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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由人产生，解决好垃圾问题本质是做好人的工作。
她原计划做英语老师，穿着连衣裙，站上高高讲台，不想却阴差阳错穿上了布衣，与垃圾为伴，坚持了九年。
在城市碰了一鼻子灰，她又一头扎进小山村。要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节目采访她，村民还不知“拾荒姑娘”是位留洋硕士。
堆到家门口的问题。无法视而不见
2006年春节，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硕士的陈立雯回家度假。宁静村落，空旷田野，雪花随残叶纷扬，好一个洁白的梦幻故乡。父亲早等在村口。父女俩正要说笑，异味隐约飘来。父亲说，屋后那片空地成了垃圾站。
美丽的心情，似倏地掠过一群苍蝇，陈立雯有些不快。
这天，电视播出一档访谈节目，嘉宾是公益人士。屏幕上不断闪现地球被污染的镜头，令陈立雯震惊。嘉宾悲痛的呼吁，更如针扎着她。
开学后，正逢学校环保社团招募。陈立雯在图片展上看到一张照片——死去的信天翁，肚子里装满花花绿绿的垃圾。这是在太平洋的中途岛上，年年发生的大规模惨剧。陈立雯当即报名，走上漫漫环保路。
志愿者工作很边缘化，在许多事上无能为力。陈立雯只能从自己做起，随身带布袋、水杯，不打包外卖，纸箱纸板叠整齐，让拾荒者回收。
她也不再买漂亮衣服，穿朋友送的旧长裙。但成天在垃圾堆钻来钻去，穿着不方便。陈立雯干脆拦腰剪开裙子，改成一件上衣、一条短裙。坐在灯下飞针走线，她恍惚间穿越回古代。那时天空湛蓝，海水碧绿，动物与人类和平相处。
2009年，自然大学垃圾学院成立，它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等多家公益组织设立。陈立雯从此成为专职环保人。她在电话中对父亲说：“英语老师有很多，不差我一个。垃圾都堆到咱家门口了，还能视而不见吗？”
举步维艰。不如停下思索
在公益组织，陈立雯的主要工作是走访垃圾处理现状。单在北京，她就去了各类填埋场、焚烧厂几十处。她曾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年，以致“全城收破烂的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衣服上的味道散不掉，回家时地铁晚高峰很挤，别人还是和她保持距离。
调查结果，已经无法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最严重的，是很多垃圾明明可以回收，却被混合处理。这增加了处理成本，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陈立雯能一口气说二十多条坏处。
陈立雯恨不能生出千只手，立刻去改善眼前一切。同时，她还要帮住在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周边的住户维权。那些人吃着被污染的食物，喝着被污染的水，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他们的健康面临威胁，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身体缺陷。
江苏省某县有一户村民，是陈立雯帮助的第一个家庭。这户人家处于垃圾焚烧厂的下风方向，直线距离不足两百米。家里孩子两岁了，还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日会发作癫痫，被诊断为“脚性瘫痪”。
维权过程中，污染企业、环保部门相互推诿，令陈立雯气愤不已。那年，她一口气状告了三个省的环保局不作为，成为国内首位因垃圾污染状告环保局的普通人。
经历多了，陈立雯发现，大多数维权都以败诉告终。同时，大大小小的垃圾场正一点点包围、侵蚀着城市。她洞察到，唯一出路是从源头抓起。
垃圾分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如今仍然是个口号。陈立雯找到北京相关单位，希望能尽快施行。
事情远比想象复杂，陈立雯连居民小区都没法进入。城市垃圾由环卫公司统一收运，再由城管委调控，安排处理。一条龙的工作，大家周而复始做着，没人愿打破常规，也没人愿意搭理她。
时光轻轻晃了一下，转眼来到2015年。陈立雯去焚烧厂调查取证。奔走了一天回到宿舍，她瘫软在床上。一边维权之路漫漫无期，一边垃圾分类无法实现，痛心和无奈，犹如两条皮鞭狠狠抽向她。她只想停下奔走的脚步，安静思索一阵子。
不能解决的问题，全交给时间吧。恰逢有个留学机会，陈立雯去了加拿大，跟着一位主攻电子垃圾的导师学习，同时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回收。
垃圾由人产生。本质是做人的工作
2017年5月，陈立雯满血复活回国。这次她打算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8月，朋友说，河北保定的南峪村正打造旅游区，垃圾问题令村委会焦头烂额。陈立雯当即赶去，与村主任交流后，便组织村民座谈，普及知识。她申请了资金，买来贴有标签的垃圾桶，分发给农户，指导大家使用。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项目启动。想到第二天就可以上门，回收分类垃圾，陈立雯激动极了，多年设想终于落到实处。
次日傍晚，她坐在收垃圾的三轮车上，用喇叭发通知。可村民无法准确分类垃圾，还是习惯性地往垃圾池投放。当晚，她找到村主任，商量把垃圾池拆除，并挨家上门讲解。
慢慢的，随着陈立雯招呼“倒垃圾喽”，村民们便纷纷出门，将两桶垃圾拎出来，按“前边倒厨余，后边倒其他，中间放可回收”的顺序分类投放到垃圾车上，好似一种新的乡村仪式。
10月末，陈立雯准备离开第一块“试验田”。村主任握着她的手：“放心，我们一定保住成果，不是为了陈老师，是为了几百农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陈立雯泪流满面，看来，在环保事业上，无须通达的专业知识，不分年龄、教育程度，只要心怀绿色梦想。
离开南峪村时，她仍有担心。任何一个环节，比如收垃圾的保洁员没把好关，或垃圾清运公司把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了，只要发生一次，就前功尽弃。
如今陈立雯试点的大王庄，位于河南平顶山市。她深有感触地说，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正使农村的垃圾量成倍增长。过去家家养家禽，厨余能自然消化，现在大家建起二层小楼，院内地面硬化，不再养动物了，垃圾自然增多，其他原因还有网购的兴起等。
在村里，陈立雯总随身带两件东西：一个本子，一只夹子。收垃圾时，她用夹子翻看垃圾分得是否精细；在本子上，记下哪里还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其实，她做的事有人嘗试过。当年从桂林嫁过来，村民李发珍对本地情况很不理解。她说：“垃圾随便一扔，堆多了，一把火烧掉，烟味持续一两天。”每当烟飘过来，她就领着孩子冲出家门。这使她最终下决心，带着大家搞垃圾分类。
考虑到传统习惯，李发珍按可沤肥、不可沤肥分类，然后农药瓶、电池之类有毒有害的垃圾单独摆放。村民每人每月交2元钱，算是给回收垃圾的老人工资。陈立雯很赞赏：“交垃圾费，就是在践行污染者的付费理念。”
实践效果不错，很多人却在观望。李发珍发现，即便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也只交钱不分类，仅表示下支持。乡上也有具体困难，“乡政府每年的预算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费。现在请清运公司每年48万元，都是白筹。”
陈立雯认为，垃圾由人产生，解决分类问题还是要做人的工作。她跑去见乡长，拿着预算去要钱，一点点给对方讲：“垃圾减量后，清运成本更低，政府投入自然更少。”争取村委支持时，她又说：“把垃圾治好，既能赢民心，也能创出政绩。”碰见村民，她更乐意聊些分类知识。有人没信心，说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办不成这事。她回应：“我从北京来的，有的人还不如你们呢。”
她的热情得到了回应。11月，大王庄所隶属的邢铺村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且村委会无偿提供一块土地，用以建设堆肥场，“一个外人都这么热心，我们再不表示表示就太不合适了。”
而陈立雯很清楚，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分类也只是起点。人类，要想长久健康地居住在地球上，最终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
她原计划做英语老师，穿着连衣裙，站上高高讲台，不想却阴差阳错穿上了布衣，与垃圾为伴，坚持了九年。
在城市碰了一鼻子灰，她又一头扎进小山村。要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节目采访她，村民还不知“拾荒姑娘”是位留洋硕士。
堆到家门口的问题。无法视而不见
2006年春节，在天津师范大学读硕士的陈立雯回家度假。宁静村落，空旷田野，雪花随残叶纷扬，好一个洁白的梦幻故乡。父亲早等在村口。父女俩正要说笑，异味隐约飘来。父亲说，屋后那片空地成了垃圾站。
美丽的心情，似倏地掠过一群苍蝇，陈立雯有些不快。
这天，电视播出一档访谈节目，嘉宾是公益人士。屏幕上不断闪现地球被污染的镜头，令陈立雯震惊。嘉宾悲痛的呼吁，更如针扎着她。
开学后，正逢学校环保社团招募。陈立雯在图片展上看到一张照片——死去的信天翁，肚子里装满花花绿绿的垃圾。这是在太平洋的中途岛上，年年发生的大规模惨剧。陈立雯当即报名，走上漫漫环保路。
志愿者工作很边缘化，在许多事上无能为力。陈立雯只能从自己做起，随身带布袋、水杯，不打包外卖，纸箱纸板叠整齐，让拾荒者回收。
她也不再买漂亮衣服，穿朋友送的旧长裙。但成天在垃圾堆钻来钻去，穿着不方便。陈立雯干脆拦腰剪开裙子，改成一件上衣、一条短裙。坐在灯下飞针走线，她恍惚间穿越回古代。那时天空湛蓝，海水碧绿，动物与人类和平相处。
2009年，自然大学垃圾学院成立，它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等多家公益组织设立。陈立雯从此成为专职环保人。她在电话中对父亲说：“英语老师有很多，不差我一个。垃圾都堆到咱家门口了，还能视而不见吗？”
举步维艰。不如停下思索
在公益组织，陈立雯的主要工作是走访垃圾处理现状。单在北京，她就去了各类填埋场、焚烧厂几十处。她曾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年，以致“全城收破烂的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衣服上的味道散不掉，回家时地铁晚高峰很挤，别人还是和她保持距离。
调查结果，已经无法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最严重的，是很多垃圾明明可以回收，却被混合处理。这增加了处理成本，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陈立雯能一口气说二十多条坏处。
陈立雯恨不能生出千只手，立刻去改善眼前一切。同时，她还要帮住在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周边的住户维权。那些人吃着被污染的食物，喝着被污染的水，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他们的健康面临威胁，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身体缺陷。
江苏省某县有一户村民，是陈立雯帮助的第一个家庭。这户人家处于垃圾焚烧厂的下风方向，直线距离不足两百米。家里孩子两岁了，还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日会发作癫痫，被诊断为“脚性瘫痪”。
维权过程中，污染企业、环保部门相互推诿，令陈立雯气愤不已。那年，她一口气状告了三个省的环保局不作为，成为国内首位因垃圾污染状告环保局的普通人。
经历多了，陈立雯发现，大多数维权都以败诉告终。同时，大大小小的垃圾场正一点点包围、侵蚀着城市。她洞察到，唯一出路是从源头抓起。
垃圾分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如今仍然是个口号。陈立雯找到北京相关单位，希望能尽快施行。
事情远比想象复杂，陈立雯连居民小区都没法进入。城市垃圾由环卫公司统一收运，再由城管委调控，安排处理。一条龙的工作，大家周而复始做着，没人愿打破常规，也没人愿意搭理她。
时光轻轻晃了一下，转眼来到2015年。陈立雯去焚烧厂调查取证。奔走了一天回到宿舍，她瘫软在床上。一边维权之路漫漫无期，一边垃圾分类无法实现，痛心和无奈，犹如两条皮鞭狠狠抽向她。她只想停下奔走的脚步，安静思索一阵子。
不能解决的问题，全交给时间吧。恰逢有个留学机会，陈立雯去了加拿大，跟着一位主攻电子垃圾的导师学习，同时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回收。
垃圾由人产生。本质是做人的工作
2017年5月，陈立雯满血复活回国。这次她打算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8月，朋友说，河北保定的南峪村正打造旅游区，垃圾问题令村委会焦头烂额。陈立雯当即赶去，与村主任交流后，便组织村民座谈，普及知识。她申请了资金，买来贴有标签的垃圾桶，分发给农户，指导大家使用。
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项目启动。想到第二天就可以上门，回收分类垃圾，陈立雯激动极了，多年设想终于落到实处。
次日傍晚，她坐在收垃圾的三轮车上，用喇叭发通知。可村民无法准确分类垃圾，还是习惯性地往垃圾池投放。当晚，她找到村主任，商量把垃圾池拆除，并挨家上门讲解。
慢慢的，随着陈立雯招呼“倒垃圾喽”，村民们便纷纷出门，将两桶垃圾拎出来，按“前边倒厨余，后边倒其他，中间放可回收”的顺序分类投放到垃圾车上，好似一种新的乡村仪式。
10月末，陈立雯准备离开第一块“试验田”。村主任握着她的手：“放心，我们一定保住成果，不是为了陈老师，是为了几百农户和子孙后代的健康。”陈立雯泪流满面，看来，在环保事业上，无须通达的专业知识，不分年龄、教育程度，只要心怀绿色梦想。
离开南峪村时，她仍有担心。任何一个环节，比如收垃圾的保洁员没把好关，或垃圾清运公司把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了，只要发生一次，就前功尽弃。
如今陈立雯试点的大王庄，位于河南平顶山市。她深有感触地说，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正使农村的垃圾量成倍增长。过去家家养家禽，厨余能自然消化，现在大家建起二层小楼，院内地面硬化，不再养动物了，垃圾自然增多，其他原因还有网购的兴起等。
在村里，陈立雯总随身带两件东西：一个本子，一只夹子。收垃圾时，她用夹子翻看垃圾分得是否精细；在本子上，记下哪里还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其实，她做的事有人嘗试过。当年从桂林嫁过来，村民李发珍对本地情况很不理解。她说：“垃圾随便一扔，堆多了，一把火烧掉，烟味持续一两天。”每当烟飘过来，她就领着孩子冲出家门。这使她最终下决心，带着大家搞垃圾分类。
考虑到传统习惯，李发珍按可沤肥、不可沤肥分类，然后农药瓶、电池之类有毒有害的垃圾单独摆放。村民每人每月交2元钱，算是给回收垃圾的老人工资。陈立雯很赞赏：“交垃圾费，就是在践行污染者的付费理念。”
实践效果不错，很多人却在观望。李发珍发现，即便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也只交钱不分类，仅表示下支持。乡上也有具体困难，“乡政府每年的预算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费。现在请清运公司每年48万元，都是白筹。”
陈立雯认为，垃圾由人产生，解决分类问题还是要做人的工作。她跑去见乡长，拿着预算去要钱，一点点给对方讲：“垃圾减量后，清运成本更低，政府投入自然更少。”争取村委支持时，她又说：“把垃圾治好，既能赢民心，也能创出政绩。”碰见村民，她更乐意聊些分类知识。有人没信心，说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办不成这事。她回应：“我从北京来的，有的人还不如你们呢。”
她的热情得到了回应。11月，大王庄所隶属的邢铺村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且村委会无偿提供一块土地，用以建设堆肥场，“一个外人都这么热心，我们再不表示表示就太不合适了。”
而陈立雯很清楚，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分类也只是起点。人类，要想长久健康地居住在地球上，最终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