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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典型的“元叙事”和“叙事圈套”的写作手法使其作品带上了浓厚的荒诞叙事风格，这在其中篇小说《虚构》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在鲜明的荒诞性色彩的背后，作品中同样隐藏着在碎片化与不明确的面具之后少数群体的艰难处境，展现出现代文明与落后枯燥文明之间的力量抗争。
一、《虚构》中的荒诞书写
学者吴亮曾经提到过“马原的叙述惯技之一是弄假成真，存心抹杀真假之间的界限”。马原的创作具有典型的“元小说”及“叙事圈套”的风格，以作者在原文的现身和碎片式情节的方法创造带有明显虚构色彩的作品。
小说《虚构》是马原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名字便直接点明了其虚构性，这个设计鲜明地体现了马原关注小说，在小说开篇便摆出悬念。此外，作品中离奇的情节和独特的组合方式也区别于传统中篇小说，表现出荒诞化叙事的特点，给作品笼罩上亦真亦假的色彩。
（一）故事情节的荒诞性
《虚构》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展开情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本人化为故事的见证者、经历者和讲述者，直接参与故事进程。主人公“我”在故事开篇便交代自己名叫“马原”，是个喜欢用汉语写小说的汉人。此类开篇别具一格，主人公开门见山地交代自己的身份，说明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他本人所写，使读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但人物名字与作者名字一致则是连接了现实的创作与虚构的故事，增加了作品整体的虚幻性和荒诞性氛围，加之开篇马原所处在精神病院的叙述与他在麻风病村的经历也不免引起读者的怀疑，这更表明了作者欲使读者跳出故事的意图。
此外，故事中记叙的具体情节也同样被疑问与迷雾笼罩着，仿佛处于一个混乱且奇异的迷宫矩阵中。整部作品由三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交叉的分支组合而成：作家“我”与麻风病女人的故事，与小个子男人的故事，与哑巴的故事，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围绕着玛曲村这个地点。故事的分支并未拥有紧密的联系，期间叙述的视角也有所变化，它们像是被作家强行拼凑在一起，这种破碎的结构本身便具有一定程度的荒诞性。
另一个明显的荒诞落点便是故事的时间节点，玛曲村中的时间仿佛是不可计算的。“我”在回忆时曾经说自己应该是在五月四日到达玛曲村，在玛曲村待了七天之后离开，问起在路上碰到的人时对方却回答当天是五月四日。由此故事的结尾便再次出现一个疑问，如果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均是五月四日，那么中间在玛曲村停留的七天便无从解释了。这段时间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发生的，可能只是马原做的一个梦或者一个完整的虚构而已。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故事最后作者多次强调的虚构的结尾，“说一句悄悄话，我的全部悲哀和全部得意都在这一点”——这句话恰似是切换回马原本人的口吻，所谓杜撰的结尾给作品增加了层次和韵味，也再次将真实与虚构混杂在了一起。
故事中某些情节也明显有违常理，如“我”为了杜撰一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在麻风病村待了七天，成了一个麻风病人的病人，甚至还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且毫不惧怕和后悔;又如患病女人能够十分准确地预测夜晚山里的天气变化，并在两人毫无交流过“我”行李所在的情况下将行李拿回了自己家。这些有悖常理的情節与突然的反转都给小说再次添上了荒诞色彩。
（二）《虚构》中的外来者
《虚构》中并未出现很复杂的人物架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身为“外来者”的马原;玛曲村的麻风病人——患病女人与小个子男人;从外来世界中进入玛曲村并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哑巴。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鲜明，但关于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作品的荒诞性，也与下文对深层意蕴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1.外来的观察者
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个坦然且自信的作家，用特别的方式写特别的故事，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扬扬得意。他在开篇自我叙述的时候便指出：“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后文中关于“可以”与“有”的注释和有关在麻风村经历的评价也无不显示着这位叙述者的特殊。马原在玛曲村的具体经历更加揭示出他性格中的多面性，他以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村子，也给村子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
马原是个勇敢、冷静且有决心的人，他不满足于“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吗”的海明威式的想法，一旦做好决定便一定要完成。他不但拥有这样一往无前的韧劲，思考问题也同样相对冷静完备，他为了不让医生发现故意寻找比较曲折的进山道路，并准备好了睡袋和食品，找好适合露宿的地方置放行李，每次在离开之前也会再次把东西埋好。
从马原进入村子之后他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与环境，也在观察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他善于观察的特点从对哑巴的房屋的描写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原仔细地观察黑暗房间的陈设，尤其是卡垫上那条残废的母狗，“我走进卡垫，它更怕了，竟将肚皮翻过来向上，恐惧地抖个不停”。他是个杰出的观察者，或许良好的观察力也是一个作者所不可或缺的品质。
与此同时，相较于患病女人与小个子男人，马原是特殊的存在，不但因为他的观察，也来自他身上外来人的特点——鲜活的感情。
玛曲村里男女之间的感情多少有点无聊且功利的意味，发生关系仿佛也是他们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这里的居民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原始的自由，不受法律与道德的限制，跨越了性的限制，却也多了些麻木少了些热烈。小个子男人拥有自己的家庭，只能在女人不在家的时候来看孩子，两人相遇时也会避免发生言语上的交流，这便是玛曲村人对此类关系通常的处理方式。
但马原的感情鲜明热烈，在观察的同时也用自身的鲜活燃烧了玛曲村女人沉寂麻木的心灵，他是现代文明的使者。他的感情表现为强烈的占有欲。他不会因为和患病的女性发生关系而懊悔;每当女人夸赞小个子男人时会情不自禁地生气;得知女人由于他人劝阻便抛弃了男人时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这些行为象征着马原的爱情观与对秩序和勇气的追求，他无法将外部世界的文明带到封闭的世界中来，却能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切实行动感染那里的居民，后文中女人连续三个“干什么？”便是有力的证明。 2.“会说话的哑巴”
哑巴的身份从一开始便是扑朔迷离的，实际上他并不是哑巴，他会说汉话;或许他也不是个疯子，而是团体中的关键人物;他不是麻风病人，却在玛曲村里停留了几十年。哑巴是被程式化的孤独外来人的代表，他以伪装成哑巴的方式守护自己的秘密，也守护自己心中的念想。
马原在进村前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哑巴，他在两人的交谈中得知哑巴也来自正常的世界，他会说汉话，读过书，甚至藏了一支枪。他是在马原之前来到玛曲村的正常人，但哑巴的行为却往往不遵循常理。他在与作者友好交谈的下一秒便像变戏法一样掏出枪来对准对面的人，随即又表示这只是在开玩笑;他在山上遇到马原时能够自如地和他交谈，回到村子里又成为每日爬山的哑巴，后来不再爬山的他见到红色羽绒服后又爬上山说与之前同样的话;他无情地用枪杀死自己的狗，还像扔垃圾一样抛弃它。这些有悖逻辑的情节使哑巴的形象处于一个个谜团之中，成为作品荒诞性的另一集中体现。
但啞巴的荒诞性是有迹可循的，来自外来世界的哑巴在来到玛曲村后便处于极度孤独与无助的状态之下，无法与人交流，之前熟悉的文明迹象也不再被共识与承认。他不得不在逐渐封闭自己的同时适应崭新的环境，但遗憾的是他无可避免地染上僵化的疾病，成了孤寂的牺牲品。
综合小说中种种表现可以推测哑巴确实是疯了。首先他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在马原到来之前他每天都爬山，甚至踩出了一条小路，除了爬山他便很少出门了;在不去爬山之后他便在村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故事里唯一打破他枯燥生活的是与作者在山坡上的对话，他与作者分享自己的秘密，但后来再一次的交谈表明他只能对某些确定意义的语言做出回答，回答并不会改变。哑巴生活在一个不断重复、缺少改变的小世界里，他的思维与行动同样被僵化了。一个不具有正常逻辑，内心不存在希望的人只是一具躯壳，成为疯子也是最终的结局。
在哑巴的身上有两种文明在斗争，他所守护的枪代表曾身处过的现代文明，而身心的僵化却是玛曲村枯燥虚无的原始文明所导致。哑巴把自己伪装成玛曲村人所知的样子可能是为了避难，更直接的原因是拒绝与当地人交流。他是所有村民中唯一一个没有发滞神情的人，可见他尽力在与退步的文明做斗争，但岁月的积累让他精疲力竭，马原的到来使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也再次使他受到了外部文明的震撼，他无力再承受巨大的落差，由此也逐渐走上了生命的终点。
哑巴用藏了几十年的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对曾经文明的怀念，也是一个不得不强行接受消极文明的外来者的抗争。哑巴最终沦为了“文明斗争”的牺牲品。
二、关于文本深层意蕴的解读
《虚构》这部作品在叙述手法、情节展开与人物形象等方面均表现出具有荒诞化的特征，也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虚构故事的破碎整合与人物形象的非典型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品主题解读的困难，但马原在虚构与荒诞化的叙事圈套中也同样表达了作品更深层的意味，正如他一开始所说的“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讲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他塑造了一个远离尘世、遭受异样眼光的麻风村，将居民们的生活状态冷静且具象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描写中也同样寄寓了马原关于此类特殊人群的看法，进一步揭示了生命与文明的哲理。
玛曲村是国家指定麻风病村，疾病的标签使这个村落成为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特殊的存在。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不同的是，玛曲村虽然同样偏僻难寻、生活落后，但它象征着一种相对落后和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被难以改变的文明所笼罩。
玛曲村的生活是同时混合着极度无聊与自由浪漫的特殊状态。
“各自的世界彼此却是不相通的——他们是弃儿。”玛曲村寂静且缺少生机。村子里的人每天无所事事，需要为自己寻找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他们平常很少出门活动，甚至连躺在门外的狗也懒得朝陌生人吠上一声。由于活动的缺乏，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少之又少。玛曲村人大多面相淡漠，无所欲求。他们的生活都是以自己或所处的家庭为中心的;他们不在意别人的事，也会很快忘记闯入这个隔绝世界中的外来人。在玛曲村，晒太阳、转经和篮球便是枯燥生活中难得的点缀了。
即使生活条件落后，终日无所事事，这里的人们却仍然保存着内心的浪漫和安宁，他们并不堕落。“人到无聊比什么都可怕”，居民们从一开始便适应了现有的生活状态，但也会尽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顺意。他们喜爱阳光，会花很长的时间享受阳光;不拒绝吃饭和娱乐;转经也能够帮助女人们获得内心的宁静。人们大部分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们有信仰、有爱，也有于此种文明中孕育出的纯朴和善良，就像小个子男人会用代表他们信仰的神像回赠作者相送的肉罐头，爱晒太阳的邻居不抱小男孩，但她们的爱能被清楚地感知到。
玛曲村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种相对原始与落后的文明状态，长期与世隔绝让他们形成了固定的枯燥的生活程式。在对玛曲村居民生活的完整呈现的背后蕴含着两种文明的碰撞，玛曲村是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一部分，而它们的变化恰恰也是被抛弃后野蛮发育的结果。但实际上当地居民们从出生开始便是没有权利做出选择的，他们无法接触新兴发展的文明，只能踏着重复的道路行进。这样的状态震惊了深入麻风病村的马原，他无法以一己之力为这个世界施加文明药粉，他无法预测之后将面临的连锁反应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难以处理的后果。但麻风病村也有被改变的可能——他们渴望接受神奇的现代文明，就像渴望粮食与电影;患病女人在作者的潜移默化下也发生了改变，她有了之前很少出现的剧烈的情绪变化，这个意义非凡的微小改变也象征着玛曲村的落后文明拥有被改变的可能。
矛盾拥有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哑巴像一架孤舟被强大的落后文明所淹没，但若是人们卸下对玛曲村的偏见与防备，将病人们看作与正常人平等的存在主动去接触那片隔离区域，尝试用先进文明影响当地的生活，那么占据主导地位的就应是正面的取向了。
作家马原将自己的形象化入故事中，运用荒诞化的手法展现封闭玛曲村的景象。故事情节虽极具奇异性，但同样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作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揭示故事背后有关人性与文明的思考，突出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现代人的反思。
《虚构》寄托了作者以现代文明主动带动落后文明发展进步的愿望，这是马原深沉的人性关怀的体现。由此可见，在虚构与荒诞书写背后，《虚构》自有其独特的意蕴与蓬勃的生机。
一、《虚构》中的荒诞书写
学者吴亮曾经提到过“马原的叙述惯技之一是弄假成真，存心抹杀真假之间的界限”。马原的创作具有典型的“元小说”及“叙事圈套”的风格，以作者在原文的现身和碎片式情节的方法创造带有明显虚构色彩的作品。
小说《虚构》是马原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名字便直接点明了其虚构性，这个设计鲜明地体现了马原关注小说，在小说开篇便摆出悬念。此外，作品中离奇的情节和独特的组合方式也区别于传统中篇小说，表现出荒诞化叙事的特点，给作品笼罩上亦真亦假的色彩。
（一）故事情节的荒诞性
《虚构》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展开情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本人化为故事的见证者、经历者和讲述者，直接参与故事进程。主人公“我”在故事开篇便交代自己名叫“马原”，是个喜欢用汉语写小说的汉人。此类开篇别具一格，主人公开门见山地交代自己的身份，说明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他本人所写，使读者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但人物名字与作者名字一致则是连接了现实的创作与虚构的故事，增加了作品整体的虚幻性和荒诞性氛围，加之开篇马原所处在精神病院的叙述与他在麻风病村的经历也不免引起读者的怀疑，这更表明了作者欲使读者跳出故事的意图。
此外，故事中记叙的具体情节也同样被疑问与迷雾笼罩着，仿佛处于一个混乱且奇异的迷宫矩阵中。整部作品由三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交叉的分支组合而成：作家“我”与麻风病女人的故事，与小个子男人的故事，与哑巴的故事，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围绕着玛曲村这个地点。故事的分支并未拥有紧密的联系，期间叙述的视角也有所变化，它们像是被作家强行拼凑在一起，这种破碎的结构本身便具有一定程度的荒诞性。
另一个明显的荒诞落点便是故事的时间节点，玛曲村中的时间仿佛是不可计算的。“我”在回忆时曾经说自己应该是在五月四日到达玛曲村，在玛曲村待了七天之后离开，问起在路上碰到的人时对方却回答当天是五月四日。由此故事的结尾便再次出现一个疑问，如果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均是五月四日，那么中间在玛曲村停留的七天便无从解释了。这段时间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发生的，可能只是马原做的一个梦或者一个完整的虚构而已。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故事最后作者多次强调的虚构的结尾，“说一句悄悄话，我的全部悲哀和全部得意都在这一点”——这句话恰似是切换回马原本人的口吻，所谓杜撰的结尾给作品增加了层次和韵味，也再次将真实与虚构混杂在了一起。
故事中某些情节也明显有违常理，如“我”为了杜撰一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在麻风病村待了七天，成了一个麻风病人的病人，甚至还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且毫不惧怕和后悔;又如患病女人能够十分准确地预测夜晚山里的天气变化，并在两人毫无交流过“我”行李所在的情况下将行李拿回了自己家。这些有悖常理的情節与突然的反转都给小说再次添上了荒诞色彩。
（二）《虚构》中的外来者
《虚构》中并未出现很复杂的人物架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身为“外来者”的马原;玛曲村的麻风病人——患病女人与小个子男人;从外来世界中进入玛曲村并在村里长期生活的哑巴。书中的人物形象并不鲜明，但关于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作品的荒诞性，也与下文对深层意蕴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1.外来的观察者
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个坦然且自信的作家，用特别的方式写特别的故事，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扬扬得意。他在开篇自我叙述的时候便指出：“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后文中关于“可以”与“有”的注释和有关在麻风村经历的评价也无不显示着这位叙述者的特殊。马原在玛曲村的具体经历更加揭示出他性格中的多面性，他以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村子，也给村子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
马原是个勇敢、冷静且有决心的人，他不满足于“想一想不是也很好吗”的海明威式的想法，一旦做好决定便一定要完成。他不但拥有这样一往无前的韧劲，思考问题也同样相对冷静完备，他为了不让医生发现故意寻找比较曲折的进山道路，并准备好了睡袋和食品，找好适合露宿的地方置放行李，每次在离开之前也会再次把东西埋好。
从马原进入村子之后他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与环境，也在观察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他善于观察的特点从对哑巴的房屋的描写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原仔细地观察黑暗房间的陈设，尤其是卡垫上那条残废的母狗，“我走进卡垫，它更怕了，竟将肚皮翻过来向上，恐惧地抖个不停”。他是个杰出的观察者，或许良好的观察力也是一个作者所不可或缺的品质。
与此同时，相较于患病女人与小个子男人，马原是特殊的存在，不但因为他的观察，也来自他身上外来人的特点——鲜活的感情。
玛曲村里男女之间的感情多少有点无聊且功利的意味，发生关系仿佛也是他们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这里的居民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原始的自由，不受法律与道德的限制，跨越了性的限制，却也多了些麻木少了些热烈。小个子男人拥有自己的家庭，只能在女人不在家的时候来看孩子，两人相遇时也会避免发生言语上的交流，这便是玛曲村人对此类关系通常的处理方式。
但马原的感情鲜明热烈，在观察的同时也用自身的鲜活燃烧了玛曲村女人沉寂麻木的心灵，他是现代文明的使者。他的感情表现为强烈的占有欲。他不会因为和患病的女性发生关系而懊悔;每当女人夸赞小个子男人时会情不自禁地生气;得知女人由于他人劝阻便抛弃了男人时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这些行为象征着马原的爱情观与对秩序和勇气的追求，他无法将外部世界的文明带到封闭的世界中来，却能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切实行动感染那里的居民，后文中女人连续三个“干什么？”便是有力的证明。 2.“会说话的哑巴”
哑巴的身份从一开始便是扑朔迷离的，实际上他并不是哑巴，他会说汉话;或许他也不是个疯子，而是团体中的关键人物;他不是麻风病人，却在玛曲村里停留了几十年。哑巴是被程式化的孤独外来人的代表，他以伪装成哑巴的方式守护自己的秘密，也守护自己心中的念想。
马原在进村前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哑巴，他在两人的交谈中得知哑巴也来自正常的世界，他会说汉话，读过书，甚至藏了一支枪。他是在马原之前来到玛曲村的正常人，但哑巴的行为却往往不遵循常理。他在与作者友好交谈的下一秒便像变戏法一样掏出枪来对准对面的人，随即又表示这只是在开玩笑;他在山上遇到马原时能够自如地和他交谈，回到村子里又成为每日爬山的哑巴，后来不再爬山的他见到红色羽绒服后又爬上山说与之前同样的话;他无情地用枪杀死自己的狗，还像扔垃圾一样抛弃它。这些有悖逻辑的情节使哑巴的形象处于一个个谜团之中，成为作品荒诞性的另一集中体现。
但啞巴的荒诞性是有迹可循的，来自外来世界的哑巴在来到玛曲村后便处于极度孤独与无助的状态之下，无法与人交流，之前熟悉的文明迹象也不再被共识与承认。他不得不在逐渐封闭自己的同时适应崭新的环境，但遗憾的是他无可避免地染上僵化的疾病，成了孤寂的牺牲品。
综合小说中种种表现可以推测哑巴确实是疯了。首先他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在马原到来之前他每天都爬山，甚至踩出了一条小路，除了爬山他便很少出门了;在不去爬山之后他便在村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故事里唯一打破他枯燥生活的是与作者在山坡上的对话，他与作者分享自己的秘密，但后来再一次的交谈表明他只能对某些确定意义的语言做出回答，回答并不会改变。哑巴生活在一个不断重复、缺少改变的小世界里，他的思维与行动同样被僵化了。一个不具有正常逻辑，内心不存在希望的人只是一具躯壳，成为疯子也是最终的结局。
在哑巴的身上有两种文明在斗争，他所守护的枪代表曾身处过的现代文明，而身心的僵化却是玛曲村枯燥虚无的原始文明所导致。哑巴把自己伪装成玛曲村人所知的样子可能是为了避难，更直接的原因是拒绝与当地人交流。他是所有村民中唯一一个没有发滞神情的人，可见他尽力在与退步的文明做斗争，但岁月的积累让他精疲力竭，马原的到来使他吐露了心中的秘密，也再次使他受到了外部文明的震撼，他无力再承受巨大的落差，由此也逐渐走上了生命的终点。
哑巴用藏了几十年的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对曾经文明的怀念，也是一个不得不强行接受消极文明的外来者的抗争。哑巴最终沦为了“文明斗争”的牺牲品。
二、关于文本深层意蕴的解读
《虚构》这部作品在叙述手法、情节展开与人物形象等方面均表现出具有荒诞化的特征，也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虚构故事的破碎整合与人物形象的非典型性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作品主题解读的困难，但马原在虚构与荒诞化的叙事圈套中也同样表达了作品更深层的意味，正如他一开始所说的“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讲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他塑造了一个远离尘世、遭受异样眼光的麻风村，将居民们的生活状态冷静且具象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描写中也同样寄寓了马原关于此类特殊人群的看法，进一步揭示了生命与文明的哲理。
玛曲村是国家指定麻风病村，疾病的标签使这个村落成为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特殊的存在。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所不同的是，玛曲村虽然同样偏僻难寻、生活落后，但它象征着一种相对落后和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被难以改变的文明所笼罩。
玛曲村的生活是同时混合着极度无聊与自由浪漫的特殊状态。
“各自的世界彼此却是不相通的——他们是弃儿。”玛曲村寂静且缺少生机。村子里的人每天无所事事，需要为自己寻找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他们平常很少出门活动，甚至连躺在门外的狗也懒得朝陌生人吠上一声。由于活动的缺乏，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少之又少。玛曲村人大多面相淡漠，无所欲求。他们的生活都是以自己或所处的家庭为中心的;他们不在意别人的事，也会很快忘记闯入这个隔绝世界中的外来人。在玛曲村，晒太阳、转经和篮球便是枯燥生活中难得的点缀了。
即使生活条件落后，终日无所事事，这里的人们却仍然保存着内心的浪漫和安宁，他们并不堕落。“人到无聊比什么都可怕”，居民们从一开始便适应了现有的生活状态，但也会尽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顺意。他们喜爱阳光，会花很长的时间享受阳光;不拒绝吃饭和娱乐;转经也能够帮助女人们获得内心的宁静。人们大部分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们有信仰、有爱，也有于此种文明中孕育出的纯朴和善良，就像小个子男人会用代表他们信仰的神像回赠作者相送的肉罐头，爱晒太阳的邻居不抱小男孩，但她们的爱能被清楚地感知到。
玛曲村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种相对原始与落后的文明状态，长期与世隔绝让他们形成了固定的枯燥的生活程式。在对玛曲村居民生活的完整呈现的背后蕴含着两种文明的碰撞，玛曲村是被现代文明抛弃的一部分，而它们的变化恰恰也是被抛弃后野蛮发育的结果。但实际上当地居民们从出生开始便是没有权利做出选择的，他们无法接触新兴发展的文明，只能踏着重复的道路行进。这样的状态震惊了深入麻风病村的马原，他无法以一己之力为这个世界施加文明药粉，他无法预测之后将面临的连锁反应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难以处理的后果。但麻风病村也有被改变的可能——他们渴望接受神奇的现代文明，就像渴望粮食与电影;患病女人在作者的潜移默化下也发生了改变，她有了之前很少出现的剧烈的情绪变化，这个意义非凡的微小改变也象征着玛曲村的落后文明拥有被改变的可能。
矛盾拥有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哑巴像一架孤舟被强大的落后文明所淹没，但若是人们卸下对玛曲村的偏见与防备，将病人们看作与正常人平等的存在主动去接触那片隔离区域，尝试用先进文明影响当地的生活，那么占据主导地位的就应是正面的取向了。
作家马原将自己的形象化入故事中，运用荒诞化的手法展现封闭玛曲村的景象。故事情节虽极具奇异性，但同样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作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揭示故事背后有关人性与文明的思考，突出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现代人的反思。
《虚构》寄托了作者以现代文明主动带动落后文明发展进步的愿望，这是马原深沉的人性关怀的体现。由此可见，在虚构与荒诞书写背后，《虚构》自有其独特的意蕴与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