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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谓入对于承明殿，帝诘所争状，谓曰：“非臣敢争，乃李迪忿詈臣耳，臣愿复留。”遂赐坐。左右欲设墩（指状如土墩的坐具，如锦墩、蒲墩等），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子进（小矮凳）。于是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传诏，送谓赴中书，令依旧视事，仍诏迪出知郓州。谓始传诏令筠草复相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
丁谓与李迪不仅都是宰相，而且是在丁谓玩弄阴谋手段将宰相寇准贬出朝廷之后，先后几天被任命为宰相的。状元出身的李迪比较正派，又是寇准一条线上的人，他与丁谓共事不久，两人矛盾就开始激化，并很快闹得不共戴天。李迪气愤不过，不仅当众责骂了丁谓，而且举起笏板要揍他。丁谓跑得快，才没有挨板子。宰相在朝房大打出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在场的人当然会劝和。但李迪坚决不与丁谓和好，执意要吵到皇帝面前，请他断个公道。这是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十九日清晨发生的事情。
李迪一大早就动手打人，导火索主要有两条。
一是有刘皇后撑腰的丁谓极端专权，大事小事都不跟李迪商量，好像中书省是丁谓家开的私店，什么都得他一个人说了算。最让李迪不能容忍的是“除吏不以闻”。也就是归中书省管辖的人事任免，不仅不开常委会讨论研究，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丁谓就直接下文宣布了。李迪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丁谓大肆迫害寇准，李迪本来就非常不满，如今他又这样横行霸道，旁若无人地专权弄权，李迪自然更加忿忿不平。他于是愤怒地对同僚说：“我由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十余年间升到宰相，为了报国，死而无怨，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安危去依附丁谓这样的权臣！”所以李迪早就做好了与丁谓彻底决裂的思想准备，这天早上无非是火山找准了爆发点、洪水来到了泄洪口而已。
二是丁谓一心想逼走李迪，独执相权，于是一有机会就打压排挤他。比如前一天讨论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高官兼任东宫官属时，按李迪的资历和地位，应当升迁为尚书，但在刘皇后暗中支持和授意下，丁谓有意压制和羞辱李迪，于是在拟写的方案中，只让李迪同一般的执政大臣一样，兼任左丞，而按照以往惯例，宰相是绝对不可能低兼左右丞的。李迪当时就变色而起，但丁谓还是我行我素，执意上报这一方案。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前到朝房等待上朝时，生了一夜闷气的李迪脸色本来就十分难看，谁知丁谓不把李迪气死就不罢休，又突然提出要把“五鬼”中的林特拉进执政集团担任枢密副使。此举果然引起李迪激烈反弹，两人当场就撕破脸皮，大声吵了起来。李迪可能是骂得不解恨，于是从平日的动口发展到了动手。如果不是丁谓自知理亏，不敢回手，一场全武行的搏击自然无法避免，果真如此，朝房就要演变成两个宰相的武斗场了。
既然铁了心要闹到皇帝面前，李迪也就无所顾忌，打算来个鱼死网破。但众大臣进了长春殿之后，宋真宗一点也看不出当天的气氛有什么异常，居然叫宦官从禁中捧出一大堆文书来，然后喜滋滋地对大家说：“这是各位爱卿兼任东宫官的任命书。”这不是有意往李迪的伤口上撒盐吗？受到强烈刺激的李迪当即情绪激动地叫了起来：“东宫官属不应当增设，我不敢接受这一任命！”不等宋真宗开口，李迪又一一揭发丁谓等人奸邪弄权：“丁谓欺上瞒下，玩弄权术，拉拢包庇林特、钱惟演而嫉恨寇准。林特的儿子杀了人，逍遥法外，寇准无罪而遭贬斥，钱惟演靠裙带关系干预朝政，曹利用、冯拯结党营私，祸根都在丁谓身上。我请求和丁谓一起罢免，交御史台审查！”
李迪孤注一掷，不仅对丁谓及其党羽进行了总声讨，而且自甘下御史台狱接受审查，勇气虽然可嘉，但打击面毕竟大了一点，势必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境地。同时，李迪也没有顾及宋真宗当时的身体状况，只顾自己一吐为快，却不想对面坐着的，是一位脑子已经严重受损的皇帝，自己一口气点那么多高干的名，语速又像打机关枪一样快，皇帝哪有耐心全部听取并用心进行思考？被闹得心烦意乱、头昏脑晕的宋真宗，果然失去了主持公道和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索性各打五十大板，把丁谓和李迪两个宰相都给免了：丁谓降为河南知府，李迪降为郓州知州。两人的免职制书是翰林学士刘筠起草的。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虽然会给人留下玉石俱毁的遗憾，但李迪“舍得一身剐，敢把权相拉下马”的目的终究还是达到了。然而几天之后宣布的结果，却是丁谓留任原职，李迪一个人被罢免宰相！
李迪采取极端手段，绝地反击，本想把丁谓扳倒，结果对手安然无恙，却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出现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是：罢相制书未正式公布之前，李迪和丁谓都加紧活动，试图恢复相位。李迪先到承明殿找了宋真宗，又去内东门求见皇太子。丁谓不仅自己积极活动，图谋再回中书省任职，而且他的党羽、长期担任皇帝机要秘书的钱惟演也怕丁谓一出京自己便失去援助，于是在宋真宗面前极力替他说好话，同时假意请求留下李迪。晚年长期患病、经常忘事且情绪老是波动不定的宋真宗，此时怒气已消，便答应恢复他们两人的宰相职务。当时事出仓促，这份诏命是中书舍人院拟写的，刘筠起草的罢相制书始终没有颁发。
然而，再过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事情又有反复，宦官最终传达的诏令是恢复丁谓一个人的宰相职务，同时诏令李迪出任郓州知州。
《宋史·丁谓传》和《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写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记载的：
宋真宗答应恢复李、丁两人的宰相职务后，丁谓很快获得了信息并及时去承明殿向皇帝表示感谢，李迪却没有任何后续行动。他很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有复职的可能，否则很难理解：在这个时候，李迪为什么如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此方面，丁谓比李迪自然具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有刘皇后和钱惟演等人相助，而过于正直的李迪，却把愿意并有条件提供这种信息的人得罪光了。关键时刻没有人拉自己一把，哪怕通个风报个信，李迪自然要吃大亏。这是其一。其二是：宋真宗简单问了一下丁谓和李迪干仗的原因后，丁谓不仅把全部责任推到了李迪身上，而且急不可耐地表态说愿意留下来做宰相。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值得玩味了：宋真宗听了丁谓的表态后，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是礼节性地给丁谓“赐坐”，也就是让他坐下来说话。真宗此举，既可认为是默认了丁谓的要求，也可理解为暂时不讨论这个话题。碰到这种尴尬事，稍有自尊心的人都会感到难堪，脸皮薄的人甚至会羞得无地自容，立马僵在那儿。然而丁谓这个官场老油子，一点也不慌张，他作出的直接反应，就是认定宋真宗完全同意了他的请求，答应留他做宰相，因为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去搬墩子给他坐时（他们显然认为宋真宗没有答应丁谓的要求），他便回过头，十分霸道地提醒他们说：“皇帝已经发话，恢复我的平章事职务。”言下之意他是宰相，墩子配不上他的高贵屁股。面对如此蛮横霸道且厚颜无耻的丁谓，宋真宗居然毫无反应，工作人员只好给丁谓换来了杌子。杌子既不是太师椅也不是皮沙发，而是一条寻常普通的小矮凳，比墩子无非多了几条短腿而已，但在北宋皇宫中，却是宰相的专用坐具，代表着身份和地位，谁一旦坐上它，就表明谁是宰相了。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的皇宫里头，家具的使用，确实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每种家具也确实代表着据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使用时是不能有丝毫僭越的。丁谓正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杌子这一木头道具，又通过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自己给自己恢复了宰相职务。所以他表面上要的是坐具，是杌子，实质上争的是权位，是宰相。李迪既孤立无援，又没有丁谓皮厚和霸道，在政治斗争中更不懂得恰当合理地使用道具，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去郓州做知州。
当然，李迪最终丢掉宰相职务，还有别的更复杂的原因。当初宋真宗要立刘氏为皇后，李迪上疏反对，理由是刘氏出身低微，不可母仪天下，从此便与刘皇后结下了梁子。李迪做宰相后，说话经常颠三倒四的宋真宗，有一次突然满腹牢骚地对执政大臣说：“昨天夜里，皇后带着嫔妃宫女们，都到刘家去了，把朕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宫中。”大家听了，都不敢吭声，只有李迪二愣子似的回话说：“果真如此，陛下何不依法惩治？”过了许久，宋真宗才回过神来，说没那回事。皇帝一时意识错乱，大白天说梦话和睁开眼睛说瞎话，无非是留下一道让人津津乐道的八卦话题而已，却把接嘴的宰相李迪害惨了，因为刘皇后当时就在屏风后面，这个女人从此对李迪越加恨之入骨。所以李迪最后不能保住相位，被丁谓如愿以偿赶跑了，也不仅仅是丁谓一个人捣的鬼；丁谓敢如此欺负和打压李迪，背后实际上有刘皇后撑腰。
宦官机构入内内侍省负责人张景宗、邓守恩口头传达宋真宗有关恢复丁谓宰相职务、李迪仍然出知郓州的最新指示后，又把丁谓送到中书省上班。丁谓开始传达诏令要刘筠起草恢复他宰相职位的制书，但刘筠拒不奉诏，丁谓无奈，只好卖私人面子，改召中书舍人晏殊，让他越俎代庖起草了这份制书（起草制书是翰林学士职责，非中书舍人任务）。
数月前与寇准恶斗时，丁谓差一点丢了性命；这次为赶走李迪，丁谓不仅一度被罢官，而且差点挨了揍，接连发生的这两件事，无疑使丁谓变得高度紧张和敏感，思想上也有了充分警觉，于是一旦有新的潜在对手出现，他就会使用一切手段将其赶出朝廷。丁谓后来越来越横行霸道，就是这么来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丁谓与李迪不仅都是宰相，而且是在丁谓玩弄阴谋手段将宰相寇准贬出朝廷之后，先后几天被任命为宰相的。状元出身的李迪比较正派，又是寇准一条线上的人，他与丁谓共事不久，两人矛盾就开始激化，并很快闹得不共戴天。李迪气愤不过，不仅当众责骂了丁谓，而且举起笏板要揍他。丁谓跑得快，才没有挨板子。宰相在朝房大打出手，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在场的人当然会劝和。但李迪坚决不与丁谓和好，执意要吵到皇帝面前，请他断个公道。这是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十九日清晨发生的事情。
李迪一大早就动手打人，导火索主要有两条。
一是有刘皇后撑腰的丁谓极端专权，大事小事都不跟李迪商量，好像中书省是丁谓家开的私店，什么都得他一个人说了算。最让李迪不能容忍的是“除吏不以闻”。也就是归中书省管辖的人事任免，不仅不开常委会讨论研究，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丁谓就直接下文宣布了。李迪名义上是宰相，实际上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丁谓大肆迫害寇准，李迪本来就非常不满，如今他又这样横行霸道，旁若无人地专权弄权，李迪自然更加忿忿不平。他于是愤怒地对同僚说：“我由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十余年间升到宰相，为了报国，死而无怨，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安危去依附丁谓这样的权臣！”所以李迪早就做好了与丁谓彻底决裂的思想准备，这天早上无非是火山找准了爆发点、洪水来到了泄洪口而已。
二是丁谓一心想逼走李迪，独执相权，于是一有机会就打压排挤他。比如前一天讨论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高官兼任东宫官属时，按李迪的资历和地位，应当升迁为尚书，但在刘皇后暗中支持和授意下，丁谓有意压制和羞辱李迪，于是在拟写的方案中，只让李迪同一般的执政大臣一样，兼任左丞，而按照以往惯例，宰相是绝对不可能低兼左右丞的。李迪当时就变色而起，但丁谓还是我行我素，执意上报这一方案。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前到朝房等待上朝时，生了一夜闷气的李迪脸色本来就十分难看，谁知丁谓不把李迪气死就不罢休，又突然提出要把“五鬼”中的林特拉进执政集团担任枢密副使。此举果然引起李迪激烈反弹，两人当场就撕破脸皮，大声吵了起来。李迪可能是骂得不解恨，于是从平日的动口发展到了动手。如果不是丁谓自知理亏，不敢回手，一场全武行的搏击自然无法避免，果真如此，朝房就要演变成两个宰相的武斗场了。
既然铁了心要闹到皇帝面前，李迪也就无所顾忌，打算来个鱼死网破。但众大臣进了长春殿之后，宋真宗一点也看不出当天的气氛有什么异常，居然叫宦官从禁中捧出一大堆文书来，然后喜滋滋地对大家说：“这是各位爱卿兼任东宫官的任命书。”这不是有意往李迪的伤口上撒盐吗？受到强烈刺激的李迪当即情绪激动地叫了起来：“东宫官属不应当增设，我不敢接受这一任命！”不等宋真宗开口，李迪又一一揭发丁谓等人奸邪弄权：“丁谓欺上瞒下，玩弄权术，拉拢包庇林特、钱惟演而嫉恨寇准。林特的儿子杀了人，逍遥法外，寇准无罪而遭贬斥，钱惟演靠裙带关系干预朝政，曹利用、冯拯结党营私，祸根都在丁谓身上。我请求和丁谓一起罢免，交御史台审查！”
李迪孤注一掷，不仅对丁谓及其党羽进行了总声讨，而且自甘下御史台狱接受审查，勇气虽然可嘉，但打击面毕竟大了一点，势必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境地。同时，李迪也没有顾及宋真宗当时的身体状况，只顾自己一吐为快，却不想对面坐着的，是一位脑子已经严重受损的皇帝，自己一口气点那么多高干的名，语速又像打机关枪一样快，皇帝哪有耐心全部听取并用心进行思考？被闹得心烦意乱、头昏脑晕的宋真宗，果然失去了主持公道和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索性各打五十大板，把丁谓和李迪两个宰相都给免了：丁谓降为河南知府，李迪降为郓州知州。两人的免职制书是翰林学士刘筠起草的。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虽然会给人留下玉石俱毁的遗憾，但李迪“舍得一身剐，敢把权相拉下马”的目的终究还是达到了。然而几天之后宣布的结果，却是丁谓留任原职，李迪一个人被罢免宰相！
李迪采取极端手段，绝地反击，本想把丁谓扳倒，结果对手安然无恙，却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出现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是：罢相制书未正式公布之前，李迪和丁谓都加紧活动，试图恢复相位。李迪先到承明殿找了宋真宗，又去内东门求见皇太子。丁谓不仅自己积极活动，图谋再回中书省任职，而且他的党羽、长期担任皇帝机要秘书的钱惟演也怕丁谓一出京自己便失去援助，于是在宋真宗面前极力替他说好话，同时假意请求留下李迪。晚年长期患病、经常忘事且情绪老是波动不定的宋真宗，此时怒气已消，便答应恢复他们两人的宰相职务。当时事出仓促，这份诏命是中书舍人院拟写的，刘筠起草的罢相制书始终没有颁发。
然而，再过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二日，事情又有反复，宦官最终传达的诏令是恢复丁谓一个人的宰相职务，同时诏令李迪出任郓州知州。
《宋史·丁谓传》和《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五写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记载的：
宋真宗答应恢复李、丁两人的宰相职务后，丁谓很快获得了信息并及时去承明殿向皇帝表示感谢，李迪却没有任何后续行动。他很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有复职的可能，否则很难理解：在这个时候，李迪为什么如此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此方面，丁谓比李迪自然具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有刘皇后和钱惟演等人相助，而过于正直的李迪，却把愿意并有条件提供这种信息的人得罪光了。关键时刻没有人拉自己一把，哪怕通个风报个信，李迪自然要吃大亏。这是其一。其二是：宋真宗简单问了一下丁谓和李迪干仗的原因后，丁谓不仅把全部责任推到了李迪身上，而且急不可耐地表态说愿意留下来做宰相。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值得玩味了：宋真宗听了丁谓的表态后，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只是礼节性地给丁谓“赐坐”，也就是让他坐下来说话。真宗此举，既可认为是默认了丁谓的要求，也可理解为暂时不讨论这个话题。碰到这种尴尬事，稍有自尊心的人都会感到难堪，脸皮薄的人甚至会羞得无地自容，立马僵在那儿。然而丁谓这个官场老油子，一点也不慌张，他作出的直接反应，就是认定宋真宗完全同意了他的请求，答应留他做宰相，因为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去搬墩子给他坐时（他们显然认为宋真宗没有答应丁谓的要求），他便回过头，十分霸道地提醒他们说：“皇帝已经发话，恢复我的平章事职务。”言下之意他是宰相，墩子配不上他的高贵屁股。面对如此蛮横霸道且厚颜无耻的丁谓，宋真宗居然毫无反应，工作人员只好给丁谓换来了杌子。杌子既不是太师椅也不是皮沙发，而是一条寻常普通的小矮凳，比墩子无非多了几条短腿而已，但在北宋皇宫中，却是宰相的专用坐具，代表着身份和地位，谁一旦坐上它，就表明谁是宰相了。在古代，尤其是在古代的皇宫里头，家具的使用，确实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每种家具也确实代表着据有者的身份和地位，使用时是不能有丝毫僭越的。丁谓正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杌子这一木头道具，又通过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自己给自己恢复了宰相职务。所以他表面上要的是坐具，是杌子，实质上争的是权位，是宰相。李迪既孤立无援，又没有丁谓皮厚和霸道，在政治斗争中更不懂得恰当合理地使用道具，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去郓州做知州。
当然，李迪最终丢掉宰相职务，还有别的更复杂的原因。当初宋真宗要立刘氏为皇后，李迪上疏反对，理由是刘氏出身低微，不可母仪天下，从此便与刘皇后结下了梁子。李迪做宰相后，说话经常颠三倒四的宋真宗，有一次突然满腹牢骚地对执政大臣说：“昨天夜里，皇后带着嫔妃宫女们，都到刘家去了，把朕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宫中。”大家听了，都不敢吭声，只有李迪二愣子似的回话说：“果真如此，陛下何不依法惩治？”过了许久，宋真宗才回过神来，说没那回事。皇帝一时意识错乱，大白天说梦话和睁开眼睛说瞎话，无非是留下一道让人津津乐道的八卦话题而已，却把接嘴的宰相李迪害惨了，因为刘皇后当时就在屏风后面，这个女人从此对李迪越加恨之入骨。所以李迪最后不能保住相位，被丁谓如愿以偿赶跑了，也不仅仅是丁谓一个人捣的鬼；丁谓敢如此欺负和打压李迪，背后实际上有刘皇后撑腰。
宦官机构入内内侍省负责人张景宗、邓守恩口头传达宋真宗有关恢复丁谓宰相职务、李迪仍然出知郓州的最新指示后，又把丁谓送到中书省上班。丁谓开始传达诏令要刘筠起草恢复他宰相职位的制书，但刘筠拒不奉诏，丁谓无奈，只好卖私人面子，改召中书舍人晏殊，让他越俎代庖起草了这份制书（起草制书是翰林学士职责，非中书舍人任务）。
数月前与寇准恶斗时，丁谓差一点丢了性命；这次为赶走李迪，丁谓不仅一度被罢官，而且差点挨了揍，接连发生的这两件事，无疑使丁谓变得高度紧张和敏感，思想上也有了充分警觉，于是一旦有新的潜在对手出现，他就会使用一切手段将其赶出朝廷。丁谓后来越来越横行霸道，就是这么来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