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着一条523.5公里的赤水河。2015年11月，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采访组在赤水河畔，重访了那段充满传奇的历史。
冬季的赤水河水流平缓，波澜不惊。然而，80年前，就是在这条河上，却上演了四渡赤水这样一幕出奇制胜的战争大戏。
1960年，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在听完了他对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高度评价后，毛泽东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再临险境
初冬时节，夕阳西下，笼罩在烟雨中的娄山关，群峰攒聚，更显险峻。
1935年3月，遵义大捷后，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今天，这首词作被刻在了娄山关巨大的石壁上。毛泽东后来为这首《忆秦娥·娄山关》作了一段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向从不叫苦的周恩来，后来也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 月、2 月出发，到了5 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这的确是一段后人无法想像的、无比艰难困苦的日子。
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3万人，也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
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但形势并不乐观，红军仍然身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前有堵截：川军12个旅；后有追兵：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左右两侧有夹击：湘军4个师、滇军4个旅，敌军累计40多万人。3万∶40万，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此外，红军占领的遵义地区，地处长江以南，乌江以北，位于川、滇、黔边境狭小地区，回旋余地小，而且人烟稀少，党和红军工作基础薄弱。
中央红军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寻找新的根据地。
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战略发展方向。
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准备北渡长江。
国民党蒋介石猜到了红军的意图，在此布下了重兵。此时的黔北一带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
土城向东3公里的青杠坡，是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隘口。1月24日至28日，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恶战。敌我力量悬殊，战况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军一度打到了红军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
形势逼人，就连以宽厚著称的朱德总司令也发了火。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一向从不发火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大发雷霆，可见当时局面的紧张和危急。
在此危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在青杠坡战役纪念碑前，讲解员满怀深情的讲解，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年的战火硝烟。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发起冲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下去只能带来更大的伤亡。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负责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放弃在此北渡长江，命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这就是一渡赤水，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选择，却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渡过赤水河，红军面临形势依然严峻。面对国民党4个纵队的围歼，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
2月18日至20日，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红军全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紅军重入黔北，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黔军八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缴获枪支2000多支，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年半时间里，红军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胜仗。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广大红军指战员则欢呼雀跃，士气高涨。
几十年以后，已经90多岁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王道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频出奇兵
遵义向南50多公里，有一个小山村——枫香镇苟坝村。
这里因是苟坝会议的旧址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村口，指着一棵迎风招展的沙棠树，苟坝村党支部书记汪敏先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之树。80年前，它见证了毛泽东追求真理的一幕。”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孤身一人，提着马灯，走过这棵树，沿着山村小道，去找住在2公里外的周恩来。此去，他是要说服周恩来，暂缓签发作战命令。因为他预感到，这关系着红军又一次的生死存亡。
在白天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和与会的20多人发生了争执。争论的话题是：一军团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到底打还是不打？
毛泽东不同意打。他提出，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但是，大多数人都主张：打！ 遵义大捷后红军指战员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毛泽东能够理解。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打鼓新场物产丰富、商业繁华，占领此地，可以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看到了更大的凶险：一方面，红军长途奔袭，虽然大家心气很高，但整体上比较疲惫，又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碉堡工事坚固，周边又有援军，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会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打还是不打，一直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眼见说服不了大家，着急上火的毛泽东一气之下，说：如果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政委了。
毛泽东要辞去的这个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才刚刚当了六天。
可是，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进行了民主表决。最终，大家举手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
对于这场争论，24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
会上，毛泽东少数服从了多数。但意识到红军即将面临险境的他，这一晚一定是心急如焚。他知道，周恩来正在按照会议决定连夜起草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明天一早就要发出去了。
当晚，毛泽东做出了自己最后一次努力。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战局果真像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时，国民党滇军已开始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和中央军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个师的兵力张开了“口袋”。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件事后，张闻天等人感觉军事指挥靠会议实施明显不行。3月12日，中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委、再到“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开始真正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
这一切，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所看到的是，一周多的时间里，红军一直在机动作战，没有大的动作，便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 3月16日、17日，在茅台镇三个渡口，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和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他急调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向红军逼近，企图再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一举围歼于长江南岸。
当国民党军主力被引往赤水河以西流域，再度向川南奔集之時，红军却秘密、迅速折向东。 3月21日晚到22日拂晓，一夜之间，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渡口，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重入黔北地区。然后，红军迅速调头南下，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毛泽东命令部队沿途“虚张声势”，到处刷写、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字标语，见人就问“到贵阳有多远”“贵阳好打不”。4月5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里的地方，真的站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底下。
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布防，见此阵势，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滇军主力部队被蒋介石调往黔东后，4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8日，又下令：红军从今日起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
几天以后，蒋介石才发现红军新动向，慌忙重新部署。但此时，几路国民党军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滇军将领抱怨：“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中央军发牢骚：“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为止”；黔军将领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川军直接说共军是“神出鬼没”。整个国民党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
5月4日至5月9日，金沙江边，皎平渡口， 七只小木船，六天六夜，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将敌军全部甩在了长江南岸。
至此，蒋介石在长江沿线布设重兵，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包围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走向了一片新天地。在《七律·长征》中，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诗描写了巧渡金沙江后愉悦的心情：“金沙水拍云崖暖”……
活用情报
在苟坝毗邻的平正仡佬乡一带，流传着一个故事：
平正仡佬族的山登铭，是族内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摆摆龙门阵，于是山登铭约了芶敖德几人去见了毛大汉。摆谈中，山登铭说他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军，听当地人说是打“红毛”的，叫毛大汉注意。当即毛大汉派人和山登铭、芶敖德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情况后返回苟坝。后来，毛大汉、周恩来还专门开了个感谢会，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说要不是山登铭和平正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大汉是毛泽东。
从这个传闻可以看出，当年苟坝会议，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除了胆识过人，还和他善于发动群众、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情报密不可分。
而让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最终改变主意的，除了毛泽东深夜劝阻，起作用的还有情报。凌晨时分，周恩来接到总部二局破获的国民党电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送来关键情报的“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毛泽东曾说过：“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长征时期，二局几十个人，24小时不间断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的电报，成功地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各类密码800多种，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红军征途中的“灯笼”，还是红军领导人的“千里眼”和“順风耳”。
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出奇兵，是因为有毛泽东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也有情报工作的功劳。
对于四渡赤水时期的情报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长征研究资深专家费侃如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采访组到达遵义的第一站，就是去采访已年逾70的费侃如老人。整整半天，费老侃侃而谈，一口气儿说到下午1点多，才想起来还没有吃午饭。
费老介绍说，青杠坡战役，处于敌众我寡的红军能突出重回，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二局破译科的同志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类似的情报，在四渡赤水的每一次渡河、每一场战役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渡赤水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的叶剑英曾说：“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除了二局，发挥作用的，还有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和打入到国民党军内部的地下党员。
在四渡赤水中，三渡可以说是最从容的一次。大白天，红军在茅台镇，大摇大摆地渡过了赤水河。这要归功于贵州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国民党空军只要看到地面山头上，铺着白布上绘有红十字的标志，即表示地面部队是自己人，就不扫射轰炸。
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冒着极大风险送来的，还有红军急需的国民党军的布防、兵力、联络信号、山川形势等情况，以及能让红军长上“顺风耳”的电报密码本……
四渡赤水的胜利，情报工作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费侃如也一再强调：“过去，博古、李德也掌控着二局的情报，但他们却不会用，用不好。而四渡赤水战役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二局提供的情报……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形势，成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50天的时间，中央红军南北往返数次，东西纵横千里，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书写了一段战争传奇。
2015年11月底，遵义土城，冬日暖阳下，四渡赤水纪念馆，古朴、肃穆。不远处，赤水河潺潺流过。徜徉其间，仿佛看到，80年前，高高飘扬的红旗，从这里指向了远方……
冬季的赤水河水流平缓，波澜不惊。然而，80年前，就是在这条河上，却上演了四渡赤水这样一幕出奇制胜的战争大戏。
1960年，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在听完了他对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高度评价后，毛泽东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再临险境
初冬时节，夕阳西下，笼罩在烟雨中的娄山关，群峰攒聚，更显险峻。
1935年3月，遵义大捷后，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今天，这首词作被刻在了娄山关巨大的石壁上。毛泽东后来为这首《忆秦娥·娄山关》作了一段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向从不叫苦的周恩来，后来也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1 月、2 月出发，到了5 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这的确是一段后人无法想像的、无比艰难困苦的日子。
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3万人，也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
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但形势并不乐观，红军仍然身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前有堵截：川军12个旅；后有追兵：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左右两侧有夹击：湘军4个师、滇军4个旅，敌军累计40多万人。3万∶40万，兵力悬殊，达到了长征以来之最。
此外，红军占领的遵义地区，地处长江以南，乌江以北，位于川、滇、黔边境狭小地区，回旋余地小，而且人烟稀少，党和红军工作基础薄弱。
中央红军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寻找新的根据地。
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这是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战略发展方向。
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红军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准备北渡长江。
国民党蒋介石猜到了红军的意图，在此布下了重兵。此时的黔北一带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
土城向东3公里的青杠坡，是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隘口。1月24日至28日，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恶战。敌我力量悬殊，战况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国民党军一度打到了红军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
形势逼人，就连以宽厚著称的朱德总司令也发了火。时任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一向从不发火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大发雷霆，可见当时局面的紧张和危急。
在此危急时刻，朱德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在青杠坡战役纪念碑前，讲解员满怀深情的讲解，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年的战火硝烟。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发起冲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下去只能带来更大的伤亡。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负责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放弃在此北渡长江，命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这就是一渡赤水，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选择，却拉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渡过赤水河，红军面临形势依然严峻。面对国民党4个纵队的围歼，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
2月18日至20日，在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红军全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紅军重入黔北，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5天之内，红军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黔军八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缴获枪支2000多支，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年半时间里，红军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胜仗。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广大红军指战员则欢呼雀跃，士气高涨。
几十年以后，已经90多岁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王道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兴奋：“扁了好久的子弹袋，这下都装满了。”
频出奇兵
遵义向南50多公里，有一个小山村——枫香镇苟坝村。
这里因是苟坝会议的旧址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村口，指着一棵迎风招展的沙棠树，苟坝村党支部书记汪敏先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之树。80年前，它见证了毛泽东追求真理的一幕。”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孤身一人，提着马灯，走过这棵树，沿着山村小道，去找住在2公里外的周恩来。此去，他是要说服周恩来，暂缓签发作战命令。因为他预感到，这关系着红军又一次的生死存亡。
在白天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和与会的20多人发生了争执。争论的话题是：一军团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到底打还是不打？
毛泽东不同意打。他提出，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但是，大多数人都主张：打！ 遵义大捷后红军指战员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毛泽东能够理解。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打鼓新场物产丰富、商业繁华，占领此地，可以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看到了更大的凶险：一方面，红军长途奔袭，虽然大家心气很高，但整体上比较疲惫，又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碉堡工事坚固，周边又有援军，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会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打还是不打，一直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眼见说服不了大家，着急上火的毛泽东一气之下，说：如果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政委了。
毛泽东要辞去的这个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才刚刚当了六天。
可是，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进行了民主表决。最终，大家举手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同时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
对于这场争论，24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
会上，毛泽东少数服从了多数。但意识到红军即将面临险境的他，这一晚一定是心急如焚。他知道，周恩来正在按照会议决定连夜起草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明天一早就要发出去了。
当晚，毛泽东做出了自己最后一次努力。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战局果真像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时，国民党滇军已开始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和中央军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个师的兵力张开了“口袋”。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件事后，张闻天等人感觉军事指挥靠会议实施明显不行。3月12日，中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委、再到“新三人团”的实际负责者，开始真正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并掌握了决策权。
这一切，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所看到的是，一周多的时间里，红军一直在机动作战，没有大的动作，便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 3月16日、17日，在茅台镇三个渡口，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摆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和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他急调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向红军逼近，企图再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一举围歼于长江南岸。
当国民党军主力被引往赤水河以西流域，再度向川南奔集之時，红军却秘密、迅速折向东。 3月21日晚到22日拂晓，一夜之间，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渡口，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重入黔北地区。然后，红军迅速调头南下，从数十万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毛泽东命令部队沿途“虚张声势”，到处刷写、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字标语，见人就问“到贵阳有多远”“贵阳好打不”。4月5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里的地方，真的站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底下。
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布防，见此阵势，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在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时，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滇军主力部队被蒋介石调往黔东后，4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指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8日，又下令：红军从今日起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
几天以后，蒋介石才发现红军新动向，慌忙重新部署。但此时，几路国民党军往返奔波，已疲惫不堪。滇军将领抱怨：“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中央军发牢骚：“追，追，追，一直追死自己为止”；黔军将领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川军直接说共军是“神出鬼没”。整个国民党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
5月4日至5月9日，金沙江边，皎平渡口， 七只小木船，六天六夜，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将敌军全部甩在了长江南岸。
至此，蒋介石在长江沿线布设重兵，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长江以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蒋介石布下的包围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走向了一片新天地。在《七律·长征》中，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诗描写了巧渡金沙江后愉悦的心情：“金沙水拍云崖暖”……
活用情报
在苟坝毗邻的平正仡佬乡一带，流传着一个故事：
平正仡佬族的山登铭，是族内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摆摆龙门阵，于是山登铭约了芶敖德几人去见了毛大汉。摆谈中，山登铭说他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军，听当地人说是打“红毛”的，叫毛大汉注意。当即毛大汉派人和山登铭、芶敖德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情况后返回苟坝。后来，毛大汉、周恩来还专门开了个感谢会，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说要不是山登铭和平正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大汉是毛泽东。
从这个传闻可以看出，当年苟坝会议，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对攻打打鼓新场，除了胆识过人，还和他善于发动群众、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情报密不可分。
而让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最终改变主意的，除了毛泽东深夜劝阻，起作用的还有情报。凌晨时分，周恩来接到总部二局破获的国民党电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送来关键情报的“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毛泽东曾说过：“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长征时期，二局几十个人，24小时不间断收听各路国民党军的电报，成功地破译了敌人千变万化的各类密码800多种，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仅是红军征途中的“灯笼”，还是红军领导人的“千里眼”和“順风耳”。
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出奇兵，是因为有毛泽东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也有情报工作的功劳。
对于四渡赤水时期的情报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长征研究资深专家费侃如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采访组到达遵义的第一站，就是去采访已年逾70的费侃如老人。整整半天，费老侃侃而谈，一口气儿说到下午1点多，才想起来还没有吃午饭。
费老介绍说，青杠坡战役，处于敌众我寡的红军能突出重回，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二局破译科的同志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西渡赤水，脱离绝地。
类似的情报，在四渡赤水的每一次渡河、每一场战役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渡赤水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局局长的叶剑英曾说：“在龙里、贵阳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
除了二局，发挥作用的，还有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和打入到国民党军内部的地下党员。
在四渡赤水中，三渡可以说是最从容的一次。大白天，红军在茅台镇，大摇大摆地渡过了赤水河。这要归功于贵州地下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国民党空军只要看到地面山头上，铺着白布上绘有红十字的标志，即表示地面部队是自己人，就不扫射轰炸。
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冒着极大风险送来的，还有红军急需的国民党军的布防、兵力、联络信号、山川形势等情况，以及能让红军长上“顺风耳”的电报密码本……
四渡赤水的胜利，情报工作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费侃如也一再强调：“过去，博古、李德也掌控着二局的情报，但他们却不会用，用不好。而四渡赤水战役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二局提供的情报……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形势，成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50天的时间，中央红军南北往返数次，东西纵横千里，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书写了一段战争传奇。
2015年11月底，遵义土城，冬日暖阳下，四渡赤水纪念馆，古朴、肃穆。不远处，赤水河潺潺流过。徜徉其间，仿佛看到，80年前，高高飘扬的红旗，从这里指向了远方……