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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烫着小卷短发，身着墨色花纹旗袍，脖颈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神情优雅，仪态万方，使人见之难忘。这是油画中的杨雪兰。不久前，《环球人物》记者来到杨雪兰位于上海锦江饭店的寓所拜访，看到挂在客厅墙上的这幅画。冬天的上海，街头刮着湿冷的风，这处寓所却是一派暖意。房间里飘着咖啡香，会客厅里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女主人杨雪兰外出未归，做客的友人一边等她，一边用吴侬软语谈笑着。记者驻足在杨雪兰的画像前，脑中闪过她身上光鲜的标签：出身名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中美文化交流使者……心中不由得暗想：她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呢？
过得片刻，杨雪兰推门而入，一回头，记者只觉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上海名媛。她穿过旧时光，带着时代变迁的讯息，从画中徐徐走出来。
成了家乡的常客
虽然自幼在美国长大，不太看得懂汉字，但杨雪兰的普通话说得很流利。“从小妈妈就给我讲上海的故事，我们家里一直说上海话，吃的也是上海菜。”自小从父母口中听闻上海，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杨雪兰才第一次有机会踏上故乡的土地。那是1979年，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的杨雪兰和家人回上海探亲。“回上海之前我一直想，上海会是什么样？还是妈妈口中的样子吗？”等她真正踏足上海，不由得惊呆了：马路两边没有路灯，街上很少看到汽车，并没有母亲口中上海的影子，只是那乡音让她倍感亲切。
那次回乡，杨雪兰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上海人非常热情而朴素，“为了请我们吃中饭，亲戚早上5点钟就去排队买菜了，我心里很感动。后来我们回请亲戚，在一个法式餐厅，我点了一块奶油蛋糕。我因健康原因将蛋糕上的奶油拨到一旁没吃，坐在我旁边的阿姨惋惜而礼貌地说：‘你不吃的话，我们吃吧。’”第二件事是上海人做事非常认真，“我们准备离开上海，在机场候机时，突然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来了，气喘吁吁地说：‘总算赶上了，你们遗落了一块手帕。’原来是特意送手帕的！”
带着满心感触离开时，杨雪兰未曾想到，10多年后，她还会再次回到故鄉，而且后来的人生会和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
1989年，年过半百的杨雪兰来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担任副总裁。这是她事业上的一个新起点。此前，杨雪兰一直从事广告行业，在美国著名的葛瑞广告公司工作了20余年。她对市场调研有丰富的经验，曾帮助福特汽车将一款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还曾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这件事引起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后者前来寻求她的帮助。当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垄断地位被涌入美国的日本和欧洲汽车公司打破，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日本汽车大受美国人欢迎，通用汽车陷入乏人问津的尴尬境地。通用找到杨雪兰，希望她出手帮助他们夺回市场。一番调研后，杨雪兰发现，日本汽车非常注重顾客感受。在生产一辆汽车之前，他们通过市场调查发现了客户的新需求，因此日本汽车销量上升。杨雪兰据此对通用公司提出了一些建议，结果行之有效。通用于是极力邀请杨雪兰加入，她成了当时通用公司3位女性副总裁之一，也是通用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女性副总裁。
进入通用后不久，杨雪兰和故土再续前缘。一天，一名华裔同事突然找到杨雪兰，请她见一见上海汽车公司的领导，杨雪兰听闻是家乡来客，欣然应允。一番交谈，她发现，这不是普通的客户，他的目标并不只是买多少辆汽车，而是前来寻找合作伙伴。当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场对轿车的需求量迅速增长，而国内轿车工业技术基础薄弱、轿车产量增长缓慢，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此行，上汽领导是前来美国考察，寻找可以合作、合资的汽车公司。
直觉告诉杨雪兰，应该抓住这次机会，中国人口多，幅员辽阔，汽车市场非常有前景。她决心促成合作。杨雪兰特别约见了通用国际总裁，开门见山地问道：“这些中国客户，您是想给他们卖几辆汽车赚一点钱呢，还是从战略方面考虑规划一个长远的未来，开拓新市场，增加销路与利润？”总裁答，当然要战略方面的发展。杨雪兰便火热地参与到通用领导团队与中国合作的事宜中。90年代初，她得以再次回到上海，而这一次，她又惊呆了：这才过了几年呀，上海的变化太大了，黄浦江边高楼处处，马路上车流不息，商铺里琳琅满目……
这以后，杨雪兰奔波于上海和纽约之间，成了家乡的常客。一年又一年，她目睹一栋栋新大厦拔地而起、一座座高架桥铺建而成，浦东也由一片荒芜变成了闻名世界的金融中心。“几十年来，我看着中国在发展，就像看历史在发展一样。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国家沉睡了几十年后醒过来了！而我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中美最后会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想和中方合作，必须知道中国需要的是什么。”在谈到中美汽车行业的合作历程时，杨雪兰有很多话想说。“中国人的思维和美国人非常不同。美国的想法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汽车公司，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一起赚钱。但中国人的目标不只是一个公司赚钱，不是这么直接的目标，而是更远一些，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希望通过与国际伙伴的合作，不仅达成伙伴的目标，更能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甚至要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等。”在谈判过程中，通用曾提议，将一个现有的工厂便宜卖给中方，马上就能制造出比当前中国汽车先进15年的车。但中方代表说：我们不要。虽然便宜、快，但我们这样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没法走到前面。我们宁愿等久一点、贵一点、难一点，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合作合资造出一流的车。 花了一段时间才读懂了中国的需求后，杨雪兰和同事们把合作目标调整为：做中国汽车行业最好的伙伴，让中国的汽车行业快速发展，变成世界一流的汽车生产国，同时也要扩大通用汽车的整体市场地位及利润。
从1993年起，通用汽车集合了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由副总裁施雷斯带头，成员包括杨雪兰等人。但杨雪兰发现，公司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让通用的员工理解为什么要和中国合作，为什么他们得去中国工作。很多人反对这个项目：“中国那么穷，收入那么低，又买不起车子，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浪费时间和精力？”“上海有没有牛奶？冬天有没有空调？我们去了上海怎么生活？”杨雪兰耐心地解释，让他们理解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与将来的前景……
在中美双方的推动下，1997年，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上海通用，1998年起在上海生产美国通用公司的别克牌轿车，并创造了当年盈利6.1亿元人民币的成果。至今，中国仍然是通用汽车最大的销售国。
“您认为今天中国的汽车行业，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由于人口数量的优势，现在中国的汽车行业是世界发展最快、销售量最大的，比美国还要大，而且还有未来发展空间，这在20年前是想不到的，这说明合资道路是可行的。”
“您怎么看中美贸易摩擦？它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中美经济合作未来的走向将是什么样？”
“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和美国是两种历史、两种制度。中国刚开放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变得像美国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现在觉得失望了。我想这是一种误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国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如果两国能友好合作，那是双赢的。现在双方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坐下来谈，互相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想法，而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合作需要平等的关系，不要总去讲对方的不好。我对中国的市场并不担心，短期看会有一些波动，长期来说，中美两国需要求同存异。从历史到现在，各国之间都会出现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影响到经济发展，影响到美国人民的生活，那美国人民也会反对的。所以，我认为中美最后会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杨雪兰兴致勃勃地提起了她感興趣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品牌。“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公司。我曾经参观过阿里巴巴，和马云有过接触。他们的经营方式非常好，比如刚刚过去的‘双11’，一天的销售额比亚马逊、ebay这些美国网购平台‘黑色星期五’加起来还多，这就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优势。”
她感慨地说：“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什么能发展这么迅速？我觉得离不开三点：一是国家大、资源多、市场广阔;二是高层的政策、管理比较稳定;三是中国的文化精神支撑，中华民族是很勤劳的民族，很能吃苦。比如搞建设，一栋楼，非常快就建起来了。我在上海这些年，眼看着上海一天一个变化，速度之快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辛勤建设。”
“圆了我心中的外交梦”
杨雪兰不仅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社会活动上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她致力于促进中美双方文化交流活动，当起了“外交官”。
1989年，杨雪兰和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杨雪兰曾任“百人会”第一任主席，现在还是常务理事。“那时候在美国的华人，很少参与社会问题，大都是埋头工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贝聿铭说，在美国的外国人，很多都有组织，有发声机构，向美国政府表示自己的想法，你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这样的组织。于是，贝聿铭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建立一个组织，把大家集中起来，代表华人群体发声。”
“百人会”作为一个华裔机构，加入其中的都是美国公民，“它有两个目标：一是构建中美关系，二是帮助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华人在美国社会上升过程中，有时会因为偏见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就想尽量去改变这种偏见。”杨雪兰说，“有时候美国政府会指责某些华人是间谍，我们就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百人会’有各方面的资源与人才，包括律师、政界人士、商界人士、媒体从业者等各行各业的人，可以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此外，她极力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希望借此让两国更加理解对方。1996年初，英国方面邀请马友友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参加演出。杨雪兰知道后，跟马友友说：“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作为一名华人，你应该参与中国方面的演出。”演出什么曲目呢？几番讨论后，他们想到了编钟——悠久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杨雪兰便给著名的华人作曲家谭盾打电话，商讨写一首编钟乐曲。紧接着，她又赶飞香港，约见了她的老朋友、时任航运集团董事长的董建华，向他提出了演出设想，董建华对此非常支持。于是，在杨雪兰等人的安排下，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之际，演出的大幕拉开，一排5吨重的编钟出现在舞台上。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在谭盾的指挥下倾情合作，马友友深情地拉响大提琴，开始了与中国编钟的“对话”。这震撼人心的演出让人动容，杨雪兰至今回想起来都格外动情：“我会永远铭记这次演奏。” 2000年，“百人会”的“美中文化协会”成立，专门负责文化交流事宜。2002年，杨雪兰促成了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前来上海成功举办音乐节一事。她还为国内的文化界人士创造“走出去”的条件，促成歌唱家廖昌永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的合作，为黄豆豆、沈洋、龚天鹏等年轻的艺术家提供赴美交流的机会。
“您致力于中美交流，是受了家庭影响吗？”
“是的，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外交官，可外交家首先要代表一个国家，我大学毕业时，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了。如今为中美交流搭建桥梁，圆了我心中的外交梦。”
“顾维钧一直没有放弃中国护照”
杨雪兰出身外交世家。她的母亲严幼韵是上海风华绝代的名媛。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是李鸿章的幕僚，担任过上海商务总会首任会长。到了严幼韵的父亲严子均那一代，宅邸的院墙绵延静安寺一带，楼里住着80多口人。严幼韵是复旦大学第一届女学生，成了当时上海大学生追逐的偶像。杨雪兰的父亲杨光泩，同样出身显赫，祖辈在菱湖开办杨万丰丝行。杨光泩年轻有为，20岁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24岁即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兼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顾问。1929年9月8日，杨光泩和严幼韵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的结合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37年10月，杨光泩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两岁的杨雪兰和姐姐一起，跟随父母离开上海，来到马尼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危在旦夕。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撤离时，在一艘船上为杨光泩留下座位，但为了掩护当地华侨及领事馆人员，杨光泩婉拒了。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当天，日本驻马尼拉副領事木原次太郎要挟杨光泩将旅菲华侨领袖集中起来进行募捐，杨光泩当场拒绝。于是，日军将杨光泩等7位领事官员带走。
“从1942年到1945年，我们都不清楚父亲和其他领事的消息。那6位领事的太太和孩子，都住到了我家里。我家中有3间卧室，每间卧室住两家人，一共挤了40人。我们被日军围困，水源断了，我们就挖井汲水;没有电，我们只能点蜡烛取光;没有吃的，我们就养鸡养鸭、种菜，甚至做酱油……”直到1945年美军赶跑日军后，杨雪兰一家才得知杨光泩已于1942年4月17日被日军枪毙。接到噩耗时，联合国刚刚成立，在朋友的介绍下，严幼韵在联合国获得了礼宾官的职位，从此她带着3个女儿远赴美国生活。得益于美国为外国移民提供的奖学金，杨雪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考入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和宋美龄、希拉里成了校友。1959年，严幼韵退休后，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相伴终老。
提起顾维钧，杨雪兰的脸上笑开了花：“他是个非常浪漫的人，他平时喜欢给妈妈画画、写诗，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他总说，我的长寿秘诀就是有个好妻子。他也喜欢跳舞……”杨雪兰特别喜欢顾维钧在她婚礼上跳舞的一张照片。“他还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总说他有一张‘照片脸’。每次照相，他都表情严肃。”
谈话间，看得出杨雪兰对顾维钧充满了敬佩。“顾维钧很爱国，年轻时，他在上海看到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个英国人上桥，因为黄包车拉得慢，那个英国人就打骂车夫，顾维钧感到很生气，觉得这不合理。还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跟在一个英国男孩后头，眼看着这个英国男孩骑车冲上了人行道，可警察却把顾维钧拦了下来。顾维钧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杨雪兰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妈妈和他结婚后，有一次，我们全家计划去英国的一个小岛度假，需要护照，可他没有护照。那时他已退休，新中国与美国还没建交，他的旧护照早就过期了，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中国护照。联合国说，可以给他开具一个没有国家的证明，他就可以去度假了，但他拒绝申领这个证明，他说：‘我不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我不会拿这个证明去旅游。’我们全家因此没有出国度假。”
这次回上海，杨雪兰参加了顾维钧博物馆开馆仪式。她翻着顾维钧画册，对记者历数顾维钧的事迹：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末了，柔声细语地感叹道：“现在中国的国家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也跟着一块提升。”对这一切，蹚过历史河流的杨雪兰，有着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