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安全威胁究竟是来自阿富汗，还是源于中东以巴冲突?大西洋两岸无疑会继续讨价还价，而与此同时，因为华盛顿明确看到了欧洲在阿富汗裹足不前的痼疾，所以在新近土耳其出兵伊拉克北部之际，传出了美国以对此的默许换取土耳其全面增兵阿富汗的猜测。
英国王子哈里在阿富汗服役的消息，被一家美国网站公开，迫使英国军方紧急召回正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哈里王子，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固然有点“八卦”炒作的意趣，但还是反映了两个颇为严肃的题目。
第一，身为天潢贵胄的王孙哈里从军阿富汗，与伊拉克前线几乎不见美国上层权贵子弟的踪影，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说明在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好男不当兵”的世风之下，欧洲的世袭精英虽然基本消失，倒还是维持了权贵子弟必须上战场的贵族传统风气。当然这和欧洲目前的“弱势群体”偏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穆斯林移民，而不能像美国的下层阶级那样充当“炮灰专业户”，也有一定关系。
第二，一旦新闻暴露，伦敦马上因为担心在英国王位继承人中位列第三的哈里王子可能成为塔利班攻击的目标，而将其从前线召回。对比廿多年前的英国一阿根廷马岛战争时，哈里的叔叔安德鲁王子作为直升机飞行员自始至终在前线参战，说明在美国和北约强大军力6年多扫荡绥靖之下，阿富汗仍然是个对英国士兵十分凶险的战场。
苦乐不均的矛盾
按照美联社的统计，2007年死于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军人达到222名。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北约军队究竟要在阿富汗承受多久这样的军事伤亡?而且与美军在伊拉克伤亡基本集中在下层社会不同，欧洲军队的伤亡必然触及社会精英阶层。
也是据美联社，至今为止，“美国的小马驹”卡尔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只控制了三成领土，而塔利班仍然控制着10％的阿富汗领土，其他则是无法无天的军阀天下。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Miehael Maples中将因此承认：西方训练的阿富汗军队还需要3到5年才能“看出他们在部族地区有效作战能力的变化”。
这一外交辞令，并不是说阿富汗军队3到5年后可以有效作战，而只是比他们现在只能为北约军队跑龙套的状态有所“变化”。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也承认：北约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任务至少还要持续四五年。如此遥遥无期的结果，无怪连《纽约时报》新近也公开说阿富汗已经成为“欧洲的伊拉克”。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欧洲各“盟国”破天荒地援引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款，表现了空前的同仇敌忾，并且在华盛顿后来的要求下，卷入了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但这是在塔利班政权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北约各国未尝没有摆点军事姿态，对华盛顿作顺水人情之意。可是6年多下来，阿富汗形势却每况愈下，不仅塔利班组织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整个普什图族地区都呈现造反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一手扶立的卡尔扎伊政府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内部腐败深重，日益显得是扶不起的阿斗。难怪近来美英朝野都隐约出现倒卡尔扎伊运动，开始寻求比卡尔扎伊更为有效的代理人。然而在游击战场上，随着塔利班组织引入伊拉克造反力量的有效战术，北约原先以为风险不大的扫尾绥靖和维持治安的有限行动，在阿富汗南部普族区已经成为见不到出头之日的危险无底洞。
在北约内部，这首先引起了苦乐不均的矛盾。因为在南部面对塔利班的，基本上是美英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部队，而其他欧洲“盟国”特别是德国驻军，却在相对安全的阿富汗北部作壁上观。甚至有加拿大军官抱怨一边是加军在南部地区出死力卖命，一边是德军将士在北部喝啤酒享乐。连《华盛顿邮报》也指出，如果北约成员之间无法“共患难”，这一军事同盟的存在价值便大有问题。
更深刻的问题是欧洲民意对这一阿富汗泥沼的承受力。再是有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欧洲各国毕竟还是要遵循自身的民主程序。例如在英语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政府迟迟不肯许诺将驻扎阿富汗的德军调遣到南部，便是因为德国议会只授权德军维和，而不是去作战。加上前述欧洲军人中的上层社会成分，更使得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欧洲民意对于远在海外的“新十字军远征”抱有很大的迟疑和顾虑。
互不相让的逻辑论证
对欧洲公众而言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阿富汗与欧洲自身的安全有什么干系，而值得欧洲子弟去那里出生入死?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公众的意愿对欧洲政府形成强大的制约。就是在美国北邻加拿大，强大的反战舆论和不断的士兵伤亡也开始危及加拿大派驻阿富汗军队还能延续多久的问题。
华盛顿显然也看到了这个危机，2月8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开提出：北约在阿富汗的成败，关系到欧洲自身的安全。盖茨提出阿富汗不仅是2001年9·11事件的根源，当地的基地组织也牵涉欧洲的恐怖攻击事件。
可是盖茨的上述呼吁，对西欧公众的说服力非常有限。《纽约时报》2月28日报道，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解释说：整整一代欧洲青年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环境中成长，难以说服他们“在兴都库什山脉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作战是(欧洲的)政治和道德义务”。而这一代青年，正是欧洲的兵源所在。
我觉得夏侯雅伯的上述言论，颇有将欧洲不肯在阿富汗马里卖力的原因推诿到年轻一代不肯打仗的官腔。事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并不接受盖茨兜售的阿富汗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这一说法，相反认为在现有美国外交政策下，西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加了欧洲的安全问题。
这是因为明眼人都看到，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是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挑战，阿富汗6年来的局势演变是最好的证据。巴基斯坦新近的政治危机是另一例证。在欧洲看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因此造成的对欧洲的安全威胁，主要根源是中东的以巴冲突。这一冲突一天不解决，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恶化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浪潮。
就连全力支持布什伊拉克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初也为英国参战提出一个小条件：白宫同时推动以巴和平进程。但是几年来巴勒斯坦局势持续糜烂恶化的现实，说明在美国现有国内政治布局下，华盛顿对以色列的一边倒支持，是从忠诚的欧洲“盟邦”到掌握国际油价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大亨等任何外人都无法改变的既定方针。近日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是这一现实的最新注脚。
暂且不提华盛顿一手导演的科索沃“条件独立”造成的欧洲安全新问题，西方安全威胁究竟是来自阿富汗，还是源于中东以巴冲突?大西洋两岸无疑会继续讨价还价。但是说到底，这里也有一个“蜜蜂刺猎人，猎人打老虎”的历史循环论证，尤其是亲以色列的美国右翼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中东出现以巴冲突的终极责任，最后还是在于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特别是今天不肯在阿富汗卖力打仗的德国。在如此互不相让的逻辑论证和国家利益矛盾下，阿富汗泥沼会对大西洋联盟产生深刻的冲击。
最后附带说一下，因为华盛顿明确看到了欧洲在阿富汗裹足不前的痼疾，所以在新近土耳其出兵伊拉克北部之际，传出了美国以对此的默许换取土耳其全面增兵阿富汗的猜测。但是土耳其民选政府明确将“伊斯兰牌”作为解决内部库尔德问题的最终手段，并且初见成效，上述美土交易的可能性相当有限。
英国王子哈里在阿富汗服役的消息，被一家美国网站公开，迫使英国军方紧急召回正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哈里王子，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固然有点“八卦”炒作的意趣，但还是反映了两个颇为严肃的题目。
第一，身为天潢贵胄的王孙哈里从军阿富汗，与伊拉克前线几乎不见美国上层权贵子弟的踪影，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说明在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好男不当兵”的世风之下，欧洲的世袭精英虽然基本消失，倒还是维持了权贵子弟必须上战场的贵族传统风气。当然这和欧洲目前的“弱势群体”偏偏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穆斯林移民，而不能像美国的下层阶级那样充当“炮灰专业户”，也有一定关系。
第二，一旦新闻暴露，伦敦马上因为担心在英国王位继承人中位列第三的哈里王子可能成为塔利班攻击的目标，而将其从前线召回。对比廿多年前的英国一阿根廷马岛战争时，哈里的叔叔安德鲁王子作为直升机飞行员自始至终在前线参战，说明在美国和北约强大军力6年多扫荡绥靖之下，阿富汗仍然是个对英国士兵十分凶险的战场。
苦乐不均的矛盾
按照美联社的统计，2007年死于阿富汗的美国和北约军人达到222名。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北约军队究竟要在阿富汗承受多久这样的军事伤亡?而且与美军在伊拉克伤亡基本集中在下层社会不同，欧洲军队的伤亡必然触及社会精英阶层。
也是据美联社，至今为止，“美国的小马驹”卡尔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只控制了三成领土，而塔利班仍然控制着10％的阿富汗领土，其他则是无法无天的军阀天下。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长Miehael Maples中将因此承认：西方训练的阿富汗军队还需要3到5年才能“看出他们在部族地区有效作战能力的变化”。
这一外交辞令，并不是说阿富汗军队3到5年后可以有效作战，而只是比他们现在只能为北约军队跑龙套的状态有所“变化”。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也承认：北约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任务至少还要持续四五年。如此遥遥无期的结果，无怪连《纽约时报》新近也公开说阿富汗已经成为“欧洲的伊拉克”。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欧洲各“盟国”破天荒地援引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款，表现了空前的同仇敌忾，并且在华盛顿后来的要求下，卷入了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但这是在塔利班政权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北约各国未尝没有摆点军事姿态，对华盛顿作顺水人情之意。可是6年多下来，阿富汗形势却每况愈下，不仅塔利班组织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整个普什图族地区都呈现造反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一手扶立的卡尔扎伊政府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内部腐败深重，日益显得是扶不起的阿斗。难怪近来美英朝野都隐约出现倒卡尔扎伊运动，开始寻求比卡尔扎伊更为有效的代理人。然而在游击战场上，随着塔利班组织引入伊拉克造反力量的有效战术，北约原先以为风险不大的扫尾绥靖和维持治安的有限行动，在阿富汗南部普族区已经成为见不到出头之日的危险无底洞。
在北约内部，这首先引起了苦乐不均的矛盾。因为在南部面对塔利班的，基本上是美英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部队，而其他欧洲“盟国”特别是德国驻军，却在相对安全的阿富汗北部作壁上观。甚至有加拿大军官抱怨一边是加军在南部地区出死力卖命，一边是德军将士在北部喝啤酒享乐。连《华盛顿邮报》也指出，如果北约成员之间无法“共患难”，这一军事同盟的存在价值便大有问题。
更深刻的问题是欧洲民意对这一阿富汗泥沼的承受力。再是有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欧洲各国毕竟还是要遵循自身的民主程序。例如在英语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政府迟迟不肯许诺将驻扎阿富汗的德军调遣到南部，便是因为德国议会只授权德军维和，而不是去作战。加上前述欧洲军人中的上层社会成分，更使得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欧洲民意对于远在海外的“新十字军远征”抱有很大的迟疑和顾虑。
互不相让的逻辑论证
对欧洲公众而言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阿富汗与欧洲自身的安全有什么干系，而值得欧洲子弟去那里出生入死?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公众的意愿对欧洲政府形成强大的制约。就是在美国北邻加拿大，强大的反战舆论和不断的士兵伤亡也开始危及加拿大派驻阿富汗军队还能延续多久的问题。
华盛顿显然也看到了这个危机，2月8日，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开提出：北约在阿富汗的成败，关系到欧洲自身的安全。盖茨提出阿富汗不仅是2001年9·11事件的根源，当地的基地组织也牵涉欧洲的恐怖攻击事件。
可是盖茨的上述呼吁，对西欧公众的说服力非常有限。《纽约时报》2月28日报道，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解释说：整整一代欧洲青年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环境中成长，难以说服他们“在兴都库什山脉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作战是(欧洲的)政治和道德义务”。而这一代青年，正是欧洲的兵源所在。
我觉得夏侯雅伯的上述言论，颇有将欧洲不肯在阿富汗马里卖力的原因推诿到年轻一代不肯打仗的官腔。事实是欧洲主流社会并不接受盖茨兜售的阿富汗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这一说法，相反认为在现有美国外交政策下，西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加了欧洲的安全问题。
这是因为明眼人都看到，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是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挑战，阿富汗6年来的局势演变是最好的证据。巴基斯坦新近的政治危机是另一例证。在欧洲看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因此造成的对欧洲的安全威胁，主要根源是中东的以巴冲突。这一冲突一天不解决，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恶化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浪潮。
就连全力支持布什伊拉克战争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当初也为英国参战提出一个小条件：白宫同时推动以巴和平进程。但是几年来巴勒斯坦局势持续糜烂恶化的现实，说明在美国现有国内政治布局下，华盛顿对以色列的一边倒支持，是从忠诚的欧洲“盟邦”到掌握国际油价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大亨等任何外人都无法改变的既定方针。近日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是这一现实的最新注脚。
暂且不提华盛顿一手导演的科索沃“条件独立”造成的欧洲安全新问题，西方安全威胁究竟是来自阿富汗，还是源于中东以巴冲突?大西洋两岸无疑会继续讨价还价。但是说到底，这里也有一个“蜜蜂刺猎人，猎人打老虎”的历史循环论证，尤其是亲以色列的美国右翼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中东出现以巴冲突的终极责任，最后还是在于欧洲历史上的反犹主义，特别是今天不肯在阿富汗卖力打仗的德国。在如此互不相让的逻辑论证和国家利益矛盾下，阿富汗泥沼会对大西洋联盟产生深刻的冲击。
最后附带说一下，因为华盛顿明确看到了欧洲在阿富汗裹足不前的痼疾，所以在新近土耳其出兵伊拉克北部之际，传出了美国以对此的默许换取土耳其全面增兵阿富汗的猜测。但是土耳其民选政府明确将“伊斯兰牌”作为解决内部库尔德问题的最终手段，并且初见成效，上述美土交易的可能性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