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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祥麟有很多耀眼的身份——两院院士、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无论哪一个头衔，都沉甸甸，光灿灿。但真正影响和决定了他人生方向道路、唯一让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侯祥麟曾说：他一生有几个心愿，基本都实现了。第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是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第三是新中国成立；第四是我国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军用、民用油品在品种、质量、数量上完全能够自给；第五是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剩下未实现的那个心愿便是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侯祥麟的这六个心愿，也正是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心愿。为了这六个愿望，侯祥麟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他无怨无悔。
侯祥麟，191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31年，当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刚刚走进燕京大学时，九一八事变震惊了整个中国。他和同学们一起游行、抗议，甚至不惜卧轨以求南下请愿。侯祥麟亲耳听到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抗日，但最终他们等来的却是一句空话。
失望、苦闷的侯祥麟，偶然从一位江西同学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故事。据侯祥麟自传《我与石油有缘》一书记载：“以前我以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门杀人放火，非常可怕，想不到他们在乡下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苦农民斗争的，这使我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很喜欢他，可惜第二年他退学了。”侯祥麟开始关注这个似乎很遥远的党和军队，有时会在图书馆的英文刊物中寻找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大约读大三的时候，有一天，侯祥麟在图书馆看见一本美国共产党办的英文杂志《NewMasses》（《新群众》），其中有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他读后很兴奋。以后便经常读这本刊物，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长征开始以后，该杂志常有关于红军打仗的消息。而当时报纸上所报道的消息，他觉得完全不可信。从此，他对红军艰苦作战和所取得的进展从心中感到非常钦佩。
1935年暑假，侯祥麟参加了北京西山的一个夏令营。在夏令营中，他遇见了中学的同班同学胡实声。当时，侯祥麟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而胡实声已是地下党员，在讨论中他们俩的观点常常相左。在夏令营结束前，胡实声同侯祥麟长谈了一次，并介绍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这是侯祥麟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开始。从那以后，侯祥麟想方设法找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来读，而且完全被它们所吸引。他认为，这些才是真理。
1935年，由于不愿呆在日军威胁的北平，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侯祥麟又考取了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在上海的这两年期间，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侯祥麟白天在研究所搞研究，晚上则大量阅读借来的马克思主义英文原著。他常常抱着厚厚的英文书籍穿过回他住所途中的兆丰公园，全然不顾可能遇到的特务盯梢或检查。《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大众哲学》等都曾让他彻夜不眠。书中阐述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科学真理，使他茅塞顿开。而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让侯祥麟的思想发生了社会意义的“化学革命”。每读到会心之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暗暗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时值国家危难之际，侯祥麟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两面派行为，他大失所望，决心要寻找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深切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真的抗日救国，真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所以我们就拥护了，只要是抗日，我们就要拥护他，到死为止。”
侯祥麟萌生了想当一名共产党员的明确愿望。1937年秋天的一天，侯祥麟终于把这个憋在心头已久的愿望当面告诉了燕京大学同学龚普生，“请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吧。我已经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对共产主义非赞同，在中国，我认为只有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我想当一个共产党员。”当时龚普生很高兴，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现在我不能介绍你入党。你到内地去吧，我可以介绍一个人与你认识，你一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侯祥麟才知道，1937年不接受新党员，许多人都是193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其中，也包括龚普生。
1937年底，侯祥麟一行取道香港，转至长沙。他找到了离沪前龚普生在信中介绍的湖南大学的张韵芝。在得知侯祥麟等人愿意参加救亡运动后，张韵芝介绍他们到宣传抗日的难民服务团工作。在那里，侯祥麟认识了余书丹、李壬练等人。
侯祥麟、余书丹、杜辉义、李壬练等人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侯祥麟、余书丹还商定，谁先入党就负责介绍另一人入党。后来，余书丹首先入党，不久就介绍了侯祥麟入党。
1938年4月，在日军飞机隆隆的轰炸声中，在长沙一间小屋里，面对列宁的画像，弃学到长沙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时年26岁的侯祥麟，与杜辉义、李壬练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圆了他们多年来的愿望。的确，在抗日救国洪流中成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吸引了无数不甘受辱、立志报国的中华儿女。从1934年到1945年共有约80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了共产党。侯祥麟和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步步从一个爱国学子成长为我国最早的红色科学家、新中国的科技中坚之一，及至后来一直还担当着国家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重任。
侯祥麟也曾渴望到延安去，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如愿。作为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种种机缘使他一直辗转在后方从事与炼油化工有关的工作。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沿海封锁，抗战前线的中国军队严重缺少油料，情势非常紧急，侯祥麟急国家之所急，投入到“一滴血一滴油”的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侯祥麟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炼制汽油和柴油等技术工艺。为了弥补燃料的不足，他还设计建造设备，提炼酒精，再把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同时，他还秘密做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为建立党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指示派遣一批技术干部到国外深造。经组织批准，侯祥麟去美国继续学习化学工程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组织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其他几个党员推动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且已取得化工学博士学位的侯祥麟立即回到了祖国，希望实现他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科学报国的理想，投身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侯祥麟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员成功动员了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到了祖国。
可以说，侯祥麟的后半生与新中国新兴的石油化工事业紧密相连。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风风雨雨，一道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侯祥麟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当年7月30日，石油工业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为石油化工事业呕心沥血的历程。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就是后来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和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当时该院不但进行石油炼制的科学技术研究，而且具有管理全国石油科学技术工作的职能。侯祥麟调任该院副院长，主管石油炼制及军用油品的科研工作。
建国初期，我国的石油化工几乎是个空白，石油产品的90％以上依靠进口。新诞生的共和国到处呼唤着维持生命的“血液”。20世纪50年代，我国军用和民航所用航空煤油（喷气燃料）一直靠从苏联进口。当时石油部曾组织试产这种油料，但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均出现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的问题。后来中苏关系紧张，航空煤油进口更是锐减，中国军、民用飞机均面临即将飞不起来的危急局面。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沉重地说：“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他对侯祥麟说：“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部长的话犹如给侯祥麟的军令状，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在这种紧迫情势下，他组织起六个研究室的力量，并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没有先进的炼油技术，即使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难以将这种储藏于地下深处的资源转换成工业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侯祥麟领导开发了流化床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新型催化剂和添加剂等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炼油新技术，成功地突破了国外封锁。
谈起这一成就，侯祥麟后来曾一直为之感到自豪：“‘五朵金花’使我国的炼油工业技术一下子从落后跃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油品了！”与此同时，他领导攻克了国产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用我国自己炼制出的航空煤油让飞机飞上了天。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原油产量跨过一亿吨大关，如何合理利用石油资源，牵动着这位老科学家的心。1981年，受托中国科协，他主持论证、起草了《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后，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
2003年，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委托，91岁高龄的侯祥麟老骥伏枥，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启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历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该项目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能源行业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晚年的侯祥麟在不同场合曾神采飞扬地谈及自己一辈子的五大心愿都已实现，其中列入首位的就是：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完成了找党、入党的心愿。他还曾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2008年12月8日，侯祥麟溘然长逝。侯祥麟96年的人生历程，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科技成就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大爱。
“我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我的脚步和共和国的脚步合拍。”侯祥麟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中的这句话，真实地道出了他的心声。
（责编曲星）
侯祥麟，191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31年，当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刚刚走进燕京大学时，九一八事变震惊了整个中国。他和同学们一起游行、抗议，甚至不惜卧轨以求南下请愿。侯祥麟亲耳听到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抗日，但最终他们等来的却是一句空话。
失望、苦闷的侯祥麟，偶然从一位江西同学那里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故事。据侯祥麟自传《我与石油有缘》一书记载：“以前我以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门杀人放火，非常可怕，想不到他们在乡下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苦农民斗争的，这使我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很喜欢他，可惜第二年他退学了。”侯祥麟开始关注这个似乎很遥远的党和军队，有时会在图书馆的英文刊物中寻找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大约读大三的时候，有一天，侯祥麟在图书馆看见一本美国共产党办的英文杂志《NewMasses》（《新群众》），其中有关于中国红军的报道，他读后很兴奋。以后便经常读这本刊物，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长征开始以后，该杂志常有关于红军打仗的消息。而当时报纸上所报道的消息，他觉得完全不可信。从此，他对红军艰苦作战和所取得的进展从心中感到非常钦佩。
1935年暑假，侯祥麟参加了北京西山的一个夏令营。在夏令营中，他遇见了中学的同班同学胡实声。当时，侯祥麟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而胡实声已是地下党员，在讨论中他们俩的观点常常相左。在夏令营结束前，胡实声同侯祥麟长谈了一次，并介绍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这是侯祥麟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开始。从那以后，侯祥麟想方设法找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来读，而且完全被它们所吸引。他认为，这些才是真理。
1935年，由于不愿呆在日军威胁的北平，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侯祥麟又考取了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在上海的这两年期间，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侯祥麟白天在研究所搞研究，晚上则大量阅读借来的马克思主义英文原著。他常常抱着厚厚的英文书籍穿过回他住所途中的兆丰公园，全然不顾可能遇到的特务盯梢或检查。《资本论》《反杜林论》和《大众哲学》等都曾让他彻夜不眠。书中阐述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和科学真理，使他茅塞顿开。而我国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让侯祥麟的思想发生了社会意义的“化学革命”。每读到会心之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暗暗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
面对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时值国家危难之际，侯祥麟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两面派行为，他大失所望，决心要寻找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他深切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真的抗日救国，真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认为共产党主张抗日，所以我们就拥护了，只要是抗日，我们就要拥护他，到死为止。”
侯祥麟萌生了想当一名共产党员的明确愿望。1937年秋天的一天，侯祥麟终于把这个憋在心头已久的愿望当面告诉了燕京大学同学龚普生，“请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吧。我已经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对共产主义非赞同，在中国，我认为只有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我想当一个共产党员。”当时龚普生很高兴，说：“你的想法很好，但是现在我不能介绍你入党。你到内地去吧，我可以介绍一个人与你认识，你一定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侯祥麟才知道，1937年不接受新党员，许多人都是193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其中，也包括龚普生。
1937年底，侯祥麟一行取道香港，转至长沙。他找到了离沪前龚普生在信中介绍的湖南大学的张韵芝。在得知侯祥麟等人愿意参加救亡运动后，张韵芝介绍他们到宣传抗日的难民服务团工作。在那里，侯祥麟认识了余书丹、李壬练等人。
侯祥麟、余书丹、杜辉义、李壬练等人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侯祥麟、余书丹还商定，谁先入党就负责介绍另一人入党。后来，余书丹首先入党，不久就介绍了侯祥麟入党。
1938年4月，在日军飞机隆隆的轰炸声中，在长沙一间小屋里，面对列宁的画像，弃学到长沙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时年26岁的侯祥麟，与杜辉义、李壬练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圆了他们多年来的愿望。的确，在抗日救国洪流中成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吸引了无数不甘受辱、立志报国的中华儿女。从1934年到1945年共有约80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了共产党。侯祥麟和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步步从一个爱国学子成长为我国最早的红色科学家、新中国的科技中坚之一，及至后来一直还担当着国家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重任。
侯祥麟也曾渴望到延安去，也曾争取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如愿。作为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种种机缘使他一直辗转在后方从事与炼油化工有关的工作。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沿海封锁，抗战前线的中国军队严重缺少油料，情势非常紧急，侯祥麟急国家之所急，投入到“一滴血一滴油”的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侯祥麟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炼制汽油和柴油等技术工艺。为了弥补燃料的不足，他还设计建造设备，提炼酒精，再把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同时，他还秘密做党的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为建立党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指示派遣一批技术干部到国外深造。经组织批准，侯祥麟去美国继续学习化学工程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组织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其他几个党员推动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正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且已取得化工学博士学位的侯祥麟立即回到了祖国，希望实现他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科学报国的理想，投身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侯祥麟率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员成功动员了300多名科学家和学者先后回到了祖国。
可以说，侯祥麟的后半生与新中国新兴的石油化工事业紧密相连。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风风雨雨，一道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侯祥麟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当年7月30日，石油工业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为石油化工事业呕心沥血的历程。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就是后来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和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当时该院不但进行石油炼制的科学技术研究，而且具有管理全国石油科学技术工作的职能。侯祥麟调任该院副院长，主管石油炼制及军用油品的科研工作。
建国初期，我国的石油化工几乎是个空白，石油产品的90％以上依靠进口。新诞生的共和国到处呼唤着维持生命的“血液”。20世纪50年代，我国军用和民航所用航空煤油（喷气燃料）一直靠从苏联进口。当时石油部曾组织试产这种油料，但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均出现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的问题。后来中苏关系紧张，航空煤油进口更是锐减，中国军、民用飞机均面临即将飞不起来的危急局面。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沉重地说：“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他对侯祥麟说：“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部长的话犹如给侯祥麟的军令状，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在这种紧迫情势下，他组织起六个研究室的力量，并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没有先进的炼油技术，即使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难以将这种储藏于地下深处的资源转换成工业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侯祥麟领导开发了流化床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新型催化剂和添加剂等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炼油新技术，成功地突破了国外封锁。
谈起这一成就，侯祥麟后来曾一直为之感到自豪：“‘五朵金花’使我国的炼油工业技术一下子从落后跃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油品了！”与此同时，他领导攻克了国产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用我国自己炼制出的航空煤油让飞机飞上了天。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原油产量跨过一亿吨大关，如何合理利用石油资源，牵动着这位老科学家的心。1981年，受托中国科协，他主持论证、起草了《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后，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
2003年，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委托，91岁高龄的侯祥麟老骥伏枥，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启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历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我国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该项目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能源行业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
晚年的侯祥麟在不同场合曾神采飞扬地谈及自己一辈子的五大心愿都已实现，其中列入首位的就是：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完成了找党、入党的心愿。他还曾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2008年12月8日，侯祥麟溘然长逝。侯祥麟96年的人生历程，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科技成就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大爱。
“我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我的脚步和共和国的脚步合拍。”侯祥麟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中的这句话，真实地道出了他的心声。
（责编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