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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宫西三所进门的第一个院落里，能看到南墙后慈宁宫光泽明亮的琉璃瓦屋顶。与之相比，小院的灰色布瓦顶则显得尤为单调黯然。这里曾是著名的“冷宫”，如今是故宫文物修复的场所——文保科技部。
科技部钟表组的修复师王津就在这里工作。他似乎注定是“宫里的人”，他16岁那年，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的爷爷去世，王津成为了接班人，原本被安排去图书馆学修古书，后被选到故宫钟表修理大师马玉良手下学修钟，这一修就是39年。
如今，临快退休的年纪，王津因一部名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起来，成为了网络上的热搜“红人”。人们除了惊叹经他修复重获新生的堂皇华丽的宫廷钟表，也折服于他含蓄内敛的性情和精湛的技艺，称其身上拥有一种“致命的气质”。
王津最近正在修复一座破损严重的铜镀金狮驼规矩表镜钟。这是乾隆时期收藏中较为小型的一组钟表之一。“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和工艺水平，但修复它们，就不是欣赏时的心情那样轻松愉悦了”。一般情况下，这种体型的钟至少会花费他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复师要对其进行清洗、除尘、去锈、补配、调试和组装。
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王津的徒弟亓昊楠是上完大学再从事文物修复的。他教亓昊楠近十年了，为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培养了第四代传人。亓昊楠从师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坐得住，有耐心”，这话说起来朴素，但坚持下来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工匠精神”。王津回忆早年学技时的场景，“进门都没声，很少交谈，人家从你窗户跟一走，感觉这屋里跟没人似的，都在闷头干自己的活”。而如今的工作组因为年轻人的到来气氛活跃了不少，师徒之间更像共同做事情的好友。
抽开铜镀金狮驮规矩表镜钟的小暗格，能看到里面镀金的扣耳勺、针、剪刀、尺子、叉子和象牙做的小记事本等。记事本上还可见到使用者的涂鸦——这是属于文物修复者的荣耀，这也是他们与数百年前那个时代的特殊对话。
在科技部木器组的工作室里，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专业的木器修复师屈峰从一把并没有多少红木含量的红木花篮椅上判读出清末皇家的没落。这是他近来的修理任务，这些曾经在清宫造办处的椅子因为时间久远，保存失当，灰尘造成它胶质老化。因为胶性失却，修复师们需要把它拆开、黏合，或者补配缺失的零部件。
屈峰认为，修复师与古物之间的奇遇不仅仅在于修复，还在于人与文物之间的交流及对它的体悟。一把明代传世下来的海南黄花梨扶手椅，屈峰解析着文物缔造者的想法：椅面六边形的特殊形制，可猜想到椅子适用于体型肥胖者。由于椅子结构宽大，制造不佳会在视觉上使人觉得松散，所以工匠采用复边形式丰富椅边线条，使椅子在审美上感觉“不空”。
文物能在千百年后找到与自己相知的修复师，是它真正的幸运。屈峰告诉记者，文物修复时常会与上一位修复者的技艺水平相遇，能看出他们的好坏优劣。他告诉记者，文物修复不仅仅是修复师将一件文物修好那么简单，修复过程其实是有很多悖论和纠结在里面。
“真的就是按原来的方式做原来的东西就是好吗？是否修得看不出来就是好？但是如果能看出来修补的痕迹，那修它又有何意义？”屈峰说，如今修复师们只能选择折中的方式，虽然让人看不出来修补痕迹，但是修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具体的修复档案。
对于现代人和故宫之间的关系，身为文物修复师的屈峰有自己的看法，传统的工匠精神解决不了文物本身文化和意识的部分，身处故宫其实就是置身资源的海洋，在如今这个时代，宫墙内的修复专家想的应该是如何对祖先留下的精髓进行重新利用和挖掘，探究传统如何被更好利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靖力
科技部钟表组的修复师王津就在这里工作。他似乎注定是“宫里的人”，他16岁那年，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的爷爷去世，王津成为了接班人，原本被安排去图书馆学修古书，后被选到故宫钟表修理大师马玉良手下学修钟，这一修就是39年。
如今，临快退休的年纪，王津因一部名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起来，成为了网络上的热搜“红人”。人们除了惊叹经他修复重获新生的堂皇华丽的宫廷钟表，也折服于他含蓄内敛的性情和精湛的技艺，称其身上拥有一种“致命的气质”。
王津最近正在修复一座破损严重的铜镀金狮驼规矩表镜钟。这是乾隆时期收藏中较为小型的一组钟表之一。“它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和工艺水平，但修复它们，就不是欣赏时的心情那样轻松愉悦了”。一般情况下，这种体型的钟至少会花费他一个多月的时间，修复师要对其进行清洗、除尘、去锈、补配、调试和组装。
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王津的徒弟亓昊楠是上完大学再从事文物修复的。他教亓昊楠近十年了，为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培养了第四代传人。亓昊楠从师父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坐得住，有耐心”，这话说起来朴素，但坚持下来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工匠精神”。王津回忆早年学技时的场景，“进门都没声，很少交谈，人家从你窗户跟一走，感觉这屋里跟没人似的，都在闷头干自己的活”。而如今的工作组因为年轻人的到来气氛活跃了不少，师徒之间更像共同做事情的好友。
抽开铜镀金狮驮规矩表镜钟的小暗格，能看到里面镀金的扣耳勺、针、剪刀、尺子、叉子和象牙做的小记事本等。记事本上还可见到使用者的涂鸦——这是属于文物修复者的荣耀，这也是他们与数百年前那个时代的特殊对话。
在科技部木器组的工作室里，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专业的木器修复师屈峰从一把并没有多少红木含量的红木花篮椅上判读出清末皇家的没落。这是他近来的修理任务，这些曾经在清宫造办处的椅子因为时间久远，保存失当，灰尘造成它胶质老化。因为胶性失却，修复师们需要把它拆开、黏合，或者补配缺失的零部件。
屈峰认为，修复师与古物之间的奇遇不仅仅在于修复，还在于人与文物之间的交流及对它的体悟。一把明代传世下来的海南黄花梨扶手椅，屈峰解析着文物缔造者的想法：椅面六边形的特殊形制，可猜想到椅子适用于体型肥胖者。由于椅子结构宽大，制造不佳会在视觉上使人觉得松散，所以工匠采用复边形式丰富椅边线条，使椅子在审美上感觉“不空”。
文物能在千百年后找到与自己相知的修复师，是它真正的幸运。屈峰告诉记者，文物修复时常会与上一位修复者的技艺水平相遇，能看出他们的好坏优劣。他告诉记者，文物修复不仅仅是修复师将一件文物修好那么简单，修复过程其实是有很多悖论和纠结在里面。
“真的就是按原来的方式做原来的东西就是好吗？是否修得看不出来就是好？但是如果能看出来修补的痕迹，那修它又有何意义？”屈峰说，如今修复师们只能选择折中的方式，虽然让人看不出来修补痕迹，但是修每一件文物都有一个具体的修复档案。
对于现代人和故宫之间的关系，身为文物修复师的屈峰有自己的看法，传统的工匠精神解决不了文物本身文化和意识的部分，身处故宫其实就是置身资源的海洋，在如今这个时代，宫墙内的修复专家想的应该是如何对祖先留下的精髓进行重新利用和挖掘，探究传统如何被更好利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