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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景林先生《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一书，围绕儒学的教化特质作出深入阐释，视“教化”为儒学反本开新之必由途径。一方面从理论上辨析了已有研究的误区，同时结合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提出儒学对现实弊病的教化矫正之功。著者还在书中再三强调，若能将儒学的“文脉”和“血脉”结合起来，培养出以身体道的群体，则儒学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关键词：李景林 教化 儒学 文脉 血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09-03
当代儒学日益呈现出一阳来复之势，这种复兴之势既表现在对儒学原典的深入解读之中，更体现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儒学特质的创造性诠释。李景林先生的《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即属于后者之列。先生浸淫儒学达三十年之久，其对儒学实有会心之解、体证之功。继2006年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为“教化的哲学”之后，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先生对儒学的教化特质继有深入之思考，并将数年精思力行所得汇为一帙，名曰《教化视域中的儒学》。笔者拜读之后，深感该书体大思精，它以教化论为中心，站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论述了儒学心性论、形上学、德性论、价值论，儒学与文化，儒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今择其要者，谨叙如下。
一、“教化”思想之深拓
关于儒学特质之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李景林先生据儒学现状之洞察，儒学义理之把握，在2006年出版的《教化的哲学》绪言部分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在于教化。本书绪论《教化的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同样讨论了儒学的教化，并有所拓展深化。先生指出，儒学是一种教化的哲学，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义理系统，但此形式义理系统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作为儒学核心的“教化”具有“普遍化、转变、保持”三个特点。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或“转化”，转变的结果是使人的精神尤其是感性的内容并未丧失，而得以“保存”。儒家整个教化思想之纲，可以《孟子·尽心下》一段话概括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外两面。全书由此为中心进而申论儒家丰富多样的教化方式，而经典传习、礼乐教化、家庭教育尤为富有现实意义。
“教化的儒学”之说颇为中肯，一方面，它肯定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异于其他思想形态的义理系统。“教化”的提法很好的切中了儒学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特质。另一方面，“哲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识化的概念之学，而是贯注人的生命实存并转变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之学、身心之学。“教化”概念的提出彰显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重心，乃在于人格的成就与德性的完善，即“教而化之”。先生视儒学为教化的哲学并非谈空捕虚之说，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史学背景。从横向讲，儒学的教化贯穿其形上学与心性论、德性论与价值观、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从纵向讲，教化为儒学的永恒主题，终始于先秦至现代儒学各个发展阶段，亦是儒学未来发展必由之径。
二、理论误区之辨析
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已有儒学研究观点提出了多重辨析。关于儒学前景，著者据对儒学未来走向和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批评了“游魂说”、“博物馆”说等儒学悲观主义，表达了对儒学发展自信乐观的态度。先生言，“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和‘博物馆收藏品’这个判断。”①因为“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已经表明了“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②关于儒学性质，著者不同意“制度儒学”说，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心性教化之学，其根基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教化之中，而不在于依附某种制度。“一种文化的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③进而指出“政教合一”、儒学宗教化等思路并不适合儒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亦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儒学而言，最要紧的是扎根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才是它的源头活水。“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为国教。这却是一种理论的误导。”④“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⑤
著者还辨析了建国后学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儒学发展的不良影响，导致儒学的教化失去了民间基础，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化的重建也就变得无法实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失去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⑥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与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相结合，导致儒学思想无法得到正常的赓续发展，造成了儒学历史发展进程连续性的断裂。“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割断了儒学据以进行思想创造的历史连续性。”⑦著者在《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一节中，以西方启蒙主义为参照，指出其除了批判神学和反专制之外，尚有“与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重建意义上的连续性。”⑧这一点为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所忽视，恰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使得这股思潮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所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对已有儒学研究方式的分析，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著者认为，当前儒学研究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严重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于重视知识性、考证性研究。“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⑨“仅停留于知识性的一端，而丧失了其‘思想’和‘当代性’的意义。”⑩儒学研究应该更关注思想理论的重建，这也是中国儒学二千年延续发展的规律，儒学发展的“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B11其二，知识化的表现还体现于学院化、体制化，与民众的实践生活脱节，沦为学者“孤芳自赏”的职业技能。“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B12其三，一味采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剪裁中国哲学。“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B13导致的后果是使儒学由活泼泼的生命之学转变为毫无生趣的古董之学。“遮蔽了儒学之活的精神生命的意义，使之蜕变为无关乎人的心灵生活的‘死’的历史知识。”B14 三、世道人心之关切
该书在研究批判之时，始终饱含了一股对儒学未来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切之情。著者通过对儒学发展之深入思考，结合对儒学现状之精密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重建儒学之“文脉”与“血脉”。“这个思想文化上的现代重建，可以称作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它在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可以称作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之‘血脉’。”先生指出，我国目前文化的现状，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文脉断裂；另一方面却是民众生活的“无靠”，“血脉”不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鉴于“在当代中国，我们尚未能够发展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学形态”，故当前儒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儒学表现为“知识性的儒学”与“存在性的儒学”两种形态。后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即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切合和引领当下民众的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儒学系统，构建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依靠”。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言“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②为了接续“血脉”，需要重视经典的讲习、礼乐之教化。最为根本的是要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在个体性上，须有一种肉身化的体现……有一个‘以身体道’的群体作为其传承的载体。”③
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文中数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消费、功利的思潮通过对人欲的无限刺激，把人类引向对环境资源的无穷索取，对人类生命无限透支的歧途中，使得今人陷入“欲望之网”而无法自拔。“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个列车不会自动停止。”④为此，先生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说，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⑤提出儒家的中和文化可以成为当前文化转向的一个路径。此外，该书还讨论了不少具体的现实问题，如考察了儒家的诚信观念与道义原则，强调“诚为德性、伦理之基”；分析了儒家的王道精神，认为儒家的王道论“乃是一种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⑥“在今天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⑦这些讨论皆显示了一种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
四、义理言说之精熟
先生儒学义理精熟，故其言说亲切从容，虽出古入今、纵横中西，却给人随意自在、舒卷自如之感。
统万殊于教化。本书涉及儒学问题甚多，关乎形上学、心性论、德性论、价值观、未来发展、研究方法等，然皆能在“教化”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对不同论题诠释皆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当中肯。苟非义理精熟，曷能臻此！
寓古典以新意。该书文献运用要而不烦，简而得当，与义理阐发相得益彰，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味。本书诠释所引文献以世所常用的先秦孔孟儒学为主，然此古老平常之材料，经先生哲思之透入，妙手之点化，则焕然一新，卓尔不群。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谓善”，人所熟视，先生不仅对之提出新解，且悟出此言实为儒家教化哲学之纲领。此外诸如仁义内在、浩然之气、朱子心论诸问题之论述，皆能以精妙鉴识，出颐心慧解。
抒性情于鸿文。惟有真性情者，方有真学问。先生此书虽为哲思之作，然其笔端却饱蘸感情，充分显现了一位儒者的中和性情。概言之，全书对儒学思想诠释及其未来发展洋溢着一股积极自信的乐观之情，对中华文化之复兴充满着期盼之感。在这种乐所当乐的情绪下，全书同样流露出忧其所忧的一面，表达了对当前儒学研究、世道人心之忧虑、批判与矫正，同时亦反思了多年来各种戕害儒学作法所造成“文脉”与“血脉”断裂的切肤之痛。其情思与哲理交融贯通的特质，使读者同时享受到情感之共鸣与思想之启沃。
行文至此，谨以先生对儒学光明前景之祈盼为本文之结语，盖此实为众“儒生”之心声也。“把儒学当代形态的重建，即理论与社会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⑧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 蓬
关键词：李景林 教化 儒学 文脉 血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09-03
当代儒学日益呈现出一阳来复之势，这种复兴之势既表现在对儒学原典的深入解读之中，更体现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儒学特质的创造性诠释。李景林先生的《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即属于后者之列。先生浸淫儒学达三十年之久，其对儒学实有会心之解、体证之功。继2006年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为“教化的哲学”之后，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先生对儒学的教化特质继有深入之思考，并将数年精思力行所得汇为一帙，名曰《教化视域中的儒学》。笔者拜读之后，深感该书体大思精，它以教化论为中心，站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论述了儒学心性论、形上学、德性论、价值论，儒学与文化，儒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今择其要者，谨叙如下。
一、“教化”思想之深拓
关于儒学特质之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李景林先生据儒学现状之洞察，儒学义理之把握，在2006年出版的《教化的哲学》绪言部分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在于教化。本书绪论《教化的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同样讨论了儒学的教化，并有所拓展深化。先生指出，儒学是一种教化的哲学，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义理系统，但此形式义理系统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作为儒学核心的“教化”具有“普遍化、转变、保持”三个特点。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或“转化”，转变的结果是使人的精神尤其是感性的内容并未丧失，而得以“保存”。儒家整个教化思想之纲，可以《孟子·尽心下》一段话概括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外两面。全书由此为中心进而申论儒家丰富多样的教化方式，而经典传习、礼乐教化、家庭教育尤为富有现实意义。
“教化的儒学”之说颇为中肯，一方面，它肯定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异于其他思想形态的义理系统。“教化”的提法很好的切中了儒学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特质。另一方面，“哲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识化的概念之学，而是贯注人的生命实存并转变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之学、身心之学。“教化”概念的提出彰显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重心，乃在于人格的成就与德性的完善，即“教而化之”。先生视儒学为教化的哲学并非谈空捕虚之说，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史学背景。从横向讲，儒学的教化贯穿其形上学与心性论、德性论与价值观、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从纵向讲，教化为儒学的永恒主题，终始于先秦至现代儒学各个发展阶段，亦是儒学未来发展必由之径。
二、理论误区之辨析
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已有儒学研究观点提出了多重辨析。关于儒学前景，著者据对儒学未来走向和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批评了“游魂说”、“博物馆”说等儒学悲观主义，表达了对儒学发展自信乐观的态度。先生言，“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和‘博物馆收藏品’这个判断。”①因为“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已经表明了“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②关于儒学性质，著者不同意“制度儒学”说，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心性教化之学，其根基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教化之中，而不在于依附某种制度。“一种文化的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③进而指出“政教合一”、儒学宗教化等思路并不适合儒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亦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儒学而言，最要紧的是扎根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才是它的源头活水。“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为国教。这却是一种理论的误导。”④“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⑤
著者还辨析了建国后学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儒学发展的不良影响，导致儒学的教化失去了民间基础，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化的重建也就变得无法实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失去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⑥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与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相结合，导致儒学思想无法得到正常的赓续发展，造成了儒学历史发展进程连续性的断裂。“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割断了儒学据以进行思想创造的历史连续性。”⑦著者在《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一节中，以西方启蒙主义为参照，指出其除了批判神学和反专制之外，尚有“与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重建意义上的连续性。”⑧这一点为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所忽视，恰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使得这股思潮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所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对已有儒学研究方式的分析，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著者认为，当前儒学研究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严重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于重视知识性、考证性研究。“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⑨“仅停留于知识性的一端，而丧失了其‘思想’和‘当代性’的意义。”⑩儒学研究应该更关注思想理论的重建，这也是中国儒学二千年延续发展的规律，儒学发展的“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B11其二，知识化的表现还体现于学院化、体制化，与民众的实践生活脱节，沦为学者“孤芳自赏”的职业技能。“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B12其三，一味采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剪裁中国哲学。“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B13导致的后果是使儒学由活泼泼的生命之学转变为毫无生趣的古董之学。“遮蔽了儒学之活的精神生命的意义，使之蜕变为无关乎人的心灵生活的‘死’的历史知识。”B14 三、世道人心之关切
该书在研究批判之时，始终饱含了一股对儒学未来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切之情。著者通过对儒学发展之深入思考，结合对儒学现状之精密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重建儒学之“文脉”与“血脉”。“这个思想文化上的现代重建，可以称作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它在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可以称作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之‘血脉’。”先生指出，我国目前文化的现状，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文脉断裂；另一方面却是民众生活的“无靠”，“血脉”不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鉴于“在当代中国，我们尚未能够发展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学形态”，故当前儒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儒学表现为“知识性的儒学”与“存在性的儒学”两种形态。后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即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切合和引领当下民众的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儒学系统，构建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依靠”。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言“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②为了接续“血脉”，需要重视经典的讲习、礼乐之教化。最为根本的是要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在个体性上，须有一种肉身化的体现……有一个‘以身体道’的群体作为其传承的载体。”③
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文中数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消费、功利的思潮通过对人欲的无限刺激，把人类引向对环境资源的无穷索取，对人类生命无限透支的歧途中，使得今人陷入“欲望之网”而无法自拔。“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个列车不会自动停止。”④为此，先生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说，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⑤提出儒家的中和文化可以成为当前文化转向的一个路径。此外，该书还讨论了不少具体的现实问题，如考察了儒家的诚信观念与道义原则，强调“诚为德性、伦理之基”；分析了儒家的王道精神，认为儒家的王道论“乃是一种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⑥“在今天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⑦这些讨论皆显示了一种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
四、义理言说之精熟
先生儒学义理精熟，故其言说亲切从容，虽出古入今、纵横中西，却给人随意自在、舒卷自如之感。
统万殊于教化。本书涉及儒学问题甚多，关乎形上学、心性论、德性论、价值观、未来发展、研究方法等，然皆能在“教化”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对不同论题诠释皆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当中肯。苟非义理精熟，曷能臻此！
寓古典以新意。该书文献运用要而不烦，简而得当，与义理阐发相得益彰，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味。本书诠释所引文献以世所常用的先秦孔孟儒学为主，然此古老平常之材料，经先生哲思之透入，妙手之点化，则焕然一新，卓尔不群。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谓善”，人所熟视，先生不仅对之提出新解，且悟出此言实为儒家教化哲学之纲领。此外诸如仁义内在、浩然之气、朱子心论诸问题之论述，皆能以精妙鉴识，出颐心慧解。
抒性情于鸿文。惟有真性情者，方有真学问。先生此书虽为哲思之作，然其笔端却饱蘸感情，充分显现了一位儒者的中和性情。概言之，全书对儒学思想诠释及其未来发展洋溢着一股积极自信的乐观之情，对中华文化之复兴充满着期盼之感。在这种乐所当乐的情绪下，全书同样流露出忧其所忧的一面，表达了对当前儒学研究、世道人心之忧虑、批判与矫正，同时亦反思了多年来各种戕害儒学作法所造成“文脉”与“血脉”断裂的切肤之痛。其情思与哲理交融贯通的特质，使读者同时享受到情感之共鸣与思想之启沃。
行文至此，谨以先生对儒学光明前景之祈盼为本文之结语，盖此实为众“儒生”之心声也。“把儒学当代形态的重建，即理论与社会生活上的，也就是‘文脉’和‘血脉’这两个层面融汇起来，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⑧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