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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伟忠：
我在很多年前就提到中非关系发展有三个大转型。一是从精英关系到大众关系的发展转型，这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完成。从精英层面转向大众层面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化的冲突、理念的差异。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必须依靠人文交往。经贸关系说断就能断，政治关系也是如此，但文化关系则是千丝万缕的，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因此，就像李总理所讲的，中非关系要升级，人文交流确实需要加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现在中非关系面临“该怎么亲”的问题。
二是从政治关系到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关系的转变。早期的中非关系更多的是政治层面上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以经济关系为主。但是经济关系紧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不管出于多么好的意愿，只要有经济利益在里面，关系就难免会变得复杂。因此未来中国既要谋取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从双边关系向多边关系的转型。这里的双边指的是广义上的双边，即中非双边，涉及的是中国和非洲两方。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中非关系发展对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在发展中非关系的同时处理好第三方因素或第三方利益，这也是中非面临的问题之一。具体而言，就是中非如何熟悉国际规则、探索与其他国家的相处之道。
随着中非经济水平差距拉大，过去我们常说的“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些观念，号召力显然不如以前。现在中国同非洲需要有新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中非关系有一个“成长的烦恼”问题，即，随着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怎么找到更多的利益共同点？毋庸置疑，中非之间是有利益共同点的。比如，我们都强调发展，而且非洲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有实际需要。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自己的圈子，中国再富，一定意义上也还是被这个圈子排斥的，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圈子。中国和非洲在这里是有共同语言的。
刘海方：
人文交流不足确实是中非关系的短板。从学者层面上讲，和荷兰这么一个小国来比，中国的非洲研究都差人家一大截，不仅研究人员少，而且没有成体系的学科建设。记得2009年非洲峰会召开之前，很多在非洲一线工作的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外交官呼吁，中国进入非洲这么多年，经济上投入了那么多，但是在非洲研究上却几乎没有投入。正是在他们的奔走推动下，从那年开始，我们政府才专门设立了“中非联合研究与交流计划”，帮助学者到非洲调研，也大力推进双方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总体而言，中非之间的互相认知还非常欠缺。为此，中国不仅要鼓励非洲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要鼓励中国人更多地了解非洲。我们曾经做过相关的调研，发现国内公众对中非关系质疑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有那么多需要发展的地方，为什么还要给非洲那么多援助？在公众的印象中，中国对非援助还是像援建坦赞铁路那样，单方面地勒紧裤腰带无偿给予。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援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上互利共赢成为了原则。也就是说，对外援助其实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找劳务市场和产品投放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长远来讲，对于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走出去”，向世界的投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恰恰是很少为中国公众所知悉、所理解的，因而才出现了不断指责政府的援非项目的情况。
姚桂梅：
近年来，不论是贸易、投资还是工程承包，中国在非洲完成了由后来者到主力军或生力军的角色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伴随着很多“成长的烦恼”。这些烦恼一是来自中国内部，二是来自非洲层面，三是来自国际社会。中国对非经贸合作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忽视劳保问题、破坏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恶性竞争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烦恼”。而非洲方面，主要是治安和政局风险，更深一点地讲，就是非洲一些新生代政治精英在政治理念方面对中国的认同度在下降，战略取向与中国也不尽相同。
这些烦恼在本质上是由于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而其他软性方面的建设没能跟上造成的。因此这次李总理才提出中非经贸与人文交流要双轴驱动。此外，中非经贸结构也需要进行调整。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变化，如何将富余的产能转向非洲是一个亟待破解课题。我认为，对非投资应该逐步替代贸易和承包，成为推动中非经贸增长的核心力量。非洲有劳动力优势，劳动力多且便宜，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二三百人民币。非洲的投资环境虽然不算理想，但是与过去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环境整体上都有改善。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都有风险，向俄罗斯和拉美投资不见得就比向非洲投资风险小。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降低、化解风险的办法。
非洲对中国有很多很高的期望，同时又对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有戒备甚至恐惧心理。中国和津巴布韦关系挺好，但当中国在那里拿到几个大矿之后，津巴布韦的采矿申请费、注册费和交易许可证费用都大幅度提高了。再比如，都说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大，但苏丹政府并不希望其对外经贸被中国把控，也希望经贸伙伴多元化。这些问题和现象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但中国必须给予重视。
徐伟忠：
“成长的烦恼”还涉及一个领域，就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越来越大，该怎么保护？李总理这次提出与非洲在和平安全领域合作，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姚桂梅：
实际上这次李总理去非洲访问，不仅提到了当地民生的发展，也提到了中国公司、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存问题。比如，安哥拉有20多万华人，如果发生利比亚那样的事情，这些人往哪撤？李总理说要把非洲当地的民生和中国海外民生结合起来，加强领事保护力度，努力为大家在海外安全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我觉得领导人这次正式表态，给在非洲一线工作的中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在很多年前就提到中非关系发展有三个大转型。一是从精英关系到大众关系的发展转型，这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完成。从精英层面转向大众层面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化的冲突、理念的差异。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必须依靠人文交往。经贸关系说断就能断，政治关系也是如此，但文化关系则是千丝万缕的，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因此，就像李总理所讲的，中非关系要升级，人文交流确实需要加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现在中非关系面临“该怎么亲”的问题。
二是从政治关系到经济关系以及其他关系的转变。早期的中非关系更多的是政治层面上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以经济关系为主。但是经济关系紧密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不管出于多么好的意愿，只要有经济利益在里面，关系就难免会变得复杂。因此未来中国既要谋取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从双边关系向多边关系的转型。这里的双边指的是广义上的双边，即中非双边，涉及的是中国和非洲两方。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中非关系发展对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在发展中非关系的同时处理好第三方因素或第三方利益，这也是中非面临的问题之一。具体而言，就是中非如何熟悉国际规则、探索与其他国家的相处之道。
随着中非经济水平差距拉大，过去我们常说的“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些观念，号召力显然不如以前。现在中国同非洲需要有新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中非关系有一个“成长的烦恼”问题，即，随着中非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怎么找到更多的利益共同点？毋庸置疑，中非之间是有利益共同点的。比如，我们都强调发展，而且非洲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有实际需要。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自己的圈子，中国再富，一定意义上也还是被这个圈子排斥的，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圈子。中国和非洲在这里是有共同语言的。
刘海方：
人文交流不足确实是中非关系的短板。从学者层面上讲，和荷兰这么一个小国来比，中国的非洲研究都差人家一大截，不仅研究人员少，而且没有成体系的学科建设。记得2009年非洲峰会召开之前，很多在非洲一线工作的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外交官呼吁，中国进入非洲这么多年，经济上投入了那么多，但是在非洲研究上却几乎没有投入。正是在他们的奔走推动下，从那年开始，我们政府才专门设立了“中非联合研究与交流计划”，帮助学者到非洲调研，也大力推进双方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总体而言，中非之间的互相认知还非常欠缺。为此，中国不仅要鼓励非洲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要鼓励中国人更多地了解非洲。我们曾经做过相关的调研，发现国内公众对中非关系质疑最多的就是：中国还有那么多需要发展的地方，为什么还要给非洲那么多援助？在公众的印象中，中国对非援助还是像援建坦赞铁路那样，单方面地勒紧裤腰带无偿给予。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援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上互利共赢成为了原则。也就是说，对外援助其实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找劳务市场和产品投放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长远来讲，对于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走出去”，向世界的投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恰恰是很少为中国公众所知悉、所理解的，因而才出现了不断指责政府的援非项目的情况。
姚桂梅：
近年来，不论是贸易、投资还是工程承包，中国在非洲完成了由后来者到主力军或生力军的角色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伴随着很多“成长的烦恼”。这些烦恼一是来自中国内部，二是来自非洲层面，三是来自国际社会。中国对非经贸合作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忽视劳保问题、破坏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恶性竞争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烦恼”。而非洲方面，主要是治安和政局风险，更深一点地讲，就是非洲一些新生代政治精英在政治理念方面对中国的认同度在下降，战略取向与中国也不尽相同。
这些烦恼在本质上是由于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而其他软性方面的建设没能跟上造成的。因此这次李总理才提出中非经贸与人文交流要双轴驱动。此外，中非经贸结构也需要进行调整。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变化，如何将富余的产能转向非洲是一个亟待破解课题。我认为，对非投资应该逐步替代贸易和承包，成为推动中非经贸增长的核心力量。非洲有劳动力优势，劳动力多且便宜，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二三百人民币。非洲的投资环境虽然不算理想，但是与过去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环境整体上都有改善。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都有风险，向俄罗斯和拉美投资不见得就比向非洲投资风险小。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降低、化解风险的办法。
非洲对中国有很多很高的期望，同时又对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有戒备甚至恐惧心理。中国和津巴布韦关系挺好，但当中国在那里拿到几个大矿之后，津巴布韦的采矿申请费、注册费和交易许可证费用都大幅度提高了。再比如，都说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大，但苏丹政府并不希望其对外经贸被中国把控，也希望经贸伙伴多元化。这些问题和现象很容易被我们忽视，但中国必须给予重视。
徐伟忠：
“成长的烦恼”还涉及一个领域，就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越来越大，该怎么保护？李总理这次提出与非洲在和平安全领域合作，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姚桂梅：
实际上这次李总理去非洲访问，不仅提到了当地民生的发展，也提到了中国公司、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存问题。比如，安哥拉有20多万华人，如果发生利比亚那样的事情，这些人往哪撤？李总理说要把非洲当地的民生和中国海外民生结合起来，加强领事保护力度，努力为大家在海外安全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我觉得领导人这次正式表态，给在非洲一线工作的中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