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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台湾的食品安全事件整理成一个单子，不比大陆的更短。台湾食品产业比大陆更早起步几十年，积累的应对经验和机制相对更加有效。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食品安全应对的经验。
今年10月s份的时候，台湾大统长基公司被曝出食用油掺假事件，但大陆媒体报道却不多。事实上，在2011年轰动一时的塑化剂事件之后，大陆民众似乎已经接受并习惯了：哦，原来台湾除了阿里山、日月潭、青春偶像剧和夜市小吃，也有食品安全事件啊！
台湾不仅有食品安全事件——如果把它整理成一个单子，甚至不比大陆开列的单子更短。大陆有惨痛的“三鹿奶粉事件”，台湾也在1979年发生过影响深远的“米糠油污染事件”，大陆有过街老鼠般的“地沟油”，而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地沟油”事件，其它什么“毒酒”“毒鸭蛋”，台湾一样不少。
食品安全问题不需要“比丑”，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台湾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比大陆要早，似乎平均“领先”了大陆几十年，而这又恰恰暗合台湾食品产业比大陆更早起步几十年。台湾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即大力发展罐头等出口产业，1982年就开始推行“食品GMP认证制度”（食品良好生产规范），1990年开始探讨食品产业全球化问题。而大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作为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食品产业。
即使是今天台湾也还要面对各种食品安全方面的挑战，但由于更早发展食品产业，台湾无疑有更为丰富的食品安全应对的经验。更为重要的，相比较大陆常提到“美国食品安全如何”“欧盟食品安全如何”，台湾是一个更好的参照系：相近的文化背景，差不多的饮食习惯，甚至食品产业也有重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走过的弯路，也算是帮大陆“试错”了，现在对台湾有效的治理思路，大陆也可以借鉴。
我们不仅要观察台湾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中的所作所为，还要了解他们的企业、媒体、消费者的反应，在这其中，可能有跟大陆一样的地方，也可能跟大陆不是一个“套路”，但是一定有它自己的规则。
为何台湾不监管企业生产？
“像你这样三十多岁的时候，什么都来检验，我的酒量就是那时候被训练出来的。”已经七十多岁的台湾食品科技学会理事长谢至钏这样对记者说。谢至钏年轻时干过食品厂厂长，也在行政部门任职过，并长期在台湾中兴大学授课，是台湾食品界最资深的专家之一。做厂长时，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应付检测员。
但后来台湾就不这么管了，因为不仅“谢厂长”累，行政部门也累。在如今的行政职能中，“行政院农委会”负责农产品等原料，“卫生福利部”（原“卫生署”）负责市场流通，“经济部”负责进口出，但并没有一个部门专门监管食品的生产。这要在大陆，肯定会被解读为“监管缺失”。
谢至钏说，行政部门不再把企业管得那么死，是等消费者来“修理”你。因为外销的产品不合格，客户会退关，内销的产品有问题，消费者会举报，此外还有第三方团队去检测。行政部门要做的就是，一旦有举报，查到问题你就很倒霉，罚到你倾家荡产。
但是这种放开仍然有一个约束机制，比如连续半年抽检都没有问题，下半年就减一半的抽检，明年再减二分之一，到最后全部放手，如果有发现问题了再重新回来监管。这样轮了几十年后，发现就不需要再检了。
但是台湾行政部门并非无所作为，虽然不去企业检查，也还是有抽检的计划，饮料中的塑化剂就是抽验发现的。这个工作由“卫生福利部”下面的单位来做，工作人员去市场上把样品抽回来，后面有人做检验。他们的人手并不多，但因为有人抽检，所以对企业就是威慑力。
谢至钏也曾经来大陆辅导过食品企业，他认为两岸的监管方式有很大不同。大陆的监管经常要细到每个生产环境，甚至派人去仓库里查看，比如看有没有进厂检验报告，完全是人海战术。“这个太费劲了，监管的人内行吗？有这么多内行的人吗？全国学食品的人都投入到企业去也干不完啊！”谢至钏认为，这样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管的效果。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主管罗之纲博士来大陆已经很多年，他认为两岸有着很不一样的监管思维。大陆是“抓大放小”，对于一个辖区的企业，专门抓住几家大厂，小厂说检查不完，说把大厂盯好了整个辖区就有“九成”安全了；台湾却是主要“抓小”，因为它认为小企业更可能出问题。大厂当然不是不去，但去了几次，认定已经上轨道了就不管了，它让市场的行为来规范企业。如果小公司做得很好，时间久了也不管。总之就是行政部门管得越少越好。
谢至钏告诉记者，政府要做的是引导企业自主管理，因为企业要为自己的永续经营负责，要树立品牌，要学会跟消费者互动，“不能靠政府保护你，政府要保护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企业！20多年来，这些概念企业都理解了。老百姓也不那么期待行政部门的监管了。”
台湾会争论食品安全标准高低吗？
罗之纲介绍说，台湾很早就有标准化体系，早到1949年之前就有了，但那套体系实际上是指推荐性标准，并不强制执行。但台湾行政部门在70年代也曾为了辅导产业推广过，到了80年代后，由于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更多认定的是品牌，这些推荐性的标准反而参照得很少了，以至于慢慢只成为一个原则性的指引，最后成为图书馆的陈列。 但这不代表台湾没有了标准。台湾对食品安全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体现为标准，而是以出台法规的形式定义。“卫生福利部”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于重金属残留、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大类的安全标准统一发布，对于某类食品有特殊规定的，会在这个“大框架”下出台细则不断叠加，所以台湾的标准看起来相对简单。
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发式发布，媒体对于标准参数的指责却是一直存在的。台湾食品工业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简相堂介绍说，在三聚氰胺事件时，民众也如惊弓之鸟，对于“卫生署”把三聚氰胺的含量标准定为2.5ppm （2.5mg/kg），《联合报》等媒体纷纷指责定得太低，“卫生署”挨了很多骂。“卫生署长”林芳郁下台时还不断呼吁，选民应该信任学者专家的意见。因为即使是欧盟国家也是这样的限量规定。
这样的一幕大陆也极为熟悉，媒体总是质疑牛奶标准太低、速冻水饺标准太低。简相堂告诉记者，台湾制定标准，专家也是经过充分辩证讨论之后，有一定的程序再公布的，这个程序两岸差不多。他也经常关注大陆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发现有近一半都是错误引用或误解标准造成的。
罗之纲认为，不管对于大陆还是台湾，实际上食品安全的标准高低没有太大可争论的空间，因为它从科学上是有合理答案的，但是两岸的消费者都会希望有更高的“标准”，希望“零风险”，即使达不到危害剂量也害怕，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
台湾媒体怎么报道食品安全？
“某某物质长期食用可能致癌！”——你一定很熟悉，这是大陆媒体口头禅式的写法，但台湾媒体也会这样写。
大概在2000年以后，台湾民众对于食品的问题开始变得有点像惊弓之鸟。由于竞争激烈，媒体也存在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辞的地方，甚至很多不值得惊慌的问题，台湾媒体也能大肆报道，甚至逼得领导人去关心。比如最近台湾市售方便面的调料包中检出所谓重金属，其实这些重金属在环境中是不可避免会残留的，但检出的含量极低，本来并不值得小题大做。
和大陆民众一样，台湾民众也很担心食品添加剂。“现在精制化学品越发达，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越多，这些公司一定会想办法来说服政府允许使用，所以民众有这样的认知，会觉得它可能有毒，我觉得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问题在于，该怎么让民众相信，如果通过了政府部门审查，是可以合法添加在食品里面的。”简相堂说。
异曲同工的是，不少为食品安全辩护的专家在台湾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只是没有像大陆一样被取名为“砖家”罢了。比如台湾有位叫孙宝年的老师，算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前辈，他在某些食品安全事件上，也会出来讲几句话，包括写一些文章，比如像《基因改造食品有那么毒吗？》，结果也被媒体骂为“无良专家”，这很像是大陆的陈君石院士的遭遇。
简相堂介绍说，台湾不只是有媒体，还有另外一批“唱反调”的专家，包括什么营养学家、搞化学的、开医院的，他们不喜欢食品加工业，经常会讲“什么东西是毒食品，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很多媒体也会引用这些人的观点，觉得他是在为消费者说话。
“有个老化学教授，专门在电视上讲，这个色素会怎样，这个糖浆会怎样，有一次我就去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多讲一句，只有不守法的人，他才会这样做’？但他就是不讲，因为他就是要让人觉得，食品产业就是这样危害大家的健康的。”谢至钏说，他有时很看不惯这种现象。
不过，几位专家也都认为，尽管媒体有夸大其辞和炒作的地方，但有意捏造、歪曲企业还很少。“台湾说起来比较小，大家互相了解得比较深，记者对一个报道，对伤害到企业的考量，我们能感受到，因为一件事伤害到企业，企业关门了，对社会并不好。有时候还是会手下留情的。”谢至钏说，不过，他又补充说，对于今年大统油掺假的问题，这家企业肯定是完蛋了，“大家都不会同情，因为这是犯法的事情”。
罗之纲则认为，虽然在表面上，两岸的食品安全舆论都很激烈，但在实际指向上却很不相同，“大陆媒体反映问题，其实是希望政府有所作为，希望政府出台监管措施，想要政府主持公道的意思。但台湾行政能力受到民意的制约，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时，对行政部门并没有什么期待，有时候骂骂，但其实是冲着厂商来的，要厂商负责。”
台湾食品企业怎么应对食品安全？
“舆论啊，我们现在怕得要命！”台湾食品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詹岳霖这样说。詹岳霖先生是台湾泰山企业董事长，这是一家在1950年创办的大型食品企业。
詹岳霖举例说，像这次食用油掺假事件，他也非常紧张，因为现在食品产业链很长，万一有什么自己没注意到的，而被波及到了，就很麻烦。
不过，詹岳霖认为，企业的“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一种是“无知”。有意就指，有些企业可能恶意添加非法物质，掺假造假，但是当企业很大时，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企业不会去主动犯错；“无知”则可能是因为食品科技在不断进步，各国各地区法规也不一样，由此带来信息滞后。比如在德国，用它的标准验出你的泡面不符合它的法规，但符合我们的标准，那该怎么办？
对于因为“无知”所带来的风险，詹岳霖介绍道，目前台湾食品产业发展协会正在做一个叫源头管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把全世界的法规收集过来，在平台上建立起一个资料库。另外还要做一个系统叫配方管理系统，研发中心在用这个系统时，能够随时查看全世界法规资料，最后做好配方，出来的成品就能符合包括美国、日本等大部分国家的规定。而在将来，这个平台甚至可以两岸食品界共享。
不过，食品企业也时刻要面对舆论的误解，要做一些风险交流的工作，詹岳霖认为，这部分工作通常都是协会、工会来做，让他们去游说、沟通。学术单位也会出来做一些澄清，因为他们的身份更中立，更有权威性。
“以前大家都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也感觉已经满足了。后来大陆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了，台湾媒体一窝蜂地说大陆是黑心食品。结果2011年塑化剂事件就发生了。大陆的媒体也很关注，所以，两岸的食品安全关联度很高。”詹岳霖说，不管媒体怎么报道，两岸的企业都要靠提升企业的水平去应对。
台湾民众如何看待食品安全？
“民众很信媒体报道，但是民众也很健忘啊！”谢至钏这样总结民众的态度。民众本来就是一个很庞杂的群体，当然会有些人很担忧，也有些人只是听听而已。
在台湾，舆论本身并不直接对行政部门造成压力，行政部门也不会总是第一时间去干预企业，除非是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事件。但是舆论会影响到民意，民意又会汇集到民意代表那里，而民意代表又会去质询行政部门——这才是来真的，老百姓选了民意代表，而民意代表又影响着当局上台下台。
“今天早上的新闻，有个‘立法委员’，叫刘建国，他就建议行政部门，要把所有食品工厂的仓库都管起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不合法的东西，只要有，他就好出去讲了。”谢至钏对记者说。
虽然民众仍然很不满意，也永远不可
能让他满意，但谢至钏还是认为，公众的认知正在改善中，而大家也都在努力。有空的时候，谢至钏也常常去给民众讲课，两年来办了30多场演讲，听众的反映也很不错。
对于大陆的食品安全舆论，谢至钏认为，现在有了网络，但不要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搞得好像全国都在做这件事一样，“那种感觉很不好。”
台湾食品安全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无论学术上怎么定义，现实中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变成了两类，一类是虽然不会危害到公众健康，但由于媒体的误解、误导和沟通不畅而引起的风波，另一类才是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比如企业为了逐利而不守法。毫无疑问，这两类事件都会对社会造成重要影响。
要化解公众的误解，让公众回归理性，无疑需要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我们要让消费者有对自己负责的意识。这次橄榄油掺假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正常公司的橄榄油都卖300块钱左右，但是大统公司的只有150块左右，你为什么要买150块的呢？消费者要会质疑，第一是其它厂家挣太多钱，第二是这个厂商可能掺太多东西了，你自己要会判断嘛！”简相堂说。
如何通过持续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让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常识有所理解——比如像“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危害与剂量有关”这样的基本概念，这是两岸都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很多食品安全风波都由此而起。
谢至钏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已经通过相关渠道，直接向马英九建言，要把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落实到教育体系中去，而且是从小学就开始。这也不是台湾的首创，其实在日本已经实施很多年了。毫无疑问，大陆也需要将食品安全的认知整合到国民教育中去，但是相对于媒体讨论“是否应该将数学逐出高考”的热情，这样的举措恐怕还很远。
当前，大陆的民众总是感叹食品安全问题上“不知道该相信谁”，这与没有第三方组织可以依托有很大关系。在台湾，不仅有很发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而且有成熟的消费者团体，比如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台湾消费者权益促进会、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等，有了这些机构的监督和反馈，可以和媒体、学术组织等构成一个交流平台。而在大陆，检测机构大部分都是从政府部门里分出来的，至今还没有摆脱依附政府的形象，公众送检也很困难，而消费者团队的监督力量更是无从谈起。
而对于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媒体与公众仍然在一致呼吁要“加强监管”，虽然政府也在不断强调“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敢说“食品安全不应该过多依赖于政府监管。”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并不见少，这无疑是与食品安全的发展潮流不相适应的。
谢至钏举例说，不仅大陆存在食品企业“低小散”的问题，台湾也一样。台湾有很多好的小吃，这些小吃的营业额很大，观光旅游都靠这个，该怎么管理呢？行政部门显然是管不过来的，只有靠消费者去监管，去举报，通过社会机制来慢慢淘汰，用消费者淘汰它们。但是这一点，也需要通过行政部门引导让消费者理解。
谢至钏认为，各地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摸索着去解决问题的。大陆范围大，有巨大的城乡差异，食品产业也不尽相同，不可能照搬台湾的经验。但是应该有一个总的方向，应该很明确，政府是有局限性的，用严格的措施去监督工厂，去针对某种产品，这不是长久之计，政府只能去引导企业自己对消费者负责。
而另一点容易忽视的是，政府还应该为食品企业的成长提供公正的、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不断成长。如果食品企业活得不好，那么想保证良好的食品安全是不可能的。
（特别感谢饶平凡教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今年10月s份的时候，台湾大统长基公司被曝出食用油掺假事件，但大陆媒体报道却不多。事实上，在2011年轰动一时的塑化剂事件之后，大陆民众似乎已经接受并习惯了：哦，原来台湾除了阿里山、日月潭、青春偶像剧和夜市小吃，也有食品安全事件啊！
台湾不仅有食品安全事件——如果把它整理成一个单子，甚至不比大陆开列的单子更短。大陆有惨痛的“三鹿奶粉事件”，台湾也在1979年发生过影响深远的“米糠油污染事件”，大陆有过街老鼠般的“地沟油”，而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生过“地沟油”事件，其它什么“毒酒”“毒鸭蛋”，台湾一样不少。
食品安全问题不需要“比丑”，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台湾发生的很多事件都比大陆要早，似乎平均“领先”了大陆几十年，而这又恰恰暗合台湾食品产业比大陆更早起步几十年。台湾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即大力发展罐头等出口产业，1982年就开始推行“食品GMP认证制度”（食品良好生产规范），1990年开始探讨食品产业全球化问题。而大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作为商品流通而发展起来的食品产业。
即使是今天台湾也还要面对各种食品安全方面的挑战，但由于更早发展食品产业，台湾无疑有更为丰富的食品安全应对的经验。更为重要的，相比较大陆常提到“美国食品安全如何”“欧盟食品安全如何”，台湾是一个更好的参照系：相近的文化背景，差不多的饮食习惯，甚至食品产业也有重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走过的弯路，也算是帮大陆“试错”了，现在对台湾有效的治理思路，大陆也可以借鉴。
我们不仅要观察台湾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中的所作所为，还要了解他们的企业、媒体、消费者的反应，在这其中，可能有跟大陆一样的地方，也可能跟大陆不是一个“套路”，但是一定有它自己的规则。
为何台湾不监管企业生产？
“像你这样三十多岁的时候，什么都来检验，我的酒量就是那时候被训练出来的。”已经七十多岁的台湾食品科技学会理事长谢至钏这样对记者说。谢至钏年轻时干过食品厂厂长，也在行政部门任职过，并长期在台湾中兴大学授课，是台湾食品界最资深的专家之一。做厂长时，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应付检测员。
但后来台湾就不这么管了，因为不仅“谢厂长”累，行政部门也累。在如今的行政职能中，“行政院农委会”负责农产品等原料，“卫生福利部”（原“卫生署”）负责市场流通，“经济部”负责进口出，但并没有一个部门专门监管食品的生产。这要在大陆，肯定会被解读为“监管缺失”。
谢至钏说，行政部门不再把企业管得那么死，是等消费者来“修理”你。因为外销的产品不合格，客户会退关，内销的产品有问题，消费者会举报，此外还有第三方团队去检测。行政部门要做的就是，一旦有举报，查到问题你就很倒霉，罚到你倾家荡产。
但是这种放开仍然有一个约束机制，比如连续半年抽检都没有问题，下半年就减一半的抽检，明年再减二分之一，到最后全部放手，如果有发现问题了再重新回来监管。这样轮了几十年后，发现就不需要再检了。
但是台湾行政部门并非无所作为，虽然不去企业检查，也还是有抽检的计划，饮料中的塑化剂就是抽验发现的。这个工作由“卫生福利部”下面的单位来做，工作人员去市场上把样品抽回来，后面有人做检验。他们的人手并不多，但因为有人抽检，所以对企业就是威慑力。
谢至钏也曾经来大陆辅导过食品企业，他认为两岸的监管方式有很大不同。大陆的监管经常要细到每个生产环境，甚至派人去仓库里查看，比如看有没有进厂检验报告，完全是人海战术。“这个太费劲了，监管的人内行吗？有这么多内行的人吗？全国学食品的人都投入到企业去也干不完啊！”谢至钏认为，这样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管的效果。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主管罗之纲博士来大陆已经很多年，他认为两岸有着很不一样的监管思维。大陆是“抓大放小”，对于一个辖区的企业，专门抓住几家大厂，小厂说检查不完，说把大厂盯好了整个辖区就有“九成”安全了；台湾却是主要“抓小”，因为它认为小企业更可能出问题。大厂当然不是不去，但去了几次，认定已经上轨道了就不管了，它让市场的行为来规范企业。如果小公司做得很好，时间久了也不管。总之就是行政部门管得越少越好。
谢至钏告诉记者，政府要做的是引导企业自主管理，因为企业要为自己的永续经营负责，要树立品牌，要学会跟消费者互动，“不能靠政府保护你，政府要保护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企业！20多年来，这些概念企业都理解了。老百姓也不那么期待行政部门的监管了。”
台湾会争论食品安全标准高低吗？
罗之纲介绍说，台湾很早就有标准化体系，早到1949年之前就有了，但那套体系实际上是指推荐性标准，并不强制执行。但台湾行政部门在70年代也曾为了辅导产业推广过，到了80年代后，由于消费者购买产品时更多认定的是品牌，这些推荐性的标准反而参照得很少了，以至于慢慢只成为一个原则性的指引，最后成为图书馆的陈列。 但这不代表台湾没有了标准。台湾对食品安全的强制性规定，并不体现为标准，而是以出台法规的形式定义。“卫生福利部”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于重金属残留、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大类的安全标准统一发布，对于某类食品有特殊规定的，会在这个“大框架”下出台细则不断叠加，所以台湾的标准看起来相对简单。
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发式发布，媒体对于标准参数的指责却是一直存在的。台湾食品工业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简相堂介绍说，在三聚氰胺事件时，民众也如惊弓之鸟，对于“卫生署”把三聚氰胺的含量标准定为2.5ppm （2.5mg/kg），《联合报》等媒体纷纷指责定得太低，“卫生署”挨了很多骂。“卫生署长”林芳郁下台时还不断呼吁，选民应该信任学者专家的意见。因为即使是欧盟国家也是这样的限量规定。
这样的一幕大陆也极为熟悉，媒体总是质疑牛奶标准太低、速冻水饺标准太低。简相堂告诉记者，台湾制定标准，专家也是经过充分辩证讨论之后，有一定的程序再公布的，这个程序两岸差不多。他也经常关注大陆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发现有近一半都是错误引用或误解标准造成的。
罗之纲认为，不管对于大陆还是台湾，实际上食品安全的标准高低没有太大可争论的空间，因为它从科学上是有合理答案的，但是两岸的消费者都会希望有更高的“标准”，希望“零风险”，即使达不到危害剂量也害怕，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
台湾媒体怎么报道食品安全？
“某某物质长期食用可能致癌！”——你一定很熟悉，这是大陆媒体口头禅式的写法，但台湾媒体也会这样写。
大概在2000年以后，台湾民众对于食品的问题开始变得有点像惊弓之鸟。由于竞争激烈，媒体也存在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辞的地方，甚至很多不值得惊慌的问题，台湾媒体也能大肆报道，甚至逼得领导人去关心。比如最近台湾市售方便面的调料包中检出所谓重金属，其实这些重金属在环境中是不可避免会残留的，但检出的含量极低，本来并不值得小题大做。
和大陆民众一样，台湾民众也很担心食品添加剂。“现在精制化学品越发达，食品添加剂的种类越多，这些公司一定会想办法来说服政府允许使用，所以民众有这样的认知，会觉得它可能有毒，我觉得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问题在于，该怎么让民众相信，如果通过了政府部门审查，是可以合法添加在食品里面的。”简相堂说。
异曲同工的是，不少为食品安全辩护的专家在台湾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只是没有像大陆一样被取名为“砖家”罢了。比如台湾有位叫孙宝年的老师，算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前辈，他在某些食品安全事件上，也会出来讲几句话，包括写一些文章，比如像《基因改造食品有那么毒吗？》，结果也被媒体骂为“无良专家”，这很像是大陆的陈君石院士的遭遇。
简相堂介绍说，台湾不只是有媒体，还有另外一批“唱反调”的专家，包括什么营养学家、搞化学的、开医院的，他们不喜欢食品加工业，经常会讲“什么东西是毒食品，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很多媒体也会引用这些人的观点，觉得他是在为消费者说话。
“有个老化学教授，专门在电视上讲，这个色素会怎样，这个糖浆会怎样，有一次我就去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多讲一句，只有不守法的人，他才会这样做’？但他就是不讲，因为他就是要让人觉得，食品产业就是这样危害大家的健康的。”谢至钏说，他有时很看不惯这种现象。
不过，几位专家也都认为，尽管媒体有夸大其辞和炒作的地方，但有意捏造、歪曲企业还很少。“台湾说起来比较小，大家互相了解得比较深，记者对一个报道，对伤害到企业的考量，我们能感受到，因为一件事伤害到企业，企业关门了，对社会并不好。有时候还是会手下留情的。”谢至钏说，不过，他又补充说，对于今年大统油掺假的问题，这家企业肯定是完蛋了，“大家都不会同情，因为这是犯法的事情”。
罗之纲则认为，虽然在表面上，两岸的食品安全舆论都很激烈，但在实际指向上却很不相同，“大陆媒体反映问题，其实是希望政府有所作为，希望政府出台监管措施，想要政府主持公道的意思。但台湾行政能力受到民意的制约，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时，对行政部门并没有什么期待，有时候骂骂，但其实是冲着厂商来的，要厂商负责。”
台湾食品企业怎么应对食品安全？
“舆论啊，我们现在怕得要命！”台湾食品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詹岳霖这样说。詹岳霖先生是台湾泰山企业董事长，这是一家在1950年创办的大型食品企业。
詹岳霖举例说，像这次食用油掺假事件，他也非常紧张，因为现在食品产业链很长，万一有什么自己没注意到的，而被波及到了，就很麻烦。
不过，詹岳霖认为，企业的“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一种是“无知”。有意就指，有些企业可能恶意添加非法物质，掺假造假，但是当企业很大时，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企业不会去主动犯错；“无知”则可能是因为食品科技在不断进步，各国各地区法规也不一样，由此带来信息滞后。比如在德国，用它的标准验出你的泡面不符合它的法规，但符合我们的标准，那该怎么办？
对于因为“无知”所带来的风险，詹岳霖介绍道，目前台湾食品产业发展协会正在做一个叫源头管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把全世界的法规收集过来，在平台上建立起一个资料库。另外还要做一个系统叫配方管理系统，研发中心在用这个系统时，能够随时查看全世界法规资料，最后做好配方，出来的成品就能符合包括美国、日本等大部分国家的规定。而在将来，这个平台甚至可以两岸食品界共享。
不过，食品企业也时刻要面对舆论的误解，要做一些风险交流的工作，詹岳霖认为，这部分工作通常都是协会、工会来做，让他们去游说、沟通。学术单位也会出来做一些澄清，因为他们的身份更中立，更有权威性。
“以前大家都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也感觉已经满足了。后来大陆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了，台湾媒体一窝蜂地说大陆是黑心食品。结果2011年塑化剂事件就发生了。大陆的媒体也很关注，所以，两岸的食品安全关联度很高。”詹岳霖说，不管媒体怎么报道，两岸的企业都要靠提升企业的水平去应对。
台湾民众如何看待食品安全？
“民众很信媒体报道，但是民众也很健忘啊！”谢至钏这样总结民众的态度。民众本来就是一个很庞杂的群体，当然会有些人很担忧，也有些人只是听听而已。
在台湾，舆论本身并不直接对行政部门造成压力，行政部门也不会总是第一时间去干预企业，除非是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事件。但是舆论会影响到民意，民意又会汇集到民意代表那里，而民意代表又会去质询行政部门——这才是来真的，老百姓选了民意代表，而民意代表又影响着当局上台下台。
“今天早上的新闻，有个‘立法委员’，叫刘建国，他就建议行政部门，要把所有食品工厂的仓库都管起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不合法的东西，只要有，他就好出去讲了。”谢至钏对记者说。
虽然民众仍然很不满意，也永远不可
能让他满意，但谢至钏还是认为，公众的认知正在改善中，而大家也都在努力。有空的时候，谢至钏也常常去给民众讲课，两年来办了30多场演讲，听众的反映也很不错。
对于大陆的食品安全舆论，谢至钏认为，现在有了网络，但不要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小事，就搞得好像全国都在做这件事一样，“那种感觉很不好。”
台湾食品安全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无论学术上怎么定义，现实中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变成了两类，一类是虽然不会危害到公众健康，但由于媒体的误解、误导和沟通不畅而引起的风波，另一类才是真正危害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比如企业为了逐利而不守法。毫无疑问，这两类事件都会对社会造成重要影响。
要化解公众的误解，让公众回归理性，无疑需要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我们要让消费者有对自己负责的意识。这次橄榄油掺假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正常公司的橄榄油都卖300块钱左右，但是大统公司的只有150块左右，你为什么要买150块的呢？消费者要会质疑，第一是其它厂家挣太多钱，第二是这个厂商可能掺太多东西了，你自己要会判断嘛！”简相堂说。
如何通过持续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让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常识有所理解——比如像“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危害与剂量有关”这样的基本概念，这是两岸都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很多食品安全风波都由此而起。
谢至钏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已经通过相关渠道，直接向马英九建言，要把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落实到教育体系中去，而且是从小学就开始。这也不是台湾的首创，其实在日本已经实施很多年了。毫无疑问，大陆也需要将食品安全的认知整合到国民教育中去，但是相对于媒体讨论“是否应该将数学逐出高考”的热情，这样的举措恐怕还很远。
当前，大陆的民众总是感叹食品安全问题上“不知道该相信谁”，这与没有第三方组织可以依托有很大关系。在台湾，不仅有很发达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而且有成熟的消费者团体，比如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台湾消费者权益促进会、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等，有了这些机构的监督和反馈，可以和媒体、学术组织等构成一个交流平台。而在大陆，检测机构大部分都是从政府部门里分出来的，至今还没有摆脱依附政府的形象，公众送检也很困难，而消费者团队的监督力量更是无从谈起。
而对于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媒体与公众仍然在一致呼吁要“加强监管”，虽然政府也在不断强调“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敢说“食品安全不应该过多依赖于政府监管。”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并不见少，这无疑是与食品安全的发展潮流不相适应的。
谢至钏举例说，不仅大陆存在食品企业“低小散”的问题，台湾也一样。台湾有很多好的小吃，这些小吃的营业额很大，观光旅游都靠这个，该怎么管理呢？行政部门显然是管不过来的，只有靠消费者去监管，去举报，通过社会机制来慢慢淘汰，用消费者淘汰它们。但是这一点，也需要通过行政部门引导让消费者理解。
谢至钏认为，各地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摸索着去解决问题的。大陆范围大，有巨大的城乡差异，食品产业也不尽相同，不可能照搬台湾的经验。但是应该有一个总的方向，应该很明确，政府是有局限性的，用严格的措施去监督工厂，去针对某种产品，这不是长久之计，政府只能去引导企业自己对消费者负责。
而另一点容易忽视的是，政府还应该为食品企业的成长提供公正的、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不断成长。如果食品企业活得不好，那么想保证良好的食品安全是不可能的。
（特别感谢饶平凡教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