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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21日至25日，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暨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在古都开封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来自全国近90所高校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盛会。教指委主任委员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主持大会。与会各教指委委员作了主题发言。
一、历史学科教材建设问题
章清教授(复旦大学)从教材的功能、教材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教材产生的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清末民初历史学作为传授史学知识的现代学科开始大规模编写各科门类教材。南洋中学1897年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国内编写最早的教材，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授相关知识，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多是知名学者如刘师培、夏曾佑单独编写，知识承载量和认知水平超过当前大学教材。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书写传统转变的诸多迹象，民国时期撰写“通史”教材成为学者证明学识水平的重要手段，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大学历史学通史著作，都曾被大学选为历史学科教材。这些成果多是编著者的代表作，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对今天的历史教材建设依然具有借鉴作用。章清教授认为当前历史学科教材泛滥，质量较低，“统编教材”“指定教材”制度的实行导致历史认知的“统一”，知识承载严重退化，体现史家独特学术观点的教材减少，很难得到认可。
章清教授认为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不能局限于一个学科范围。教材是历史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层面。他认为历史学科人才培养需要三个层面的读本，即入门手册、研究指南和教材。入门手册是撰写论文和专著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读物，训练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了解研究状况、解读原始资料、规划研究课题。研究指南着重介绍问题背景、基本史料、研究方法、代表性研究成果等，帮助学生进入研究领域。教材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着重介绍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帮助了解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弥补课堂授课的不足，供学生课后阅读参考的“文本”，其内容更具权威性与系统性。历史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放宽视野，建立更符合学科特点的选择方式，形成良好的教材产生机制。要坚持实行教材建设的多样化、多元化，改善教材知识传授的方式方法，尝试选用“经典”作为“教材”。将经过长期检验、适合学生课后阅读的部分专著选做“教材”。同时希望教指委在教材出版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认为要改变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政策，学者编写教材要走向市场，由高校师生自主选用。
二、本科生世界史课程设置问题
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围绕世界史的地位、世界通史体系以及学校定位和发展取向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充分重视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国正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求国民具备世界视野和各国发展历史的基本知识，科学认识世界，正确应对世界潮流。历史教学要意识到并且勇于承担这项任务，加强世界史教学力量，加大世界史课程比重。在课程设置、整个历史教学体系、师资力量等方面充分体现世界史的重要地位。牛大勇教授以北京大学为例介绍了世界史开展教学的情况。世界史通过公共课体系面向全校开课，承载了很多教学任务，占整个历史学课程一半，但师资比例却不过全体历史学科的三分之一。
牛大勇教授认为现行世界通史体系需要进行改革，目前通行的世界通史体系是50年代模仿苏联建立的，分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两部分，世界通史又分成欧美、亚非拉两部分。虽然亚非拉在反对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是有机联系的，但从区域交往紧密程度分析，亚非拉与其附近发达地区的历史交往远较亚非拉地区之间密切，将欧美和亚非拉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不尽合理。现行体系强调基础知识的厚重，注重知识的灌输，依据时代划分世界历史，全部修完需三个学年、近六个学期。但当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世界通史体系需要应时调整。从跨文明、跨国、跨区域角度建构新视野。考察国家间、地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调地区特有文明的特点，审视不同文明的共性，考察其相互影响和互动关系。要尝试建立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体系，注重从不同研究领域如政治史、人口史、科技史等与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学科方向审视世界。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建构世界史的新视野、新内容、新体系。
基础课程体系要增加选修课，兼顾世界重要问题、国际关系和国家地区史。可以将世界通史改为世界通论，着重探讨宏观的整体性共性的世界历史问题，特别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开设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选修课，包括东方古代史和西方古代史。建立大洲史系统，分别开设欧洲史、美洲史、非洲史、亚洲史、澳洲史等，亚洲可分为东亚和西亚两部分。
牛大勇教授认为世界历史教育要结合具体实际，不宜追求一律。要严格区分全球史观和全球史。要增加世界史专业学生专业外语课时量。强化专业外语训练。
三、数字化时代历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
刘志伟教授(中山大学)围绕数字化时代历史学记录方式的变化、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与冲击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录和反思的学科，通过对史料的解读、辨别、收集重构过去，研究对象是人类留存的各类信息。历史学需要双面互动，一方面是已经个体化的历史资料、历史记载，一方面是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尤其是信息载体和传播模式的更新，对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观、历史认知方式和历史研究手段、历史教学模式的创新等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对历史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影响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学生学习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一是用检索代替阅读，图像取代文字，虚拟空间取代文字阅读，学生对图像的感觉远胜于对文字的感觉；二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其所谓思维就是自己主观的意识，习惯于散漫的表达、关键词的重复甚至没有缜密逻辑和起承转合。
第二层面是历史学知识结构、记录方式、教学关系和研究范式的改变。一是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调整与重塑。全球各类文献数字化的范围广、速度快，美国、英国19世纪以前全部文献和档案均已实现数字化，中国四库全书、四库类编等也已数字化。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比如文献搜集和研究的重要手段的版本目录学面临存续危机，各类研究引得、索引也失去了价值。但数字化绝不意味着版本目录学不再有存在价值，网络文献真伪同样需要甄别，否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甚至整个20世纪史的真实性难以判断。比如缩微胶卷代替了20世纪初纸质报纸，其真伪判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博客资源的真实性问题等。都需要版本目录学顺应数字化时代，提高研究手段和方法，予以妥善解决。二是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未来历史记录几乎全是数字化方式，如何面对未来的历史学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如博客将成为未来历史重要记录方式之一。是未来当代史尤其是社会文化史、心态史、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但现有历史学手段、历史学研究的本质还不能开展对博客的研究。三是教学关系的改变，历史学权威的丧失。文字产生之前，历史依靠口述传承，历史学被极少数人掌控；文字产生后，特权阶层负责记录历史；即使现代民主社会，历史仍然由历史学家等少数人掌握。历史叙述和历史知识的垄断使我们难以摆脱作为历史知识传播者的权威意识，习惯于知识的传授。数字化技术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通过网络空间、信息世界塑造自己的知识架构、形成自己的见解，与课堂权威性的知识传授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形成、传播、传承方式发生改变，必然导致知识权威的丧失。四是历史研究范式的调整。未来历史学者在数字化浸淫下成长，生活经验、世界观、空间概念、感情世界、思维逻辑等均与传统史学研究者迥异，其研究历史的范式和方法必然改变。
第三层面是重塑历史现场、回归历史真实的方式和手段的变化。历史研究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传统方法是通过生动的写情、写景、写实等文字描述呈现历史真实。未来将依靠图像虚拟重塑历史、回归历史真实。数字化技术能够帮助听到声音、看到图像，甚至复原气味，使其身临其境。因此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帮助学生依据史料真实、过程真实，明辨历史、自觉思维是今后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四、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全国统考问题
赵世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围绕实行统考的利与弊，结合统考政策及其实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世瑜教授认为实行统考是教育部有关部门和国家考试中心为解决现行考试当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采取的新举措，以尽量降低考题分散造成的泄密风险以及出题阅卷成本问题。统考政策反映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的变化。由培养历史学本学科的专业人才转变为培养具有一定历史学文化素养可以从事多项专业工作的人才。从政策实施情况看，2007年统考试卷的题量、题型、难度系数、分数比重均比较科学；统一命题、分散阅卷，自主调控初试复试比例，减少了统考前的一些弊端。
但是统考政策与当前实行的其他政策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第一，与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政策相悖。在高考命题逐渐独立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形势下。更高层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实行全国统考，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第二，与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政策相悖。统一命题考试必然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由于试题覆盖面大，考生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记诵史实，从而削减了钻研史学理论和史料的时间，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能力培养。第三。与本科教学的正常秩序相悖。历史教学本身要求加强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统考命题却要求实行传统的注重基础知识灌输的历史教学模式，造成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第四，降低了课堂授课质量。为顺应统考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得不尽量遵从指令或半指令的观点与结论进行本科教学。第五，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高校须按照统考思路设置研究生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改变依据不同方向设置课程的培养模式，为所有方向统一开设开四门基础课。不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深造。
为弥补自主命题的弊端可以探索其他方式。当前紧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改善统考体制，增强面试的合理性、公正性和区分度，实现专业课初试复试的有机统一。
与会学者还就高校发展类型定位、教育理念以及政府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等展开了讨论。
[责任编辑：豆艳荣]
一、历史学科教材建设问题
章清教授(复旦大学)从教材的功能、教材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教材产生的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清末民初历史学作为传授史学知识的现代学科开始大规模编写各科门类教材。南洋中学1897年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国内编写最早的教材，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授相关知识，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多是知名学者如刘师培、夏曾佑单独编写，知识承载量和认知水平超过当前大学教材。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书写传统转变的诸多迹象，民国时期撰写“通史”教材成为学者证明学识水平的重要手段，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大学历史学通史著作，都曾被大学选为历史学科教材。这些成果多是编著者的代表作，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对今天的历史教材建设依然具有借鉴作用。章清教授认为当前历史学科教材泛滥，质量较低，“统编教材”“指定教材”制度的实行导致历史认知的“统一”，知识承载严重退化，体现史家独特学术观点的教材减少，很难得到认可。
章清教授认为历史学科人才培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不能局限于一个学科范围。教材是历史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层面。他认为历史学科人才培养需要三个层面的读本，即入门手册、研究指南和教材。入门手册是撰写论文和专著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读物，训练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了解研究状况、解读原始资料、规划研究课题。研究指南着重介绍问题背景、基本史料、研究方法、代表性研究成果等，帮助学生进入研究领域。教材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着重介绍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帮助了解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弥补课堂授课的不足，供学生课后阅读参考的“文本”，其内容更具权威性与系统性。历史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放宽视野，建立更符合学科特点的选择方式，形成良好的教材产生机制。要坚持实行教材建设的多样化、多元化，改善教材知识传授的方式方法，尝试选用“经典”作为“教材”。将经过长期检验、适合学生课后阅读的部分专著选做“教材”。同时希望教指委在教材出版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认为要改变统编教材、指定教材政策，学者编写教材要走向市场，由高校师生自主选用。
二、本科生世界史课程设置问题
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围绕世界史的地位、世界通史体系以及学校定位和发展取向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充分重视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国正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求国民具备世界视野和各国发展历史的基本知识，科学认识世界，正确应对世界潮流。历史教学要意识到并且勇于承担这项任务，加强世界史教学力量，加大世界史课程比重。在课程设置、整个历史教学体系、师资力量等方面充分体现世界史的重要地位。牛大勇教授以北京大学为例介绍了世界史开展教学的情况。世界史通过公共课体系面向全校开课，承载了很多教学任务，占整个历史学课程一半，但师资比例却不过全体历史学科的三分之一。
牛大勇教授认为现行世界通史体系需要进行改革，目前通行的世界通史体系是50年代模仿苏联建立的，分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两部分，世界通史又分成欧美、亚非拉两部分。虽然亚非拉在反对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是有机联系的，但从区域交往紧密程度分析，亚非拉与其附近发达地区的历史交往远较亚非拉地区之间密切，将欧美和亚非拉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不尽合理。现行体系强调基础知识的厚重，注重知识的灌输，依据时代划分世界历史，全部修完需三个学年、近六个学期。但当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世界通史体系需要应时调整。从跨文明、跨国、跨区域角度建构新视野。考察国家间、地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调地区特有文明的特点，审视不同文明的共性，考察其相互影响和互动关系。要尝试建立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体系，注重从不同研究领域如政治史、人口史、科技史等与历史教学关系密切的学科方向审视世界。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建构世界史的新视野、新内容、新体系。
基础课程体系要增加选修课，兼顾世界重要问题、国际关系和国家地区史。可以将世界通史改为世界通论，着重探讨宏观的整体性共性的世界历史问题，特别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开设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选修课，包括东方古代史和西方古代史。建立大洲史系统，分别开设欧洲史、美洲史、非洲史、亚洲史、澳洲史等，亚洲可分为东亚和西亚两部分。
牛大勇教授认为世界历史教育要结合具体实际，不宜追求一律。要严格区分全球史观和全球史。要增加世界史专业学生专业外语课时量。强化专业外语训练。
三、数字化时代历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
刘志伟教授(中山大学)围绕数字化时代历史学记录方式的变化、对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影响与冲击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录和反思的学科，通过对史料的解读、辨别、收集重构过去，研究对象是人类留存的各类信息。历史学需要双面互动，一方面是已经个体化的历史资料、历史记载，一方面是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面渗透尤其是信息载体和传播模式的更新，对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观、历史认知方式和历史研究手段、历史教学模式的创新等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对历史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影响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学生学习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一是用检索代替阅读，图像取代文字，虚拟空间取代文字阅读，学生对图像的感觉远胜于对文字的感觉；二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其所谓思维就是自己主观的意识，习惯于散漫的表达、关键词的重复甚至没有缜密逻辑和起承转合。
第二层面是历史学知识结构、记录方式、教学关系和研究范式的改变。一是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调整与重塑。全球各类文献数字化的范围广、速度快，美国、英国19世纪以前全部文献和档案均已实现数字化，中国四库全书、四库类编等也已数字化。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比如文献搜集和研究的重要手段的版本目录学面临存续危机，各类研究引得、索引也失去了价值。但数字化绝不意味着版本目录学不再有存在价值，网络文献真伪同样需要甄别，否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甚至整个20世纪史的真实性难以判断。比如缩微胶卷代替了20世纪初纸质报纸，其真伪判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博客资源的真实性问题等。都需要版本目录学顺应数字化时代，提高研究手段和方法，予以妥善解决。二是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未来历史记录几乎全是数字化方式，如何面对未来的历史学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 题，如博客将成为未来历史重要记录方式之一。是未来当代史尤其是社会文化史、心态史、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但现有历史学手段、历史学研究的本质还不能开展对博客的研究。三是教学关系的改变，历史学权威的丧失。文字产生之前，历史依靠口述传承，历史学被极少数人掌控；文字产生后，特权阶层负责记录历史；即使现代民主社会，历史仍然由历史学家等少数人掌握。历史叙述和历史知识的垄断使我们难以摆脱作为历史知识传播者的权威意识，习惯于知识的传授。数字化技术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通过网络空间、信息世界塑造自己的知识架构、形成自己的见解，与课堂权威性的知识传授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数字化时代知识的形成、传播、传承方式发生改变，必然导致知识权威的丧失。四是历史研究范式的调整。未来历史学者在数字化浸淫下成长，生活经验、世界观、空间概念、感情世界、思维逻辑等均与传统史学研究者迥异，其研究历史的范式和方法必然改变。
第三层面是重塑历史现场、回归历史真实的方式和手段的变化。历史研究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传统方法是通过生动的写情、写景、写实等文字描述呈现历史真实。未来将依靠图像虚拟重塑历史、回归历史真实。数字化技术能够帮助听到声音、看到图像，甚至复原气味，使其身临其境。因此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帮助学生依据史料真实、过程真实，明辨历史、自觉思维是今后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四、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全国统考问题
赵世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围绕实行统考的利与弊，结合统考政策及其实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世瑜教授认为实行统考是教育部有关部门和国家考试中心为解决现行考试当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采取的新举措，以尽量降低考题分散造成的泄密风险以及出题阅卷成本问题。统考政策反映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的变化。由培养历史学本学科的专业人才转变为培养具有一定历史学文化素养可以从事多项专业工作的人才。从政策实施情况看，2007年统考试卷的题量、题型、难度系数、分数比重均比较科学；统一命题、分散阅卷，自主调控初试复试比例，减少了统考前的一些弊端。
但是统考政策与当前实行的其他政策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第一，与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政策相悖。在高考命题逐渐独立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形势下。更高层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实行全国统考，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第二，与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政策相悖。统一命题考试必然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由于试题覆盖面大，考生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记诵史实，从而削减了钻研史学理论和史料的时间，不利于加强大学生的能力培养。第三。与本科教学的正常秩序相悖。历史教学本身要求加强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增强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统考命题却要求实行传统的注重基础知识灌输的历史教学模式，造成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第四，降低了课堂授课质量。为顺应统考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得不尽量遵从指令或半指令的观点与结论进行本科教学。第五，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高校须按照统考思路设置研究生一年级的基础课程，改变依据不同方向设置课程的培养模式，为所有方向统一开设开四门基础课。不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深造。
为弥补自主命题的弊端可以探索其他方式。当前紧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改善统考体制，增强面试的合理性、公正性和区分度，实现专业课初试复试的有机统一。
与会学者还就高校发展类型定位、教育理念以及政府引导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等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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