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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也是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值此之际，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作为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未来5年我国要使现有标准下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那么，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扶贫开发，都取得了哪些成就、经验？五年减贫7000多万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又将如何实现？
浙江领先全国 绘就富民样本
浙江省遂昌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十分不便。当地村民都以外出打工为生，低收入农户占全县农村人口的29%。近年来，该县致力于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将农村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工作体系，通过培训人员、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引进相关电子商务项目等，2014年实现网上销售额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8年保持在12%以上。
不仅在遂昌县，浙江省各区县依托创新扶贫方式，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还有很多。
一直以来，由于人多山多地少，浙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扶贫任务。早在1978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1200多万，农村贫困发生率3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同时通过产业开发、培训就业、异地搬迁、基础设施、社会救助等手段，加大扶贫力度，创新扶贫举措，使村民收入不断增长，致富能力不断增强。
1997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2002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2012年，省农民收入水平全国最高，省扶贫标准全国最高……多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相继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逐步减缓低收入农户贫困，提高低收入农户致富能力。
成绩面前，浙江继续发力。2015年，浙江确定扶贫目标，确保全省低收入农户增收15%以上、50%左右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基本消除4600元以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全省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
为此，一方面，浙江省继续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异地搬迁、产业开发、社会扶贫”三大体制创新，进一步深化探索在科技扶贫、金融扶贫等体制机制上加大创新力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社会扶贫力度，引导和激励民营企业主、浙商、华人华侨和爱心人士建立乡情公益基金，大力开展公益救助等活动，健全运营管理机制；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行动，健全志愿服务网络等，促使浙江扶贫工作更出实效。
多年的创新探索，浙江省在精准扶贫力度，创新扶贫方式等方面成效显著，并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5047元，同比增长17.5%。超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8.2个百分点。
“十二五” 5000多万人摘掉“穷帽子”
浙江的扶贫致富样本，是我国近年来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距离浙江900多公里以外的山东省鄄城，也不例外。这个历史上曾经的黄泛区，当地村民年均收入不足4000元，贫困人口众多。为改善贫困面貌，近年来，鄄城把“一村一品”作为全县扶贫开发的“一号工程”，着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如今，左营乡的蔬菜、彭楼镇的油用牡丹、董口镇的金银花、临濮镇的辣椒早已远近闻名，成为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更离不开党的政策支持。5年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了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持续增加“三农”投入力度，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0.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0年的41.1%下降到2013年的37.7%，5000多万人摘掉了“穷帽子”。一个个的数字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触摸到农民生活的新变化、农民致富的新路径、农村社会的新面貌。
“十二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开发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大力度、宽领域、多层次向前推进，全力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
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272亿元增长到467.45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部投入到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建设的车购税资金超过5500亿元，占全国近50%；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国农村5000余万人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4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国扶贫开发事业阔步向前，5000多万人口摘掉了“穷帽子”。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从2011年到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22亿人减少到7017万人，累计减贫522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2.7%下降到7.2%。从今年趋势来看，有望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当前中国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消除现有极端贫困的目标，我们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着力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凝聚扶贫攻坚强大合力，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5年7000万全部脱贫 关键在于精准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10月16日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精准扶贫方略，并向世界发出了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具体倡议。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彰显了促进国际减贫合作、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大国担当。 然而，2020年我国要使剩下的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对此，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进行了解读。
刘永富说，扶贫到了今天，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在于精准。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到“六个精准”，要求我们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过去贫困面大，一项普惠政策就可以使许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越过温饱线。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自身能力弱，或者居住在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仅靠自己，很难参与发展过程、享受发展成果。因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户一户地找原因、找需求、找办法。”
刘永富认为，切实落实精准扶贫方略，下一步要建设好三个平台，把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我们已经对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进行了建档立卡。要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进一步找准扶贫对象，把过去该纳入而未纳入和新返贫的纳进来，把过去不该纳入和已经脱贫的退出去，真正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把致贫原因分析清楚，制定好分类施策的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监测帮扶成效。
二是建设扶贫开发基层平台。扶贫对象全部在乡村，在最基层。工作对象在哪里，工作机构、队伍和力量就要延伸到哪里。在贫困乡要建立起扶贫工作站，在贫困村要选派好第一书记和建设好驻村工作队，配合村两委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保证贫困户有人帮、有人扶。
三是建立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省一级设立扶贫开发融资主体，建立整合资金新体制新机制，县级要以扶贫规划和重大项目为平台，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筹措更多资金，用于扶贫攻坚。在确保政府加大扶贫投入的同时，撬动金融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做大扶贫投入总量。建立扶贫资金管理新制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确保资金项目落实到村到户，确保贫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从扶贫资金项目中受益。认真落实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加强群众监督，让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加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对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管力度。加强社会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扶贫任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解决了贫困问题。” 刘永富说，扶贫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政府会永远关心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那部分群众，继续采取措施，逐步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扶贫开发，都取得了哪些成就、经验？五年减贫7000多万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又将如何实现？
浙江领先全国 绘就富民样本
浙江省遂昌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十分不便。当地村民都以外出打工为生，低收入农户占全县农村人口的29%。近年来，该县致力于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将农村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工作体系，通过培训人员、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引进相关电子商务项目等，2014年实现网上销售额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8年保持在12%以上。
不仅在遂昌县，浙江省各区县依托创新扶贫方式，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还有很多。
一直以来，由于人多山多地少，浙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扶贫任务。早在1978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1200多万，农村贫困发生率3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同时通过产业开发、培训就业、异地搬迁、基础设施、社会救助等手段，加大扶贫力度，创新扶贫举措，使村民收入不断增长，致富能力不断增强。
1997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县；2002年，全国第一个消除贫困乡镇；2012年，省农民收入水平全国最高，省扶贫标准全国最高……多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相继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等措施，逐步减缓低收入农户贫困，提高低收入农户致富能力。
成绩面前，浙江继续发力。2015年，浙江确定扶贫目标，确保全省低收入农户增收15%以上、50%左右的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基本消除4600元以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全省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
为此，一方面，浙江省继续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异地搬迁、产业开发、社会扶贫”三大体制创新，进一步深化探索在科技扶贫、金融扶贫等体制机制上加大创新力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社会扶贫力度，引导和激励民营企业主、浙商、华人华侨和爱心人士建立乡情公益基金，大力开展公益救助等活动，健全运营管理机制；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行动，健全志愿服务网络等，促使浙江扶贫工作更出实效。
多年的创新探索，浙江省在精准扶贫力度，创新扶贫方式等方面成效显著，并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现金收入5047元，同比增长17.5%。超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8.2个百分点。
“十二五” 5000多万人摘掉“穷帽子”
浙江的扶贫致富样本，是我国近年来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距离浙江900多公里以外的山东省鄄城，也不例外。这个历史上曾经的黄泛区，当地村民年均收入不足4000元，贫困人口众多。为改善贫困面貌，近年来，鄄城把“一村一品”作为全县扶贫开发的“一号工程”，着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如今，左营乡的蔬菜、彭楼镇的油用牡丹、董口镇的金银花、临濮镇的辣椒早已远近闻名，成为带动贫困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
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扶持，更离不开党的政策支持。5年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了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持续增加“三农”投入力度，为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0.1%，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2010年的41.1%下降到2013年的37.7%，5000多万人摘掉了“穷帽子”。一个个的数字变化中，我们可以清晰触摸到农民生活的新变化、农民致富的新路径、农村社会的新面貌。
“十二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扶贫开发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大力度、宽领域、多层次向前推进，全力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
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272亿元增长到467.45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部投入到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建设的车购税资金超过5500亿元，占全国近50%；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国农村5000余万人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4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国扶贫开发事业阔步向前，5000多万人口摘掉了“穷帽子”。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介绍，从2011年到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22亿人减少到7017万人，累计减贫522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2.7%下降到7.2%。从今年趋势来看，有望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当前中国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消除现有极端贫困的目标，我们将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着力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凝聚扶贫攻坚强大合力，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5年7000万全部脱贫 关键在于精准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10月16日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精准扶贫方略，并向世界发出了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具体倡议。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彰显了促进国际减贫合作、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大国担当。 然而，2020年我国要使剩下的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对此，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进行了解读。
刘永富说，扶贫到了今天，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在于精准。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到“六个精准”，要求我们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过去贫困面大，一项普惠政策就可以使许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越过温饱线。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自身能力弱，或者居住在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仅靠自己，很难参与发展过程、享受发展成果。因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户一户地找原因、找需求、找办法。”
刘永富认为，切实落实精准扶贫方略，下一步要建设好三个平台，把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我们已经对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进行了建档立卡。要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进一步找准扶贫对象，把过去该纳入而未纳入和新返贫的纳进来，把过去不该纳入和已经脱贫的退出去，真正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把致贫原因分析清楚，制定好分类施策的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监测帮扶成效。
二是建设扶贫开发基层平台。扶贫对象全部在乡村，在最基层。工作对象在哪里，工作机构、队伍和力量就要延伸到哪里。在贫困乡要建立起扶贫工作站，在贫困村要选派好第一书记和建设好驻村工作队，配合村两委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保证贫困户有人帮、有人扶。
三是建立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平台。省一级设立扶贫开发融资主体，建立整合资金新体制新机制，县级要以扶贫规划和重大项目为平台，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筹措更多资金，用于扶贫攻坚。在确保政府加大扶贫投入的同时，撬动金融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做大扶贫投入总量。建立扶贫资金管理新制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确保资金项目落实到村到户，确保贫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从扶贫资金项目中受益。认真落实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加强群众监督，让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加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对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管力度。加强社会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扶贫任务，并不意味着我们解决了贫困问题。” 刘永富说，扶贫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和政府会永远关心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的那部分群众，继续采取措施，逐步缩小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