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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杰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编剧和导演代表作有:《聂耳》《半把剪刀》《无影灯下颂银针》《上海舞女》等
五十年代初,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家中不举炊,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饭后,我就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这使我乐而忘返,常常荒疏了课业。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作曲家舒模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一次,父亲又带我去舒家玩,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许多问!”回家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叫江青,普通人必须避讳。从此,我渐渐地知道了另一个江青。然而,正是这个名字,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久久挥之不去,子夜荧荧,灯昏欲蕊,倏忽隐现,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
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五十年代的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汽车很少,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十分抢眼。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
江青时任局里电影处处长,而满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江处长”的。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她从不缺席。审片时,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一言不发,可是,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大嗓门汪洋忽然木呐起来,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慎重地表达意见。末了,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这时,大家支起耳朵,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每当此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并不抬头,只是轻启莲口,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没意见”。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或者是后宫生活枯寂无聊,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让“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她平日貌似谦恭,从不轻易表达意见,可是我父亲明白,只要这个女人一旦“偶尔露峥嵘”,只要她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此前,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我们夫妇之间》被她调进中南海,没多久,全国各报刊杂志上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其来势之猛,出手之快,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寒而栗。父亲说,江青的记忆力极强,看片非常认真,时隔多日,影片中的语言、镜头、细节仍可描述得毫爽不差。江青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她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一旦猎物出现,她绝不会手软,看到猎物被击中后肢体碎裂临终前绝望的挣扎,会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
有鉴于此,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听到江青“没意见”这三字经后,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替他们出谋划策,如何经过改动可以顺利通过,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常常谈到月影移窗,白露湿阶。其实,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父亲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厮混的时候,凭着《大雷雨》《娜拉》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演戏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那时候,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深黯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不是省油的灯。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只不过怕引火烧身,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由于父亲处处小心,进退有度,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相反,江青似乎对父亲怀有好感,见面时必以“阿韬”呼之,以示亲昵。父亲往往趁她高兴,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平安到达彼岸。
江处长在中央电影局里“垂帘听政”的这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可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但事情也有例外。有几次,父亲竟然得到了江青赠送的照片,这是他绝对不敢奢望的事情,竟有点受宠若惊了。这些照片都是江青自己拍摄的生活照,有她自己的,有她和女儿李纳的,也有她和毛主席的,背景好像都是中南海。照片的背面都有江青的亲笔签字落款,有的写“阿韬留念”,有的写“给阿韬”,用的是绿色的墨水。江青的字很漂亮,字体修长,秀气中带有须眉气。父亲说这是怀素体,她在刻意模仿主席的书法意境,应该说模仿得确有几分毛体韵味。父亲把这些照片收藏在一本相册里,不肯轻易示人。江青赏赐“御照”的事情,令父亲很意外,但也感到惶惑,是念旧吗?不像。上海的这段往事是她最不愿意被人提及的,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情;是一种政治拢络?此时的江青羽毛渐丰,急于搜罗一批文坛流氓在一场场文化杀戮中为她充当打手,但她绝对不会看上父亲这样的人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不久以后王阑西被摘掉了乌纱帽,司徒慧敏留任副局长,父亲立即被解职,挂冠而去,回到了上海。江青无疑早就对父亲有了戒心。
对于官场父亲倒并无恋栈之意,在江青面前,不得不时时戴上一副假面具,过着双重人格的扭曲生活,这早已使他感到了厌倦。无尽无休的会议,永远看不完的文件,虚情假意的应酬,言不由衷的表态,这一切,使他痛苦而又麻痹。重新泊入艺术的港湾,才能够让他拾回心中的宁静和安恬。是的,自从拍完了《大地重光》《草原上的人们》以后,他已经和摄影棚阔别得太久了。当他重新站在水银灯下,拿起导演的话筒的时候,他仿佛又找回了自己。回到上影后,他拍摄了《搜书院》《海魂》《小康人家》《摩雅傣》等影片。然而,在当下的环境里,真的有可供艺术家容身的象牙之塔吗?“反右”“大跃进”等汹涌恶浪席卷而过后,艺术家们惊魂甫定,柯庆施又厉声责难他们“严重背离生活,脱离工农兵”,提出“大写十三年”,实际上是把除解放后工农兵以外的题材全部封杀。父亲稍显放松的心情立刻又沉重起来。一天晚上,我听到了他和赵光沛(我继母)的一段对话:
赵:“阿韬,听说江青又到上海来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她?”
父:“我去看她干什么?江青每次到上海来,只见阿黄(黄晨,郑君里夫人)和君里,从来不找我和阿丹,她不愿见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赵:“你们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合作得挺好吗?还送你那么多照片,你主动上门,她还能避而不见?”
父:“你懂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倒宁可她别老惦记着我。”
父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事实说明江青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们这批老朋友。
这一时期,父亲和赵丹每个礼拜都要到艾明之家中去打牌,其实,此刻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赵丹因为提出要拍《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遭到上海市委的当头棒喝,说他迷恋“古人、死人”,后来白桦写了《李白和杜甫》,赵丹对李白一角痴迷得发狂,终因李白也属“古人、死人”之故而不敢染指。牌桌上一方面可以排遣郁闷的情绪,同时也在找寻着出路。渐渐地一个想法形成了,这就是电影《青山恋》的雏型。《青山恋》是一个上海知青在林区成长的故事,不久以后在福建顺利拍成了。
上海电影局初审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父亲和赵丹难掩心中的喜悦,父亲说:“这下总算可以向市委交卷了。”赵丹说:“阿韬,这个戏我总算可以挂免斗牌了吧!”父亲一面为赵丹斟酒,笑道:“岂止是免斗,我看还要奖励一番呢,尤其是你演的老场长,演绝了,应该发给你一枚记功牌!”
《青山恋》送中央电影局审查后,立即被江青调入中南海。没多久父亲带着江青的意见回到上海,马上向赵丹做了传达,大意是:《青山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丑化林业工人和知识青年,赵丹演的老场长是武训的翻版。赵丹听后如同兜头浇下一盆冰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喃喃地说:“阿韬,这下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她(江青)老是揪着我的武训不放,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怎么会是这样?”父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准备好一份检查,局里传达完了我们要当众检讨的。”“我心里乱得很,你是导演,还是由你代表吧。”“我当然要写。可是江青点了你老人家的大名,你能一声不吭?”“唉……”“这一关总是躲不过的,江青不是说武训吗,咱们就顺着竿往上爬,说世界观没改造好,中武训的毒太深,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说什么也不能承认对当初批判武训有抗拒,借武训的阴魂向革命文艺路线反扑,现在有人正想把我们往这上面挂呢……”灯光昏暗,晚来风急,两个挚友就像当初创作剧本一样,凑在一起,絮絮私语,不过这一次他们在稿纸上洒下的是痛彻心肺的泪水。
1960年,我高中毕业了,学校保送我进军事学院,而我却没去报到,自作主张地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料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叫去厉声呵斥:“愚蠢,你昏了头!宁可要饭,也不能干电影这一行!”看到我惶惑的样子,他连连顿足道:“你以为电影导演很风光是不是?告诉你,艺术是狗屁!导演干的是牛马活,面对的是难以预料的风险,电影界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到处是政治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滑下万丈深渊!你对付得了吗?”他无奈地挥了挥手,“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吃错了开口饭,以后有你的好日子!到时候你不要后悔。”当时我觉得他言过其实了,在吓唬我,但我之后的坎坷遭遇,印证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到六十年代,电影创作变得更加艰辛,稍不小心便会触雷。无论你转向何方,总能看到一些手持狼牙棒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们虎视眈眈,只等“老佛爷”一声吆喝,便一拥而上乱棒齐下。1959年末,父亲拍摄了《关汉卿》,这是田汉为纪念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而写的剧本,上映后,便风闻有人说,田汉是以“敲不扁,砸不碎,煮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自诩,剧中朱帘秀因演《窦娥怨》被挖去了双眼,要求阿合马把眼球挂在城楼上,要看看他的下场!这是公开向党的领导叫板。对《关汉卿》虽未形成大规模批判,但也足以让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了。自此以后,直至1966年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五年多时间,父亲就再也没有影片问世。
记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父亲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父亲破例带了我一起去看。演出是在福州路的市委大礼堂。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观感如何?“什么东西!话剧不像话剧,京剧不像京剧。”语调中充满着不屑与失望。我试探着问:“假如领导让你拍,你会拍么?”父亲没有回答。深夜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回声,低沉而悠长。“我不明白,智取威虎山完全可以搞话剧,也可以拍成故事片嘛,有什么必要费这么大劲来糟蹋京剧!”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这样回复领导的,如果是,那么必将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哪里知道,江青前些年频繁出入上海,正是为了物色和扶持《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这两个样板戏。更为糟糕的是,拒绝《智取威虎山》的同时,他却一头扎进了田汉的《白蛇传》。而田汉正是江青急欲从“文艺黑线”上铲除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这一刻起,父亲注定要为他的选择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不能不提到徐景贤这个人。徐景贤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这个班子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喉舌“丁学雷”。不过当时的徐景贤尚未显露锋芒,父亲和他合作的第一次是以上海交大革命烈士穆汉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穆汉祥》,由于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戏肉,只写了一稿,就胎死腹中。接着他们又以解放前地下党领导的法租界电车工会工潮为题材,创作电影剧本《法电大罢工》,其实,素材就只有当年《申报》上的几篇报道,难以成戏,也终于夭折了。这时的所谓“创作”,完全违背创作规律,遵循着“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的教条,即使勉强凑成一部作品,也是政治符号式的人物,活报剧式的情节,标语口号式的语言。两个剧本的失败,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以致不吃安眠药就难以入睡。正当他茫然失措,徒然挣扎时,田汉的《白蛇传》像一线曙光般出现了。他兴奋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没等田汉的剧本脱稿,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摄影师上黄山去采看外景,拍了许多幻若仙境的照片,并着手搜集有关的话本及各种戏曲版本作为参考,从宋朝的《金钵记》,到明代《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西湖志余》,只要能到手的资料,他都不放过。徐景贤也是鞍前马后地奔走,十分卖力。父亲说,田汉具有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火一样的热情,再加上他的才华,《白蛇传》肯定会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这一时期,不甘寂寞的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剧作家,和苏联的贝利耶夫一样,纷纷把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这是艺术家们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逃遁。他们撩起艺术的长裾,小心地不使它沾染到政治的灰尘,一面挥起长鞭远远地抽击着现实。徐景贤参与《白蛇传》的创作有些令人费解,以他的一贯行事风格,他不可能不了解江青对田汉的态度,此人头脑机敏而且长袖善舞,在文革前这个暗潮涌动的关键时刻,这个政治赌徒究竟把筹码押在哪一边,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权衡,绝不可能贸然行事。然而善良的父亲对他毫无戒心,反而对这个跟定他的热心青年心怀感激,几乎引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徐景贤抱怨道:“导演是什么?是龟孙子,是罪犯,从剧本到样片反反复复地受艺委会审查,等片子拍完了,先是厂审、局审、市委宣传部审,送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审、宣传部审、相关部门审(如公安题材需送公安部),三审六问。就算是罪犯,还可以请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吧,而我们则无权辩护,所有的意见必须照单全收!”
徐景贤淡淡一笑说:“就这样三审六问,还有那么多毒草成了漏网之鱼呢。”
父亲望眼欲穿的《白蛇传》终于没能脱稿,田汉这个南国诗人的创作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早就被列入了江青的黑名单,这时多一个作品只不过多一条日后的罪名罢了。对《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并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外延,株连了一大批人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徐景贤的修长身影也自此从我家的客厅消失了,父亲从此中似乎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次我在文庙淘到了四张旧的陕西凤翔《白蛇传》的年画,刻板套色十分精美,我兴冲冲地呈给父亲,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我说:“你瞧,这是清代的旧版年画,虽然有些破损了,但是做片头字幕的衬底是再合适不过了。”父亲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然后长叹一声:“再也用不着了……”默默卷起,塞进壁橱。
我再次见到徐景贤已是在文化广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上,胸有成竹,气定神闲。那时父亲已经含冤去世,他是因为和瞿白音、羽山合写《炉边夜话》被作为上海的“小三家村”揪出来的。父亲一死,那本江青赠送的照片影集立即被指定上缴,没多久北京派出一批人冒充红卫兵,到上海的旧影人家中“破四旧”,他们直奔目标,专门查抄有关江青的照片、文字和期刊。当时的公安局长黄赤波因为好奇翻看了有关江青的“黑材料”马上被罢官免职。
父亲是自杀而死的。他选择在杭州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蛇断桥相会,游湖借伞,坠入爱河的地方,也是他和前妻程婉芬在美专同学时一起玩耍、写生、定情的地方(文革后我在成都找到了我的生母,从她口中得知的)。父亲曾经的欢乐和梦想就如同白蛇一样被永远地镇在了西湖侧畔的雷峰塔下。
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究竟是因为他拒绝《智取威虎山》招来江青的忌恨,对他痛下杀手;抑或是徐景贤觉得他是一盘现成的菜,正好血淋淋地端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呢?谁能说?又有谁能说得清?人的一生总要生活在某个阴影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编剧和导演代表作有:《聂耳》《半把剪刀》《无影灯下颂银针》《上海舞女》等
五十年代初,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家中不举炊,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饭后,我就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这使我乐而忘返,常常荒疏了课业。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作曲家舒模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一次,父亲又带我去舒家玩,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许多问!”回家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叫江青,普通人必须避讳。从此,我渐渐地知道了另一个江青。然而,正是这个名字,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久久挥之不去,子夜荧荧,灯昏欲蕊,倏忽隐现,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
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五十年代的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汽车很少,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十分抢眼。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
江青时任局里电影处处长,而满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江处长”的。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她从不缺席。审片时,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一言不发,可是,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大嗓门汪洋忽然木呐起来,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慎重地表达意见。末了,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这时,大家支起耳朵,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每当此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并不抬头,只是轻启莲口,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没意见”。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或者是后宫生活枯寂无聊,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让“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她平日貌似谦恭,从不轻易表达意见,可是我父亲明白,只要这个女人一旦“偶尔露峥嵘”,只要她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此前,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我们夫妇之间》被她调进中南海,没多久,全国各报刊杂志上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其来势之猛,出手之快,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寒而栗。父亲说,江青的记忆力极强,看片非常认真,时隔多日,影片中的语言、镜头、细节仍可描述得毫爽不差。江青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她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一旦猎物出现,她绝不会手软,看到猎物被击中后肢体碎裂临终前绝望的挣扎,会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
有鉴于此,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听到江青“没意见”这三字经后,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替他们出谋划策,如何经过改动可以顺利通过,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常常谈到月影移窗,白露湿阶。其实,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父亲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厮混的时候,凭着《大雷雨》《娜拉》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演戏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那时候,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深黯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不是省油的灯。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只不过怕引火烧身,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由于父亲处处小心,进退有度,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相反,江青似乎对父亲怀有好感,见面时必以“阿韬”呼之,以示亲昵。父亲往往趁她高兴,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平安到达彼岸。
江处长在中央电影局里“垂帘听政”的这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可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但事情也有例外。有几次,父亲竟然得到了江青赠送的照片,这是他绝对不敢奢望的事情,竟有点受宠若惊了。这些照片都是江青自己拍摄的生活照,有她自己的,有她和女儿李纳的,也有她和毛主席的,背景好像都是中南海。照片的背面都有江青的亲笔签字落款,有的写“阿韬留念”,有的写“给阿韬”,用的是绿色的墨水。江青的字很漂亮,字体修长,秀气中带有须眉气。父亲说这是怀素体,她在刻意模仿主席的书法意境,应该说模仿得确有几分毛体韵味。父亲把这些照片收藏在一本相册里,不肯轻易示人。江青赏赐“御照”的事情,令父亲很意外,但也感到惶惑,是念旧吗?不像。上海的这段往事是她最不愿意被人提及的,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情;是一种政治拢络?此时的江青羽毛渐丰,急于搜罗一批文坛流氓在一场场文化杀戮中为她充当打手,但她绝对不会看上父亲这样的人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不久以后王阑西被摘掉了乌纱帽,司徒慧敏留任副局长,父亲立即被解职,挂冠而去,回到了上海。江青无疑早就对父亲有了戒心。
对于官场父亲倒并无恋栈之意,在江青面前,不得不时时戴上一副假面具,过着双重人格的扭曲生活,这早已使他感到了厌倦。无尽无休的会议,永远看不完的文件,虚情假意的应酬,言不由衷的表态,这一切,使他痛苦而又麻痹。重新泊入艺术的港湾,才能够让他拾回心中的宁静和安恬。是的,自从拍完了《大地重光》《草原上的人们》以后,他已经和摄影棚阔别得太久了。当他重新站在水银灯下,拿起导演的话筒的时候,他仿佛又找回了自己。回到上影后,他拍摄了《搜书院》《海魂》《小康人家》《摩雅傣》等影片。然而,在当下的环境里,真的有可供艺术家容身的象牙之塔吗?“反右”“大跃进”等汹涌恶浪席卷而过后,艺术家们惊魂甫定,柯庆施又厉声责难他们“严重背离生活,脱离工农兵”,提出“大写十三年”,实际上是把除解放后工农兵以外的题材全部封杀。父亲稍显放松的心情立刻又沉重起来。一天晚上,我听到了他和赵光沛(我继母)的一段对话:
赵:“阿韬,听说江青又到上海来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她?”
父:“我去看她干什么?江青每次到上海来,只见阿黄(黄晨,郑君里夫人)和君里,从来不找我和阿丹,她不愿见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赵:“你们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合作得挺好吗?还送你那么多照片,你主动上门,她还能避而不见?”
父:“你懂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倒宁可她别老惦记着我。”
父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事实说明江青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们这批老朋友。
这一时期,父亲和赵丹每个礼拜都要到艾明之家中去打牌,其实,此刻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赵丹因为提出要拍《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遭到上海市委的当头棒喝,说他迷恋“古人、死人”,后来白桦写了《李白和杜甫》,赵丹对李白一角痴迷得发狂,终因李白也属“古人、死人”之故而不敢染指。牌桌上一方面可以排遣郁闷的情绪,同时也在找寻着出路。渐渐地一个想法形成了,这就是电影《青山恋》的雏型。《青山恋》是一个上海知青在林区成长的故事,不久以后在福建顺利拍成了。
上海电影局初审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父亲和赵丹难掩心中的喜悦,父亲说:“这下总算可以向市委交卷了。”赵丹说:“阿韬,这个戏我总算可以挂免斗牌了吧!”父亲一面为赵丹斟酒,笑道:“岂止是免斗,我看还要奖励一番呢,尤其是你演的老场长,演绝了,应该发给你一枚记功牌!”
《青山恋》送中央电影局审查后,立即被江青调入中南海。没多久父亲带着江青的意见回到上海,马上向赵丹做了传达,大意是:《青山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丑化林业工人和知识青年,赵丹演的老场长是武训的翻版。赵丹听后如同兜头浇下一盆冰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喃喃地说:“阿韬,这下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她(江青)老是揪着我的武训不放,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怎么会是这样?”父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准备好一份检查,局里传达完了我们要当众检讨的。”“我心里乱得很,你是导演,还是由你代表吧。”“我当然要写。可是江青点了你老人家的大名,你能一声不吭?”“唉……”“这一关总是躲不过的,江青不是说武训吗,咱们就顺着竿往上爬,说世界观没改造好,中武训的毒太深,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说什么也不能承认对当初批判武训有抗拒,借武训的阴魂向革命文艺路线反扑,现在有人正想把我们往这上面挂呢……”灯光昏暗,晚来风急,两个挚友就像当初创作剧本一样,凑在一起,絮絮私语,不过这一次他们在稿纸上洒下的是痛彻心肺的泪水。
1960年,我高中毕业了,学校保送我进军事学院,而我却没去报到,自作主张地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料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叫去厉声呵斥:“愚蠢,你昏了头!宁可要饭,也不能干电影这一行!”看到我惶惑的样子,他连连顿足道:“你以为电影导演很风光是不是?告诉你,艺术是狗屁!导演干的是牛马活,面对的是难以预料的风险,电影界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到处是政治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滑下万丈深渊!你对付得了吗?”他无奈地挥了挥手,“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吃错了开口饭,以后有你的好日子!到时候你不要后悔。”当时我觉得他言过其实了,在吓唬我,但我之后的坎坷遭遇,印证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到六十年代,电影创作变得更加艰辛,稍不小心便会触雷。无论你转向何方,总能看到一些手持狼牙棒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们虎视眈眈,只等“老佛爷”一声吆喝,便一拥而上乱棒齐下。1959年末,父亲拍摄了《关汉卿》,这是田汉为纪念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而写的剧本,上映后,便风闻有人说,田汉是以“敲不扁,砸不碎,煮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自诩,剧中朱帘秀因演《窦娥怨》被挖去了双眼,要求阿合马把眼球挂在城楼上,要看看他的下场!这是公开向党的领导叫板。对《关汉卿》虽未形成大规模批判,但也足以让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了。自此以后,直至1966年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五年多时间,父亲就再也没有影片问世。
记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父亲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父亲破例带了我一起去看。演出是在福州路的市委大礼堂。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观感如何?“什么东西!话剧不像话剧,京剧不像京剧。”语调中充满着不屑与失望。我试探着问:“假如领导让你拍,你会拍么?”父亲没有回答。深夜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回声,低沉而悠长。“我不明白,智取威虎山完全可以搞话剧,也可以拍成故事片嘛,有什么必要费这么大劲来糟蹋京剧!”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这样回复领导的,如果是,那么必将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哪里知道,江青前些年频繁出入上海,正是为了物色和扶持《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这两个样板戏。更为糟糕的是,拒绝《智取威虎山》的同时,他却一头扎进了田汉的《白蛇传》。而田汉正是江青急欲从“文艺黑线”上铲除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这一刻起,父亲注定要为他的选择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不能不提到徐景贤这个人。徐景贤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这个班子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喉舌“丁学雷”。不过当时的徐景贤尚未显露锋芒,父亲和他合作的第一次是以上海交大革命烈士穆汉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穆汉祥》,由于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戏肉,只写了一稿,就胎死腹中。接着他们又以解放前地下党领导的法租界电车工会工潮为题材,创作电影剧本《法电大罢工》,其实,素材就只有当年《申报》上的几篇报道,难以成戏,也终于夭折了。这时的所谓“创作”,完全违背创作规律,遵循着“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的教条,即使勉强凑成一部作品,也是政治符号式的人物,活报剧式的情节,标语口号式的语言。两个剧本的失败,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以致不吃安眠药就难以入睡。正当他茫然失措,徒然挣扎时,田汉的《白蛇传》像一线曙光般出现了。他兴奋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没等田汉的剧本脱稿,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摄影师上黄山去采看外景,拍了许多幻若仙境的照片,并着手搜集有关的话本及各种戏曲版本作为参考,从宋朝的《金钵记》,到明代《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西湖志余》,只要能到手的资料,他都不放过。徐景贤也是鞍前马后地奔走,十分卖力。父亲说,田汉具有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火一样的热情,再加上他的才华,《白蛇传》肯定会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这一时期,不甘寂寞的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剧作家,和苏联的贝利耶夫一样,纷纷把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这是艺术家们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逃遁。他们撩起艺术的长裾,小心地不使它沾染到政治的灰尘,一面挥起长鞭远远地抽击着现实。徐景贤参与《白蛇传》的创作有些令人费解,以他的一贯行事风格,他不可能不了解江青对田汉的态度,此人头脑机敏而且长袖善舞,在文革前这个暗潮涌动的关键时刻,这个政治赌徒究竟把筹码押在哪一边,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权衡,绝不可能贸然行事。然而善良的父亲对他毫无戒心,反而对这个跟定他的热心青年心怀感激,几乎引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徐景贤抱怨道:“导演是什么?是龟孙子,是罪犯,从剧本到样片反反复复地受艺委会审查,等片子拍完了,先是厂审、局审、市委宣传部审,送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审、宣传部审、相关部门审(如公安题材需送公安部),三审六问。就算是罪犯,还可以请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吧,而我们则无权辩护,所有的意见必须照单全收!”
徐景贤淡淡一笑说:“就这样三审六问,还有那么多毒草成了漏网之鱼呢。”
父亲望眼欲穿的《白蛇传》终于没能脱稿,田汉这个南国诗人的创作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早就被列入了江青的黑名单,这时多一个作品只不过多一条日后的罪名罢了。对《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并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外延,株连了一大批人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徐景贤的修长身影也自此从我家的客厅消失了,父亲从此中似乎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次我在文庙淘到了四张旧的陕西凤翔《白蛇传》的年画,刻板套色十分精美,我兴冲冲地呈给父亲,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我说:“你瞧,这是清代的旧版年画,虽然有些破损了,但是做片头字幕的衬底是再合适不过了。”父亲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然后长叹一声:“再也用不着了……”默默卷起,塞进壁橱。
我再次见到徐景贤已是在文化广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上,胸有成竹,气定神闲。那时父亲已经含冤去世,他是因为和瞿白音、羽山合写《炉边夜话》被作为上海的“小三家村”揪出来的。父亲一死,那本江青赠送的照片影集立即被指定上缴,没多久北京派出一批人冒充红卫兵,到上海的旧影人家中“破四旧”,他们直奔目标,专门查抄有关江青的照片、文字和期刊。当时的公安局长黄赤波因为好奇翻看了有关江青的“黑材料”马上被罢官免职。
父亲是自杀而死的。他选择在杭州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蛇断桥相会,游湖借伞,坠入爱河的地方,也是他和前妻程婉芬在美专同学时一起玩耍、写生、定情的地方(文革后我在成都找到了我的生母,从她口中得知的)。父亲曾经的欢乐和梦想就如同白蛇一样被永远地镇在了西湖侧畔的雷峰塔下。
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究竟是因为他拒绝《智取威虎山》招来江青的忌恨,对他痛下杀手;抑或是徐景贤觉得他是一盘现成的菜,正好血淋淋地端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呢?谁能说?又有谁能说得清?人的一生总要生活在某个阴影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