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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国,各种手机段子流行。其间,政治性的段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常常在不经意间,暴露现实政治的种种不良作为。坊间小说,断语片话,也会瞬间撕裂我们对现实政治的种种良好想象,流行一种市侩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也算是手机政治段子的副作用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存在两个矛盾。一个是政治管理的抽象化与透明化的矛盾;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与民主化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依靠一套抽象的社会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和疏导,并不是由官员直接拿着大喇叭上街头进行宣导,而是通过一个抽象的系统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管理的透明化就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必然现象。这就像秋菊跑到法院打官司一样,她要的只是村长的一个道歉,而在现代政治法制系统中,“道歉”这种日常生活情感行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秋菊永远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才能得到“说法”。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和现代政治体制之间,也就难以走向彻底认同。人们因为不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管理体系的复杂和抽象,也就必然激发各种各样对这种体系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对这种体制中不良现象的夸大想象和过度反讽。
从这个意义说,大量政治戏谑段子的出现,恰好表达了普通人对于现代政治运行机制的一种警惕和怀疑的心态。
如:“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同样是出国,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同样是说话,领导叫指示,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与之相应,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威权化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官本位现象。于是,百姓自觉地用“段子”来隔离“官”、“民”,也就成为段子文化的另一功能。显然,市民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道德批判,充斥在各种段子之中,构成段子娱乐的核心形式。
简言之,各种手机段子常常不免用对政治不良行为进行戏谑和嘲弄的方式,暗中重蹈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意识和小民意识。在这里,手机段子既能揭示现代政治的不良之处,也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现实疏离感,强化了中国人“去公民化”——不求参政、只求笑谈的意识。(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一直存在两个矛盾。一个是政治管理的抽象化与透明化的矛盾;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威权化与民主化的矛盾。
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依靠一套抽象的社会管理机制。政府部门对社会的管理和疏导,并不是由官员直接拿着大喇叭上街头进行宣导,而是通过一个抽象的系统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管理的透明化就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必然现象。这就像秋菊跑到法院打官司一样,她要的只是村长的一个道歉,而在现代政治法制系统中,“道歉”这种日常生活情感行为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秋菊永远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才能得到“说法”。
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和现代政治体制之间,也就难以走向彻底认同。人们因为不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管理体系的复杂和抽象,也就必然激发各种各样对这种体系的不信任,最终导致对这种体制中不良现象的夸大想象和过度反讽。
从这个意义说,大量政治戏谑段子的出现,恰好表达了普通人对于现代政治运行机制的一种警惕和怀疑的心态。
如:“同样是干活,领导叫带头,富人叫创业,百姓叫打工;同样是出国,领导叫考察,富人叫旅游,百姓叫偷渡;同样是说话,领导叫指示,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废话。”
与之相应,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威权化则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官本位现象。于是,百姓自觉地用“段子”来隔离“官”、“民”,也就成为段子文化的另一功能。显然,市民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道德批判,充斥在各种段子之中,构成段子娱乐的核心形式。
简言之,各种手机段子常常不免用对政治不良行为进行戏谑和嘲弄的方式,暗中重蹈传统官本位文化的意识和小民意识。在这里,手机段子既能揭示现代政治的不良之处,也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现实疏离感,强化了中国人“去公民化”——不求参政、只求笑谈的意识。(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