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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聂耳是云南玉溪人，曾经到玉溪游览过聂耳公园，但这次到昆明出差，徜徉在南屏街时，为闹中求静，有朋友提议到花鸟市场逛街，无意之中偶遇聂耳故居——昆明甬道街72号成春堂中药铺，才知道聂耳出生在这里。
走在甬道街狭窄的路上，近看72号门前有一棵挺立的柏树，左边是一幅大型展板，上面有放大的聂耳图像和国歌的旋律曲谱。正中3间二层楼房是经过修缮过的“三坊一照壁”式住宅，中间挂着一匾，上面“聂耳故居”4个字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走进屋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有关聂耳的资料、书籍、图片。楼上一间屋里摆有一张旧式大木床，上面标注说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早晨，聂耳诞生在这张大床上。
通过管理员的介绍和观看资料，我对聂耳的事迹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聂耳的父亲聂鸿义，是玉溪的名中医。1902年残叶遍地的秋天，聂鸿义和彭寂宽夫妇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幢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现在的屋里还有许多当年他们行医时的用具和留下的一些药方、衣物等遗物，供游人参观。2010年这里被评定为昆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专人管理，免费开放。
聂耳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守信，“聂耳”是他在上海自取的名字。他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4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彭寂宽是祖籍峨山的傣族妇女，善良好学，且懂医药。
聂耳从小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特别爱唱歌，爱听母亲唱花灯调，讲董永、孟姜女等民间故事。10岁时进入昆明求实小学（今昆明十中校址），对音乐的爱好更加强烈，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是一位能歌会弹的多面手。小小的聂耳不但活泼灵巧，且善于团结同学，担任过学生会会长和班长。1925年他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192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外国语组），主修英语。1928年3月30日，聂耳亲见共产党员赵琼仙壮烈牺牲，心中敬佩为理想献身的英雄，更加趋向进步。1928年秋，他申请加入共青团，在学校更积极地学习小提琴，演话剧。1930年5月，在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因为思想进步，敢于抨击黑暗政治，聂耳被反动当局列入了黑名单。三哥聂叙伦要聂耳出外躲避反动政府的迫害。
1930年7月10日，聂耳告别家人，绕道越南奔赴上海。他到上海的“云南申庄”当店员，开始独立谋生。在异地他乡，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和战友，继续他在昆明的斗争生活。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失业，又去报考明月歌剧社。被录取后，他更刻苦学习小提琴，参加歌舞演出，并开始尝试音乐创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让聂耳亲身体验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决心以音乐为武器，投入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斗争中去。在抗日文艺宣传中，他有幸认识了田汉，得到其亲切的教诲和指导，并直接参加了左翼戏剧演出活动。就在这时，他又结识了导演和音乐家蔡楚生、郑君里、任光等人。聂耳深感救国需要擂响战鼓，吹响军号，向敌人冲锋陷阵。此后，他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撰写文艺评论，并毅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他到北平住了3个月，与于伶、宋之的、王旦东一道参加左翼戏剧活动。他曾到清华大学舞台上演奏国际歌，与少数不良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3年，由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介绍他进入“联华”影片一厂工作，从此，聂耳开始学习苏联音乐，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歌曲。
1933年夏，聂耳写出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为电影《女性之光》谱写的《开矿歌》（田汉词）。1934年2月，他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因为在明月歌剧社工作过，学校没有录取他。1934年春，他与任光、张曙、吕骥等组成左联音乐小组。4月1日，进入英国人开办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协助任光、安娥工作。他们创作的《渔光曲》《开矿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灌制成唱片，在城市街道处处播放，影响深远。不久，聂耳承担了为田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谱曲的任务。他特意到黄浦江码头体验码头工人生活，写出激动人心的《码头工人歌》《打桩歌》等插曲。1934年是聂耳创作的高峰期，他为电影《桃李劫》写的《毕业歌》，为电影《大路》写的《大路歌》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1935年，聂耳担任联华影业音乐部主任，为电影《新女性》、话剧《同春之曲》写了《回声歌》《梅娘曲》等著名插曲。1935年3月，聂耳主动承担起为夏衍编剧、田汉作词的电影《风云儿女》谱写歌曲的任务。他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满怀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写出了一生最辉煌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电影和歌曲一经播出受到广大群众热爱，而敌人则惊恐万分，恨之入骨。反动派采取卑鄙残酷的手段，逮捕了左联领导田汉、丁玲、阳翰笙。聂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为了培养和保护聂耳，派他东渡日本，再到苏联、欧洲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日本轮船“长崎丸”号赴日本。4月18日到达东京。4月至7月间，聂耳勤奋学习歌剧话剧音乐，学习日语，参加东京中华青年会活动，演唱自己的《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藤泽市鹄治海滨游泳，不幸被汹涌的海涛夺去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时年23岁。
聂耳遇难后，其友张天虚把聂耳的骨灰由东京带回上海，又由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带回昆明，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滇池之滨的西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讨论国旗、国歌等问题，画家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大家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顾虑，而周恩来立即支持徐悲鸿的建议，认为此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好。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聂耳歌曲具有战斗的气息、大众的精神、民族的风格和抒情的色彩。因此，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号角，是百姓的心声，超越当时的文艺潮流，独领音乐风骚，成为经受住时间考验、思想与艺术高度和谐的经典之作。
聂耳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聂耳的歌曲永远激荡在我们心中。（题图为聂耳故居）
（责任编辑：胡北）
走在甬道街狭窄的路上，近看72号门前有一棵挺立的柏树，左边是一幅大型展板，上面有放大的聂耳图像和国歌的旋律曲谱。正中3间二层楼房是经过修缮过的“三坊一照壁”式住宅，中间挂着一匾，上面“聂耳故居”4个字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走进屋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有关聂耳的资料、书籍、图片。楼上一间屋里摆有一张旧式大木床，上面标注说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早晨，聂耳诞生在这张大床上。
通过管理员的介绍和观看资料，我对聂耳的事迹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聂耳的父亲聂鸿义，是玉溪的名中医。1902年残叶遍地的秋天，聂鸿义和彭寂宽夫妇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幢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现在的屋里还有许多当年他们行医时的用具和留下的一些药方、衣物等遗物，供游人参观。2010年这里被评定为昆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专人管理，免费开放。
聂耳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守信，“聂耳”是他在上海自取的名字。他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4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彭寂宽是祖籍峨山的傣族妇女，善良好学，且懂医药。
聂耳从小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特别爱唱歌，爱听母亲唱花灯调，讲董永、孟姜女等民间故事。10岁时进入昆明求实小学（今昆明十中校址），对音乐的爱好更加强烈，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是一位能歌会弹的多面手。小小的聂耳不但活泼灵巧，且善于团结同学，担任过学生会会长和班长。1925年他考入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书刊。192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外国语组），主修英语。1928年3月30日，聂耳亲见共产党员赵琼仙壮烈牺牲，心中敬佩为理想献身的英雄，更加趋向进步。1928年秋，他申请加入共青团，在学校更积极地学习小提琴，演话剧。1930年5月，在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因为思想进步，敢于抨击黑暗政治，聂耳被反动当局列入了黑名单。三哥聂叙伦要聂耳出外躲避反动政府的迫害。
1930年7月10日，聂耳告别家人，绕道越南奔赴上海。他到上海的“云南申庄”当店员，开始独立谋生。在异地他乡，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和战友，继续他在昆明的斗争生活。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后失业，又去报考明月歌剧社。被录取后，他更刻苦学习小提琴，参加歌舞演出，并开始尝试音乐创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让聂耳亲身体验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他决心以音乐为武器，投入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斗争中去。在抗日文艺宣传中，他有幸认识了田汉，得到其亲切的教诲和指导，并直接参加了左翼戏剧演出活动。就在这时，他又结识了导演和音乐家蔡楚生、郑君里、任光等人。聂耳深感救国需要擂响战鼓，吹响军号，向敌人冲锋陷阵。此后，他以“黑天使”“浣玉”等笔名撰写文艺评论，并毅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他到北平住了3个月，与于伶、宋之的、王旦东一道参加左翼戏剧活动。他曾到清华大学舞台上演奏国际歌，与少数不良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3年，由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介绍他进入“联华”影片一厂工作，从此，聂耳开始学习苏联音乐，创作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歌曲。
1933年夏，聂耳写出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为电影《女性之光》谱写的《开矿歌》（田汉词）。1934年2月，他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因为在明月歌剧社工作过，学校没有录取他。1934年春，他与任光、张曙、吕骥等组成左联音乐小组。4月1日，进入英国人开办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协助任光、安娥工作。他们创作的《渔光曲》《开矿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灌制成唱片，在城市街道处处播放，影响深远。不久，聂耳承担了为田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谱曲的任务。他特意到黄浦江码头体验码头工人生活，写出激动人心的《码头工人歌》《打桩歌》等插曲。1934年是聂耳创作的高峰期，他为电影《桃李劫》写的《毕业歌》，为电影《大路》写的《大路歌》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1935年，聂耳担任联华影业音乐部主任，为电影《新女性》、话剧《同春之曲》写了《回声歌》《梅娘曲》等著名插曲。1935年3月，聂耳主动承担起为夏衍编剧、田汉作词的电影《风云儿女》谱写歌曲的任务。他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工作，满怀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写出了一生最辉煌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电影和歌曲一经播出受到广大群众热爱，而敌人则惊恐万分，恨之入骨。反动派采取卑鄙残酷的手段，逮捕了左联领导田汉、丁玲、阳翰笙。聂耳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为了培养和保护聂耳，派他东渡日本，再到苏联、欧洲学习。1935年4月15日，聂耳乘日本轮船“长崎丸”号赴日本。4月18日到达东京。4月至7月间，聂耳勤奋学习歌剧话剧音乐，学习日语，参加东京中华青年会活动，演唱自己的《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藤泽市鹄治海滨游泳，不幸被汹涌的海涛夺去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时年23岁。
聂耳遇难后，其友张天虚把聂耳的骨灰由东京带回上海，又由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带回昆明，安葬在风景优美的滇池之滨的西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讨论国旗、国歌等问题，画家徐悲鸿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大家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顾虑，而周恩来立即支持徐悲鸿的建议，认为此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好。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聂耳歌曲具有战斗的气息、大众的精神、民族的风格和抒情的色彩。因此，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号角，是百姓的心声，超越当时的文艺潮流，独领音乐风骚，成为经受住时间考验、思想与艺术高度和谐的经典之作。
聂耳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聂耳的歌曲永远激荡在我们心中。（题图为聂耳故居）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