纪违法行为的。组织人事部门必须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之前，类似的规定也不是没有。
但却总有人铤而走险，我行我素，这说明，我们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惩戒力度还不够。治国必先治吏，吏洁则民欢。像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等当属腐败中的重症，系毁我长城、尽失民心之恶举，后果极其严重。必须以严刑峻法加以杜绝，令其想为而不敢为，令其想为而不能为。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