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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否具有某种特色，都有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根据人们所占有的权力、金钱、机会等社会资源，以及所处的利益结构的不同，分成各个不同的阶层等级—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说一个人是“农民工”，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人处于社会底层—是下层中比较差的那一层，而说一个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就不属于所谓的底层。在中国，精英处于哪个阶层等级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有关—是权力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视乎有多少权、多少钱、多少影响力。
我这里所说的精英，特指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资源，比如钱、身份，在公共领域里转化为话语上的影响力的人。而且，更多是指某些具有“精英心态”的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萨义德所定义的那样，“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论是否依附于由权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结构，他们自身都和下层一样，普遍感到压抑，感到“不爽”。在面对“體制”时，他们和下层似乎还有某些共同语言，比如都认为现状应该改变。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
从一些现象开始。它们是隐含着某些秘密的社会事实。
2013年7月初，3位名人去了江西萍乡，去干嘛呢？去拜访当时还没有出事的大师王林。王大师给这3位男神女神的拜访准备了隆重的道具：3辆悍马、1辆劳斯莱斯，外加随从若干人等。
一个月后，8月11日晚，世界工厂东莞，发生了一起暴力冲突事件，几百人进行混战，棍棒、长刀、匕首、酒瓶乱舞，恍如香港电影里的黑帮火拼。当然，他们不是黑社会，而是两帮打工仔。又一个月后，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东烟台的富士康发生。同样是两伙打工仔，因为酒后起争执，便纠集老乡，拿着钢管和砍刀殴斗。
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被砍；各地房价疯狂上涨……
如果说这些现象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它们都发生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时空结构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里面的各种主角，都携带着在这个背景下隐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时，就会有相应的心理问题产生；当他作为某个阶层的一员，面对眼前的社会时，就更是如此。
另外，一个人只要记得他是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语言、姿态、动作，是一定会暴露出这一点的。而现在，恰恰是一个人最能记得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等级的时候。
这3位名人，就其财富、影响力，在阶层等级中毫无疑问属于上层社会。但他只是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不拥有权力资本。这样的身份和阶层等级，放到今天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阶层关系中，一定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
从表象上去，他们去结交王林王大师，（不幸的是大师都已经倒下），是属于对神秘现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聪明绝顶，看不出这些大师们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把戏。
我想说，是的，真看不出来。这与智商无关，而是马云的心理需要。当我们在心理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就对它闭上了眼睛。
这些名人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国上层社会的无论哪一层级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对于未来，并无多少确定性。
刘志军等曾经的权力精英，治疗这种心理问题的办法就是疯狂占有。但对于抽象的权力精英群体，以及权力亲缘群体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秩序—无论是权力秩序，还是利益秩序—不变，它们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对于马云等经济精英来说，这个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也许还是风险的来源。
怎么办？办法有很多。比如，（强迫自己）认为“分配正义”或者老百姓的“仇富”，是不是可能会造成“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结构能够改变，但玩的必须是“精英民主”；和权力上层强化联系；或者干脆把钱转到国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这些选择，或是他们亲自干，或是由其他精英们代劳。
有些名人呢？公开选择了相信神秘主义，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治疗。依赖于人力之上的某种“力量”，也能建构出一个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仅上层社会，中层、下层一样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以前面所说的相互殴斗的打工仔来说，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国家。其中的特殊、复杂，也反映在社会底层的心理结构上。
我们都很清楚社会底层的处境，他们在高房价、“拼爹”、看病贵、被人“仇穷”中普遍受挫，改变命运基本没有多少机会。这样处境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心理结构受到破坏，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产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对自己，对世界隐隐有一种恨。有时候，它会非常强烈。
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同样有很多备选方案。一种是认命，这大概以“70后”以上的人为主。如果现实无法改变，却又觉得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处境，那是相当让人难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处境后，内心就没那么挣扎了。另一种是自杀，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种，是精神上发泄攻击性，以“没道德”、“没素质”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乱扔垃圾，破坏公共设施。道德、素质问题，背后其实是心理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这个社会所发生的暴力刑事案件，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看，大部分是社会底层干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杀人的，舍这些人其谁。
问题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层，因为也只有底层最没有防御伤害的能力。而从东莞、烟台的两伙打工仔火拼可以看到，即使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也并无明确的“阶层意识”，无论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没有认同感。这上层社会以及精英们完全不一样。 底层社会，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吃亏，自身的素质，成为维护自我利益的障碍。整个下层（包括10年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挤压下已经“下层化”的白领中产等）也好不到哪儿去。
阶层心理是被阶层结构、阶层关系决定的，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心理学延伸。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社会分层，“排排坐，吃果果”的情况大致怎样。
屁股不仅可以决定脑袋，也可以决定心理—当整个社会有不安全感、感到关系紧张的时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会学家们最喜欢这样玩：研究某个社会现象，比如农民工的命运处境时，总要提一句背景，所谓的“社会结构转型”。不错，可以认为，从改革开放时起，30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进程中，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迁、变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到现在，虽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某些东西有停下来的意思，因为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最能让“既得利益集团”们感到安全，但“改革”这个词还在提，“转型”并没有结束，从社会变迁的逻辑，以及人们“改变现状”的热望看，也不可能结束。
可是社会转型的某个重要内容，让人怀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经没多大变化。这就是阶层结构的洗牌。对它的描述就是已经毫无新意的“阶层固化”。它意味着社会下层，更不用说底层，在阶层等级上往上攀爬的机会开始变得渺茫。
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中，人们热热闹闹地通过教育、市场创富等途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而且想象着机会更多，现在突然发现很难玩了，社会下层肯定不干。可是，在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上层社会面前，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胁到秩序和利益结构的稳固，让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們产生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心理问题而已。
很明显，这个日趋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阶层等级结构，在上、中、下三个大的阶层等级，以及每个阶层等级中的多个层级中，对应着参与机会的分配，以及被制度、政策所影响的利益结构（能够让某个阶层的人得到什么，另一个阶层的人失去什么），同时还有人们的社会价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机会和命运。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现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精英们，在推动阶层结构、政治结构的改变中，会带下层一起玩吗？
先看一下他们和社会下层所存在的怪异的关系。
一方面，精英们在社会下层那儿有很多粉丝，他们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强的粉丝并不全是炒房者，其中还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并不奇怪中国社会具有某些珍稀物种—当精英们通过“市场”在公共领域表演时，无论是娱乐市场、政治消费市场，还是成功励志的市场，这些物种就会大量地被猎获。这一法则大概世界通用：一个社会下层者，会去艳羡、崇拜那些剥夺了自己父辈，以及自己的人，这是对自己的“激励”，至少可以让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下层，又表现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们习惯性的话语模式就明白。诸如“暴民”、“不懂××学”、“舆论干预司法”、“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警惕民粹主义”……无不透露着对大众鄙视的精英味。
精英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等级结构中，处境其实是尴尬的。他们大多数人处于中层的最上一层，以及上层的最下一层。在整个利益结构上，他们是受益者，但面对上层的权力—资本，则备感压抑。这使得他们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以及整个利益结构，都具有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的阶层等级所伴随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压抑、纠葛。
就说对下层，这种心态很容易理解。精英们确实需要无数粉丝，这不仅是谋求影响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面对由上层所主导的利益结构、政治经济格局时自身的弱小。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无名的下层，一堆抽象的数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筹码，同时，在心理上，也具有壮胆的功能。但社会下层在他们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违逆于其利益的声音，即不能独立地存在，否则，就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比如，在“舆论干预司法”这一伪命题的争议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师和专家，总会跳出来指责老百姓。他们似乎看不到这一双重标准：为什么老百姓议论几句就是干预司法，而你议论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发声，在这个领域，他们的话语权必然削弱，而话语权威的失去，很可能导致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必须保持对此的垄断。如果社会下层独立意识的增强，碰到了这个利益结构，他们肯定是会骂社会下层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没有多少货的“专家”也一样。当他们的声音要对公共事务提出解释、规范时，同样预设社会下层，以及他人只能闭嘴，理由就是人们不懂“××学”。知识—权力，正是他们本能地要维护的利益结构。
如果一个精英是经济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下层并无同构之处，预设下层社会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并不亚于从权力、资本上层那儿感受到的压抑。所以，要他们带下层一起玩，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这一切，都会在阶层心理、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煎熬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说一个人是“农民工”，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人处于社会底层—是下层中比较差的那一层，而说一个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就不属于所谓的底层。在中国，精英处于哪个阶层等级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资源和影响力有关—是权力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视乎有多少权、多少钱、多少影响力。
我这里所说的精英，特指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资源，比如钱、身份，在公共领域里转化为话语上的影响力的人。而且，更多是指某些具有“精英心态”的人，而非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萨义德所定义的那样，“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论是否依附于由权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结构，他们自身都和下层一样，普遍感到压抑，感到“不爽”。在面对“體制”时，他们和下层似乎还有某些共同语言，比如都认为现状应该改变。
这些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们，会带下层玩吗？在社会分层中，当精英们和既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下层相遇时，会有什么发生呢？
隐含秘密的社会事实
从一些现象开始。它们是隐含着某些秘密的社会事实。
2013年7月初，3位名人去了江西萍乡，去干嘛呢？去拜访当时还没有出事的大师王林。王大师给这3位男神女神的拜访准备了隆重的道具：3辆悍马、1辆劳斯莱斯，外加随从若干人等。
一个月后，8月11日晚，世界工厂东莞，发生了一起暴力冲突事件，几百人进行混战，棍棒、长刀、匕首、酒瓶乱舞，恍如香港电影里的黑帮火拼。当然，他们不是黑社会，而是两帮打工仔。又一个月后，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东烟台的富士康发生。同样是两伙打工仔，因为酒后起争执，便纠集老乡，拿着钢管和砍刀殴斗。
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被砍；各地房价疯狂上涨……
如果说这些现象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它们都发生在现在中国社会这个时空结构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里面的各种主角，都携带着在这个背景下隐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时，就会有相应的心理问题产生；当他作为某个阶层的一员，面对眼前的社会时，就更是如此。
另外，一个人只要记得他是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语言、姿态、动作，是一定会暴露出这一点的。而现在，恰恰是一个人最能记得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等级的时候。
各阶层的心理冲动
这3位名人，就其财富、影响力，在阶层等级中毫无疑问属于上层社会。但他只是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不拥有权力资本。这样的身份和阶层等级，放到今天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阶层关系中，一定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
从表象上去，他们去结交王林王大师，（不幸的是大师都已经倒下），是属于对神秘现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聪明绝顶，看不出这些大师们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把戏。
我想说，是的，真看不出来。这与智商无关，而是马云的心理需要。当我们在心理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就对它闭上了眼睛。
这些名人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国上层社会的无论哪一层级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对于未来，并无多少确定性。
刘志军等曾经的权力精英，治疗这种心理问题的办法就是疯狂占有。但对于抽象的权力精英群体，以及权力亲缘群体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秩序—无论是权力秩序，还是利益秩序—不变，它们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对于马云等经济精英来说，这个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也许还是风险的来源。
怎么办？办法有很多。比如，（强迫自己）认为“分配正义”或者老百姓的“仇富”，是不是可能会造成“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结构能够改变，但玩的必须是“精英民主”；和权力上层强化联系；或者干脆把钱转到国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这些选择，或是他们亲自干，或是由其他精英们代劳。
有些名人呢？公开选择了相信神秘主义，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治疗。依赖于人力之上的某种“力量”，也能建构出一个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仅上层社会，中层、下层一样会伴随着相应的心理问题。以前面所说的相互殴斗的打工仔来说，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国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国家。其中的特殊、复杂，也反映在社会底层的心理结构上。
我们都很清楚社会底层的处境，他们在高房价、“拼爹”、看病贵、被人“仇穷”中普遍受挫，改变命运基本没有多少机会。这样处境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心理结构受到破坏，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产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对自己，对世界隐隐有一种恨。有时候，它会非常强烈。
解决这个心理问题，同样有很多备选方案。一种是认命，这大概以“70后”以上的人为主。如果现实无法改变，却又觉得自己不应有这样的处境，那是相当让人难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处境后，内心就没那么挣扎了。另一种是自杀，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种，是精神上发泄攻击性，以“没道德”、“没素质”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乱扔垃圾，破坏公共设施。道德、素质问题，背后其实是心理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这个社会所发生的暴力刑事案件，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看，大部分是社会底层干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杀人的，舍这些人其谁。
问题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层，因为也只有底层最没有防御伤害的能力。而从东莞、烟台的两伙打工仔火拼可以看到，即使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也并无明确的“阶层意识”，无论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没有认同感。这上层社会以及精英们完全不一样。 底层社会，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吃亏，自身的素质，成为维护自我利益的障碍。整个下层（包括10年来在高房价、高物价的挤压下已经“下层化”的白领中产等）也好不到哪儿去。
利益和心理的食物链
阶层心理是被阶层结构、阶层关系决定的，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心理学延伸。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社会分层，“排排坐，吃果果”的情况大致怎样。
屁股不仅可以决定脑袋，也可以决定心理—当整个社会有不安全感、感到关系紧张的时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会学家们最喜欢这样玩：研究某个社会现象，比如农民工的命运处境时，总要提一句背景，所谓的“社会结构转型”。不错，可以认为，从改革开放时起，30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进程中，很多东西都在发生变迁、变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到现在，虽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某些东西有停下来的意思，因为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最能让“既得利益集团”们感到安全，但“改革”这个词还在提，“转型”并没有结束，从社会变迁的逻辑，以及人们“改变现状”的热望看，也不可能结束。
可是社会转型的某个重要内容，让人怀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经没多大变化。这就是阶层结构的洗牌。对它的描述就是已经毫无新意的“阶层固化”。它意味着社会下层，更不用说底层，在阶层等级上往上攀爬的机会开始变得渺茫。
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中，人们热热闹闹地通过教育、市场创富等途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而且想象着机会更多，现在突然发现很难玩了，社会下层肯定不干。可是，在掌握着强大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上层社会面前，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胁到秩序和利益结构的稳固，让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們产生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心理问题而已。
很明显，这个日趋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阶层等级结构，在上、中、下三个大的阶层等级，以及每个阶层等级中的多个层级中，对应着参与机会的分配，以及被制度、政策所影响的利益结构（能够让某个阶层的人得到什么，另一个阶层的人失去什么），同时还有人们的社会价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机会和命运。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精英和社会下层的纠葛
现在，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精英们，在推动阶层结构、政治结构的改变中，会带下层一起玩吗？
先看一下他们和社会下层所存在的怪异的关系。
一方面，精英们在社会下层那儿有很多粉丝，他们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强的粉丝并不全是炒房者，其中还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并不奇怪中国社会具有某些珍稀物种—当精英们通过“市场”在公共领域表演时，无论是娱乐市场、政治消费市场，还是成功励志的市场，这些物种就会大量地被猎获。这一法则大概世界通用：一个社会下层者，会去艳羡、崇拜那些剥夺了自己父辈，以及自己的人，这是对自己的“激励”，至少可以让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下层，又表现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们习惯性的话语模式就明白。诸如“暴民”、“不懂××学”、“舆论干预司法”、“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死一个人”、“警惕民粹主义”……无不透露着对大众鄙视的精英味。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玩？
精英们在中国社会阶层等级结构中，处境其实是尴尬的。他们大多数人处于中层的最上一层，以及上层的最下一层。在整个利益结构上，他们是受益者，但面对上层的权力—资本，则备感压抑。这使得他们无论对上层还是对下层，以及整个利益结构，都具有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的阶层等级所伴随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压抑、纠葛。
就说对下层，这种心态很容易理解。精英们确实需要无数粉丝，这不仅是谋求影响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觉得面对由上层所主导的利益结构、政治经济格局时自身的弱小。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无名的下层，一堆抽象的数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筹码，同时，在心理上，也具有壮胆的功能。但社会下层在他们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违逆于其利益的声音，即不能独立地存在，否则，就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比如，在“舆论干预司法”这一伪命题的争议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师和专家，总会跳出来指责老百姓。他们似乎看不到这一双重标准：为什么老百姓议论几句就是干预司法，而你议论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发声，在这个领域，他们的话语权必然削弱，而话语权威的失去，很可能导致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必须保持对此的垄断。如果社会下层独立意识的增强，碰到了这个利益结构，他们肯定是会骂社会下层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没有多少货的“专家”也一样。当他们的声音要对公共事务提出解释、规范时，同样预设社会下层，以及他人只能闭嘴，理由就是人们不懂“××学”。知识—权力，正是他们本能地要维护的利益结构。
如果一个精英是经济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下层并无同构之处，预设下层社会对他们利益的威胁，并不亚于从权力、资本上层那儿感受到的压抑。所以，要他们带下层一起玩，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这一切，都会在阶层心理、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煎熬一段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