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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盛赞是：在短时间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等。从斯大林的盛赞可以看到陈独秀的韬略：注重党的发展，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重视土地革命；重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关键词]斯大林的盛赞；陈独秀的韬略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12-03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出现了需要纠正错误方针的声音。7月7日，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称：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的地区，反革命势力自由地组织起来了，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却遭到了镇压。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军事危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1]
7月8日，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主持联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批准常设中国委员会，由布哈林、彼得罗夫、布朗等组成。
莫洛托夫、布哈林向斯大林征询对中共的新指示。斯大林回信称莫、布没提供具体的新材料。而他原来从罗易那里得到的资料，说不是中央走向工农，而是工农走向中央，认为中共中央喜欢在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奢谈是对领导权问题一窍不通。
斯大林复信后，找一些驻华的代表了解中共的情况。这一了解，改变了斯大林的观点。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斯大林在8月1日的会议上发表了《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中，谈了波兰、奥地利、英国、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指出：“对于那些忘记了革命期间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企图只用某个政党的策略来说明一切的人只有一句话可说：他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共中央进行了高调赞扬，称中国共产党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前进的。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获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恐怕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能怀疑这一点。[2]
斯大林的新评价，一是斩钉截铁的。他指明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怀疑这一点。“极左的叛徒”是指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斯大林来说，从罗易那里收到的电报、信件，无不在攻击中共中央、攻击陈独秀。7月8日斯大林的回复中所说的中共是大杂烩等，都是罗易的诬蔑谗言。所以此时带有情绪的反应，未经必要程序先创造出“极左的叛徒”之称。后来罗易定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
二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而是阶级力量对比所致。
三是自7月8日以后，斯大林进行了对中共工作的调查，在驻华代表中有一些能公正对待中共的人士，维经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遭到赴中国代表中“左”倾分子猛烈攻击的一人。他可以谈党的发展，土改的来龙去脉，怎么对付夏斗寅、许克祥，但在军事方面尚难提供有价值的情况。不过在8月1日之前，就反映有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被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则说明另有公正的人士。
四是斯大林针对中共在不长的时间里两次谈领导权问题，一反一正。根据斯大林的领导权观点，是指深入工农，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首要的是壮大党的队伍。斯大林重视武装力量，对中共竟然出乎意外地创造了从国民革命军中争取军队到自己方面来，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是正确路线。
从斯大林的盛赞，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的韬略。
第一，扩大共产党，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全国共产党员仅994人，一个不足千人的政党，只能发表些时局主张、宣言，做些宣传工作。即使别人接受，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接受，就是白说。党内对发展党的力量思想是不统一的。1925年10月党员人数为3000人，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这样的党员数量与党的领导仍然不相称。所以中共中央在10月召开的扩大执委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3]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并指出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斯大林所说5、6千人，当是1925年年底，1926年年初之时。在不断克服关门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党向着群众性的政党阔步前进。
第二，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斯大林说中共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几千万之数有误，实为上千万）。唤醒那么多农民并吸收进农民协会，当然是成绩。但他没有提及土地革命，而争论的焦点却是土地革命。陈独秀是非常明确的号召开展土地革命，不仅在党内，并且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他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署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说：国民党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4]
国民党中央、军方的头子都竭力反对土地改革。罗易与汪精卫谈话，汪告诉罗易，苏联与国民党的协议就是减租减息，是苏方违反了协议。罗易为了转移他向汪精卫的告密、叛变行为，故意弄出个土地革命的意见，共产国际明明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却要共产党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自行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既然共产党在别人屋檐下，就不能自行其是。你在国统区内推行土地改革，就意味着战争。陈独秀对农村土改有着明确的步骤，农民觉悟了，第一要有武装，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然后开展土改。“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5]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委的联合决定。而八一起义以前与以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罗易却煽动、挑拨离间，为惧怕召回而施用奸计。等他回到莫斯科，汪精卫公开叛变反共，他那种挑起争论的所谓土改方案只是一份废纸，而中央关于土改的步骤决定，即使在苏区时期，也有其价值。
第三，重视军事工作。陈独秀是我们党重视军事并为党建立军事力量的第一人。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陈就把军事工作放到重要地位，提出首先要注意军官学校，并注意兵士中的宣传工作，以提高兵士的觉悟。1924年秋，即派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11月，任命周恩来为广东省区委书记的同时，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商得孙文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配备，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正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中选调特别官佐徐成章，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队伍。黄埔军校期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了讨伐陈炯明叛乱的东征，接着又讨伐了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武装叛乱。
1926年，陈独秀把军事工作提到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位置。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等认为，工人起义的最高方式就是政治罢工。陈独秀针对此观点，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举行发动。”[6]当罗亦农等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时，陈独秀又将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来负责军事工作。
上海工人纠察队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但蒋介石叛变，工人纠察队遭到镇压。此后陈独秀就不再强调工人纠察队。因为他看到工人纠察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他们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思想教育，也缺乏必要的装备。于是，陈独秀强调争取军阀军队，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在五大报告中说：“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7]
陈独秀的观点，立即受到国际代表罗易的抨击。罗易在第二天（1927年4月30日）报告中称：“那种认为我们可以争取军阀势力到我们这边并把他们转变为革命力量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军阀（即使是他们中间那些最倾向于左派的人）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可靠基础。如果革命不去发展能够抵制军阀主义的社会力量，那么军阀主义将摧毁国民革命。”[8]
罗易和陈独秀的观点根本对立，他永远不会认可陈独秀的主张，而纠察队才是抵制军阀主义的社会力量。陈独秀当然被列入不懂基本革命道理的右倾分子之中。可是，许克祥叛乱，又说明工人纠察队不可能独立成革命的主要支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罗易胡说八道时，陈独秀争取过来了一大批国民革命军中的重量级人物：
贺龙，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南昌起义时尚未加入共产党。
叶挺，国民革命军将领，进入武昌后任第十一军第24师师长。他在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
叶剑英，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朱德，在留德期间，由中共旅欧支部张申府发展入党。陈独秀批准，又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骨干，不久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参加南昌起义。
刘伯承，1926年参加共产党，参加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各路总指挥，后任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
陈毅，1921年留法期间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逐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川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到汉口，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任秘密的中共委员会书记。参加南昌起义。
聂荣臻，1923年旅欧时由少共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留苏，次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联络国民革命军中党员和左派将领。
还有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著名将领，如徐向前、周士第、陈赓等等。
怎么会对陈独秀这样重视军事的人物说成不要武装呢？答案只有一个，从布哈林及其常设中国委员会，以及中国的一些同志只想纠察队，没有准备拥有军、师、团。当脑中想象的是一片红樱枪以及大刀木棍，三个人合用一支枪的局面，突然换成穿着军装，闪亮的刺刀，相对现代化的装备，就接受不了了。
陈独秀将旧军中将领争取过来的韬略，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96.
[2]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4.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72.
[4][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68、160.
[6][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3[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600-601.343.343.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
[关键词]斯大林的盛赞；陈独秀的韬略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12-03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出现了需要纠正错误方针的声音。7月7日，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称：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的地区，反革命势力自由地组织起来了，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却遭到了镇压。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军事危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1]
7月8日，联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主持联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批准常设中国委员会，由布哈林、彼得罗夫、布朗等组成。
莫洛托夫、布哈林向斯大林征询对中共的新指示。斯大林回信称莫、布没提供具体的新材料。而他原来从罗易那里得到的资料，说不是中央走向工农，而是工农走向中央，认为中共中央喜欢在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这种奢谈是对领导权问题一窍不通。
斯大林复信后，找一些驻华的代表了解中共的情况。这一了解，改变了斯大林的观点。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斯大林在8月1日的会议上发表了《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报告。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中，谈了波兰、奥地利、英国、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力量的对比，指出：“对于那些忘记了革命期间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企图只用某个政党的策略来说明一切的人只有一句话可说：他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共中央进行了高调赞扬，称中国共产党是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前进的。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从一个五、六千人的小集团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将近三百万无产者组织到工会里来；中国共产党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内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由愿望变成了事实——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获得这一切成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遵循列宁所规定的道路、遵循共产国际所指示的道路前进的……恐怕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能怀疑这一点。[2]
斯大林的新评价，一是斩钉截铁的。他指明只有“极左的”叛徒和冒险主义者才怀疑这一点。“极左的叛徒”是指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斯大林来说，从罗易那里收到的电报、信件，无不在攻击中共中央、攻击陈独秀。7月8日斯大林的回复中所说的中共是大杂烩等，都是罗易的诬蔑谗言。所以此时带有情绪的反应，未经必要程序先创造出“极左的叛徒”之称。后来罗易定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印度共产党。
二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而是阶级力量对比所致。
三是自7月8日以后，斯大林进行了对中共工作的调查，在驻华代表中有一些能公正对待中共的人士，维经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遭到赴中国代表中“左”倾分子猛烈攻击的一人。他可以谈党的发展，土改的来龙去脉，怎么对付夏斗寅、许克祥，但在军事方面尚难提供有价值的情况。不过在8月1日之前，就反映有整团整师的国民革命军被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则说明另有公正的人士。
四是斯大林针对中共在不长的时间里两次谈领导权问题，一反一正。根据斯大林的领导权观点，是指深入工农，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首要的是壮大党的队伍。斯大林重视武装力量，对中共竟然出乎意外地创造了从国民革命军中争取军队到自己方面来，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是正确路线。
从斯大林的盛赞，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的韬略。
第一，扩大共产党，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1925年初中共四大时，全国共产党员仅994人，一个不足千人的政党，只能发表些时局主张、宣言，做些宣传工作。即使别人接受，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接受，就是白说。党内对发展党的力量思想是不统一的。1925年10月党员人数为3000人，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这样的党员数量与党的领导仍然不相称。所以中共中央在10月召开的扩大执委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3]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并指出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斯大林所说5、6千人，当是1925年年底，1926年年初之时。在不断克服关门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党向着群众性的政党阔步前进。
第二，重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斯大林说中共把千百万农民从沉眠中唤醒，并把几千万农民吸收到革命的农民协会里来（几千万之数有误，实为上千万）。唤醒那么多农民并吸收进农民协会，当然是成绩。但他没有提及土地革命，而争论的焦点却是土地革命。陈独秀是非常明确的号召开展土地革命，不仅在党内，并且在与国民党的交涉中，他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署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说：国民党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4]
国民党中央、军方的头子都竭力反对土地改革。罗易与汪精卫谈话，汪告诉罗易，苏联与国民党的协议就是减租减息，是苏方违反了协议。罗易为了转移他向汪精卫的告密、叛变行为，故意弄出个土地革命的意见，共产国际明明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却要共产党在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自行通过土地改革法案，既然共产党在别人屋檐下，就不能自行其是。你在国统区内推行土地改革，就意味着战争。陈独秀对农村土改有着明确的步骤，农民觉悟了，第一要有武装，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然后开展土改。“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5]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委的联合决定。而八一起义以前与以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罗易却煽动、挑拨离间，为惧怕召回而施用奸计。等他回到莫斯科，汪精卫公开叛变反共，他那种挑起争论的所谓土改方案只是一份废纸，而中央关于土改的步骤决定，即使在苏区时期，也有其价值。
第三，重视军事工作。陈独秀是我们党重视军事并为党建立军事力量的第一人。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陈就把军事工作放到重要地位，提出首先要注意军官学校，并注意兵士中的宣传工作，以提高兵士的觉悟。1924年秋，即派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11月，任命周恩来为广东省区委书记的同时，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东区委商得孙文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配备，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正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中选调特别官佐徐成章，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队伍。黄埔军校期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了讨伐陈炯明叛乱的东征，接着又讨伐了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武装叛乱。
1926年，陈独秀把军事工作提到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位置。当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等认为，工人起义的最高方式就是政治罢工。陈独秀针对此观点，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举行发动。”[6]当罗亦农等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时，陈独秀又将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来负责军事工作。
上海工人纠察队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但蒋介石叛变，工人纠察队遭到镇压。此后陈独秀就不再强调工人纠察队。因为他看到工人纠察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他们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思想教育，也缺乏必要的装备。于是，陈独秀强调争取军阀军队，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在五大报告中说：“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7]
陈独秀的观点，立即受到国际代表罗易的抨击。罗易在第二天（1927年4月30日）报告中称：“那种认为我们可以争取军阀势力到我们这边并把他们转变为革命力量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军阀（即使是他们中间那些最倾向于左派的人）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可靠基础。如果革命不去发展能够抵制军阀主义的社会力量，那么军阀主义将摧毁国民革命。”[8]
罗易和陈独秀的观点根本对立，他永远不会认可陈独秀的主张，而纠察队才是抵制军阀主义的社会力量。陈独秀当然被列入不懂基本革命道理的右倾分子之中。可是，许克祥叛乱，又说明工人纠察队不可能独立成革命的主要支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罗易胡说八道时，陈独秀争取过来了一大批国民革命军中的重量级人物：
贺龙，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南昌起义时尚未加入共产党。
叶挺，国民革命军将领，进入武昌后任第十一军第24师师长。他在192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
叶剑英，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朱德，在留德期间，由中共旅欧支部张申府发展入党。陈独秀批准，又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骨干，不久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参加南昌起义。
刘伯承，1926年参加共产党，参加泸顺起义，任起义军各路总指挥，后任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
陈毅，1921年留法期间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逐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川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到汉口，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分校任秘密的中共委员会书记。参加南昌起义。
聂荣臻，1923年旅欧时由少共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留苏，次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负责联络国民革命军中党员和左派将领。
还有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中著名将领，如徐向前、周士第、陈赓等等。
怎么会对陈独秀这样重视军事的人物说成不要武装呢？答案只有一个，从布哈林及其常设中国委员会，以及中国的一些同志只想纠察队，没有准备拥有军、师、团。当脑中想象的是一片红樱枪以及大刀木棍，三个人合用一支枪的局面，突然换成穿着军装，闪亮的刺刀，相对现代化的装备，就接受不了了。
陈独秀将旧军中将领争取过来的韬略，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96.
[2]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4.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72.
[4][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68、160.
[6][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3[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600-601.343.343.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